在人們的印象中，王佐良先生是英國文學研究的集大成者，因為他曾主持國家重點社科項目——浩浩五卷本的《英國文學史》，並著有《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英國散文的流變》、《莎士比亞緒論》等扛鼎之作。王先生還寫成了大量有關英語語言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的論文、隨筆，並有自己的詩歌創作。在翻譯理論和實踐方面，他同樣成就卓著。應該說，他對翻譯有著特殊的感情。他曾說：「我是喜歡翻譯的，有時候，當我寫完了一篇所謂的『研究』論文，我總是感到：與其論述一個外國作家，不如把他的作品翻譯一點過來，也許對讀者更有用。」由於在文學、語言學、哲學以及西方文化等方面造詣極深，所以，他從事翻譯時，也就自然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王佐良最早的文學翻譯活動始於西南聯大任教時，授課之餘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譯成英文。儘管是剛剛涉足翻譯領域，但已顯示出在這方面不凡的才華。在這一時期，他還翻譯過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遺憾的是，當時正處於戰亂時期，譯稿不幸隨戰火化為灰燼。王佐良一生譯作以詩和散文為主。在散文方面，他譯過培根的《隨筆》中的部分篇章。雖然只譯了少數幾篇，但是篇篇精妙，堪稱散文翻譯的典範之作。另外，他還選譯過英國散文家科貝特的《騎馬鄉行記》。科貝特的文章曾受到馬克思的盛讚，王佐良十分喜愛。他的譯文同原作一樣質樸有力，散發著土地的芳香。當然，王佐良最為傾心的還是英國詩歌，所以英詩翻譯很多，出版過《彭斯詩選》、《蘇格蘭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等。就詩人而論，譯彭斯和蘇格蘭詩人麥克迪兒米德較多。這是他十分喜愛的兩位詩人。其他詩人的作品，如雪萊、華茲華斯、布萊克、葉芝等等，由於寫文學史時需要引用，也譯了不少。除此之外，王佐良還從事過為數不少的非文學作品翻譯：50年代初參加過《毛澤東選集》的英譯，70年代末，參與主持編寫工程浩大的《漢英詞典》，其中涉及大量翻譯工作。
翻譯活動伴隨了王佐良一生的文學研究生涯，他一邊翻譯，一邊思考，不斷總結自己的翻譯經驗，探索翻譯理論。其理論論述主要收集在《翻譯：思考與試筆》和《論新開端：文學與翻譯研究集》中。王佐良的研究豐富了新時期的翻譯理論。他最早從文體學角度和文化比較的角度論述翻譯問題，為當時並不十分活躍的翻譯理論研究帶來了新氣象。關於翻譯與文化的關係問題，在《翻譯中的文化比較》一文中，他提出：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翻譯所面對的是語言問題，但是如果一個譯者不了解語言中的社會文化，那麼他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他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譯者首先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其次，還得了解外國文化，包括一國的歷史、風俗習慣、經濟基礎、情感生活、哲學思想、科技成果等等。不僅如此，他還要不斷把兩種文化加以比較，因為譯文與原文的對等詞，應該是真正的對等，即在各自文化裡的含義、作用、範圍、感情色彩都相當。王佐良還研究過嚴復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指出正是由於嚴復了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同時摸透了中國士大夫的心智氣候，才投其所好，用典雅的古文來譯《天演論》，以引起士大夫們的興趣。因為譯語與原語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所以他不主張詞對詞的譯法，甚至句對句的譯法，而是要注意旬以上的單位，例如段落，乃至整篇文章。除了這些具有開拓性的理論外，關於翻譯的其它問題，王佐良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主張。擇其要點，列舉如下：
一、該直譯則直譯，該意譯則意譯，任何成功的翻譯都是直譯與意譯的結合。二、譯者只應該譯與自己風格相近的作品。如果無所不譯，必然導致劣譯。三、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那麼，王佐良又是如何在翻譯中實踐自己的主張的呢？我們不妨以他譯的培根的名篇《談讀書》為例，略加賞析。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 ability．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for ornament，is in discourse；and for ability，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博採，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於獨處幽居之時；其博採也，最見於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處世判事之際。單看這譯文，就是一段絕妙典雅的散文。略帶古風而又明白暢達，遣詞鍊句無不恰到好處。撇開原文，專讀譯文，也是一種享受。時下的各種翻譯，有幾人能達到如此境界？然而譯文並不是脫離原著而任意發揮。恰恰相反，譯文與原文堪稱水乳交融，珠聯璧合，無一處不貼切。用「怡情」譯「delight」，用「博採」譯「ornament」，用「長才」譯「ability」，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直譯，而是深刻領會原作後加以變通，在漢語中找出最恰當的字眼。同樣，用「獨處幽居」、「高談闊論」、「處世判事」分別對應「privateness and retiring」、「discourse」、「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雖然不是字字對應，但無不恰到好處。在句式安排上，用「其怡情也，最見於……之時；其博採也，最見於……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之際」三個排比句與原文相呼應，恰如其分地再現了原作的論辯氣勢。培根是17世紀的哲學家和散文家，相對於現代英語而言他的英文當然比較古雅，因而王佐良的譯文用的是淺近的文言，二者相得益彰。培根的文筆簡練，然而力透紙背，不論以小喻大或以大喻小，都能鞭辟入裡。文中警句疊出，俯拾皆是。這樣的文章要在漢語中再現其神韻，談何容易，然而王佐良做到了。「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譯文精練之至，不同樣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言了嗎？其實這樣的警句在譯文中比比皆是，好像譯者信手拈來：「讀書費時過多易惰，文採藻飾太盛則矯，全憑條文斷事乃學究故態」，「讀書使人充實，討論使人機智，筆記使人準確」。可謂真正做到了「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
當然，王佐良更喜歡詩歌，所以詩歌翻譯更多。他對羅伯特·彭斯和休·麥克迪兒米德似乎格外偏愛。二位詩人，一位生活在早期浪漫主義的18世紀，一位則為20世紀的現代詩人。不過二人共同之處卻不少：都生於蘇格蘭，都用蘇格蘭方言寫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語言的運用上既純樸又新鮮，極具感染力。這正是王佐良所欣賞和追求的風格——新鮮而又銳利。這裡也體現了他的翻譯準則：要選擇與自己風格相近的作品來譯。再以彭斯的名詩《我的愛人象朵紅紅的玫瑰》(「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為例，看一看王佐良譯詩的特點。Oh，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Oh，my love is like the melodie，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As fair art thou，my bonie lass，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my dear，Till a’the seas gang dry．譯詩沒有採取通常的以頓代步的方法，但是大體上保持字數與原詩相當，形式上力求接近。彭斯的詩富於音樂性，所以譯詩保留腳韻。這首詩是根據蘇格蘭民歌改編而成，故詩中多蘇格蘭方言，譯詩也用民歌的調子，十分通俗，多用疊詞如「紅紅」、「甜甜」，同樣民歌化。原詩語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話，譯詩也同樣清澈、流暢、毫無華麗雕飾之感。王佐良認為形象是詩歌語言裡最重要的成分，這是詩人最為看重的，所以譯詩必須高度忠實，即不要破壞原詩中的形象。然而由於譯語與原語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巨大差異，所以僅僅字面上的忠實不一定能保留住原詩的形象。例如這首詩中的形象——海水枯竭，巖石熔化——在原詩裡，在西方的文化環境裡，是新鮮的，具有表現力的。如果不假思索地譯成「海枯石爛不變心」，那就俗了，因為「海枯石爛」這一成語在漢語和中國文化裡已不新鮮，已是陳詞濫調。所以王佐良不用這一成語，直接譯成「大海乾涸水流盡」，反而能保持原詩的形象。
王佐良一貫主張注重形似的同時，更注重全詩的整體效果，即作品的意境、氣氛。如果某些形似的細節不足以促成總的效果，那麼可以根據語言特點加以變通，以保持全詩整體上的神似。這首詩中另外兩行中就有變通：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my dear，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在英語裡，「the sands O』life」就是成語。「sands」指過去計時的沙漏，這裡引申為「時間」，這在彭斯使用時已不新鮮，而漢文化裡沒有沙漏計時的對應說法，所以譯詩裡並沒有出現這一已失去新鮮感的形象。
在王佐良看來，一首詩，一部作品經過翻譯，固然與原作有血緣關係，但實際上脫離了母體，獲得了自己的生命，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文學翻譯的創造性，也正體現在這裡。王佐良先生雖然逝世了，但無論在英國文學研究，還是在翻譯理論與實踐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豐富的遺產，值得我們去欣賞和研究。王佐良先生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他誨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和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也將永遠是後來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