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徐軼青是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博士，聖地牙哥加州大學(UCSD)政治系助理教授，本文作者在過去的五年裡，在美國三所研究性大學求學，包括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以及位於加州的史丹福大學。在這篇短文裡，作者將談一些這幾年在學校裡的見聞，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需要說明，我就讀於政治系，因此，下面提到的情況對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和工程類學科）不一定適用。美國社會科學的研究生訓練，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
課程和論文訓練、
研討會(seminar)，以及
對學生職業發展的支持。大部分人比較關注課程設置與論文，對後兩方面的培養關注得比較少，但它們其實也非常重要。美國的社會科學院系一般要求博士生完成兩項目標：
一、在修課的基礎上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二、通過畢業論文答辯。許多院系還要求學生在第二年完成一篇「第二年論文」（second year paper），作為畢業論文的一次預演。以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係為例，博士生需要完成兩年共16門課的課程任務。學生也可以選修或旁聽更多課程，不必付費；而且，只要學生的學術導師同意，選課幾乎沒有院系的限制。許多同學在整個博士生涯中選修了20至25門課程。在這頭兩年裡，學生一般不需要做除了修課以外的任何工作，靠學校提供獎學金(fellowship)基本上就可以衣食無憂了。學校希望博士生們在這兩年心無旁騖地汲取知識，儘量不要受到經濟因素的幹擾。最近幾年，由於一些學校或院系財政狀況吃緊，或者招收的本科生數目上升，
它們也開始要求一二年級的研究生承擔一些教學或助研任務。我們暫時不討論課程設置的問題。在麻省理工學院，一門三學分的核心課程，一般每周有兩次一個半小時的主課（教授主持）和一次一小時的複習課（助教主持）。也就是說，一門核心課程，通常學生們一周要見面三次。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情況也類似。大部分教授給博士生授課是很用心的，我們從許多網上的公開課視頻裡就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網絡課堂缺少兩個重要元素，一是課堂裡的互動；二是在助教和同學的幫助下按時完成作業的硬約束。我認為後者更重要。以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博士階段的每門課程，每周需要15-20小時以上的課外時間用於閱讀、複習和完成作業。我也是這樣要求我參與授課的學生們的。麻省理工學院要求低年級博士生每學期選修四門課。哈佛的要求是三門。史丹福大學採用三quarter制，要求學生每個quarter選三到四門課。在這幾所學校，不少學生還在額外旁聽一到兩門課。總的來說，博士生們的課業壓力是很大的。我確實從學習和研究中得到許多快樂，但是這些年下來，我深信以快樂為宗旨的教育，恐怕達不到期望的效果。我的一位老師對一年級博士生的要求只有兩個詞：
No Whining（不要抱怨）。博士生一開始對做研究沒有什麼概念。主要的辦法當然是閱讀前人的作品，輔之以工具類課程的嚴格訓練。最近一兩年，我們系有一個小創新，即在為一年級開設的一門《研究設計》課中，指導學生撰寫研究計劃，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博士獎學金。這項教學實驗還是比較成功的——先後有三位一年級同學得到了NSF的資助。這不僅是博士生們值得誇耀的榮耀、給系裡節省了資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
培養博士生們獨立開展研究和日後申請研究經費的能力。在第二年末，系裡期望學生能完成一篇可被發表的論文，這是所謂的「第二年論文」。在現實中，絕大多數論文達不到發表的要求。在學術生涯的起點，總難免要生產一些糟糕的文章，但這樣的練習也很有價值。
與國內不少學校的情況相反，我所知的幾所學校對博士生發表論文的數量都沒有任何硬性要求。因此，博士生沒有什麼動力發表水準不高的論文。
經過一到兩個月緊張的複習，博士生要通過資格考試，包括筆試和口試，主要考察博士們對本領域文獻的掌握程度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博士階段，除了學生自己，幾乎沒有人關心他或她的考試成績——教授不太關心，未來的僱主則根本不關心。每個院系的考試安排略有不同，哈佛大學政府系是在第二年末進行的；史丹福大學政治系則將兩門資格考試安排在兩個學期。我們系把資格考試安排在第三學年初，分兩天對博士生選擇的兩個領域進行考察，每個領域一天（八小時）。按照領域的不同，可能是三篇2500字左右的寫作，或是一個很長的習題集。考試很緊張。我記得單單考試的兩天，我就丟了一公斤以上的體重。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再在8小時以內寫過那麼多英文。斯坦福政治系的考試，每次（一個領域）長達52小時——跨越一個周末——答題者有時被要求完成三篇8000字的文章，我覺得那太長了。考試確實能檢驗學習效果。不過我還是認為資格考試浪費過多時間了。比較可取的辦法，可能是把資格考試安排在第二學年末的暑假前進行。另外，考試時間其實可以縮短到3到5個小時。這樣，第二年結束後暑假可以用來想博士研究的題目。麻省理工的經濟系就是這樣做了，效果很好。這項改革在政治系被提了幾次，可是每次都被否決。最反對這項改革的，正是面臨考試的低年級學生們。
通過資格考試的博士生被稱為「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此後，他們就得以研究為主業了。不過，
從第三年起，他們也被要求承擔助研(research assistant，RA)或助教(teaching assistant，TA)的任務。前者要幫助教授完成指定的研究任務(一周10小時左右)。許多時候，老師們願意與學生們合作。一方面學生參與研究的積極性更高，完成任務更利落;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學生的職業發展——如果幸運的話，學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走完發表論文的全過程。
在和教授合寫論文的過程裡，博士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除了研究和撰寫論文以外，還包括如何與學術雜誌的編輯溝通、如何回應匿名審稿人的批評等等。老師們對學生的獨立研究一般也很支持。我寫完第一篇達到發表質量的文章後，先後有五位老師為我逐字逐句地修改語病和提出建議。我身邊的大部分同學都有這樣的經歷。一位老師曾告訴我，老師們對學生的關心程度，與學生的努力程度是正相關的。他說得很有道理。助教不僅要批閱作業，往往還需要承擔輔助教學任務，如上面提到的每周一小時的複習課。對於助教，他們備課的時間往往超過每周10小時。不過助教工作除了能讓博士生賺取生活費外，也讓他們獲得了寶貴的教學經驗。我們系要求博士生在畢業前至少任助教兩次。由於學校的本科生比較少，當助教的機會很難得，大家都希望有機會教那些對自己的能力有提升的課程。由於助教的勞動力供給很大，教授們不得不開會討論，來匹配博士生們的研究興趣、過去的助教經歷和他們教課意願。在其他很多學校，由於本科生人數比較多，則經常會出現助教人手不夠的情況。
畢業論文毫無疑問是博士生生涯的重頭戲。
為了督促博士生們合理安排時間，系裡一般要求博士生在三年級結束前開題。此時，
博士生的論文委員會正式成立。論文委員會由三至五名成員組成，俗稱為導師。與其他領域不同，在社會科學領域，導師與學生的關係是比較平等的。導師可以在中途更換，但學生要及時與老師們溝通。
在開題後的兩到六年內，博士生完成一次中程答辯和一次畢業論文答辯。博士候選人通過論文委員會的畢業論文答辯後，就可以正式拿到博士學位了。後兩次答辯的時間是比較隨意的。在美國，社會科學的博士教育實際上已經不是所謂的「寬進、嚴出」，也不單純是「嚴進、嚴出」，而是「嚴進、找到工作後出」。有一位教授曾和我開玩笑說：一個博士是否能拿到博士學位，是由兩個委員會決定的，一個是本人的論文委員會，另一個是求職院校的聘用委員會(hiring committee)。同時，麻省理工學院對學校博士生中途離校持非常寬鬆的態度。我在經濟系的一位好友Bill去華爾街工作了。他可能是我上的那節課上最聰明的學生。他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沒有任何人反對。我的同班同學Peter離校創業，老師們都很支持，也隨時歡迎他回來取得學位。Peter的創業很成功，所以目前看起來，他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這種全力支持的態度一開始挺讓我吃驚的，因為招收一名博士生，系裡實際上為之要花費數十萬美元。但換個角度想，學校愈尊重學生的個人選擇，學生對學校的感情愈深，日後也許會做出驚人舉動。誰知道哪?在我看來，
博士生階段最重要的訓練，是在研討會裡完成的。雖然研討會幾乎完全自願出席（在哈佛和斯坦福，研討會有時會作為課選修，但基本上也不存在實質上的考核機制），但沒有人忽視它的重要性。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的研討會大致有兩類。一類是
正式的研討會，多邀請其他院校的教授來講他們最新的研究。另一類是
非正式的研討會，常常由學生自己組織，自己參與，
自己選擇演講的題目，教授有時會出席點評。
這兩類研討會都很重要。我認為後者尤其重要，因為博士生們可以真正參與到研究過程裡面來，學習接受批評、回應批評，和在批評的基礎上改進研究。也有一些研討會是兩者的混合，既邀請外校學者，也給本校的學生機會。在哈佛和斯坦福，還有一些研討會是閉門的，只有本校該方向的老師和學生可以參加，並講述自己的學術論文。大部分研討會有免費食物，由學校或院系出資。博士生們不富裕，而且常常沒時間做飯，免費食物是他們參加研討會的很重要的動力。不過我聽說，提供免費食物是私立學校特有的現象。我特別感激與經濟系及哈佛政府系合辦的政治經濟學早餐(Political Economy Breakfast)。我的一位導師幾乎每次都出席。如果他和其他早餐會的成員認可了一項研究，我們大概就知道這項研究八九不離十了。因此，我們都很珍惜在早餐會演講的機會。我曾擔任過早餐會的主持人（負責協調演講人和給參與者買早飯）。開學以前，我把講座邀請發到郵件列表，不到兩小時，十幾個演講的空位就被眾人一搶而空了。老師們的出席很重要。一方面，他們的研究經驗遠勝過學生，提的意見往往也更有價值；另一方面，他們出席可以保證研討會的凝聚力。類似由學生主講的研討會在麻省理工學院有不少，我經常參加的有經濟系的發展經濟學午餐會和斯隆商學院的組織經濟學午餐會。發展經濟學和組織經濟學圈內最有名的幾位學者每周都會準時參加。這些早餐會或午餐會，有點像我在北大參加的導師的組會。我現在仍然覺得北大的組會幫助很大，因為我的導師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研究；而在劍橋，大部分時候得靠自己——自己選題、自己分析、自己準備演講。不過，因為這裡熱烈而善意的批評環境給學生的壓力更大，因此也更鍛鍊人吧。這樣的訓練特別重要，因為對別人的工作提出挑戰，以及迎接同行的挑戰，是學者日後工作中的家常便飯。我們系裡的另一個非正式研討會叫做
GSWIP(Graduate Student Work in Progress，意為研究生們的半成品)，類似北大的博士生論壇。如它的名字那樣，討論的形式比較輕鬆，教授們一般也不會出席。雖然演講的質量常不如前面提到的早餐會，但大部分糟糕的研究想法基本能被眾人擋下來。劍橋的研討會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即
跨校合作。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正式、非正式研討會（甚至課程）都是跨校合辦的。一個例子當然是上面講的早餐會，還是比較有名的政治經濟學論壇和應用理論論壇（由A. Shleifer、P. Aghion和D. Acemoglu等人合辦）。此外還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大學三校博士生合辦的中國研究論壇。許多同學就是通過這個論壇成為合作者的。從地理上說，清華和北大的距離比劍橋兩校更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相距3.5公裡或兩站地鐵)，可是很少聽說兩校合辦周期性的講座或研討會。這是很遺憾的。在一位教授的提議下，我們系最近幾年還有一項創新，叫
Idea Conference（出主意的會）。它的作用是幫助三年級(或更低年級)的博士生選題。在這個很輕鬆的會議上，每個參與的博士生有五分鐘時間向全系的教授和學生講一個在考慮中的想法，供大家批判。目前很難判斷這個會的成效。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主意，因為許多想法要麼從一開始就是錯的，要麼不夠重要。在博士階段，有人阻止你做一件浪費時間的事情，往往比有人建議你做一件對的事情，更加難能可貴。最後，有必要講一下老師們和學校對博士生職業發展各方面的支持。我認為，這也是美國高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比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改進是細微的，不需要重大的體制改革，但對心理常常很脆弱的博士生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和寬慰。我舉幾個例子。
我接觸的幾所學校都有學術導師制度。學術導師的職責在第一、第二年給予博士生學術(包括選課)、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指導。通常，學術導師也要為學生的學術不端行為負責。在大部分情況下，學術導師是根據學生的興趣分配的，但更換起來也不困難。我的學術導師雖然後來沒有做我的論文委員會主席，但在過去幾年裡給予了我大量幫助，
例如指導我選課，幫我規劃資助的來源，建議合適的研究路徑，甚至在突發情況下，指導我如何應對媒體採訪等等。另外，
每學期末教授全會要對每位博士生的學習和研究狀況進行評估。他們互相分享每位學生取得的成果和碰到的困難，適時和有限度地對博士生進行鼓勵或提醒——祝賀和提醒有時是書面的，因此是很嚴肅的事。這樣做的好處是大部分教授對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也增加了不同領域的教授與博士生之間合作的機會。
「開門」政策（open door policy）。麻省理工學院的開門政策是有名的。但它其實不是項政策，而只是項慣例：
教授在學校時一般把辦公室的門開著，意思是歡迎學生隨時打擾。這項慣例說起來簡單，其實對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來說，是巨大的負擔——反過來，這是學生巨大的福利。在我們系，相近領域老師和博士生的辦公室緊挨著，所以學生和老師幾乎處於持續的交談狀態。我曾問一位年輕老師他是怎樣完成自己的研究的。他告訴我，他每天起床來學校前工作3小時，晚上回家後再工作4小時，白天就基本交給學生們了。這種時間上的付出是驚人的。這也許是麻省理工學院與其他學校的不同之處。學校的本科生比較少也是這個慣例能持續的原因之一吧。最近幾年，國內的學校積極鼓勵博士生赴海外訪學或參加會議，效果很明顯。在美國的研究生院也有類似的制度。例如，我們系每年給每位博士生提供800美元的學術會議支持。錢不算多，但也不少了。系裡同時要求博士生在赴會前將論文上傳去公開的工作論文伺服器。我認為這個細節做得很好，比較巧妙地督促學生完成學術任務，但並沒有增添繁瑣的官僚手續。系裡同時還提供每年500美元的研究經費，前提是提交一份簡短的研究計劃。只要認真申請，幾乎所有人都能得到這筆經費。這筆錢雖然也不多，但可以用來完成一些小的數據搜集工作了。在史丹福大學政治系，每位博士生每年可以直接獲得約1000美元的職業發展經費，用於參加會議和學術研究。美國高校對學生職業素養的培養也很重要，大致有幾方面的內容。首先，
由專人負責（教授們輪流擔任）為求職的博士生提供服務，包括指導準備申請材料、提供面試建議、預約試演講的時間（每人至少有一次全系老師參加的試演講）、如何與未來的僱主討價還價等等。我甚至還聽說，我們系的一位教授親自為學生挑選西裝。拿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我的老師們曾幫我逐字修改申請材料，還在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為我安排了好幾次規模不等的試演講，對我後來找工作很有幫助。
第二，給博士生創造環境、提供經費，鼓勵他們為系裡以及低年級學生開設短期課程、組織論壇、協調外請演講人等等。這些技能都是博士生日後會用到的。第三，我們系
還給博士生參與院系決策的機會。例如，學生代表會參與聘用新教師的過程。這件事聽起來很神奇，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觀察到這個現象。例如，在參與招聘新教師的過程裡面，作為學生代表，我讀過上百人的申請材料和他們的推薦信;同時在聽取其他同學意見的基礎上，參與委員會的工作，對教授全會提出了聘用建議。允許學生參與這樣重大的決策顯然是有成本的。一般來說，學生對相關領域的理解比教授要淺薄得多，未必能夠正確評估候選人的潛力。不過這樣做也有好處。一方面，教授會議可以聽到一些來自學生的聲音，這對維持和提升教學質量很重要;另一方面，對參與的學生是個開眼界的好機會——通過這個機會，他們可以了解到自己該為就業市場做什麼樣的準備;也可以幫助他們理解一個學術機構是如何運作的。當然，這種制度之所以可能，也是因為聘用新教師的過程比較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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