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現在的防疫策略就是沒有策略，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 事實上，我認為現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在於：我們還沒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區正在發生什麼、將要發生什麼。
● 繼中國的第一波疫情、歐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後，其他地方會不會出現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 中國很幸運，有鍾南山、張文宏這樣具備公共衛生素養的臨床醫生。為什麼大家願意相信鍾南山、張文宏？因為臨床醫生有臨床醫生的敏銳，還有絕對不能說假話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會說謊的。
3月18日，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教授盧山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就全球疫情發展趨勢、中國未來疫情風險、公共衛生體系優化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盧山持續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並將於3月20日在由未來論壇發起的《理解未來》科學講座——「病毒與人類健康專題科普」上解讀疫苗研發的最新動態。
以下為訪談全文：
《中國科學報》：目前一些國家選擇了比較「溫和」的管控措施來應對疫情，英國甚至提出通過感染大部分人來獲得群體免疫。
您怎麼看待這些國家採取的措施？
盧山：「溫和」這個詞不準確，這不是「溫和」，而是「殘酷」。
所謂「群體免疫」在理論層面上沒有錯，但社會和個人付出的代價將是非常巨大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各國和英國自己的媒體及專業期刊都在對此批評指責。對英國來說，「群體免疫」策略仍屬於個別顧問的建議，尚未被正式採納。
因此，大家擔心的「群體免疫」舉措及其惡劣後果，目前尚未發生，未來我想也不會發生。
《中國科學報》：隨著世界疫情日益嚴峻，境外輸入壓力越來越大，中國能保住目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嗎？我們有重回「至暗時刻」的危險嗎？
盧山：我相信中國目前的局面可以一直保持。傳染病看起來很可怕，但如果我們大家的信息都很公開，病毒來了，就馬上圍堵它、消滅它，它的危險性就很小了。
14億中國人民，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相當於做了一個很偉大的人群試驗。這個病毒的人群感染有3種模式：武漢模式、湖北（除武漢外）模式、全國其他地區（包括北上廣）模式。
事實證明，病毒來到一個地區會不會造成嚴重危害，關鍵在於這一地區的感染患者和醫療資源的比例。
另外一個關鍵在於，真病例和假病例千萬不能混在一起，不能讓有感冒症狀的病人都衝進醫院，衝垮醫療系統——這也是方艙醫院在緩解壓力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基礎上，境外雖然陸續有病例輸入，但總體數目不會太大。我們的大型機場、管理和醫療系統處理這些問題已經很有經驗：來了一個病例，怎麼管理、怎麼轉運、怎麼治療，都有全套的班子。
中國這套班子至少半年內不會撤掉。就算有人「漏」進來了，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有的老百姓和行政人員、執法人員都會儘快把他找出來。
所以我不擔心中國會回到武漢暴發早期的那個時刻。
《中國科學報》：看來您對國內控制疫情還是比較樂觀的，那您對世界疫情形勢的看法如何呢？
盧山：歐洲雖然表面上沒有採取像中國這樣積極的隔離措施，但在義大利的前車之鑑後，英國、德國等國家很有可能是採取了「外松內緊」的方式，雖然政府沒有太多的強制性措施，但各地和人民已經開始自我管理了。
再加上歐洲本身有比較好的衛生環境、醫療體系、社會保險和福利機構，我認為他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達到疫情的控制。
而美國現在的防疫策略就是沒有策略，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2月初，美國對於控制第一波可能感染者入境做的很好，但對於第二波病例輸入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一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限制歐洲旅客入境。消息一經公布，又有大量從歐洲回流的人趕在封鎖前湧入美國。
所以接下來美國會出現多少病例，要在2周後揭曉。
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是，老百姓已經出現大面積緊張情緒，多數單位已經自行開始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員工在家辦公，街上的人大大減少，在鄉下的咖啡店也掛牌提示：「您可以點餐帶走，但我們不希望您坐下來享用」。
由於基礎病例數不多，且美國各地的醫療體系已經嚴陣以待，我認為美國大部分地區未來的疫情狀況還是有可能會向之前的北京、上海模式靠攏，美國的疫情最終應該還是會控制住。
事實上，我認為現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在於：我們還沒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區正在發生什麼、將要發生什麼。
繼中國的第一波疫情、歐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後，其他地方會不會出現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中國科學報》：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環境下，疫苗的重要性已急劇凸顯。但是我們看到，至今還沒有任何人類可用的冠狀病毒疫苗上市。
冠狀病毒的疫苗研發是否比其他病毒更加困難？我們對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發還能樂觀以待嗎？
盧山：新冠病毒出現之前，有6種冠狀病毒在人群中流行過，其中4個一直存在於人群中，每隔三五年就會流行一遭，因為症狀輕微所以沒人在乎。
引發社會大規模關注的冠狀病毒就是SARS和MERS，但這兩種病毒至今也沒有疫苗上市。為什麼呢？
一種傳染病，會不會有疫苗、什麼時候能得到疫苗，關鍵在於4大力量的競爭和制衡——科學、技術、監管機構和社會需求。
HIV病毒疫苗遲遲不能問世，更多是科學技術上的限制。但與HIV病毒能終身感染人體不同，這次新病毒是自限性感染的，這說明人體可以產生抗體去控制這種病毒，因此從理論層面，新冠病毒疫苗做成功的希望是比較大的。
一般來說，疫苗從研發到上市的周期確實很長，有人說需要8到20年，但這個周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政治因素，在確保候選疫苗沒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很多流程是比較靈活的，也是可以開綠燈的。
最後，疫苗能不能做下去，還跟生產規模、企業投資獲益期待、社會心理因素等有關。要看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是渴望這個疫苗出來，是不是願意接種這個疫苗。
《中國科學報》：當前新冠病毒的大範圍擴散傳播，是否會增加病毒的變異和多樣性，從而給疫苗研髮帶來更大的困難？
盧山：有一個認識需要澄清。很多人相信「新冠病毒是RNA病毒，而RNA病毒都很容易發生變異」——事實並非如此。
HIV病毒之所以突變率很高，是因為作為一種逆轉錄病毒，它缺少對基因組逆轉錄錯誤的校正（proofreading）機制。這跟新冠病毒是不一樣的。
那麼新冠病毒是否容易發生變異呢？至少我們看到這種病毒已經感染了逾20萬人，但尚未發現大的變異。我覺得這還談不到給疫苗研髮帶來阻礙。先把疫苗做出來，再擔憂是否有突變的可能。
《中國科學報》：此次疫情暴露出各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哪些問題？
盧山：50年前，如果一個政府領導人聽說發生了疫情，會找一些傳染病方面的臨床醫生來諮詢；20~30年前，領導人可能更青睞病毒學家等微生物方面的專家，因為他們能講出基因組等更加先進高級的信息；現在領導人則會聽取公共衛生系統專家的意見。這種演變趨勢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險的。
因為這三種人的專業背景雖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在面對傳染病時，單一知識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中國很幸運，有鍾南山、張文宏這樣具備公共衛生素養的臨床醫生。為什麼大家願意相信鍾南山、張文宏？因為臨床醫生有臨床醫生的敏銳，還有絕對不能說假話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會說謊的。
但我絕不是說病毒學家、公共衛生專家不重要，而是說我們需要一個制度體系，把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集中在一起，綜合分析問題的方方面面。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衛系統及其工作人員不能跟社會環境脫節。公共流行病調查，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用電腦就能解決的。
真正的流行病專家，要對地方，特別是具體的城市和鄉村有深刻的認識，要懂天文地理，要懂水文氣象，要懂社會風俗，人們怎麼飲食、怎麼過節、怎麼打招呼，都會影響傳染病的傳播形勢。
要「在幹中學」。
《中國科學報》：那麼以人類目前的科技和醫療條件，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樣的情況會不會重現？
盧山：我們剛剛跟「1918」擦肩而過。
今年1月底2月初的時候，我非常擔憂，擔心武漢以至湖北醫療體系徹底崩潰，擔心前去支援的全國最一流的專家倒下，不僅因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好友，也因為這會摧毀國家抗疫的寶貴力量。
謝天謝地！這些都沒有發生。
感謝全國的醫護人員，感謝所有為抗擊疫情做出努力的行政人員、管理人員和各行各業的人們！
（專訪丨中國第一波、歐美第二波，還會出現第三波大疫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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