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拆遷通州分2套房，哥哥姐姐各一套，弟弟怒而起訴

孔子曾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雖是指導當時的稅收思想，可用在如今子女分家產的情境中，也是再適合不過了。

家住北京通州區的劉先生就因為家裡分房問題，倍感委屈。在他看來，父母的公租房拆遷，分了兩套房，哥姐承諾有他的份額，結果卻是哥姐一人一套，而他什麼都沒有。那麼，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

劉先生的父母共生育了三個子女，分別是劉大姐、劉二哥、劉先生。劉父和劉母原本在西城區有一套面積為11平方米的公租房，一家五口居住在內。後劉父的工作單位給他們分了一套位於朝陽區的兩居室，劉父和劉母就帶著兩個兒子搬到了朝陽居住，西城區的公租房由劉大姐居住。

再後來，劉二哥結婚後在朝陽和父母一起居住，劉大姐離婚後也一直居住在西城區的公租房內，劉先生作為小兒子，結婚沒有房住，只能在外租房。劉父和劉母均有工作，有退休金，經濟上不依賴子女，晚年有保姆照料，三個子女也均對老兩口盡了贍養義務。

1995年，公租房拆遷，分了兩套位於通州區的回遷安置房，分別是101室和402室。其中101室登記在劉父名下，402室登記在劉二哥名下。

2014年，劉父和劉母怕日後劉先生爭奪財產，遂立下「遺囑」，將101室留給劉大姐繼承。2016年11月，劉父去世。2019年，為了辦理101室房屋的過戶登記，劉母和劉大姐提起了繼承訴訟。

庭審中，劉先生稱，他是家裡的老小，平時工作非常忙，拆遷的時候，母親對他說有他的份兒，哥姐不會虧待他的，讓他放心。哥姐也跟他說有他的份兒，不讓他參與，加上他住得遠工作忙，就沒有操心拆遷的事情，多年來也沒有問過。結果，拆遷分了兩套房，一套由劉大姐居住使用，另一套由劉二哥用於出租。劉先生認為哥姐串通起來欺騙他，沒給他任何拆遷利益。劉先生稱，父親在世時，他一直經常看望陪伴，去醫院陪護照顧，對父親盡到了贍養義務，所以他要求繼承涉案房屋。

劉二哥則稱，當時拆遷政策規定，戶口在此且在他處無住房可以分得房屋，他符合條件，所以他和劉父各分得一套房屋。402室是他自己出資購買，未享受父母的工齡優惠，101室是劉大姐出資購買，雖然使用了父母的工齡優惠，但他們認為101室實際上就是劉大姐的。而弟弟劉先生的戶口不在拆遷地址，所以不具備分房資格，他們從未承諾拆遷有劉先生的利益。劉二哥表示，如果法院審查後認為他對涉案房屋享有繼承權，則他自願放棄他應繼承之份額，並將之贈與劉母。

劉大姐提交了一份代書遺囑及視頻錄像，代書遺囑內容大意為：「劉父劉母將101室留給劉大姐繼承。時間是2014年2月14日。」落款處有劉父劉母籤名，因不具備法律知識所以沒有讓代書人及見證人的籤字。視頻錄像顯示：劉父劉母二人同坐在攝像設備前，分別陳述將101室留給劉大姐一個人，沒有劉二哥和劉先生的。因不懂法律知識，所以錄製人及見證人均未在錄像中出現並表明身份。

審理中，劉大姐和劉二哥明確表示，如果法院審查涉案遺囑無效，則二人均自願將應繼承之份額贈與劉母繼承所有。

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房屋是劉父和劉母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取得，故為兩人夫妻共同財產，各享有二分之一產權份額。劉父去世後，其繼承人對劉父所享有的二分之一產權份額享有繼承權。

關於劉父和劉母所立遺囑的效力，法院認為，為了充分保證遺囑的真實性，確保遺囑體現遺囑人處分自己遺產的真實意思，法律規定遺囑需符合一定的要式性要求。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註明年、月、日，並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籤名。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而劉大姐提交的代書遺囑缺少代書人及見證人籤字，故該遺囑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規定，不具備法律效力。我國繼承法對錄像形式的遺囑沒有明確法律規定，實踐中應當參照錄音遺囑的相關規定，原告提交的錄像因缺少見證人在場見證，故該錄像遺囑不具備法律效力。

根據庭審中查明的事實，姐弟三人均對劉父進行了贍養，應平均繼承劉父的遺產。因劉大姐和劉二哥自願將應繼承之份額贈與劉母，最後，法院判決：101室歸劉母和劉先生共同繼承，劉母佔有該房屋八分之七的產權份額，劉先生佔有該房屋八分之一的產權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