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鮑鵬山（上海開放大學教授）
一個獨特的文學史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最初是作為文學史來寫的，而且是命題作文。2003年，當時的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我的老師賀聖遂先生，給我一個任務，讓我寫一個獨特的文學史：立足於名家和名著，更突出作家作品的展示，以點帶線，突出和深入一點，並主要側重讀者的感性體驗。
賀聖遂老師在做文學史類圖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曾做過兩本非常有影響的文學史，一套是章培恆、駱玉明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上中下），後來修訂為《中國文學史新著》；還有一本駱玉明先生的《簡明中國文學史》，都是在他主持復旦大學出版社工作時出版的，前者當時全國轟動，成為現象級的出版盛事，後者後來還出了英文版，版權輸出到英語世界。可以說，賀老師在文學史著述的組織和創意上，非常有想法，並且非常成功。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鮑鵬山 著 商務印書館
我在讀大學時，包括後來在大學做文學史教學時，使用的是遊國恩的文學史，輔助的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的文學史，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文學史，劉大傑先生的文學史，後來還有褚斌傑、袁行霈、李修生等的《中國文學史綱要》。這些文學史都是給大學的專業學生讀的，側重知識性和系統性，是立足專業教育的教材。
賀聖遂老師讓我撰寫的文學史，我當時的理解，是要給一般的非中文專業的文學愛好者，寫一本感性化的文學史，不以知識的體系性為目的，而以文學自身的魅力來感動讀者。
邱吉爾講過一句話「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寫歷史」，我們給讀者描述出什麼樣的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給讀者建立一種文學的概念。所以，可以想像，賀老師讓我寫這樣一本文學史，我的壓力非常大，同時也感到很榮幸，文學史的寫作在中國有那麼多頂尖的學者，賀老師看重我，讓我這樣一個學問膚淺的人來寫，當時非常感動。好在，我有近20年的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經歷，並且給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生講過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文學史和文學大家。而且，我的講述，更側重於對作者內在心靈氣質的理解，對作品藝術感受力和哲學意義的延伸，這可能也是賀老師選中我的原因吧。
2006年，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是在復旦大學出版社，書名叫《中國文學史品讀》。初版12年後的今天，商務印書館重版了這本書，書名改為《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感情記憶
我閱讀和使用過的那些文學史，寫作者幾乎都把寫作對象想像成是大學中文專業的學生，所以是以專業知識的介紹作為寫作的主要目標，其成書的風格、氣質、面貌，是大學中文專業教材。
我想，能不能換一種方式，把文學史寫得讓非專業的讀者也能讀，也想讀，讀了覺得有收穫。中國文學史中有那麼多偉大的作家，有那麼多偉大的作品，把這些作家和作品所展現出來的、心靈中的某種真實展現出來，這才是所有人都有感受、都會感動的東西。就文學及其歷史而言，物理的真實固然很重要，是基礎，但我們更需要一種心靈的真實，因為這種真實才能超越時空，超越一個作家自身經歷經驗和作者之間的隔膜，而且，我覺得，心靈的真實才是本質的真實。我們物理地探討一個作家的生平和某一作品的創作背景，很重要；但是，讓所有人共鳴的不是他的經歷，而是他在某種特定背景下和個人經歷下心靈的震顫。我們能不能通過一個民族的文學來看一看這個民族的心靈？這不僅需要事實的考據，還需要心靈對心靈的體察、體諒和體味。古人特別喜歡講讀詩文時的「涵泳」，朱熹說：「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陸九淵在《讀書》詩裡也寫道：「讀書切忌在匆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涵泳」已作為一種讀書方法被提出。再如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二九：「熟繹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則差別畢見矣。」曾國藩在《曾國藩家書》中說：「涵泳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涵泳者，如魚之遊水，如人之濯足……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之表。」所以，所謂「涵泳」，其實就是指閱讀者沉潛到作者作品的心靈深處，去體會他的心跳，體會他的內在情緒。在今天，在學術化對物理真實近乎偏執追求的情勢下，對心靈真實的體會和感悟，才是文學史必須堅守的一隅。
這本書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剛好40歲，在大學裡一直講中國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學作品。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把近20年在大學裡教學的很多想法，包括在課堂上的一些靈感都濃縮在這本書裡，可以說，這本書帶著我本人很多青春時期的色彩，以至於我在重版時曾經猶豫是否要做一些語言上的調整，使其看起來更沉穩和理性一些，但最後還是按照原先的樣子幾乎一字不改，畢竟這裡面有我個人的青春記憶，它讓我想起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大學講壇上講課時的經歷。其實，中國古代文學史，不也是我們民族的青春記憶嗎？
讓文學回到最初的功能
作為文學工作者，我經常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文學最初的功能是什麼？難道是一個專業？是一個職業？是創作者的職業？就算是職業，創作者給社會提供的文學作品是一種產品嗎？就算是一種作為交換的產品（商品），這種產品的功能是什麼？讀者或受眾為什麼需要這種產品？
我想，如果我們回到原點，文學最初的出現，「杭育杭育派」也好，「舉重勸力」也好，「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也罷，文學最初的功能首先是心靈的表達，然後用我的心靈表達感動另外的心靈。就像卡爾·雅思貝爾斯說的，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要講清楚文學史，講清楚文學，講清楚作為心靈表現的文學，你自己就得是個心靈，就得是一棵樹，一片雲。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這種喜怒哀樂往往是非常個性化的，但是實際上又有很多共性，有著共性的模式。每個人被觸動內心中喜怒哀樂的條件是不一樣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但是由此產生的類型感受卻是有相同之處的，不然文學怎麼能夠讓我們產生共鳴呢？為什麼2000多年以前的《詩經》《楚辭》，1000多年以前的李白、蘇東坡這些人的作品能夠感動我們？一定是有共性的東西。如果我們把文學史看作是一套知識體系，我覺得這套知識體系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沒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把文學看成是人類心靈的表現，讓每個人面對生活的時候，都能從文學中找到類似的情感經歷，他就會因此而心靈豐富。
文學的起點是作者自己的內心感觸，文學的終點是他的感觸感動了讀者，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在這樣的感動之中，我們的心靈越來越柔軟，我們的內心越來越敏感，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非常物質化的時代，我們變得很懵懂，甚至很麻木，但是文學可以讓我們的心靈重新回歸人性。
《光明日報》（ 2018年09月02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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