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見一名涉嫌強姦的犯罪嫌疑人後，江西籍律師熊昕自己也成了犯罪嫌疑人。
熊昕被起訴的罪名為刑法第306條的「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起因是他在一次會見時沒有關門，與當事人的談話被附近的一名民警聽到了。民警認為律師在教唆嫌疑人作偽證，隨即將其舉報。
從2018年7月3日被公安機關傳喚起，熊昕一直未認罪。他表示自己只是幫當事人歸納事實要點，是正常履行律師職責。今年8月27日，熊昕案在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一審不公開審理時，他在庭上表示「指控的犯罪事實不存在」。
熊昕案很快引起法律界的關注。上海律師鄧學平曾撰文表示，「雖然律師會見當事人不得被監聽早在2012年就被寫入我國刑訴法，但實踐中，會見被監聽的現象遠未斷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易延友則認為，律師是否構成辯護人偽證罪，要看其是否具有主觀故意。「只有辯護人明知案件真實情況，但為了贏得勝訴，指使被告人做出與真實情況不符的供述時，才符合第306條的情形。」
熊昕案並非第一起律師觸犯刑法第306條的案例。新京報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發現，至少有14起案件的被告人涉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
緣起一樁強姦案
熊昕案的緣由，要從一樁強姦案說起。
2018年2月2日，女孩麗麗走進了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紅谷灘分局。麗麗是來報案的，說遭到了強姦。
三天後，紅谷灘公安分局抓獲了兩名犯罪嫌疑人——青海男子張誠和馬邁。因為張誠提到，老鄉王浩也曾和麗麗發生關係，後來麗麗還向公安機關報了案，王浩因此被紅谷灘分局網上追逃。「2018年3月22日，王浩在青海一家賓館裡被警方抓了，後來送到紅谷灘公安分局接受調查。」今年10月26日，王浩的家屬告訴新京報記者。
依據南昌市東湖區法院的判決，2017年7月的一天，王浩添加了麗麗為微信好友，雙方互相介紹後，麗麗提出向王浩借錢。王浩假意答應後，將麗麗約到了南昌市紅谷灘的一家KTV門口見面。之後，張誠和王浩開車將麗麗帶走，張誠先與麗麗在汽車後排強行發生關係，王浩隨後也與麗麗發生關係。
依據判決，王浩辯稱與麗麗發生關係後，當場給了她100元。王浩家屬告訴新京報記者，王浩還曾通過微信轉給麗麗50元，他們見過微信轉帳憑證。
2018年4月14日，王浩因涉嫌強姦被紅谷灘分局刑事拘留。那之後，他的家人通過朋友找到熊昕，希望得到法律上的幫助。
熊昕是江西東昉律師事務所主任，42歲，南昌人。1998年，21歲的熊昕從南昌大學酒店管理專業畢業後，參加了全國律師資格考試，2000年至今一直從事法律工作。
涉案律師熊昕。受訪者供圖
熊昕的妻子王貝貝記得，第一次與王浩的父親見面後，熊昕沒有立刻接受委託。因為王浩當時已被刑拘，而且做了有罪供述，他認為案子有難度。
考慮了一兩天後，熊昕和王浩的父親於2018年4月20日籤訂了律師委託協議。
會見嫌疑人時被警方聽到
籤訂委託協議的當天下午，熊昕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6號律師會見室內，第一次會見了王浩。
據熊昕的辯護人透露，那次會見時，王浩否認了暴力恐嚇及強姦。他說麗麗是提供性服務的，自願與他和張誠發生關係，沒有抗拒或呼救，自己事後還給了錢。王浩還告訴熊昕，前兩次供述之所以認罪，是因為被辦案人員打了。
熊昕為那次會見製作了筆錄，2019年10月22日，新京報記者從熊昕家屬處看到了這份筆錄。筆錄上不是完整的對話，而是一些零碎的關鍵詞，比如「認識一個女孩，搞過」「我沒恐嚇」「給了100元錢，微信轉帳50元，收下了」等。但筆錄上沒有王浩籤名。
王浩案對應的管轄檢察院為東湖區檢察院，2018年4月24日，熊昕向該檢察院遞交了《建議對王浩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見書》，依據會見時王浩的陳述，熊昕認為王浩的行為應被認定為嫖娼。
遞交意見書的當天下午，熊昕第二次會見了王浩，全程大約20分鐘。這次是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12號提審室。熊昕的父親也是一名律師，據其介紹，南昌一看只有6間律師會見室，人多時，看守所可能安排律師在提審室會見嫌疑人。
熊昕的父親說，提審室是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被一道鐵欄杆隔開。熊昕和王浩分別坐在欄杆兩側，兩人背後各有一扇門，兩扇門都是敞開的。
「我說，按照我的經驗，如果檢察院接到我提交的意見書，會來訊問嫌疑人。」熊昕後來向辯護人回憶，那次會見他沒有重新回顧案情，兩人一見面，熊昕就向王浩說明了來意，並強調了檢察院提審時不能遺漏的內容：比如，講清麗麗借錢、收錢的事；王浩沒使用暴力，麗麗也沒有掙扎反抗。
熊昕曾對其辯護人強調，「這些內容都是第一次會見時王浩說的。」
依據公安部2012年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公安機關不得監聽，不得派員在場。但那次會見時，紅谷灘分局民警張某慶一直站在熊昕一側的門邊。熊昕的父親說，「熊昕背對著他（指張某慶），對此並不知情。」
據熊昕的辯護人透露，張某慶曾在公安機關詢問時表示，當時，他和同事在13號提審室的訊問快結束了，獨自到走廊休息。熊昕會見王浩就在隔壁，門沒關，他正好聽到了談話內容。張某慶當場質疑熊昕「教唆嫌疑人翻供」，要追究他的「偽證責任」。
嫌疑人王浩多次翻供
據熊昕的辯護人透露，2018年4月25日，熊昕會見的第二天，東湖區檢察院的檢察人員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提審了王浩。王浩的供述與之前確有出入。
王浩告訴東湖區檢察院麗麗是賣淫的，他以為麗麗向他借的1000元是嫖資。
他還告訴東湖區檢察院，這次和之前說的不一樣，是因為之前遭到刑訊逼供，他害怕。
10月22日，熊昕的父親告訴新京報記者，東湖區檢察院2018年9月17日出具的《關於王浩辦案情況的幾點說明》顯示，鑑於王浩改變了偵查階段的供述，還自稱受到刑訊逼供，東湖區檢察院當晚就聯繫了紅谷灘公安分局，要求更換訊問王浩的民警，查實強姦案被害人情況並做同步錄音錄像。
此外，東湖區檢察院還要求紅谷灘公安分局調取之前的審訊監控，查實是否存在刑訊逼供。但熊昕的父親告訴新京報記者，截至2019年8月27日熊昕案一審開庭，紅谷灘公安分局仍然未就是否曾對王浩刑訊逼供做出結論。
據熊昕的辯護人介紹，2018年4月26日，東湖區檢察院訊問的第二天，紅谷灘公安分局更換辦案人員後再次訊問王浩。此後，紅谷灘公安分局、東湖公安分局又至少四次訊問或詢問王浩，王浩對強姦案的描述反覆更改。
案發前，熊昕是江西東昉律師事務所主任。受訪者供圖
也是從2018年4月26日起，公安機關的調查開始向與熊昕有關的方向傾斜，王浩對此的回答同樣反覆無常。
比如4月26日、4月28日，王浩對紅谷灘分局供述，自己從沒說過麗麗是賣淫女、性工作者，這些都是熊昕教的；但同年5月27日、7月4日，他又告訴東湖分局，是自己告訴熊昕麗麗是賣淫女的，自己也認為麗麗要借的1000元是嫖資。
在刑訊逼供的問題上，4月26日，王浩告訴紅谷灘分局，是熊昕讓自己告訴檢察院遭到刑訊逼供的；但7月4日接受東湖分局詢問時，王浩又說是熊昕會見時看到自己眼部有淤青，問起來，自己才說被打了。
2018年10月15日，王浩、張誠、馬邁三人涉嫌強姦一案在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不公開審理。開庭當天，王浩的供述又變了。
2019年10月22日，王浩的家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王浩的辯護律師已經換成了萬裡鵬，萬裡鵬告訴他們，王浩在上午開庭時不承認強姦，法庭為此休庭兩次，直到中午11點半庭審才重新開始。下午4點左右庭審結束，萬裡鵬告訴王浩家人，王浩又認罪了。今年11月23日，新京報記者為此向萬裡鵬求證，萬裡鵬表示「不清楚」。
2018年10月25日，東湖區法院對本案做出一審判決，認定王浩等三人強姦罪成立，王浩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涉嫌辯護人偽證罪
自從2018年4月在南昌一看兩次會見王浩後，熊昕便再沒與他見過面。
據熊昕的辯護人介紹，2018年5月2日，東湖區檢察院認為熊昕「可能存在幫助當事人偽造證據，幹擾訴訟的行為」，涉嫌辯護人妨害作證犯罪，之後便將熊昕的犯罪線索移送至王浩案的偵辦單位——紅谷灘公安分局。當月23日，南昌市公安局轉而指定東湖公安分局對熊昕案立案偵查。
熊昕妻子王貝貝向新京報記者回憶，東湖公安分局一共傳喚了熊昕3次，第一次是2018年7月3日。當晚回家後，熊昕沒告訴家人被傳喚是因為王浩的事，只說是配合警方調查，還說自己是正常開展律師工作，沒教人說假話。
但2018年9月13日第三次被傳喚後，熊昕再沒回家。當日，熊昕因為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被刑拘，同年9月27日被逮捕。
「自始至終，熊昕都對東湖分局表示，強姦案的所有細節都是王浩說的，他沒讓王浩翻供；刑訊逼供的事也是王浩講的。」熊昕的辯護人表示，熊昕曾經向他回憶，王浩稱自己被拳打腳踢，還問他要不要向檢察院的同志說這些情況，他叫王浩如實陳述就好。
2018年12月12日，東湖區檢察院以熊昕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向東湖區法院提起公訴。
2019年1月30日，案件承辦法官、公訴人及熊昕的辯護律師張贊寧一起召開了庭前會議。「庭前會議上，我提出了偵查人員迴避、公訴機關和公訴人迴避、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等四項要求。」張贊寧說，東湖區法院未對上述要求做出回應。
5月7日，熊昕案在東湖區法院一審開庭，因涉及王浩等人的強姦案，法庭拒絕了熊昕的公開審理要求。張贊寧記得，開庭後，熊昕指出本案公訴人正是王浩案的公訴人，並再次申請東湖公安分局、東湖區檢察院迴避，法官隨即宣布休庭，「那次庭審只持續了幾分鐘」。
2019年8月27日，熊昕案在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一審開庭。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 攝
8月27日，熊昕案再次一審開庭，法院未支持熊昕一方的迴避申請。公訴人將王浩、張某慶及另外兩名紅谷灘公安分局民警的證言列為案件證據，試圖證明熊昕教唆王浩進行虛假供述。
「但另外兩名紅谷灘公安分局的民警，其實都沒看見或聽見熊昕會見王浩的情況，所以關鍵還是要看王浩和張某慶的證言。」張贊寧說，儘管他多次申請王浩、張某慶出庭，與熊昕當面對質，但庭審時二人均未到場。「法庭認為，不需要證人出庭。」張贊寧說。
「其實不管熊昕有沒有教唆王浩翻供，張某慶的證言都不能作為證據使用。」10月18日，熊昕的現任辯護律師周澤說，依據刑事訴訟法，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不被監聽；依據公安部2012年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公安機關不得監聽，不得派員在場。
「所以張某慶形成的證言不具有合法性，應該被排除。」周澤說，一旦張某慶的證言被排除，能夠直接指證熊昕的證據只剩下王浩的證供。但王浩的供述多次反覆，而且是孤證，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更重要的是，律師會見不被監聽是一項特權，意味著無論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說什麼，司法當局都應該當做不知道，自然也不能追究責任。」周澤稱。
法庭上，熊昕一邊也出示了證據——第一次會見王浩時的筆錄，試圖證明他了解的案情均來自王浩的陳述。但公訴人認為，筆錄沒有王浩籤字確認，不能作為證據。
爭議第306條
熊昕被公訴的罪名「辯護人偽造證據罪」，出自《刑法》第306條。
該條規定，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構成犯罪；辯護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易延友看來，律師的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306條，要看其是否具有主觀故意。「如果律師認為嫌疑人就是冤枉的，他之前做的供述不符合真實情況，甚至不排除刑訊逼供的可能。那律師讓嫌疑人如實說，就不能叫做指使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易延友稱，只有當辯護人明知案件真實情況，但為了贏得勝訴，指使被告人做出與真實情況不符的供述時，才符合第306條的情形。
熊昕並非首位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的律師。2019年11月25日，新京報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發現，至少有14起案件的被告人涉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
針對第306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韓玉勝曾對媒體表示，「法律這樣規定是沒錯的，假如律師在代理和辯護中，確實出現了第306條所述行為，是應當追究律師的法律責任的。」韓玉勝認為，這不是針對律師的歧視條款，「而是對律師和辯護人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更嚴格的要求。」
與此同時，法學界、法律實務界也存在對第306條的爭議。比如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認為，第306條的表述不夠嚴謹。「像『引誘』一詞，過於模糊，範圍太大，不好判斷。」羅翔說，律師的工作本就是朝著對當事人有利的方向辯護，這樣的詞語出現在刑法中，哪句話說不好都可能出問題。「這很容易幹擾律師業務。」
在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委員會委員黃天時看來，包括熊昕案在內的此類案件傷害了律師制度。「如果律師和當事人互相揭發、互相攻擊，那律師制度中最起碼的信任從何談起？」
黃天時表示，雖然司法部於2017年7月頒布了《律師會見監獄在押罪犯規定》，取消了律師會見的人數限制，一名律師也可以單獨會見嫌疑人。但為了自我保護或規避風險，最好的辦法還是兩個律師一起會見，或者由律師帶助理會見。「這樣既能主動接受監督，也能互相作證。」黃天時說。
（文中王浩、麗麗、張誠、馬邁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 實習生 鄭丹 江西南昌報導
編輯 滑璇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