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個德國最終能夠和平統一，乃是與德意志民族自身身份認同的轉變相聯繫的，自勃蘭特推行的「新東方政策」開始，德意志民族已經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表明了自身身份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是任何政治勢力都無法輕易逆轉的。
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結束後，「德國問題」逐漸開始成為了歐洲乃至於全球政治中一個重要話題，「德國問題」不僅對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而且其本身在不同階段也呈現出了不同涵義。
「德國問題」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這個問題是1871至1945年世界政治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的核心問題，同時也在於德國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給全世界帶來的深重災難，這兩場大災難，不僅給德國自己，而且給整個世界，都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創傷。
從嚴格意義上說，1871至1945年的國際關係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應對和處理「德國問題」的歷史，整個世界為此提供的各種答案，同樣也深刻影響了這段時期內世界歷史的進程。
對「德國問題」歷史內涵的系統梳理，不僅是可以幫助我們明確認識歷史上「德國問題」的本質，同時更可以幫助我們認清與「德國問題」歷史內涵的演變相伴而來的德意志民族身份認同的調整，這種調整從根本意義上說也正是二戰後德意志民族得以重生的保證。
從「法蘭克福議會」到德國統一
1815年《維也納和約》的籤訂，雖然使歐洲國家得以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風暴中得以解脫，但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孕育和催生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大思潮，卻在歐洲國家得以廣泛傳播，這其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在「維也納會議」結束後，仍然處於分裂狀態的德意志和義大利。
正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那段舊王朝紛紛復闢的時間內，「德國問題」開始出現在歐洲國務家的視野中。這段時期，也正是「德國問題」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德國問題」有兩個具體內涵，一是採取什麼手段實現德意志統一？二是統一後的德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德意志內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對這兩個問題分別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自由派認為，德意志應該以自下而上的自由選舉的方式，最終實現民族統一，採取這種方式統一的德國，應當成為一個擁有立憲政體的國家；保守派認為，德意志的統一，最終只能通過其中的最大邦國普魯士，採取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方式，才能夠得以實現，採取這種方式實現統一的德國，只能是一個放大版的普魯士，即一個專制政體的國家。
1848年歐洲革命的爆發，給德意志自由派實踐理想提供了一次寶貴機遇，正是在這次革命中，德意志自由派發動了一場國民議會運動（即「法蘭克福議會」），其目的，是要為德意志民族建立一個立憲政府，及通過一個民選議會最終實現統一。
儘管本質是和平的，但這場運動卻無疑是革命性的，因為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取消德意志邦聯及現存的德意志各邦國及其政府，這也是導致德意志國民議會運動最終失敗的根源。
由於奧地利無意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任何作用，因此德意志國民議會的代表一致選舉普魯士國王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的皇帝。當時的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禮貌地拒絕了這個邀請，除他本人對自由派的反感外，拒絕這個提議很大程度上也出於現實的考慮。
如果承擔了德意志聯邦的領導權，普魯士國王將面臨歐洲所有大國的敵意，將面臨幾乎肯定與奧地利開戰，且很有可能同時與法國和俄國開戰的前景，因為不能指望，任何大國將容忍在自己邊界對面，創立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國家，而這點，很大程度上正是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和平統一運動根本無法取得實質性成果的關鍵。
雖然沒有捲入和平統一運動，但普魯士政府隨後提出了一個北德意志聯邦的計劃，其目的就是，趁奧地利忙於鎮壓其帝國內部的反抗運動時，擴大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影響力。但奧地利拒絕讓普魯士實現這項計劃，奧地利對普魯士的態度得到了俄國的堅決支持，俄國不想讓德意志內部的力量平衡出現任何變化。
由於面臨與奧地利和俄國同時開戰的可能性，1850年11月29日，普魯士被迫與奧地利籤訂了《奧爾慕茨協定》，同意放棄建立一個北德意志聯邦的計劃，這項協定此後被普魯士稱為「奧爾慕茨之恥」。1848年德意志國民議會運動的失敗，及1849年普魯士與奧地利籤訂的《奧爾慕茨協定》，都證明自由派主張的統一路徑在當時不具備任何的可行性。
德意志最終統一，恰恰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採取保守派主張的王朝戰爭方式得以實現的，但這種方式帶來的最大消極後果，就是使統一後的德國，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放大版的普魯士，而這個放大版的普魯士，無論對德國還是對世界而言，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
國力最為強盛時期的普魯士（藍色區域）是德意志帝國的首要組成部分
德意志民族主義與兩次世界大戰
從1871年德國統一到1945年二戰結束，是「德國問題」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上「德國問題」的具體內涵，主要是「小德意志」還是「大德意志」的問題。
前者就是指那個俾斯麥締造的德意志，後者指一個將歐洲所有日耳曼民族囊括在單一國家框架內的德意志。
與這個問題對應的，是德國統一後的身份界定，即德國應該成為一個歐洲強國還是一個世界強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及第三帝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即德國不能滿足於僅僅成為一個歐洲強國，而是應當成為一個象美國、俄國和大英帝國那樣的世界強國。
儘管德國渴望能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但歐洲所有其它國家對德國的這一訴求，卻都給予了否定性的回答，這種回答的方式，就是在20世紀前半期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
後世的歷史學家一般對俾斯麥推行的外交政策稱讚有加，這種看法雖然有道理，但卻是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俾斯麥能夠繼續執掌德國外交，他恐怕也無法逆轉德國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步伐，因為這種步伐的動力來自德國內部，即來自世紀之交德國實力快速增長，及在此基礎上不斷得到強化的德意志民族主義。
第二次工業革命給德國帶來的，不僅是實力的快速增長，也造就了一時間喧囂塵上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這一輪民族主義的思想來源，是德國大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
蘭克的主要成就在於，首先提出了一項以均勢的反覆生成為基石的現代國際體系運行模式，受制於時代的限制，蘭克提出的這一模式後來被人證明是極其狹隘的。
蘭克的狹隘視野造成的後果，是助長了世紀之交德意志民族的過頭抱負，從而便利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
世紀之交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所以喜歡蘭克的思想，就是因為他的思想可以被改造成極端民族主義抱負的思想基礎。他們從蘭克思想中得出的結論，就是從歐洲列強體系中也能成長出一個世界列強體系，正如普魯士成為歐洲強國一樣，他們認為，統一後的德國依據同樣方式，也能夠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從蘭克思想出發，世紀之交的德意志思想界，形成了一種異常突出的主流思潮，即認為統一後的德國，至少應該追求與大英帝國並駕齊驅的世界強國地位，這其中被談論得最多的，是如何突破歐洲均勢的狹窄限界，從而造就足以制衡洲級大國（美國、俄國和英帝國）的世界均勢。
世紀之交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將蘭克的均勢機理擴大到世界範圍，即如何促使英帝國的優勢地位，讓位於一種相互競爭的世界強國間均勢，這種思考，賦予了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一種扭曲的道義感，即德國正擔負反對英帝國世界霸權的歷史使命。
世紀之交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最為津津樂道的歷史任務，就在於將那早先由蘭克揭示的歐陸均勢機理擴大到世界範圍，從而使歐洲均勢最終上升為一種囊括各國的普世均勢，這種理念一直傳承和主宰了20世紀前半期的德國對外政策。
但問題是，德國要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前提，是首先必須摧毀歐洲國家體系對德國的限制，但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沒有任何歐洲國家可以接受這個前提。
確切地說，德國究竟成為一個歐洲強國還是一個世界強國，實際上根本不是一個德國可以選擇的問題，而恰是一個關係到歐洲國家體系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德國在此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可以選擇的餘地。歐洲國家體系的生存本能，與統一後的德國要成為世界強國之雄心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也正是20世紀前半期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最主要根源。
從「哈爾斯坦主義」到「新東方政策」
從1945年二戰結束到1990年重新統一，是「德國問題」第三階段。
這個階段上的「德國問題」有兩個具體內涵，一是德國以什麼方式實現重新統一？二是德國統一後的政治走向？
由於戰後不久，歐洲即被迫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因此對戰後「德國問題」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蘇兩國的態度。
在德國實現重新統一方式上，當時有兩個明確選項，即自由選舉和武力統一。由於聯邦德國無論在人口數量和經濟發展上都遠超民主德國，因此以自由選舉實現重新統一是蘇聯根本無法接受的。由於二戰後美蘇兩國都擁有核武器且不久即具備「相互確保摧毀」的能力，因此以武力實現德國的重新統一同樣是雙方都無法接受的。
在德國統一後的政治走向問題上，由於德意志民族表現出的勃勃生機，因此對美蘇兩國而言，最佳選擇是，重新統一後的德國能夠站到自己這一邊，次優選擇是，站到對方那一邊，但雙方都不能接受的選擇是，重新統一後的德國成為獨立於兩大陣營的中間力量，因為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間的德國，不僅巧妙地利用東西方矛盾使自己擺脫了管制，而且很快將世界再次拖入戰爭的深淵。
二戰後德國的持久分裂，不僅是美蘇冷戰的標誌，而且也成為歐洲安全的一大隱患。但也是這段時間內，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認同，開始發生了巨大轉變，即從原有的民族主義，轉到了歐洲一體化的道路上。
這種身份認同轉變的最主要標誌，就是聯邦德國東方政策的轉變。
聯邦德國建立後的東方政策，一直有兩條內容，一是「哈爾斯坦主義」，二是拒絕承認德國東部的敖德-尼斯河邊界。
1955年，聯邦德國外交國務秘書沃爾特·哈爾斯坦提出了一項重要的外交原則，它強調，聯邦德國是代表全體德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認民主德國，不同與民主德國建交的任何國家保持外交關係，這項原則只有對蘇聯是例外。
德國東部邊界問題，主要涉及到德國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即聯邦德國拒不承認二戰後蘇聯主導劃定的東德與波蘭的邊界線，且堅持認為，只有等到德國統一後，才能夠決定蘇臺德地區的歸屬。
自1954年《倫敦-巴黎協定》籤署後，聯邦德國對戰後歐洲現狀的這兩個主要立場，一直都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大力支持，但這種立場，恰恰是造成了二戰後蘇聯不安全感的最重要淵源。
與阿登納政府的東方政策相反，自1969年開始擔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威利·勃蘭特推行的「新東方政策」的具體內容，一是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願意實現兩個德國間關係正常化，願意以和平方式謀求德國重新統一；二是承認二戰得以確立的歐洲領土現狀的合法性，並且也願意在這個基礎上謀求與蘇聯及東歐國家間改善關係。
勃蘭特（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德國政治家，曾任聯邦德國總理
從理論上說，「新東方政策」與「舊東方政策」的核心區別，主要有兩點：「舊東方政策」將德國重新統一，看成是東西方關係實現緩和的前提，「新東方政策」則是將東西方關係的根本緩和，看成是實現德國重新統一的前提；「舊東方政策」主要是顧及到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因為這可能將損害到聯邦德國對西方陣營的效忠，「新東方政策」則完全體現了二戰後德意志民族政治心態上的成熟，即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民族主義轉到了歐洲一體化的軌道上。
阿登納推行的東方政策，與他推行的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是相互匹配的，但這恰恰是造成蘇聯長期不安全感的根源；勃蘭特推行的東方政策，則是在充分顧及蘇聯對自身安全關切之前提下的明智選擇。
冷戰結束至今的德國問題
1990年兩個德國的重新統一，也使得被美蘇冷戰長期淹沒的「德國問題」，重新呈現在歐洲乃至世界的面前，這個問題的核心是，重新統一的德國，究竟是選擇舊的民族主義道路，還是選擇二戰後開始的一體化道路？
統一後的德國，無疑是歐洲大陸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經濟上，德國已經是無可爭議的歐洲領袖；政治上，德國已經實現獨立。但即使如此，沒理由相信，統一的德國將回到舊民族主義的道路上。
首先，德國在國土和人口上的地位，遠遠不如當年，且美國、俄國乃至於歐洲其它主要國家，在實力上也都與過去大不相同。
其次，統一後的德國將繼續留在歐共體及北約中，這就使德國發展始終都被置於密切的關注下，德國即使有什麼政治抱負，但仍然要受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嚴格限制。
最後，兩個德國最終能夠和平統一，乃是與德意志民族自身身份認同的轉變相聯繫的，自勃蘭特推行的「新東方政策」開始，德意志民族已經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表明了自身身份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是任何政治勢力都無法輕易逆轉的。
自二戰後開始推進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歐洲政治家（也是在美國大力支持下）找到的，一條既能夠有效地抵禦蘇聯的威脅，同時也能夠有效地化解德意志舊民族主義的途徑，也正是這條道路，保證了德國在二戰後又成為歐洲大家庭重要一員。
1989年，在兩個德國即將實現重新統一的前夕，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科爾代表德國政府曾經承諾，繼續接受二戰後西方國家對聯邦德國的限制，尤其是軍備發展的限制，而這也意味著，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將繼續沿著一體化道路前進。
到目前為止，德國的選擇是非常明確的，即絕對不會再回到德意志舊民族主義的老路上，因為德意志舊民族主義不僅給歐洲及世界，而且同樣也是給德國自身，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德國絕對不能讓歷史悲劇再次重演，這點也是理解當今德國許多政策（例如，默克爾政府在明知有風險的情況下，堅持對中東難民採取的大幅度收容政策）的關鍵。
冷戰結束後的德國，由於其出色表現，確實具有再次成為歐洲領袖的能力，但這種領袖，已經不再是以往的那種大國競爭時代的領袖，而是另一種意義的領袖，即世界將越來越看到，一個獨立、繁榮和自信的德國，在推動歐洲乃至世界共同的福祉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作者簡介
吳徵宇，2002年獲得南京大學歷史系（國際關係史）博士學位。自博士畢業後，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至今，現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主要從事國際關係的思想/理論及戰略研究方面的教學與研究。曾經先後在英國杜倫大學政治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及其它英美大學從事過訪學和博士後研究工作。個人成果主要包括三部學術專著，SSCI英文期刊6篇及中文刊物和論文集的論文5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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