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20周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於10月22日起舉辦「證古澤今——甲骨文文化展」，這是國博首次向公眾大規模展示館藏甲骨。站在這穿越四千多年的文物面前，我們不能忘記那些發現、介紹、研究甲骨文的前輩學者，正是他們薪火相傳的努力，才向世界講述了這種古老文字的故事……
談及甲骨文，大部分人會想到河南安陽小屯的殷墟遺址。確實，這是「甲骨」曾沉睡數千年的地方，但說到「甲骨文」的發現，那就要從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錫拉胡同說起了。
光緒年間，錫拉胡同裡住著一位頗有威望的文官王懿榮。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勤勉好學，36歲考取進士順利入翰林院，數年後擔任國子監祭酒。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他因歸鄉帶領鄉民操練、母喪守制而兩次去職，但京師諸生始終對其敬重有加，足見其學識人品頗能服眾。事實上，王懿榮不僅精研經學，更酷愛金石、熱衷收藏、兼通中醫，就連翁同龢、潘祖蔭都曾稱讚他博學。正是這樣廣博的知識背景，讓王懿榮在某天突然發現，買回家的藥材「龍骨」上有一些不尋常的劃痕。他馬上意識到，這很可能是一種古老的文字。這個猜想激發了王懿榮的熱情，他立刻著手通過多種方式搜集這種有特殊符號的「龍骨」，短短時間內竟然積攢了1500多片。然而，紛飛的戰火沒有給他留下思考的時間，1900年，八國聯軍逼近北京，王懿榮臨危受命，以京師順天團練大臣身份率領民眾訓練守御。同年七月（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進京，抵抗失敗的王懿榮慨然自盡殉國。（《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八》）
王懿榮身故以後，其次子王崇烈（字漢輔）為償債務，將父親所藏大部分「龍骨」出售給劉鶚。劉鶚，原名孟鵬，號老殘，同樣出身官宦世家，同樣博學廣聞，更是嗜古成痴之人，所藏古董雖有殘缺，仍十分珍愛，遂命名書齋為「抱殘守缺齋」。購得王懿榮舊藏後，劉鶚更花了大力氣收藏甲骨，委託古董商乃至派出自己的兒子到各地購買，數年之間已收集了5000多片。這些甲骨質地不一，有的比較脆弱、難以保存，劉鶚便決定將這些文字拓下來，不僅能夠保存資料，也能讓更多人看到。好友羅振玉在看到這些拓片後大為驚嘆，提出希望將拓片編印成書，劉鶚欣然同意。1903年，劉鶚從自己的甲骨收藏中精選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本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共6冊），羅振玉、吳昌綬均為該書撰寫了序文。如果說王懿榮是甲骨文的發現者，那麼，編纂出《鐵雲藏龜》的劉鶚則是甲骨文研究的開拓者，真正讓甲骨從單純的文物收藏，變成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資料。
剛發現甲骨文時，大部分人更注重甲骨的古董價值，也就是對其時代和產地更感興趣。零散的甲骨藏品，也難以讓人琢磨出這種古老文字的讀法規則。《鐵雲藏龜》的出版，讓許多精研文字語言的學者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其中就包括晚清樸學大家、「清末三先生」之一的孫詒讓。1904年，孫詒讓撰寫了第一部甲骨研究著作《契文舉例》，將甲骨文分為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等十篇，成為系統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鐵雲藏龜》的自序裡，劉鶚寫出了他認出的40多個字，這也是首批被釋讀的甲骨文字。但是，劉鶚只是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卻沒有介紹釋讀的具體方法。
孫詒讓則讀出了185字。1905年，他在《名原》中，提到自己在《契文舉例》中所用的方法是「略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箸渻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簡單來說，就是古文字字形比較與偏旁分析，這是很經典的文字學方法。
促使《鐵雲藏龜》面世的羅振玉，憑藉其紮實的樸學考據基礎與古碑研究經驗，也成為了重要的甲骨文研究者，後人所言「甲骨四堂」的頭一位。所謂「甲骨四堂」，分別指的是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學者陳子展因四人字號中均有「堂」字而以「四堂」並稱。
1914年，羅振玉出版《殷虛書契考釋》，標誌著甲骨文進入了考釋時期。他「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前後共釋讀出了571字，佔今天所釋讀全部甲骨文的四分之一還多。相較於孫詒讓的相互比較，羅振玉用了更為簡捷的逆推法，從《說文解字》的字形倒推到金文以至甲骨文——《說文解字》以秦小篆為主，字形基本來自戰國大篆，而戰國大篆又與商周文字一脈相承，因此可以通過《說文解字》來逆推甲骨文字的含義。
運用逆推法，羅振玉最早釋讀了一些殷商先王先妣的名號，並反過來用甲骨卜辭證明《說文解字》存在訛誤。不過，章太炎並不同意羅振玉的說法，其主要原因便是《說文解字》與甲骨文的衝突。
1917年，王國維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甲骨文進入新的史料時期。王國維在《毛公鼎考釋序》提到：「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王國維的方法已不是單純的文字考證，而是將文字放在具體歷史語言環境裡，結合所有辭例釋讀甲骨文字。
舉例而言，王國維發現甲骨卜辭中有一個經常被祭祀的「高祖」。這個「高祖」的名號像人首手足之形。王國維聯想到《說文解字》戈部一個「夒」（náo）字，此字「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已止戈其手足」；並聯繫到西周金文毛公鼎中的「羞」字與克鼎的「柔」字，此兩字與「夒」也字形相似，因古音同部而互相假借。如此，王國維認為「夒」與這個「高祖」的名號，從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再到秦代小篆均一脈相承，故將其釋為「高祖夒」。
那麼，「高祖夒」能對應哪位商王呢？王國維先生認為「夒」被稱「高祖」，與被稱為「高祖乙」的商湯齊名，所以應該也是最顯赫的先祖，從音來推測，大概就是《史記·殷本紀》的殷商先王帝嚳（kù）；那麼《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帝嚳名夋」，正是「夒」之訛誤；故《山海經》的帝俊，也應當就是帝嚳。郭璞注《大荒西經》曰：「俊宜為嚳，餘皆以為帝舜之假借。」而《祭法》「殷人禘嚳」在《魯語》作「殷人禘舜」，所以帝舜也是帝嚳。
從數量上看，王國維釋讀出的文字僅有十來個，遠不如孫詒讓、羅振玉，但其釋讀成果卻具有非凡的史學價值，大大地推動了商代史的研究。此外，他還提出了「聯繫正名與考史，以紙上史料與卜辭相印證」一說，即有名的「二重證據法」。
1928年，董作賓開始主持小屯殷墟考古，並於1933年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斷代的十項標準，並將甲骨文分為五期。他的主要貢獻不在於新文字釋讀，而是將已釋讀文字甲骨分期斷代。
1930年至1931年，郭沫若相繼發表《卜辭中之社會》與《甲骨文字研究》，標誌甲骨文研究進入綜合論史時代。郭沫若「就諸家所已拓印之卜辭，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社會的古代」，成為第一個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如在《釋祖妣》中，郭沫若聯繫到早期婚姻，認為「祖妣」為「牡牝」的初字，來源於生殖神的崇拜；如在《釋臣宰》中，郭氏又聯繫到奴隸社會，認為「臣」是首俯目豎的奴隸，「宰」是屋下執事的罪人，等等。
唐蘭所說「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正是對民國時期四位甲骨文研究大家學術成就的概括，但真正將考釋甲骨文字的理論系統化的學者，還是後繼的唐蘭與於省吾。
唐蘭是首位把甲骨文字納入到古文字學領域的學者，他在《甲骨文字釋讀》中總結出辨明古文字形體的四種方法，即對照法或比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與歷史考證法。1935年，唐蘭寫作《古文字學導論》，建立了與傳統「六書說」不同的「三書說」，即象形、象意、形聲。1949年，唐蘭根據其古文字研究成果出版《中國文字學》。
除了唐蘭之外，於省吾對甲骨文字理論方法也有較大貢獻，在1979年的《甲骨文字釋林》中，提出不少文字形旁互用乃至語法現象的歸納，並揭示出了「獨體象形字」「原始指事字」，相較唐蘭的「三書說」又更進了一大步。他們各自都釋讀了數十個字。在他們之後，張政烺、裘錫圭也各自釋讀了數十個字。
時至今日，甲骨上的3500個文字，也只有過半數被考釋出來，而不少地名、人名、族名之類的專名，則難以釋讀。另外，對於已考釋出來的文字，含義理解也存在一定爭議。這表明甲骨文研究工作仍然方興未艾，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接續前人事業,挖掘甲骨文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