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文化上的強勢地位也影響到阿非利卡人一英裔白人之間的衝突。作為世界性語言，英語無疑對阿非利卡語有很大的優勢。儘管阿非利卡人在主導政治後極力想在科學、藝術、技術與商業等領域確立阿非利卡語的主導地位，以便與英語抗爭，但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語仍具有毋庸置疑的優越地位，特別是在商業和大學教育方面。
英裔認識到英語的強勢地位，一些英裔將阿非利卡語蔑稱為「粗化的荷蘭語」，根本上不能稱為語言。很多英裔白人把阿非利卡人看作是一些粗俗、沒教養、平庸、頭腦簡單、無憂無慮、好客的鄉巴佬，說一口原始而又辭藻華麗的方言。他們也就不會擔心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對處於文化強勢地位的英裔白人集團帶來極大的威脅。另一方面，大多數阿非利卡人對自身的文化持一種矛盾的心理。他們對英語的強勢地位極度不滿，然而，面對英語，他們又得忍受自身文化低下這種複雜的心態。
實際上，許多阿非利卡人一直存有英語化的想法，他們用英語教育其子女，以確保他們在就業、知識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阿非利卡語的地位。作為白人群體中的少數民族，英裔感到被阿非利卡人「淹沒」。
阿非利卡人由於高出生率，其人口不斷增加，即便是阿非利卡年輕一代也表現出較高的出生率。1936年，在20歲及20歲以上年齡段，英裔白人與阿非利卡人之比為100：115.5，在7—20歲這個年齡段上的比率為100：180.2，在7歲以下的兒童這一年齡段上的比率為100：215.0。只是到20世紀60年代，阿非利卡人的出生率才迅速下降。
人口的優勢並沒有轉化為文化上的優勢，隨著阿非利卡人不斷湧入城市，接受英語教育，他們擔心很快會被英裔同化，失去其文化特性。那些害怕失去其文化特性的阿非利卡政治家們為此憂心忡忡，要求國民黨政府在學校引入強制性的母語教育。
阿非利卡人和英裔都代表了不同階層的白人階級。一般來說，英裔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南非政府通過農業補助以及「文明勞工政策」進行幹預，那些非熟練白人被吸收進公共服務部門，「窮白人」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到20世紀60年代，阿非利卡「窮白人」階級事實上已消失，阿非利卡人在不斷地向上流動。總的來說，阿非利卡人仍主要從事農業和手工業，主要代表那些較低收入和受教育不多的階層，並且大多有農村背景。據統計，1955年84%的白人農場主是阿非利卡人，至1975年這一比例仍高達82%。在礦業、製造業與商業領域，在1930年代比例很低，到1950年代有所發展，到1975年在礦業部門才佔18%，製造業佔15%，商業卻從1955年的26%下降至16%。
南非大企業家大多是英裔。阿非利卡人缺乏經濟實力與金融知識使自己超過都市資本。當地英國資本起重要的化用：「如果沒有本地英國人或猶太人資本的金融實力與技術」，能否實現南非民族工業的增長值得懷疑。因此，英裔經濟上成就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政治上的不足，而且隨著阿非利卡人經濟的發展，阿化利卡人與英裔間有更多的共同經濟利益，促進了兩者的政治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