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毛主席表態支持戰國封建論，使之佔據絕對話語權後，仍然有一批史學大家堅執魏晉封建立場而不動搖。
在一個按了快進鍵的時代談論歷史，多少會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更何況，我要談的不是歷史上的八卦趣聞，而是一本關於中國古史分期這個過時話題的過時著作。
但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自1993年出版以來，一直是各大高校歷史系推薦書目上的常客，公平地講，並不能說已經過時了。可閱讀這本書的人，通常會選擇忽視其中有關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大量討論，一如人們往往不記得這本書的副標題叫「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我讀此書，感佩於唐先生駕馭史料的卓絕工夫、細節論證的嚴謹縝密，但更感困惑的卻是，今天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一代學者為了論證中國封建社會始於何時而付出的辛勞呢？
在寫作此書之時，唐先生已經重病纏身、屢遭變故。1975年，右眼失明；1987年，左眼白內障劇增，幾近失明；1988年，於77歲高齡開始撰述；1989年冬，老妻去世，悲痛之下，幾欲擱筆；1990年，因胃病而動大手術；1991年，完成初稿；1992年修訂告竣，次年付梓出版。後記中的這寥寥幾行白紙黑字之下，不知記錄了怎樣的艱難和辛酸。
唐長孺先生（「長」當讀zhǎng不讀cháng）
翻開正文細細讀來，可見雖然史料豐富詳實、論證繁複細密，但唐先生的論旨還是很清楚的。他試圖證明，中國的封建社會始於魏晉之際。而他的論證策略，可以從全書的結構中看出來。緒論「漢代社會結構」指出，在西漢時的手工業作坊主、種植園主和大商賈，都大量使用奴隸和帶有奴隸性的僱傭進行勞動生產和商業活動，朝廷則不時提出限制和免放奴婢的法令；但在東漢時期，奴隸主就很少見了，魏晉時期更是罕有；第一篇「論魏晉時期的變化」進而指出，在魏晉之際，越來越多的流亡農民投靠地主，脫離國家戶籍而成為「客」或「私屬」；與之相應，魏晉朝廷並不限制奴婢，而是限制「客」的數量。因此，「漢代限奴，西晉限客，清楚地說明兩種不同的剝削形態」。這是唐先生論證魏晉封建論的核心證據。
但奴與客的根本差別是什麼？唐先生指出。奴隸通過人口買賣而為奴隸主所佔有，在人身上完全受到奴隸主的控制；「客」是佃農，地主對佃農進行地租剝削，佃農對地主具有人身依附關係，這就是「封建社會的主要形態特徵」。而在漢代雖然已經有佃農了，但他們是自由佃農，身份與自耕農一樣，並不受地主的人身控制。
由此可以看出，唐先生的思路與我們熟知的戰國封建論大不相同，他的視角是生產關係；而郭沫若的名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主要著眼於鐵器的廣泛使用和土地的私人佔有，視角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革。但兩說孰勝呢？唐先生不否認在戰國時期鐵器的廣泛使用，也同意戰國秦漢編戶齊民小農生產方式的確立，但他卻不能承認這是「封建剝削形態」。事實上，在列寧和史達林的經典定義中，主要就是基於西歐和沙俄的歷史，把封建社會理解成是領主農奴制社會。倘若循著這個定義來追索，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只有魏晉時期能找到典型的「封建生產方式」。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在毛主席表態支持戰國封建論，使之佔據絕對話語權後，仍然有尚鉞先生、何茲全先生等一批史學大家堅執魏晉封建立場而不動搖。
魏晉墓磚畫《耕犁圖》
我想，這正是許多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面臨的一個困境。一方面，唐先生真誠相信馬列主義的真理性，而且自覺地運用它來理解中國古史的變遷，以至於在時勢全然改易後，仍然要費盡心血來系統闡釋他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對於強烈政治化的史學風氣，唐先生又不願屈服，堅持要用史料說話，拒絕對歷史的歪曲和塗抹。他很清楚，發動分期討論的人想要的只是分期的結果，至於究竟劃在哪個時段倒在其次；他也比很多為主流觀點搖旗吶喊的人更加愛國，從他一直以來把工資的一半左右上繳黨費，就能看得很清楚；但他更不願意違背作為一個史學家的求真使命。為國而折節者，又豈能真正盡忠於國呢？只有做一個盡忠職守的史學家，才是真正在為國效力吧。令人感喟的是，唐先生的著述要旨不僅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史家所認可，也在八十年代以降史學界更新換代的過程中，被無聲拋棄。幸而唐先生未遭迫害，得以在亂世中盡其才用，參與《二十四史》點校與吐魯番文書整理工作；他的諸多成果，也成為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領域的豐碑，是後人讀史求實的可靠起點。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魏連科、唐長孺、白壽彝）
但僅僅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不足以向唐先生著述《三論》所付出的絕大心血交代的。的確，《三論》中每個章節的行文、結構、基本史實概述，以及史料採擇、辨析與解讀，都值得我們細細研讀。但這三十餘萬言，恰似壘成寶塔的磚石玉飾；塔若崩塌，磚石珠玉迸碎一地，其他工匠固然可以拾掇起來，去搭建甚至更宏偉的建築，但於修造這座寶塔的老匠師而言，卻又是何等的悲涼呢？
唐先生這一輩史學家，秉持著求真的理念。但他們所求的真，並不限於名物制度史事等基本事實，而力圖通過積累局部事實，勾勒歷史的總體進程，尋求對人類何所來、何所往的終極解答。當然，他們往往並不會狂妄到在一部著作中就論衡古今、馳騁萬載。就如唐先生此書，在第一篇「論魏晉時期的變化」、第二篇「論南北朝的差異」和第三篇「論唐代的變化」中，於社會經濟（戶口多寡、土地制度、商品經濟）、門閥政治、兵制、思想與學風、科舉，無不作出了細緻論述與凝練概括。更令人驚異的是，在理論與史實之間，唐先生戴著鐐銬勉力耕耘，除了論證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過渡，更指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之處在於，漢代與魏晉雖小異而實大同，社會經濟中仍然是小農經濟佔據主導；階級間的矛盾，也並不體現在國家代表階級利益去壓迫大眾，事實上無論漢代還是魏晉朝廷，都要努力維持小農自給自足的局面，抑制奴隸主或地主對人口和土地的兼併。這些真知灼見，正是唐先生基於紮實的史實研究而得出的理論概括，不應該被連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起放棄。問題在於，怎樣找到比起這些扞格不通的詞彙更加有力的概念，來凝聚這些細節的發現。
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1973
倘若唐先生活到今日，見到許多同學無限制地崇尚細節或個人體驗，拒絕所謂的「宏大理論」，反感蒼白的理論對鮮活的生命的壓制，想必會感嘆他們已經放棄了求真的事業中真正重要的領域。史學之所以是一門值得唐先生用生命去從事的學問，如果不是因為它能讓人在細密的考辯、宏大的追問中，收穫洞明世事、纖毫畢現的智慧，又是因為什麼呢？相比於這些曾苦心極力與理論對話交鋒的前輩，我等尾隨著權力鬥爭、利益爭奪等現代概念的後學小子對於先民歷史，可能更加隔膜而不自知。怎樣讓閱讀與思考不脫離時代，而又不為時代的流行意見所役？這或許是我們在重溫前輩史家心血之作時，所應體貼留意的問題。（文/肖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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