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理工大學琴島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6）
摘 要：黃巾軍「見玄皆拜」這一今人讀來不可思議之事件包含了複雜的歷史信息和多元的思想意蘊。從漢末學術大背景與一般社會氛圍來看，當時知識分子研究經典範式的轉型導致了才高博洽的知識主義學術風氣的形成。同時，陰陽五行學說和讖緯之學成為當時一般社會民眾的思想底色。鄭玄不與混亂時代相同流合汙的光輝俊潔的志節、屢徵不就的隱逸風度、崇高的德望及其在學術層面的易學與讖緯研究構成了黃巾軍「見玄皆拜」的原因。其中鄭玄學術中的讖緯之學與黃巾起義指導思想的內在學理相通及其思想認同構成最重要的原因。
關鍵詞：黃巾軍；鄭玄；思想意蘊
一、「見玄皆拜」問題的提出
據範曄《後漢書·鄭玄傳》及袁宏《後漢紀·孝獻皇帝紀》等史籍的記載，東漢末年集今古文經學之大成的鄭玄曾與黃巾軍相遇，上演了讓後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見玄皆拜」事實。關於此事的真實性，從多部史籍多元並載的情況來看，當無疑問。其中，《後漢書·鄭玄傳》是這樣描述的：「建安元年，（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1]（1209）鄭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兼通今古文經學，並一統經學，是為中國學術史上鼎鼎大名的「經神」。而以早期道教太平道形式組織的黃巾起義，歷時多年，起兵之始便勢如破竹，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為三國鼎立創造了條件。可起義軍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在起義過程中當然也不乏燒殺搶掠之事。
鄭玄與黃巾軍，一個是經師、學者，一方是亂賊、暴民，這兩者因緣際會於途路，可謂「秀才遇上兵」。難怪顧炎武《不其山》詩中後兩句云：「為問黃巾軍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詩句中流露出了極大憤慨與不解。可劇情沒有如同想像中的那樣「有理說不清」，甚至都不需要講理，反而成就了後世所津津樂道的「見玄皆拜」一事，促成了一段歷史美談佳話。關於此事的解釋，或雲因鄭玄是當時有名的經師，其高尚德行感化了黃巾軍，故「見玄皆拜」；或雲黃巾軍雖為農民起義軍素質雖不高但當時民風淳樸，有尊賢敬能的良好風尚，故鄭玄不但免於難，還「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或雲鄭玄當時並非漢朝在職官吏，而是一介布衣，黃巾軍只與東漢朝廷作對，不與無關百姓發生衝突。但這些解釋往往似是而非，無一確解，且並不能完美地解釋為何「見玄皆拜」。尤其是黃巾軍為何「相約不敢入縣境。」「不敢」一語實在蹊蹺，說明黃巾軍之於鄭玄不僅僅是尊敬而是心存敬畏。此次相遇之後，黃巾軍何以會如此默契地相互承諾不去打擾鄭玄老家高密縣？要知道，有著「八州並舉」「擁眾百萬」的黃巾軍起義聲勢浩大，在青州、徐州延續20餘年之久，何況義軍素質參差不齊，何以對這一口頭承諾執行得如此默契、如此有力？
可見，這決非一偶發的歷史事件，而是一極具象徵意義與詮釋空間的非同尋常的事件。無疑這裡面包含著複雜的歷史信息甚至多元的思想意蘊。試著去理解那段塵封往事，揭櫫背後複雜而深刻的原因，對於理解傳統士人人格形成，理解黃巾軍與鄭玄的行為層面、思想精神層面、個性氣質層面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面從漢末學術大背景與一般社會氛圍、鄭玄的志節、風度與德望、學術與黃巾軍思想的內在相通及其思想認同這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二、漢末學術大背景與一般社會氛圍
從東漢的學術大背景來看，「整個東漢籠罩在光武帝凝斂的理性人格之下，由其決定。故有田間之樸誠，而無草莽之野氣；有學問理性之凝斂，而無原始生命之燦爛。」[2]（306）可見，整個東漢的學術思想早已脫失了先秦學術的輝煌與盛大。從其外在來看，最突出的特點有二。其一，東漢末年知識分子研究經典的範式純是訓詁學，思考完全摒棄了先秦時活潑潑的生活化樣態，甚至連漢初都比不上，且呈現出日薄西山之態勢，學術史轉型已在所難免。其二，陰陽五行學說在秦火之禍中得以獨存，在漢代理論淺薄幾近真空的狀態中，迅速蔓延開來，讖緯之學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這兩個大的特點無論之於鄭玄還是當時的一般民眾（包括黃巾軍）影響深遠。
就東漢末年的學術而言，由漢初專通一經的專業之治學思路轉向崇尚博學通儒之風，知識途徑在不斷拓寬。當時的讖緯之學，今天的我們沒有理由因其迷信的性質而否定其在當時的「知識性」。治學思想轉變帶來的不僅僅是古文經學的大放異彩，更重要的是才高博洽的知識主義風氣隨著古文經學的興起而流行起來。就知識分子而言，專儒在向通儒轉變，理性意識接續了軸心時代之遺緒，引發了理性思潮的再次高昂，成就了社會知識分子的群體自覺。
文化與學術精神由漢初的個人理想主義到了群體知識主義的轉軌。甚至官學與私學的地位也在起著微妙的變化。私學因其學術的「真實性」與思想的駁雜性越來越受到民眾的重視。士林道德精神與理想人格之間的張力，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學術的返璞歸真——原本活潑潑的先秦發展樣態有重現之可能。但是，就在士人個體內在超越意識不斷被放大而膨脹，帶動整個社會群體走向之時，個體精神與世俗政權之間的對抗不可避免。二者之間持續對抗與不斷加碼，最終導致了影響深遠的黨錮之禍。東漢桓帝、靈帝之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繼而與宦官發生了參政黨爭的事件。事件終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結束。黨錮之禍的影響不僅僅是對當事人（包括鄭玄）的衝擊，其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範圍之巨，對於無論是中國政治還是中國學術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就學術而言，可曰為黨錮之禍下的學術悲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學術與政事脫節，此學術之悲，亦政事之悲也。昏亂之世，政事無可為，士人高蹈以抱孤月，或處草野以抒發理想，或遁隱山林以娛情性。」[2]（327）
就鄭玄個人而言，其身上明顯帶有漢末學術大背景的投射影響，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傾軋與鬥爭。最終二者終因勢均力敵而共生並存於鄭玄之一身——讖緯與科學並存。甚至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學術莫不有此特點。鄭玄作為東漢末年群體抗議中的一分子在文化洪流的裹脅之中，從入世到隱遁，這種隱遁雖不類老莊之超然但也不能說與其完全無關。鄭玄身上體現出了從個體堅持下的格格不入到與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妥協，乃至另行尋覓文化港灣與另類學術開拓。於是鄭玄棄官而為學，從政府官員下降為普通士人。就當時社會民眾而言，民不聊生自然會發生反抗與掙扎，於是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黃巾軍「見玄皆拜」這獨特現象的出現與漢末理性迸發的學術大背景與社會的理性氛圍是分不開的。黃巾軍一時蜂起、浩浩蕩蕩，代表了整個社會下層人士的心理狀態是理性的起義而非盲目的求索。雖被正史扣上「黃巾賊」的帽子，但也埋沒不掉其「義軍」的真實本質，其廣泛的群眾代表性仍是其實質。其遭遇能夠體現個體獨特學術品格的鄭玄，能夠做出「見玄皆拜」之義舉也就不意外了。
三、鄭玄的志節、學術與德望
鄭玄的一生是服膺孔子的一生。其志節、風度與德望與孔子之言行若合符節。孔子說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3]（138）君子之德像風一樣，能風化草乃至天地萬物。觀鄭玄一生之言行，莫不與孔子之言行相合。從其十一二歲赴宴會之時的「此非我志，不在所願」回答來看，少時之鄭玄已不與世俗同輩同流，而遠超當時所謂君子。此固可與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相匹相類矣。
隱逸所表達的也是鄭玄不與混亂時代相同流合汙的高潔之態。再讓我們來看一看鄭玄的隱逸史實吧。鄭玄學成歸家是在四十歲之時。學而優則仕向來是儒家的慣常讀書、為學、入仕路徑，但在鄭玄這裡，這一「定律」似乎並不適應。從六十歲之後，鄭玄多次被漢朝當權派徵召，但屢徵不就。讓我們看看鄭玄光輝的「召不就」的舊歷史。當其五十九歲時，舉賢良方正。翌年，何進徵辟鄭玄，還運用了「迫脅」之法、「禮待甚優」之術，但鄭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六十二歲時，被徵為博士，但稱病不就。六十三歲時，袁隗徵為侍中，「以父喪不赴。」董卓「備禮召玄，玄不至。」六十四歲時，公卿舉玄為趙相，玄以黃巾復起，道斷而不至。六十六歲時，以「博士」列名於朝廷。鄭玄「召不就」次數之多，讓今天的普通人感覺鄭玄有些不可理喻。鄭玄「屢徵不就」既是對孔子「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的服膺，也是漢末崇隱之風的個體化表達。其學雖與隨後的魏晉玄學宗旨大異其趣，但其行為卻頗有相類、相合之處。故其不能不反映即將來臨的言意幽遠的出世之學，也不能不表現內儒外道的儒道出世與入世的疊加糾纏態。
正史中的記錄自不待言，就連文學作品中的鄭玄人格亦是如此光輝俊潔。如《世說新語》中的鄭玄。《世說新語》是一部描寫魏晉名士的逸聞軼事和玄言清談的故事彙編。其中《文學篇》講到鄭玄本打算注釋《春秋傳》，還沒有寫成，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服虔相遇交談對注釋《春秋傳》的看法時，發現「多與己同」，他竟無私的傾囊相授——「盡以往所注與君」[4]（84）。鄭玄以文化自任而不敢自專的闊達態度，其經學大師的博大胸懷與磊落的君子儒風躍然紙上。還有《世說新語·文學》中「鄭玄在馬融門下」劉孝標註引《鄭玄別傳》：「袁紹闢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後謂痛飲為一飲三百杯皆來源於此。當時宴會中的汝南名士應劭於席間半開玩笑半自期許地問鄭玄：「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他滿以為鄭玄當時只是一介布衣，而自己憑藉名氣、地位可以讓其或受寵若驚或羞愧難當，想不到鄭玄微笑著回答道：「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讓應劭吃了一個閉門羹。簡單的幾句話，將鄭玄的學識與孤高表現出來。通過這回答，我們可以看到鄭玄收弟子的標準是孔子「四科」的標準，而不是當時社會所崇信的「官閥」標準，可謂學界清流。鄭玄的一生也真正做到了孔子教誨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3]（106）是一真孔子門徒。
鄭玄晚年的德望更是達到了可以稱「公」的程度。孔融做北海相時，敬佩鄭玄的德行與學識，所以一到任就去拜訪鄭玄。事後還命高密縣令，為鄭玄特立一鄉，是為「鄭公」鄉，並設「通德門」。此名沿用至今。今日位於鄭公街道辦事處，鐫刻著「文章憑人論，經學賴公傳」的鄭公祠熠熠生輝，仿佛訴說著過往的輝煌。漢時之「公」何義？按《鄭玄辭典》中所搜羅的意思大致有五意，分別是「事；君也；猶『官』；猶『共』；孤。」[5]（45）去除掉無關的解釋，可能近於「官」之義，但鄭玄並不是官。於是這裡的意義就是對有德人的尊稱了。如漢朝有名的「太史公」「吳公」「鄧公」等人。由此可見，鄭公之「公」的深意與尊意。
最後，鄭玄病死在隨軍謀策途中。鄭玄的去世象徵著一個舊的思想時代的徹底結束與一個新的思想時代的真正開端。[6]（129）。鄭玄去世之前竟也夢到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通過此夢，他從讖緯學角度，準確預測到了自己大限來臨之日。此後言意幽遠的魏晉時代真正駕臨。
觀鄭玄一生志業，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為經典的後續解讀與傳承，功莫大焉。《後漢書·鄭玄傳》中言：「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可以這樣說，幾乎所有的先秦典籍，如果沒有鄭玄的整理與解讀，其能否傳諸後世是難以保證的，能否有效地發揮文化在中國的作用也是難言的。所以說，「（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以其豐富的著述創立了「鄭學」，初步統一了今古文經學，使經學進入了一統時代，對經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鄭玄也以承先啟後的偉大經學家、卓越的古籍整理學家、重要的思想家、傑出的教育家而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東漢末年，朝廷昏聵、民不聊生之時，鄭玄的志節、學術與德望在那個亂世雖遺世獨立，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敬佩者有之，豈止一個北海相孔融敬之、佩之、尊之、愛之？黃巾軍中敬佩、尊愛者當也大有人在。「見玄皆拜」一事的原因，鄭玄個人學術的淵博、志節的高潔與德行的醇厚當是很重要的原因。
四、鄭玄學術與黃巾軍思想的內在相通及其思想認同
鄭玄學術與黃巾軍思想的內在相通及其思想認同方面的一致性，也構成黃巾軍「見玄皆拜」的原因所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鄭玄的學說基底與太平道的樣貌有相通之處」。[7](143)
當是時，陰陽五行成為士人乃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背景。從「易以道陰陽」可見，陰陽觀念於《易》中明確道出。因秦火未涉及到《易》，反而使得漢初傳《易》者眾多。陰陽觀念也成為漢儒解經的重要理論依據。五行之說於《尚書·洪範》中首明確提出。後鄒衍將其發展為五德終始之說，成為言說王朝興衰成敗之理論依據。從此以後陰陽五行成為中國學術繞不開的基礎理論。
鄭玄學術與黃巾軍所信奉之太平道中都存在讖緯學說、均有易學背景。從黃巾軍的角度觀之，這些共通之處使其存在內在相知、相通甚至相惜的學理根基。從《鄭玄志》一書所附的《鄭玄生平大事系年》中所列鄭玄一生大事來看，可以看到其學習並精通讖緯的事實。十三歲，他就好天文、佔候、風角、隱術等以氣象、風向的變化而推測吉兇的方術。十七歲時，見到風起就能預見到「某時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二十一歲之時，他精歷圖緯之言，兼精算術。三十歲時，睹秘書緯術之奧。七十歲時，從劉洪受《乾象曆》。七十四歲時，夢孔子語，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8]（26-32）
毋庸諱言，鄭玄的一生與讖緯密不可分。他解經之時也因秉持讖緯態度而為反對者詬病。但中華古學本來就沒有將科學與迷信區分得那麼涇渭分明，這與鄭玄何幹？同時，鄭玄亦為一易學大家，其易學根底深厚，易學著述豐碩，主要有《周易注》《易贊》《易論》《易緯注》等。其早年通《京氏易》，後又習《費氏易》，解易時運用了諸如爻辰說、卦氣說、互體說等易學方法與理論，在漢代象數易學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眾所周知的黃巾軍起義口號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神異化讖言，以及「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預言更是完全的讖緯學說。這充分說明當時民間對讖緯學說的尊崇，使得起義必須藉助讖緯才能成其事。試想一下，一群尊崇讖緯的無知群眾遇到了一個精通讖緯的卓然大家，出現「見玄皆拜」的場景也就不令人詫異了。
綜上，對「見玄皆拜」事件的透視，我們可以看到出現這一場景的原因眾多。既與當時漢代學術大背景與當時民眾的認知水平有關，與鄭玄本人的學術品格與德行威望密切有關，也與相遇雙方思想的內在相通及其思想認同有很大關係。揭櫫背後複雜對於理解傳統士人人格形成，而深刻的原因，理解鄭玄的行為層面、思想精神層面、個性氣質層面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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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原題為《黃巾軍何以「見玄皆拜」》，首發於《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編輯/十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