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除了講解法義和修行外，也有一種是講佛教故事。如《維摩詰經變文》、《阿彌陀經變文》、《法華經唱文)。講經文一般是嚴格說經，宣揚義理的。講佛經故事則稍有不同，一般是講述佛陀生平行事以及在佛經裡出現的故事。講述佛陀生平行事的有寫佛陀成道的故事的，亦有寫過去無量生的故事。
在講述佛經時的故事中，最有影響的變文應為《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這篇變文取材於《佛說盂蘭盆經》、《佛說報恩奉公瓦經》等諸多佛典，內容是大目犍連為救其母出地獄遇閻羅王、五道將軍，經歷萬千辛苦，方到得阿鼻地獄尋得母親，由於廣造孟蘭盆善根，終於救得母親。目前《目連救母變文》大意均如此，但存有六種不同的資料，目連救母的故事後在民間廣為流傳，影響之大是變文中不多見的。變文的發展使其創作內容逐漸擴大到一些歷史傳說和民間故事上去，在敦煌發現的非佛教故事的變文就有很多，如《伍子胥變文》、《王昭變文》。
我們可看見佛教內容逐漸減少，而關於傳說、歷史之事增多，變文為後世一些通俗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從藝術風格上說，變文也自有其獨特的魅力。變文的作者們創造了一個個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並且在描寫場面上極為宏大、繁複。諸如目連救母諸變文中對地獄的描寫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變文的作者在語言的運用上也為後世開了新的風氣，他們吸收了大量的口語和佛典詞彙，一般來說是半文半白的語言，其形式比六朝以來的駢文自由靈活得多。因而變文以其豐富的詞彙、通俗的方式區別於一般文士的作品，這也是變文得以流傳並不斷發展變化的原因。
變文在宋初受禁之後，其演變就有了分化，其直接的繼承形式是以唱為主的寶卷，其間接的繼承形式是以唱為主的彈詞、諸宮調和以講為主的講史、小說的話本，在宋代瓦肆構欄之中，這種通俗文學達到了一個較為繁榮的時期，這一切都和變文有關。就寶捲來說，是宋初俗講被禁止後一種新的佛教宣傳形式，是由變文直接發展而來的。
一般來說，寶卷形成於宋代，盛於明清，和變文一樣，在民間流傳之後，也出現了許多非佛教故事的寶卷，佛教性的寶卷是「宣卷」(也稱「說經」「說因緣」)的腳本。是以佛教故事居多，宣揚因果報應。現存的寶卷有《銷釋金剛科儀》和北宋天竺普明禪師編的《香山寶卷》。其中《香山寶卷》是敘述觀音故事，這類故事是和北宋觀音信仰分不開 的，後來，寶卷也有了世俗化的本子，如《梁山伯寶卷》、《藥名寶卷》。寶卷在形式上以韻文為主，間以散文，後來發展為一種曲藝。
佛教對小說的影響比佛教對詩歌的影響要大得多。這主要是因為詩歌作為一種正統的文學體裁一直在諸多先人古法的束縛下，而小說則不然，《漢書·藝文志)斥其為「道聽途說」、君子弗為之物，在六朝出現了志怪小說，從此後，佛教對古典小說從內容、結構到主題思想產生了多方面重大影響，可以說，小說在古代以非正統題裁而獲得相當巨大的成就是和佛教對其的影響分不開的。
六朝時，各種志怪小說在民間流傳。當時的風氣是佛道兩家盛行，因而志怪小說多是談鬼神之異。當時的佛教僧侶用這樣一種形式來宣揚佛教義理，如專記觀世音菩薩神力故事的就有《觀世音應驗記》、《續觀世音應驗記》、《系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之多。另外象幹寶的《搜神記》,顏之推的《冤魂志》均為六朝志怪小說的代表作，六朝最大的小說家當推劉義慶，其著有《幽明錄》三十卷、《宣驗記》三十卷多是勸人向善、向人說神像威靈之事，從六朝志怪小說開始，這種輪迴報應，人生如夢的觀點就開始成為小說反覆表現的思想內容。
魯迅先生曾在《古小說鉤沉序》中指出：「幽驗冥徵，釋化之小乘」是小說權輿的一種。到了唐傳奇小說和話本小說之時，佛教的影響就日益增大了，從淵源上來說，佛傳、佛教本生、因緣故事等促進了唐傳奇小說的發展。宋代的話本小說又是由唐代變文發展演變來的，宋人在說書場所說(說故事)的底本即為話本，話本直接來源於俗講的腳本：變文，話本分為講史和小說兩類。前者篇幅較大，後者多為白話短篇。話本小說經過發展逐步形成了章回小說，章回小說在明清時是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封神演義》就是章回小說的代表之作，四大名著更反映了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就小說整個體裁的發展來看：從志怪小說到章回小說固然有文體本身漸次發展的原因在內，但佛教故事、變文亦是推動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吳承恩所著(西遊記),正是在唐僧玄奘取經的故事，話本等基礎上演變而成的，宋人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共三卷十七章，已初具長篇章回小說雛形，這為《西遊記》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西遊記》的局部細節來說，幾平處處皆有佛教典籍和故事的痕跡直接取材於佛家典籍和故事，經過加工演變而成小說是佛教對小說創作影響的直接形式。其影響的間接形式則是佛教在思想上，主題上對古典小說的影響。代表我國古代長篇小說成就最高峰的《紅樓夢》正是以夢開始，以夢結束，書中主人公賈寶玉一日險些悟了禪機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佛教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