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歲的陳嘉榮大爺是天津市無線電廠退休幹部，30多年來，寸積尺累收買了一萬餘張票證及類票證，整理成冊的藏品佔滿了不大的房間。
談及愛好的由來，陳大爺苦澀而無奈。1963年，陳嘉榮大爺與愛人王玉玲結婚，那時，每個職工每年的布票定額是一丈七尺三寸，為了讓婚事體面一些，陳嘉榮的父親承諾兒子一定要做四床被子。有了這個目標，為了湊齊四床被子裡面所需的布票，陳氏父子開始提著小禮品走訪親朋好友。
那時的布票是金貴品，也是父母給孩子預留的男婚女嫁時的重要財產之一。關係過硬的親戚朋友在三口人的布票中讓出兩口人的定量，暫時借出來救急。
結果，一大圈跑下來，只湊夠了三床被子的布票，而且就是這些布票，還齊了也要付出幾年不添衣服的代價。無奈之下，陳老先生決定給兒子借一床被子湊數。婚禮如期舉行，四床被子也如期擺在新房的床頭，只是新婚第二天，借來的被子就還了回去。陳嘉榮愧疚地看著妻子，總有一種說謊的感覺和一張票難倒英雄漢的無奈，也就是從那時起，大爺的心裡湧起了一種票證情結。
由於多年間收藏的經驗，在陳大爺的梳理下，主要生活用品的供應脈絡清晰起來———
1960年因居民排隊購買白酒情況嚴重，實行每人一次限購100-200克。3月15日開始買糕點收糧票，每人每月供應半市斤。
1961年，城市人口每人發放布票7.4市尺，農業人口每人發放布票6.5市尺。
1973年，天津發行了全國獨一無二的面袋布票，即每戶3尺白布專做面袋之用。
從1969年到1983年居民定量布票，不分農業和非農業人口，一律按每人17.3市尺發放，1984年敞開供應。
憑工業本每月可買一縷白線，一縷黑線。火柴每人每月兩盒，洗衣粉、肥皂每人每月一袋或一塊。
工業票隨工資發放，每10元工資發券一張，買一塊國產手錶需要60張工業票。
據統計，自1955年9月印製第一版天津市地方糧票起，至1993年4月1日糧票停止流通前，在近38年的時間裡，天津共印製使用了14個年版、35種名稱、150多個面額，票面額總計15億公斤。
據了解，當年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多數商品都是憑票供應的。什麼樣的商品就用對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缺一不可。為了照顧老幹部、高級知識分子、科研人員和有特殊貢獻的人，也發放了一些特供票證。票證的尺寸千差萬別，有橫式、豎式、齒狀和正方形。有的票證與人民幣10元大小相同，而有的票證只有1釐米大小。面額大的在千斤、萬斤以及10尺以上，面額小的僅為1錢或1寸以下。計量單位從舊秤市制到最新的千克制、公米制，應有盡有。
通過票證的收藏大爺還以票會友，結識了很多有共同興趣的「票友」。
在陳大爺的藏品中，有一張已經泛黃而且飛了毛邊的小紙條，是天津市河東區文化館的便籤，上面寫道「郭莊子菜品核算店：茲有我單位幹部王文治同志前來購買高級點心處理品十八斤整。請給予照顧。此禮63.3.14」，日期上蓋有文化館的大紅印章。
具大爺介紹，這張票是他跟一個叫王文治的票友換來的，至於為什麼一次買18斤的點心渣，買回去之後是自己吃還是另有別的用途，裡面還有一段故事。
據王文治回憶，他1958年畢業分配到百花出版社，1960年2月17日，下放到河北省霸縣勞動，當時只有24歲，糧食的匱乏和繁重的農活讓他幾乎每一天都處於吃不飽狀態，雙腿腫到膝蓋以上。按規定，下放幹部每人每月補助20斤水醃白蘿蔔，夜裡餓得實在心慌了，只好起來咬幾口，鹹得從喉嚨深處往外冒火，接著狂灌一肚子開水，然後勉強躺下蜷身而睡。
1962年秋天，王文治回到天津，分到河東區文化館，和另外兩個單身青年一起住在劇場燈光室旁的空屋子裡，吃飯在區政府食堂，那時，他每月34斤糧食定量，父親在北京，已經工作的他不願意在探望父親的時候再佔用老人的糧票，所以，每月精打細算，強制自己必須把花費控制在30斤之內。
上世紀60年代初，正是破除迷信的宣傳高潮時期，負責美術輔導的王文治一面幫著河東區街道俱樂部出版刻印16開宣傳小冊子，一面在郭莊子一帶的老居民區走家串戶宣傳科學。由於副食品緊缺，34斤的糧食定量讓最多一頓吃了13個近3兩一個饅頭的王文治來說，總是半飢半飽。當時，家境富裕一點的人可以到食品店買些點心貼補一下虧欠的肚子，但是，買點心不僅要花費糧票，而且統一價格6角錢1斤的普通糕點長期無貨，高級糕點(相當於現在的「八件」)要7元2角1斤，這在當時是一個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
就是在這種情形下，1963年3月14日，王文治找文化館領導開出了這封介紹信。拿著這封信，他就可以享受免收糧票而且按照6角錢一斤計價的優惠。
至於為什麼開出18斤的數量，王文治解釋，這是給副食店留出了餘量。因為商店也要照顧方方面面的關係，有了單位介紹信，就可以按照18斤足額提出來，但是賣給介紹信持有者的最多超不過4斤。
如今已過花甲的王文治說，那時候，早晨起來，看著窗外的朝陽，一捧點心渣，一杯白開水，囫圇吞下，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大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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