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專業護長城
長城是建築還是遺址？長城保護是復原還是搶險？長城修繕到什麼程度才是最合理的……走過了9300多公裡長城的湯羽揚感觸很深。
作為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建築大學教授湯羽揚為編制北京、寧夏、內蒙古三地長城保護規劃，15年走過了我國境內長城總長度的44%。
箭扣長城。
15年間，湯羽揚不僅見證了長城資源調查從用尺子測量到無人機測繪的巨大變化，也深刻認識到長城保護不單單是技術問題，其背後還有著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經濟考量。
「這之間存在著博弈和選擇。」正如今年9月剛剛開放的九眼樓長城，甲方接受了湯羽揚團隊的建議，按照山下道路和登山道路適量減小了路幅寬度。
長城保護是一個歷時漸進，逐步達成共識的過程，與社會發展、保護理念與技術方法進步密切相關。2008年，湯羽揚曾帶領團隊為北京八達嶺長城做保護規劃，當時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見，在今天再深入完成保護規劃時已經成為共識，譬如降低或是拆除一些不利於長城景觀的建築物，展現入口區域與長城歷史風貌的協調。
湯羽揚說，長城是國家和民族的共同記憶，盡全力把真實的長城保護下來，正是為給世世代代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
在不久前閉幕的北京長城文化節上，湯羽揚被評為了「最美長城守護人」。但她並未停下腳步，12月11日，結束了對北京市延慶區長城一天的考察後，她又在為去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的漢代烽燧遺址考察準備行囊。
帶著尺子量長城
1954年出生的湯羽揚籍貫是湖南，生長在北京。但兒時的她對長城卻只有懵懂的印象：「只記得八達嶺長城很遠，路坑坑窪窪，車也很慢，要很久才能到。」
15歲時，湯羽揚就響應黨的號召成為千千萬萬知識青年的一員，之後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從小生活在城市裡的她，在那裡與大自然有了親密接觸。後來又來到父母所在的三線湖南大庸，湯羽揚作為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進入湖南大學，後留校任校。
年輕的湯羽揚，碩士階段攻讀了建築歷史與理論方向，師從楊慎初先生。碩士期間跑遍了湖南各地區的書院建築，深感傳統的、地方的建築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底蘊。1992年，湯羽揚來到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北京建築大學前身），一方面授課中國建築史，一方面隨臧爾忠先生參加了三峽庫區地面文物保護工作，這一做持續了13年。
沿河城現場。
雖然在高校工作，但湯羽揚並非一個「辦公室」學者。田野調查、選址踏勘、項目評審、民眾走訪……在家人的記憶中，湯羽揚寒暑假都不在家，有時候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都在外地出差。13年跑三峽的經歷，讓湯羽揚積攢了田野調查的經驗，也練好了長途跋涉的腳力。
2005年起，國家文物局組織了數千名文物和測繪工作人員，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為長城「做體檢」「摸家底」。也在那一年，湯羽揚開始與長城保護結下不解緣分：主要參與負責完成了北京市延慶區整體和密雲區部分段落的長城資源調查。
「當時條件比較艱苦，技術手段比較落後，主要是用尺子量、紙筆記錄。」湯羽揚回憶，即使此前已通過各種渠道對長城有了相當的了解，但調查過程仍被長城及其環境深深震撼：看到了不少城段牆體開裂、敵樓坍塌，已不是史書記載的完整高大；甚至部分城段只剩一片亂石、土堆……但同時也被長城選址與自然山勢的巧妙結合和登高望遠的暢快所感動。
國家文物局2012年6月發布的長城資源調查報告以及長城保護總體規劃都明確長城牆體留存比例為1/4以下的佔比已接近70%。受長期以來的地震、洪災、風雨侵蝕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我國長城遺存保護狀況不容樂觀。
以明長城為例，人工牆體只有8.2%保存狀況較好，74.1%的保存狀況較差或者差，甚至只剩下地下基礎部分。有大量長城遺存存在坍塌、傾斜等重大險情，搶救保護這些有代表性的長城遺存刻不容緩。
為長城保護奔走了15年，如今湯羽揚已不再僅僅用尺子和紙筆測量記錄腳下的長城。諸如三維雷射掃描、無人機測繪等新技術的運用，使得長城資源整體狀況更加清晰。
同時發生變化的還有長城保護和修繕的理念。湯羽揚說，過去長城修繕經常一上手就做「過」了，但如今大家基本都接受了「最小幹預」的原則。譬如對能否採用新材料的問題，判斷標準在於，是否會對原來的結構和材料產生負面影響。比如敵臺的某一部分面臨坍塌風險，如果用外部支撐的方法能夠使其穩定，就不應拆解後重砌，如果採用的新材料會對現存部分產生後患，就應杜絕使用。
保護規劃細化到點段
從2009年起，湯羽揚帶領團隊陸續承擔了北京市、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三個地區的長城保護規劃編制和長城保護修繕技術課題研究工作，也成為各地政府信賴的專家。
為使得保護規劃能更加切合實際、指導各地長城保護實踐，湯羽揚和她的團隊在長城資源調查的基礎上，研讀各種長城資料，重新走訪各地長城遺蹟遺存，也加深了對長城及其面臨問題的了解。
九眼樓長城的內部道路，接受湯羽揚的建議，按照山下道路和登山道路適量減小了路幅寬度。
北京平谷、密雲、懷柔、延慶、昌平、門頭溝六個區的上百處長城城堡以及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長城的主要點段……資料顯示，湯羽揚帶領的團隊編制保護規劃的區域，涉及長城總長度達到9300多公裡，佔我國境內長城總長度的44%。這些區域長城的周邊，幾乎都留下過湯羽揚的足跡。
博士生劉昭禕、袁淋溪參與了大部分長城的調研和規劃編制。在她們的印象中，無論環境多麼複雜，湯羽揚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現場踏勘、照片拍攝、民眾訪談，以及到後期的文獻查閱、數據整理錄入等，都親力親為。
在不斷走訪的過程中，湯羽揚眼中的長城不再只是磚石土的牆體，而呈現出了豐富多樣的氣質——有的險峻、有的秀美、有的巍峨依舊、有的在衰敗中透出滄桑……
在湯羽揚看來，文物和建築遺產的保護不單單是專業性的技術問題，其背後還有著複雜的人群問題、社會問題，同樣會影響決策。這在長城保護中表現尤甚。
以內蒙古區域7000多公裡的長城為例，東部地勢平緩，金界壕特點比較突出；西部最有特點的是居延遺址，這裡是沙漠地貌區；中部長城建依陰山山脈和黃河展開，涵蓋了多個朝代建造的長城，面貌更加豐富。
從建造材質上講，一般磚石長城遺存的保存狀態相對好些，黃土夯築的長城遺存保存狀態較差，很多段落已經消失。湯羽揚還感受到在各個地區，長城和現代人生活區的關係也是不一樣的——
在北京，長城距離特大城市和人群更近，長城周邊村莊密集；在內蒙古、寧夏，更多的長城區段距離大城市和人的生活區比較遠，「長城離人的聚居地越遠，受到的人為幹擾會更少一些。」
湯羽揚說，根據長城不同的地理位置、氣候環境、建築材料和年代，要因地制宜，採用不同的保護方式和管理方式，這是長城保護的重要原則之一。
僅以內蒙古區域的長城為例，從東到西2000多公裡跨越了好幾個氣候和地貌帶，並涵蓋了多個朝代的長城段落，每段長城的保存狀態都不相同。為此，湯羽揚帶領團隊在對內蒙古長城保護規劃的編制中將保護區劃細化到了每一個旗縣，大比尺的保護區劃圖能夠為地方管控提供較強的依據作用。
為降低一堵牆而「博弈」
2016年9月21日，遼寧省葫蘆島市，一條「野長城被砂漿抹平，700年歷史的國寶面目全非」的帖子出現在網上，引發廣泛關注。帖子中提及的長城位於綏中縣永安堡鄉小河口村，曾被驢友譽為「最美野長城」。
自此開始，關於長城保護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激進者認為，長城修復應該要盡力還原，主張採用現代手段重現長城當年風採；保守者認為，長城修復應該儘量保持現狀，幹預非必要就不做。
湯羽揚在居延遺址調研。
湯羽揚說，遼寧小河口長城修繕出現問題只是一個爆發點。近些年，國家文物局對長城修繕工程批覆得很少，原因就在於各方認識不統一，技術方法研究不到位，長城修繕經常一上手就做「過」了。
此前，湯羽揚曾接受國家文物局委託，承擔了《明代磚石質長城保護修繕技術指導文件》的研究課題。長城應該如何修繕？湯羽揚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回歸到一個原點：長城到底是現實狀態保存還是完整形象保存。
「常規思維是：按照建築考慮，往往更注重形象，維修難免追求形態完整好看；如果是現實狀態保存，就要承認現有的殘缺形象，維修以保證安全為主要目的，保持現實狀態，保存歷史留存的信息就可以。」湯羽揚解釋說。
2019年國家文物局發布的《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對上述問題給予了明確答覆：長城是古建築與古遺址兩種遺存形態並存、以古遺址遺存形態為主的文化遺產，並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觀特徵。
湯羽揚認為，長城作為國家重要遺產，在必須實施維修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防止危險產生的結構安全的措施，對於沒有安全性問題的部位僅需要維護。「將真實的歷史信息留存的最好方式是日常的維護，而不是幹預。」
湯羽揚說，在為各地編寫長城保護規劃時，一些地方政府希望長城發揮高大形象的展示作用，充分利用長城，想把長城牆體做得更高大一點。但牆體是長城保護的主體對象，是文物本體，從保護的角度是不能輕易改動的，這就需要和地方進行反覆的溝通。
「這之間存在著博弈。」湯羽揚說，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最終選擇的點是在長城歷史信息能夠得到更充分保護的前提下，能夠得以利用和傳承。不過，這些年與地方政府和文物管理者的接觸過程中，湯羽揚也發現，大家對長城保護的態度在逐步轉變，逐漸接受文物保護界的理念和想法。
湯羽揚帶領團隊在長城調研。
2008年，湯羽揚帶領團隊為北京八達嶺長城做保護規劃，「當時提了很多意見，比如八達嶺長城周邊有熊樂園和野生動物園，我們認為是不合適的；還有一些建築物的高度過高，和長城的風貌不協調，應該降低等。」
當時，這些建議並沒有被接納。如今十幾年過去，八達嶺長城管理方再次找到湯羽揚，希望繼續深化保護規劃。在這次溝通中，地方主動提出：周邊部分違規建築已經被拆除，此前的一些意見可以被採納，一些過高的建築也可以仔細研究降層的方法，入口處也會做得風貌更為協調。
在與各地政府和文物管理者的不斷溝通中，湯羽揚也對地方和管理者的立場有所理解：「他們有自己的訴求，也更了解遊客；另外還有很多歷史遺留問題，不是一天就能夠改變的，需要在統一規劃下逐步實施。」但她也強調，「長城及其環境景觀的保護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不能將錯就錯」。
保留數千年風雨印記
在內蒙古明長城涼城縣十二溝段，無人機從上方掠過，從長城牆體的豁口轉到長城以內，即為山西屬地。遠眺長城內平緩開闊的地勢和海子灣水庫，她看到 「川原平衍，無山設險」的形勢。
在北京平谷長城，將軍關至紅石門段長城，所用的石材天然巖層肌理清晰，石塊大而方整，分層整齊碼砌，碎石填塞縫隙。她猜測，這或許與將軍關黃松峪一帶古時曾為火山口的巖層特點有關。
在門頭溝沿河城現場，湯羽揚發現，東門的城臺在原來留存不多的遺存上進行了重建，「非常好的是維修時保留了南城牆上一段塊石砌築的垛口牆，外面抹灰的苔蘚記錄了歷史的滄桑」。
……
夕陽下的古北長城，異常壯美。
在不斷走訪的過程中，湯羽揚與長城的感情連結愈發緊密——她說，長城是特殊的建築遺產，其修築歷史延續逾兩千年，分布範圍跨越中國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幾百個縣區，對所在地的人地關係、社會經濟、文化交流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長城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共同記憶，保護長城就是保護那段歷史記憶和故事。
「長城留下來的內容，有些現在無法理解，後代可能有更好的解讀。」湯羽揚說：「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最真實的東西保留下來。沒有真實的東西，傳承就沒有意義。」
如何把最真實的長城保留下來？湯羽揚說，不能僅僅把長城保護修繕看成是一項工程技術工作，而要將其當作一項文化活動，沒有統一的技術方法能夠解決分布在上萬公裡地域範圍內長城面臨的殘損和破壞，每個案例都需要仔細的研究和對待。
目前，我國的文物保護維修工作還較多停留在工程性思維階段，以減小幹預、排除險情、安全穩定為目的，較少考慮修繕工程本身的藝術性和修繕藝術的情感傳達。
這種工程性思維也導致在修繕工程之初，對長城遺存狀態勘查不足不細，「比如勾縫是怎樣的手法、凹凸的維度是多少，都要詳細記錄，並納入工程實施中，才能把歷史帶來的這種美感傳達出來。」
湯羽揚希望，在文物修繕的過程，工匠們不僅僅是完成工程項目，而要把自己的工作當作藝術創作，「以前的匠人，做民宅都要雕花刻紋，這是匠人通過高超技藝傳達自己對美的理解」。
「長城維修的最高境界是什麼？那就是修好了和沒修一樣。」湯羽揚說，假如文物是徽派建築的一面白牆，經過數千年風吹雨打，白牆上遺留很多雨漬、灰塵、苔蘚等，那維修就不應該簡單把牆面重新刷白，而是通過仔細的勘查、設計、施工後，保留那些歷史的印跡和信息，供後人欣賞和解讀。
讓湯羽揚感到欣慰的是，近幾年北京箭扣長城保護修繕工程以及延慶、懷柔、密雲的長城搶險工程開啟了對長城維修工程理念與技術方法的有益探索，修繕後的長城保存了現狀的形態和安全的結構，為長城修繕提供了經驗借鑑和有益樣板。後續他們還將繼續探索如何將研究性、將考古、結構、設計、施工等多專業全程合作貫穿於長城保護修繕工程之中。
對一位學者而言，走得越遠，才越有發言權。
【來源】南方plus客戶端
【統籌】何雪峰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趙曉娜
【編輯】鄧素凡
【校對】黃買冰
圖片均來自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