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一想到汪曾祺這個名字,後面跟著浮現出的,就是一串有味的吃食、一園子清香的草木……
九十九年前的今日,他來到了人間。
他出生在初春時節,一個萬象更新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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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航說:「汪曾祺是個老福爾摩斯,是個針對美的偵探。」
讀他的散文,何止是在閱讀,分明是在生活,他的文字是有生氣的。
他寫吃、寫花草蟲魚、寫一切的人間煙火。
他從來不在文章裡「教育」人,但他的文字裡自有春風化雨的功效。
他的語言質樸而精煉,易讀且趣味性強。很多人初始對他都懷有一種「美食博主」的印象。
他的文章就像一盅老火靚湯,多「食」,對人心進補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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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校舍》裡寫:「馬路北側,挨新校的圍牆,每天早晨有一溜賣早點的攤子。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煎雞蛋餅。
一個瓷盆裡放著雞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攤在平鐺上,煎熟,加一把蔥花。廣東老太太很捨得放豬油。雞蛋餅煎得兩面焦黃,豬油吱吱作響,噴香。
一個雞蛋餅直徑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饞。」
他寫「苦哈哈」郝有才是:「中午飯有什麼吃什麼,窩頭、貼餅子、烙餅、饅頭、米飯。有時也蒸幾屜包子,菠菜餡的、韭菜餡的、茴香餡的,肉少菜多。這樣可以變變花樣,也省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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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一般是吃麵。炸醬麵、麻醬麵。茄子便宜的時候,茄子打滷。扁豆老了的時候,悶扁豆面,——扁豆悶熱了,把面往鍋裡一下,一翻個兒,得!吃麵澆什麼,不論,但是必須得有蒜。吃麵不就蒜,好比殺人不見血!
……每次都是烙了幾十張烙餅,用包袱皮一包,帶著。另外帶了好些滷蝦醬、韭菜花、臭豆腐、青椒糊、豆兒醬、芥菜疙瘩、小醬蘿蔔,瓶瓶罐罐,丁零噹啷。」
讀他的文章要自行切換至美食頻道,因為常見詞彙如:「番茄悶牛肉、香酥雞、糖醋魚、包餃子、炸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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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安樂居》中寫:「暴醃雞子、拌粉皮、豬頭肉,燒雞、醬鴨,切塊,兔頭。整整兩飯盒醃香椿……多半塊燻魚、幾隻油爆蝦、兩塊豆腐乾。燴鴨血、拌肚絲兒。
蕎麵條!——自己家裡擀的。
青椒!
蒜!
趕上連陰天,慘囉:沒活兒。怎麼辦呢,拿著面口袋,到一家熟糧店去:「掌柜的!」「來啦!幾斤?」告訴他幾斤幾斤,「接著!」沒的說。趕天好了,拿了錢,趕緊給人家送回去。為人在世,講信用:家裡揭不開鍋的時候,少!……」
一股生機撲面。
他在《鬧市閒民》中寫:「他每天還是吃炸醬麵,——只要糧店還有白面賣,而且北京的糧價長期穩定——坐在門口馬扎兒上看街。
他平平靜靜,沒有大喜大憂,沒有煩惱,無欲望亦無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條面、撥魚兒,抱膝閒看,帶著笑意,用孩子一樣天真的眼睛。
這是一個活莊子。」
他說:「我父親曾用白糖煨慄子,加桂花,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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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夏天,你卻從中體會不到一絲燥熱感。單是看他的描述,已覺滿眼清涼。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氣很涼爽,草上還掛著露水(蜘蛛網上也掛著露水),寫大字一張,讀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西瓜以繩絡懸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
搬一張大竹床放在天井裡,橫七豎八一躺,渾身爽利,暑氣全消。」
讀他的文字,你很難覺察出作者本人會和苦難二字有何聯繫。
他從不吝於展現生活中的美好,總是近乎白描似的,把它們通通寫給你看。
可事實上他的際遇並不暢順。雖考入西南聯大,卻又以肄業告終。
其文採縱然得到沈從文的肯定,然而在昆明卻找不到工作,一度窘迫到沒有床睡,蓋的被子只剩下棉絮,和同學一起只能用把字典賣掉的錢去吃飯,然後去草地上躺著,一邊看雲一邊喃喃道:「沒有兩片樹葉長在一個空間。」
後來經過朋友介紹,汪曾祺去了建設中學教了一陣子書。過了一段時間後,他決定離開昆明,去往上海。
在途徑香港時,倍感前途渺茫的汪曾祺顯得很沮喪,可在苦悶中的他卻發現了一個被人丟棄的芋頭,並寫道:「沒有土壤,更沒有肥料,僅僅靠了一點雨水,它,長出了幾片碧綠肥厚的大葉子,在微風裡高高興興地搖曳著。
在寂寞的羈旅之中看到這幾片綠葉,我心裡真是說不出的喜歡。這幾片綠葉使我欣慰,並且,並不誇張地說,使我獲得一點生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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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上海後,又是求職無門:「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
後經過李健吾引薦,在上海做了一所中學的國文老師。然而做了一年多後,汪曾祺便辭職前往北平。
一九四八年到了北京,汪曾祺又失業了半年,通過老師沈從文的幫忙,遂又謀到一份歷史博物館的差事。
失業的困頓纏繞著青年時代的汪曾祺,再三輾轉之後,終於在北京的雜誌社做了編輯的汪曾祺,並沒有就此一帆風順,後來他又三度被貼大字報、並被打成「右派」。
他在被「下放勞動改造」期間,有一次被指派要「負責帶人」去張家口掏糞,這事曾被他記錄在《七裡茶坊》中,他形容說:「平地上還曬著許多薄餅一樣的糞片。」
因為冬天冷,糞都被凍實了,得用鑿的,剩下的稀糞要用幹土和好,而汪曾祺就負責和糞。對於這項「工作」的感受,他在文中說:「這活髒一點,倒不累,還挺自由。」
你看,縱使在極苦的境遇裡,他依然懷有著一份「發現美」、「珍藏美」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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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許多文章讀來會讓你會心一笑,因為寫的很好玩兒,但又不單單只是好玩兒。
如這篇《跑警報》:「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
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桌球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生恐懼。
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麼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於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於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
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徵不服的。
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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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時候,汪曾祺住過東單三條、河泊廠、甘家口,還住過故宮的右掖門,他常去玉淵潭公園散步,看撿枸杞子的老夫妻,看辛勤的養蜂人。
他曾做過老師、教導主任,但顯然他無心管束教縛他人,最後還是投向了文學,做了編輯、編劇。
他沒有吹牛自詡的毛病,他說:「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但他也會狂放的說:「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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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歡詰屈聱牙,喜歡樸實自然,不喜歡刻意。
他說:「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我只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裡。夜晚在系圖書館。於是,我只能成為一個作家了。」
有人評價汪曾祺說:「他不喜歡為了獲取利益而違背自己的心意。就像汪曾祺討厭教授的嚴格考勤,明知逃課就會成績不及格,可他還是照逃不誤。當初他不會為了一個及格分而勉強自己,現在他亦不會為了拿一個學位而參戰。他從來都是一個隨心率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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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說:「在一起時,恩恩義義;分開時,瀟瀟灑灑。」
他的文字很少有雕琢感,更多的是在彰顯一種意趣。
他很嚮往蘇軾所說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他在《琥珀》裡寫:「我不喜歡這種裡面壓著昆蟲的人造琥珀。美,多少要包含一點偶然。」
汪曾祺最怕沒了生氣,他寫曾見到的一個堂倌:「他透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疲倦,一種深沉的疲倦,眼睛空漠漠的,他不是走,是移動。」
他寫:「紫藤裡有風。」
「唔!你怎麼知道?」
「花是亂的。」
「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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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熱愛返璞歸真,他說:「如果人們能夠養成一些正常愛好,具備文明素養,懂得親近自然,知道欣賞美,就不至於去搞打砸搶,去毀壞世間的美好事物……」
他有著「對日常生活的不倦熱情,對朗朗乾坤的詩意鑑賞。」
他喜歡「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人生態度。
「春暖帶雲鋤芍藥,秋高和露種芙蓉」這樣的生活大概是他所嚮往的。
對待生活,他是積極的,他信奉「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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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愛惜萬物、懂得何為美好。他喜歡東品品,西看看。常人所微不足道的事物,在他看來總是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可以在他的筆下,跟著他一起走南闖北,了解各地的風俗民情。
他相信「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在別人看來「他是不求顯貴,不想刻薄人,平靜溫柔的對待生活。」他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汪曾祺說:「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
他認為「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
他說:「我和朱德熙曾於大雨少歇之際,到蓮花池閒步。雨下起來了,我們趕快到一個小酒館避雨。要了兩杯市酒(昆明的綠陶高杯,可容三兩)、一碟豬頭肉,坐了很久。」
他說:「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
他說:「荷花收了朵,就該吃晚飯了。」
他的文字給人的感覺,總是那麼的閒適,或許是因為在他那份廣闊的胸襟裡潛藏著的,是一顆孜孜不倦追求自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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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熱愛自由的,在《林肯的鼻子》一文中,他寫:「讓我們平等地摸別人的鼻子,也讓別人摸。」
他說自己寫《職業》是寫「職業對人的限制,對人的框定,無限可能性的失去。」
他說:「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
他說:「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
他還寫:「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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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熱愛自由才是真正的熱愛生活,一味地為了獲取點什麼,而犧牲掉自由的人,自以為是聰明是狡黠,其實充其量不過是在應付生活,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到生活的本質是什麼。
汪曾祺不喜歡雍容華貴的事物,他寫:「「雕花樓」原是一個華僑富商的住宅,樓是進口的硬木造的,到處都雕了花,八仙慶壽、福祿壽三星、龍、鳳、牡丹……真是集惡俗之大成。」
他也不喜歡那些看起來蠻橫霸道的東西,他說:「螃蟹為什麼要橫著走呢?螃蟹的樣子很兇惡,很奇怪,也很滑稽。兇惡和滑稽往往近似。」
他說:「我對這種孫二娘式的海棠不大感興趣。」
他從不正面抨擊什麼,但他想表達的思想,早已蘊含在這些對花草蟲魚的描述之中了。
他說:「願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一個人口味最好雜一點,耳音要好一些,能多聽懂幾種方言。口味單調一點,耳音差一點,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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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年少時曾為一隻鳥哭過一次,那隻鳥也不知從哪裡得來的,但他就是對它歡喜的不行,為了鳥的住處忙前忙後忙活了一天。
然而第二天他放學回來後,卻發現鳥籠摔在地上,鳥兒不見了,原來因為他把鳥掛的太低,小鳥兒已經被大伯的貓給吃掉了。他傷心的大哭:「我的鳥,我的鳥吶!」
這件事使我想起了木心先生的《童年隨之而去》,的確,這樣的事情以後還多著呢,可是長大後的汪曾祺並沒有遺失掉一個孩童的心性。
汪曾祺在《泡茶館》裡說:「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那是一個汙濁而混亂的時代,學生生活又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並能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並不頹喪灰心,這跟泡茶館是有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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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汪曾祺的文章裡,大概能讀出這麼一種生活態度,人理當活的清閒,即清靜閒適,不可麻木如機器,亦或躁動如螻蟻。
人應該是要活的心閒而體勤。這裡的閒不是庸庸碌碌邋遢懶散,而是順應自然心性,是一種怡然自得的悠閒。
人貴在有那份兒「閒心」,當然四體也應適當勤勞些。
時代是要進步,可是不應該在以不斷犧牲、毀壞、糟蹋、壓抑為前提代價下去發展,這樣焉知不是在倒退?
資源有限,水、空氣也許有一天將不可再生。也不知地球那最後的一個夜晚幾時會來到。而那些資本主義所引以為傲的工業文明,就真的不怕會被反噬嗎?
環境被破壞掉,人心被捆縛住,無盡的開採、過度的榨取,瘋狂的採購,這些看似先進的舉措,最後換來的真的會是進步嗎?
圖 / 黃覺
就像北京被拆毀的一座座牌樓、城門、胡同,當時興許不少人覺得日後四周都是高樓大廈,那才高級才洋氣,這些低矮老建築儘是礙眼,以為它們是在阻擋進步,然而如今想再復建,那是沒有了的。
越是忙碌越是浮躁,所謂急功,近利。
越是悠閒越是灑脫,所謂恬淡,寡慾。
就像小孩子很少會感覺無聊,他們總能發現樂趣並沉浸其中,那絕不是因為他們荒唐幼稚,而是源於他們的得失心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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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說:「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他寫:「水上的夢是漂浮的。山裡的夢掙扎著飛出去。」
他寫:「無聊是對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獨認識你的孤獨。」
他寫:「都到歲數了,心裡不是沒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雲,飄過來,飄過去,下不成雨。」
汪曾祺的身上有種隨遇而安的特性,他是率性的,但同時又是擁有忍耐力的人。
「世間萬物皆有情,難得最是心從容。」
汪曾祺認為,恬淡寡慾、心平氣和、與世無爭的人多長壽。
他鍾意「無事此靜坐」,他喜歡「自然而然」。他筆下的世界是那麼的生機盎然。
他的小說總是以身邊的市井小人物為主,他知道「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他不是感覺不到苦,而是用自創的一套「形意拳」給消解掉了。
有人說「現代藝術,太多的誇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藉助聲光電氣。」
資訊時代的我們缺少的不是暴富機制,我們缺少的是「天然去雕飾」。
汪曾祺曾溫情的寫道:「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
一蔬一食即是樂,一草一木皆有情。
圖 / 因特兒耐特
汪曾祺曾在京劇《沙家浜》中自創出「人走茶涼」一詞,顯然於世事艱辛他是瞭然於心的,可他依然沒有用頹喪的態度,去面對世間百態。
儘管汪老已作古多年,可每每讀到他的作品,那些生動鮮活的文字,總能令人久久陶醉其中。
所以於他,是人走茶不涼,在人們心中,他永遠都是那個熱愛自由、熱愛生活的少年郎。
最後跟唱片機的「聽眾」朋友們猜個謎玩:
「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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