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們讀到大量討論資本主義失敗的書籍文章，特別是一些西方白人的著作，這些作者倡議減稅、放鬆管制、私有化與自由貿易——簡而言之，就是力挺與維護自由市場神聖性有關的政策。
早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哈佛法學院教授伊莉莎白·華倫與前麥肯錫顧問艾蜜莉亞·泰吉，就已經在兩人合著的《雙薪陷阱》中，提醒讀者注意美國中產階級悲慘的狀況；賈裡德·伯恩斯坦也在他多次被引用的著作《公平經濟的常識》中，批判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YOYO（你只能靠自己／You’re On Your Own）意識形態。
最近，公共衛生專家理察·威爾金森與凱特·皮克特在《為何平等能讓社會更強大》一書中，舉證說明收入不平等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而張夏準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裡，則是破除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常見假設。
暴露華爾街偽善行徑的書籍更是多如過江之鯽，不過其中《夠了：金錢、商業和生活的真正衡量標準》一書尤其令人矚目，因為作者約翰·伯格身分特殊〔他是美國最大基金管理公司「先鋒集團（Vanguard）」的創辦人，該公司管理的資產高達一點七兆美元〕。
不僅左翼人士提出疑問。右派保守主義者最鍾愛的查爾斯·莫瑞最新出版的暢銷書《白人美國的崩潰》就以社會階級為主題，不過他提出敷衍了事的補救辦法根本不能撫平「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的擔憂。
備受讚譽的《紐約時報》記者湯瑪斯·艾德索在一篇標題為《這是民主化自由市場的末日嗎？》的網路專欄文章中，列出了更多位對此一問題表達關切的學者：
許多極為受人敬重的專家，都相當關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他們並不是那些常常發出悲嘆的左翼人士；這些學者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可·史賓斯、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以及三位美國最頂尖的勞動經濟學家：兩位來自哈佛的學者理察·費曼與勞倫斯·凱茨，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奧圖。
為何突然間這些優秀的學者開始對於資本主義的可行性感到苦惱萬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時，不是已經證明它是一個較優越的經濟模式？從全球金融危機就足以證明的金融業道德破產現象中，可找到部分答案。我們很快就會回到道德瓦解這一議題。
然而，大家更迫切關注的，是愈來愈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相關的中產階級經濟不安全感。情況到底有多糟呢？
要了解這場危機，先讓我們來看看伊莉莎白·華倫在二〇〇七年那場著名的演講《中產階級即將垮臺》中提出令人心碎的解釋（可在YouTube上觀看，演講為時四十五分鐘）。當選參議員之前，華倫在哈佛法學院研究破產法。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她注意到個人破產數以驚人的比率增加。特別是女性訴請破產的人數，在一九八一年約有六萬九千人，而一九九九年卻增加到五十萬人。這些數字促使她開始針對收入中等、有兩個小孩的「典型」美國家庭，研究其收入與消費模式。
最明顯的趨勢就是存款率急遽下降（從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十一左右，下降到二〇〇六年的負百分之零點八）以及負債率的驚人上升（例如同一時期的信用卡欠款從年收入的百分之一點四，上升到約百分之十五）。為何美國人變得負債纍纍？
最普遍的解釋是，美國人變得更愛揮霍了。查爾斯·莫瑞等人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他的論點是，勞工階級文化的衰退，必須為其經濟狀況負很大的責任。華倫指出，這樣的說法根本不是事實。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非必須用品上的花費減少了，如衣飾（與上一代相比降低百分之三十四）、食物（降低百分之十八）和家電用品（降低百分之五十二）。
既然如此，精打細算的美國人為何會落入負債深淵？那是因為必要支出增加，例如房屋（增加百分之七十六）、健保（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和託育（增加百分之一百以上）。而且美國人並沒有買比以前更大的房子或擁有品質更好的健保制度。
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一棟「普通」的房子包括浴室在內有五點八個房間；現在的房子平均有六點一個房間，而且屋齡可能更老（百分之五十以上中產階級的房子屋齡在二十五年以上）。健保品質下降，因為醫院更快讓病人出院。（套用一句業界挖苦的說法：「把病得更重的病人更快送回家。」）更糟的是，許多家庭只能負擔得起「假健保」，也就是除了住院、專科醫師看診和處方藥以外「什麼都給付」。
必要開支增加，其驚人的後果就是雖然雙薪家庭佔大多數，美國中等收入家庭可自由運用的收入，比一個世代之前來得更少，雖然大部分家庭都是雙薪，而非單薪。也因此美國人被迫在非必要開支如衣飾、食物和家電上節省開支。
有小孩的家庭負擔尤其沉重，因為他們在房屋（住家必須靠近好的公立學校）、託育和教育付出的金額不成比例地多。有小孩的伴侶購買昂貴的郊區住宅，他們其實是為了「購買孩子的教育」，因為公立學校以郵遞區號分配學區。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要在教育上花這麼多錢？」噢，他們不得不如此。在一九七〇年代，一個人只要有高中文憑和良好的工作倫理，就能成為中產階級。今天，大部分人（有理由）相信大專文憑「是通往中產階級的唯一門票」。
請試想一間高負債同時固定成本也很高的公司：它很可能破產。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家庭財務。有小孩的家庭（固定成本較高）訴請破產的可能性，比沒有小孩的家庭高出兩倍以上。因為一份薪水無法支付所有固定成本，如果其中一位收入來源者丟了工作或罹患重大疾病，這一家人的錢很快就會用光。華倫舉出以下辛酸的例子：以前家中只有父親去上班，小孩生病時可以由母親照顧。現在，「母親在醫院裡陪孩子，直到她丟了工作為止」。家庭成員生病，是美國人破產的三大因素之一，另外兩項是失業與離婚。再加上家庭收入不穩定性——亦即失業的風險，在一九七三年與二〇〇四年間增加約一倍〔資料來源為耶魯大學教授雅各·海克所做的研究〕，難怪訴請破產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數字節節升高。
陳述了美國中產階級令人沮喪的狀況後，華倫做出以下結論：
恐怕我們正從三個階級的社會，演變為兩個階級的社會。我們將會見到一個人數更多的上層階級，我們將不只看到很有錢的有錢人，還有那些有那麼點錢的人；他們同樣擔任那些工作，為家裡帶來兩份薪水，他們沒生病，也沒失業……他們沒離婚，家裡也沒人亡故，總之這些人的人生沒有遇到問題。他們待在上層社會裡，有一些積蓄，沒有負債纍纍，生活還不錯。其他就是一長列永遠處於負債狀態中的下層階級，他們的債務有時多一些，有時少一些，但這些人從未有過真正的經濟安全感，無法脫離負債。我也可以換個比喻：他們一直處在懸崖邊緣，有些人掉了下去，有些人往回爬了一點，但沒有人能擁有二十世紀前四分之三我們所認為中產階級該有的安穩生活。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譯文：他人學一次就會的事，我學一百次；他人學十次就會的事，我學一千次。果真能用這種態度，就算愚笨的人也會變得聰明，軟弱的人也會變得堅強。）一、教育軍備競賽
在前一章裡，我們看到教育對中產階級而言是造成經濟狀況困難的主要原因。競相取得高等教育文憑的情形愈演愈烈，對各地家庭的財務造成不適當的負擔。以美國為例，讓家庭陷入困境的不只是飛漲的大學學費。許多父母覺得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背負起昂貴的房貸，因為無論是小學或中學，都是依照住家的郵遞區號分配。如同伊莉莎白·華倫提到，當中產階級父母購買昂貴的郊區住宅時，其實他們是在「購買教育」，因為這往往是孩子能上優秀公立學校的唯一方式。其結果是有孩子的夫妻比沒有孩子的夫妻更可能破產。事實上，現在生養小孩是個人破產的「唯一最佳預言者」。
這種情況，代表中產階級的財務窘境並不容易解決。假設美國採取歐洲模式，運用國家權力重新分配財富，那麼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收入就能好轉。然而，更高的收入真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許多人或許會回答「是」。根據前哈佛校長德瑞克·包克的說法，一般美國人說，要是他們每年可以多賺九萬美元，他們的孩子就能「實現所有夢想」。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未必說得對。想像拜激烈的財富重新分配政策之賜，中等家庭的收入突然倍增，會發生什麼事。中產階級會更有安全感嗎？其實，已經有些人達到這樣的收入水平，我們稱之為上層中產階級。且看大衛·布魯克斯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如何描述這些人：
……他們都必須處理「升華化流動性之痛」（Sublimated Liquidity Rage）的情緒後果，也就是收入甚豐的美國上層中產階級必須把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花在私校學費上，所感受到的憤怒。他們自己已經沒有錢可花用，導致不願承認的深沉自憐。
布魯克斯顯然是以滑稽的口吻訴說這件事，不過他的見解值得注意：上層中產階級也捉襟見肘，為了要給孩子最好的教育而倍感壓力。雖然中產階級繃緊神經，上層中產階級負擔高額私校學費時也覺得相當吃力。
如果美國人採取純粹的重新分配政策，沒有一併改革公立學校系統，我們相信會發生以下狀況：中產階級會暫時鬆一口氣，他們可以用更高的收入清償債務，增加存款。然而，長期來看，好區的房價和私校學費也會全面上漲，抵銷大筆收入。更高的收入並非像某些人所以為的是個萬靈丹，因為教育軍備競賽是中產階級困境背後的元兇。和軍備競賽如出一轍，一方教育上的投資往往抵銷了另一方的投資，讓所有人都更不好過。正如張夏準以諷刺的口吻說道：【關於陽明讀書會的說明】
所謂陽明讀書會，不只是讀陽明的作品。學佛，非佛學也；學聖，非聖學也。同理，學陽明，非陽明學也。孫老師（13611368940）,免費報名，每次人數不超過20人。長期從事出版、教育實踐工作，致力於「中國人的教育改革與文化重建」。——— / 想看更多好內容，請關注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