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武俠文化與西方的騎士文化有何異同?

中國的武俠文化和西方的騎士文化，都是各自國度裡的文化奇葩。

從文化共性上能夠看到，中國武俠和西方騎士都崇尚武力，其文化共性是追求正義、重視信義、忠誠不屈。

可以說，中國的俠士和西方騎士的共同觀念體現出全人類的志向，兩者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維度裡，創造出一種精神上的和諧。

但在精神內涵上，二者卻有本質區別。中國的武俠屬平民階層，游離於社會邊緣，而西方騎士卻屬於社會上層，是制度化的、模式化的，思想上表現出強烈的宗教狂熱。

中國武俠文化和西方騎士文化既有共同之處，但差異又是如此明顯，值得人們思考和研究。

東方俠士

一、武俠文化與騎士文化的共同點

中國的武俠文化與西方的騎士文化的形成是根植於中西方兩種文化大背景之下，文化的形成源於民族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

樂黛雲曾指出，「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人類文化的發展有同質的一面。」

武俠文化與騎士文化同質性的一面，表現在都是尚武精神文化的體現，充滿陽剛氣息的雄性文化，並且都呈現出基於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的行為準則，如：除暴安良、扶弱濟貧、愛惜名譽、慷慨輕財、忠誠耿直等，都是利他性質的，體現他們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懷。

作為兩種文化體現的載體，中國武俠文學和西方騎士文學也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它們都是各國文化的集中體現，富有各國鮮明的文化特色；

俠士和騎士的行為都富於傳奇色彩，被人們傳說和談論；俠士和騎士的能力都非常出眾，個個英勇善戰，最後都會取得輝煌的勝利。俠士和騎士總會看到不平之事，他們也總會勇敢地挺身而出，行俠仗義。

所以有人說，武俠文學是騎士文學的鏡鑑，是有一定道理的。

十字軍騎士

二、武俠文化與騎士文化的差異

兩種文化畢竟又各不相同，主要在於孕育它們的土壤是不同的，這使它們形成各自獨特的底蘊及精神內核，使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

1.演化歷程不同

武俠文化方面，司馬遷《史記》中的刺客列傳當為武俠文化記載的開始，到唐宋時出現的一批傳奇小說、元明清小說中也有俠客不斷出現。五四運動以來，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則帶有「封神」的傾向。

五十年代至今，梁羽生、金庸、古龍、黃易等武俠小說作家開始進行新武俠小說創作。他們的小說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富有哲理和情思，求新、求變、求突破成為這一個時代的創作原則，武俠小說進入新的境界。

武俠文學家金庸

騎士文化方面，騎士文化是中古歐洲騎士制度的產物，反映的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貴族文化精神。騎士文化隨著騎士文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初期騎士文學階段「冒險」是主要題材。描寫騎士們行俠仗義，最終和他所期待或是在那裡期待他的美人結婚，這是初期騎士文學千篇一律的結構。

韻文騎士文學階段，豢養在中世紀封建貴族府裡的「詩人」 常常鋪張詩篇取悅貴族，「韻文騎士文學」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發展到全盛時代。

散文騎士文學階段，騎士基本上成為了美人的信徒，開始變得溫雅有禮。

後期騎士文學階段，在十六世紀，騎士制度消失三百年後出現的騎士文學。

西方騎士裝備

2.精神內涵不同

武俠文化方面，中國武俠文化中「俠」的精神內核主要是俠義和自由。

一方面，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承擔著維護正義的社會責任，以扶弱濟貧、除暴安良為己任。

在金庸的小說中俠客的這種俠義已經與國家民族的興亡動蕩及救民於水火聯繫起來，而非個人復仇與江湖爭霸。正如他在小說中借郭靖之口所言：為國為民，才是「俠之大者」。

但在此所謂的「民族大義」並非是皇帝朝庭，而是俠客們所認為應該和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流露出獨立人格和率真天性。

另一方面，自由也是俠士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俠並非處於當時所在社會的體制中心，而是處於社會邊緣，有著自由的身份和獨立的人格，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

這兩種精神內核相輔相成，構成了俠士的完整人格。武俠小說必須在俠義與自由兩方面保持某種平衡，否則，俠士或是因喪失獨立人格而變成忠臣良將，俠將不為之俠，從而喪失魅力；或是因過分自由，放棄社會責任，從而喪失崇高性，對人們也就失去了感召力。

因此武俠的世界是將俠客做人濟世的尊嚴、責任和武俠小說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質巧妙的結合。

喬峰在聚賢莊大戰群雄，無人能敵，最終身為契丹人的他卻為了阻止大遼犯宋，跳崖一死；楊過娶師為妻，公然對抗禮教，卻仍為郭靖的肺腑之言「為國為民，才是俠之大者」所感動，助他固守襄陽。

這兩者看似矛盾，實則統一，體現出做人濟世的尊嚴和作為生命個體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本質。

武俠代表郭靖

西方騎士文化方面，首先，西方騎士文化是建立在騎士制度基礎之上的。貴族和騎士起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10世紀末以前，騎士是為貴族服軍役的，沒有任何門第背景和財產。

直到 12世紀中葉、13世紀時，法國、德國的騎士才完成貴族化的演變。騎士成為一種貴族封號，但需要經過相當嚴格的考試，並要舉行隆重的儀式。

西方的騎士是制度化、模式化的，不像中國的俠士那樣游離在社會邊緣的「江湖」，而是階級的、社會的，有其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存在環境，缺少「中國武俠」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特性。

其次，騎士制度的內核是騎士精神。騎士精神首先是與封建武士生存有關的道德規範，表現出強烈的封建思想和宗教狂熱。

基督教的介入，改變了傳統的忠誠關係，騎士對主子的忠誠顯示出主體選擇的自由。騎士的根本目標在於榮譽，既然那個時代上帝是人們心中的偶像，騎士效仿上帝擔任拯救世界的使命當是最榮譽的事情。

《羅蘭之歌》、《熙德之歌》中的主人公都是救世主般的騎士英雄，可以看到《舊約》中的英雄、救世主摩西的影子。

羅蘭之歌中描繪的場景

3.愛情觀念不同

武俠文化方面，俠客對愛情的態度及女性角色在故事情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歷程。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國家間的重點是社會生活的主題，男性作為徵戰的主體，因為擁有力量進而擁有遠高於女性的社會地位，女性以男性附屬品的方式存在。

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影響日益深入，這時已出現「男女大防」的要求，整個社會的認知和風尚就是男尊女卑。

而源於現實生活的武俠世界中也就呈現出男尊女卑的特點。故事裡的主要線索是俠客的俠義精神，愛情和女性在此都可有可無，經常表現為俠客不娶妻室，不近女色，有的即使娶妻也不貪戀女色。相反貪戀女色或不正當男女關係會被描寫成反面角色的特點及罪惡之源。

俠士形象

直至20世紀50年代後，新派小說的創立，男女愛情及女性角色的地位在武俠小說中得到提高，並頻頻出現在作品中，但俠義精神在中國武俠文化中的地位並未動搖，仍是貫穿整個武俠文化的主線。

西方騎士文化方面，其愛情觀與中國武俠文化是迥異的，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說中國的俠客是禁欲主義者的話，那麼西方的騎士在對待愛情上無疑是大膽的、熾熱的追求者。騎士們為了愛人及愛情可以犧牲一切甚至是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大有「只為紅顏博一笑」之勢。

所以在西方騎士文學作品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節，騎士雄壯俊美，陽剛之氣外露的同時又不失對所崇拜的貴婦人的百般體貼的陰柔之美；在功成名就之後，卻心甘情願地成為所崇拜的貴婦人的僕人，贏得貴婦人的歡心。在這時，愛情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巨大動力。

騎士與公主

三、小結

在東方，游離在社會邊緣的俠客始終不屬於階級的產物，只憑藉內心道德天條來維持民間的自然和諧。

而西方騎士是制度化、模式化的，並且因基督教會的積極引導，形成了騎士的契約觀、準則觀和忠誠觀，在某種意義上傳承了西方文化傳統。騎士制度隨著歐洲封建體制的瓦解煙消雲散，騎士文學最後也灰飛煙滅。

但武俠小說卻並未像騎士文學一樣滅亡，但其中俠之精神卻在不斷變遷。

究其原因，俠客一直都是停留在氣質、神韻的感性階段，未曾制度化、模式化，任何人只要具備俠義精神並被民眾所認同，而不必拘泥於任何儀式就可以成為俠客，因此俠之精神一直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