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零工經濟」模式下，朝九晚五的正常作息被徹底打破，個人與職業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這是時髦的利好，還是危險的信號？
「零工經濟」讓許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多了一種選擇
我們是否回到了18世紀？
傳統的工作是否已經不合時宜？世界在變，現在有許多新鮮的機會和多樣的選擇擺在你的面前。人們在Etsy的網頁上出售自己的手工製造，藉助Uber的軟體在業餘時間提供計程車服務，或者利用Airbnb的平臺為家裡空置的房間尋找短期租客。這就是從國外興起的GigEconomy，美國著名媒體人蒂娜·布朗（TinaBrown）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了這個名詞。國內通常譯作「零工經濟」，意指以打零工的方式將個人的時間、服務靈活地轉化成一種經濟收入。與GigEconomy類似的概念還有SharedEconomy（共享型經濟）、On-demandEconomy（應需型經濟）、1099Economy（得名於美國自僱人員的稅單）。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更樂意打零工，而不是謀一份全職工作。」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阿倫·孫達拉賈（ArunSundararajan）在英國《衛報》的專欄中寫道，「對樂觀主義者來說，這是屬於企業家和創意者的美好未來，但是於對立派而言，這種模式充滿了反烏託邦意味——被剝奪權利的勞動者要不斷掙得下一份計件工作的薪水。」在美國，有關「零工經濟」的話題和事件是如此熱門，就連總統選戰也捲入其中。今年7月的一天，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傑布·布希在抵達舊金山後，特意搭乘Uber拼車到一家初創公司Thumbtack（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為客戶尋找當地專業人員的服務）演講，他說人們要構築自己的夢想，以技能、天分和人脈去實現夢想。不過，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蕊·柯林頓，對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充滿了警惕：「不管是共享型經濟還是零工經濟，創造了活躍的經濟，釋放了創意的潛能，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嚴峻的問題，我們在未來又該如何定義一份好的工作？」
科技與信息的進步讓「零工經濟」不同於以往的自由職業交易市場，比如受到電腦程式設計員喜歡的ELanceoDesk，因為它不僅為自由職業者提供了新式的就業渠道，而且製造了大批量的新型經濟行為。超過100萬的手藝人在Etsy上展示自己製作的珠寶、服裝與配飾，而Airbnb、LoveHomeSwap和onefinestay三家公司的「房東」總數亦接近100萬。熱鬧的交易與鮮活的案例讓人們產生了錯覺：我們是否回到了18世紀——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描述的那種經濟——個體與個體在市場上進行相互間的商業活動。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生產與經營，這就誕生了現代企業，而亞當·斯密時代的「企業家」最終被20世紀拿薪水的僱員們所取代。
社會地位不平等或加劇？
歷史何其相似。點對點的交易重新獲得了生命力，這或許要歸功於數字革命。大部分「零工經濟」的服務依賴於電腦或者內置GPS的智慧型手機，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我們在「臉書」（Facebook）和「領英」（LinkedIn）上進行數位化交流的社會資本讓自己在面對一個半生半熟的人時，更容易信任對方。在「零工經濟」中，消費者實際上不是從Airbnb的公司租住空間，出行時預約的專車不屬於Uber所有，而看中的手工藝品也沒有貼上Etsy的生產標籤。這一點，與傳統的美國蘋果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完全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平臺扮演了紐帶的角色，幫助你找到符合需求的「另一半」，而對方可能是一個房東、一個私家車主或是一個虛擬商店的賣家。亞當·斯密提出了「無形的手」，但點對點的交易背後卻存在一隻「有形的手」，比如私家車主沒有定價的權力，收入高低要看Uber公司的臉色；Airbnb為註冊的「房東」培訓人性化的待客之道；Etsy則打造了賣家社區。上述三家公司都設有用戶反饋系統，以提供高品質的消費體驗。
在「零工經濟」模式下，朝九晚五的正常作息被徹底打破，你用不著一天到晚為自己的工作費心費力；個人與職業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你可以在送完孩子上學後打開手機上的Uber程序，然後等待別人的叫車指令。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積極的一面是，你作為自己的老闆，可以依照個人意願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建立一種平衡；而不確定性同樣顯而易見——沒有穩定收入和公司福利，工作時間也無規律可循——這讓你沒辦法規劃長遠的未來，因為你並不知道明年還能掙到多少錢。換句話說，嘗試一份全新的工作需要足夠的冒險精神，要麼當人生贏家，要麼碌碌無為。
如何評判「零工經濟」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是時髦的利好還是危險的信號？美國《赫芬頓郵報》的立場是二者兼而有之。2007年初至2014年底，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了3.7%。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像Uber這樣的網絡平臺，在經濟層面的一大作用是刺激勞動參與率。在針對具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的調查中，四分之三的人願意接受更加靈活的工作方式。即便最終進入「零工經濟」領域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影響仍是不可忽視的——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了2025年，由「零工經濟」產生的年均收益將達到1.3萬億美元。不過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首要的議題是在法律框架下釐清網絡平臺與從業人員之間的關係，保障後者的正當權益（最低工資、加班費、養老與失業保險等），否則容易導致用工糾紛。不久前，美國加州的3名司機就展開了維權，他們在舊金山聯邦法院對Uber公司提起訴訟。爭議問題除了司機的勞動關係屬於正式員工還是合同工、油費和汽車保養費用是否應該得到報銷之外，還包括乘客向司機支付的小費被Uber收走，沒有直接提供給司機本人。
不安情緒同樣來自人的社會性遭到了破壞。《華盛頓郵報》記者拉瓦尼亞·拉馬納坦（LavanyaRamanathan）做了一次實驗，在一周的時間內完全依賴各種提供服務的熱門App，從個人的角度來觀察「零工經濟」的利弊。儘管感受了便利——購物不用出家門、吃飯不用去餐廳，但在「便利」的名下，她失去了熟悉的社會交往。「我沒有機會跟隔壁咖啡館的夥計或是三明治店的老闆閒聊，也不能跟乾洗店的工人解釋，自己是多麼地喜愛從那件非洲帶回來的蠟染衣服。」不僅如此，有人幫你開車、有人幫你送貨，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也面臨著加劇的風險。
官方統計數據是否可信？
在新技術與新觀念的包裝下，「零工經濟」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否顛覆了就業市場的傳統格局？無論英國還是美國，官方都給出了否定的結論。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稱，在全國3103萬就業者中，有827萬人從事兼職工作，跟去年相比變化不大。而《衛報》的報導以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為統計周期，「自僱人員、擁有兩份工作以上的人，以及臨時工的數量均出現了下滑。」在《華爾街日報》看來，那些將「零工經濟」定義為變革的論調缺乏可信度，「美國距離『零工經濟』的統治時代還很遙遠」——大約95%的美國公民在接受政府調查時表示有一份穩定工作。「可能有幾百萬人從事Uber性質的兼職工作，但是放到美國1.57億的勞動力市場背景下，這種趨勢可以用邊緣一詞來形容。」《華爾街日報》又援引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蓋瑞·波特裡斯（GaryBurtless）的觀點：「像Uber這樣的公司在資本市場估值很高（700億美元），但其實際產生的經濟行為尚未達到同樣的高度。」
「零工經濟」是一場世界性的變革還是一次茶杯裡的風暴？《經濟學人》分析了英國勞動力市場的調查數據，依然無解。自由職業者被視為最有可能轉換到新興經濟模式的人，但這部分群體只佔到2%左右，過去15年幾乎一直如此。自僱人員的數量出現了明顯增長，應該把他們歸入「零工經濟」還是劃到傳統的範疇，沒人能夠說得清楚。至於另一種假設——「有人在本職工作之外利用Uber賺取外快」同樣缺乏事實的支撐——擁有第二份收入的人少之又少。自2009年以來，美發、保潔與管理諮詢的從業者在自僱行業中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其共性是都能藉助手機App進行交易，由於在「零工經濟」之前就有了人員增長的歷史記錄，因此兩者沒有直接關聯。
既然如此，輕易否定「零工經濟」規模及其影響力的觀點自然也是站不住腳的。《經濟學人》提到了兩種可能性：一是這場變革或許仍處於嬰兒期，二是政府調查時的提問缺乏針對性。以前者為例，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將加重企業用人的成本負擔，其結果是自僱人員變得越來越多；而稅收減免政策的調整將使得許多人想方設法擴大自己的收入來源，在這種情形下也許就會考慮「零工經濟」。再說後者，政府一直不善於準確計算出勞動力市場的規模，統計數據的可信度就被打上了問號。比如有些受訪者不會意識到出租自家房間或是車輛是一份工作，因此這部分人被排除在外。美國曾經碰到過這樣的問題，英國的統計同樣存在誤差。軟體公司Intuit在做「零工經濟」的調查時發現，6%的英國人在這種新興經濟模式下掙錢謀生，這個比例絕對要高於官方版本。
不管怎樣，「零工經濟」讓許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多了一種選擇，這算是好事一樁。至於應對的策略，大抵是在自由、安全與政策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編譯/斯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