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作者：何雲峰
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政治家。早年就創辦新民學會，進行新村試驗，嘗試建構理想社會。在22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中，毛澤東通過思想改造成功打造了一個堅強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革命勝利後，他決心把理想付諸現實，人民公社化運動和《「五七」指示》展現了毛澤東建構理想社會的不懈努力。臨終前的幾年，他還在為革命理想可能被遺棄而憂心忡忡。儘管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這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其出發點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其動機是無可指責的。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對於世界現代化進程來說也是一味清醒劑。毛澤東理想主義的魅力是永恆的。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舞臺上，功利主義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卻寥若晨星，而像毛澤東這樣執掌政權後仍然對建構理想社會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絕世少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情有獨鍾使其成為中共領袖群體中最富於超凡魅力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時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絕後的精神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們，幾乎都經受了脫胎換骨的靈魂洗禮，參與了一場規模盛大的精神狂歡，當然也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研究毛澤東這樣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故人，更在於為找尋人類社會的精神家園提供借鑑。無論如何，人類不能沒有價值關懷。謹以此文回應學術界對毛澤東精神的討論。
一、新民和新村：毛澤東早年對理想社會的追求
毛澤東出身農家，自幼接受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國傳統教育，儒家「內聖外王」的思維模式影響了他一生。但他更喜歡讀的是《水滸》這樣的「閒書」。《水滸》裡替天行道、殺富濟貧、掃盡天下不平事的梁山好漢，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他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從那時起已經萌芽。毛澤東接受新思想的啟蒙是從閱讀梁啓超在日本主編的《新民叢報》開始的。進入湖南第一師範以後，在著名學者楊昌濟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改變這種狀態，須「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1918年4月，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創辦了新民學會。最初的會員有二十餘人。經過討論，通過了會章，以「新民」為會名，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學會最初是一個進步性學術團體，到1920年後，便成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政治性為主的革命團體了。
如果說創辦新民學會旨在改良人心的話，進行新村實驗則是在此基礎上嘗試構建新社會。新村主義與工讀主義，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在東方的變種。它們在五四時期曾在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風行一時，成為一股頗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潮。毛澤東當時也受到了這一思潮的深刻影響。1918年6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嶽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裡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大米煮著吃。毛澤東後來還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毛澤東的新村實驗雖然短暫，卻映射出他的思想初戀。塑造新民與構建新村的美好理想，從此潛藏在他內心深處，對他的思想行為產生著持久的影響力。
在經歷了種種嘗試的失敗之後，毛澤東最終從眾多主義、學說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這絲毫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相反，毛澤東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因為他感覺共產主義理想與他以往的理想非常相似。在這個前提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為實現理想社會指明了最具現實可能性的途徑。這是其他各種社會政治思潮所不具備的。毛澤東從此開始投身火熱的階級鬥爭。他深信，這是到達理想社會的唯一途徑。
二、從古田會議到延安整風：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
自從成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毛澤東逐漸從實踐中認識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1927年他毅然拉起隊伍上了井岡山，開始了長達22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涯。
中國革命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如何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鬥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這些問題都困擾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對這些難題，毛澤東提出了獨特的解決之道，那就是通過思想改造塑造一個思想一致、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共同體的凝聚力根本上來自精神認同，只有具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這個共同體才能成為堅不可摧的堡壘。因此，思想改造是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關鍵一環。毛澤東的思想改造是對革命者的多方位改造，包括立場、世界觀的改造，人生觀、道德觀的改造，思想作風的改造，認識能力、實踐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改造。
對於軍隊，毛澤東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規定了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毛澤東還不斷地總結出一系列精神來激勵士氣，如拼命精神，嚴守紀律精神，公而忘私和先人後己的奉獻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自我犧牲精神，等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要求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以「三大作風」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坐標。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毛澤東糾正了以往黨內鬥爭的不良傾向，從單純整人轉變為整風為主，從肉體懲罰轉變為思想改造。他針對歷史上黨內鬥爭中存在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強調在黨內鬥爭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他樹立了張思德、白求恩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大力開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激勵全體黨員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塑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兩個標誌性事件是古田會議和延安整風。古田會議是毛澤東用「無產階級思想」塑造人民軍隊的開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塑造中國共產黨的經典之作。通過古田會議和延安整風，毛澤東重塑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精神面貌，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打造為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戰鬥力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
毫無疑問，與黨內那些張口閉口「拿本本來」的教條主義者相比，毛澤東顯得頗為務實。在為革命謀劃戰略策略方面，毛澤東的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便是毛澤東現實主義一面的集中體現。但從始終強調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致力於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這一面來講，毛澤東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於革命的成功來說，這兩方面缺一不可。「毛澤東思想」堪稱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完美結合的傑作。正因為如此，用毛澤東思想打造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不僅迎來了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的首次勝利，而且僅用三年多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段輝煌經歷，從此便成為沉澱在毛澤東內心深處的美好記憶，在以後的歲月中被毛澤東作為規劃未來理想社會的藍本而一再提起。
三、人民公社化運動：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大試驗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毛澤東躊躇滿志，要帶領人民鼓足幹勁，大幹快上，建設美好社會。他創造理想社會共同體的靈感開始進發。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共同體定名為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共同體，其基本特徵大致如下：第一，實行高度公有化的單一的所有制。第二，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產品實行平均分配。第三，逐步取消社會分工，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型共同體。第四，按照軍隊組織建立人民公社的內部結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第五，實行共產主義的道德規範。毛澤東把人民公社作為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一個階段。《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說得很清楚：「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在北戴河，毛澤東自己也說過，經過四、五個五年計劃就可以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關於理想社會共同體的設想，是他早年的新村構想的再現，也是基於22年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歷。在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了把供給制變為工資制的做法。他說，進城後，變了，把我們一些好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蔣介石的陰魂在城市沒有走，資產階級的臭氣燻我們，與他們見面，要剃頭，刮鬍子，學紳士派頭，裝資產味，實在沒有味道。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遊擊習氣好。22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②
到了1960年冬，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這場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大試驗被迫中止。但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他並不認為這場試驗的大方向有什麼問題，如果說有問題，問題在於執行的環節上出了差錯。而主持調整工作的劉少奇等人面對大試驗的受挫，改弦更張，事實上擱置了「三面紅旗」，引起了毛澤東的疑慮和不滿。毛澤東容忍調整的底線是不能觸動「三面紅旗」，不能拋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理想。在他看來，一線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問題上出現了動搖甚至倒退。因此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他重提階級鬥爭，開展社教運動，發起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在這種種辦法皆不能奏效的情況下，毛澤東毅然發動了驚世駭俗的「文化大革命」，為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做出了最後的也是最為驚人的一搏。
四、《「五七」指示》：毛澤東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計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習慣上稱之為《「五七」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它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表面上看，它是一篇即興之作，實際上它是毛澤東長期深思的產物；形式上看，它是一封個人通信：實質上它是毛澤東要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宣言書，它寄託著毛澤東宏大的社會理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於通過「砸爛舊世界」，去「建設新世界」。《指示》就是這個「新世界」的綱領。毛澤東在《指示》中所提出的理想社會設計方案，與他在1958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試驗一樣，大體上是他早年的新村構想與中年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模式的綜合。不同的是，《指示》突出強調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產階級」，加進了濃厚的階級鬥爭火藥味。這是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大試驗失敗後長期思考得出的結論。在他看來，人民公社大試驗的失敗，根本原因不在於生產關係前進得過快，而在於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因此，要建設理想社會，「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影響的鬥爭」。1958年毛澤東主要是從正面強調「政治掛帥」，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到了1966年，毛澤東則是從反面強調「批判資產階級」、「鬥私批修」，企圖通過階級鬥爭解決人的思想問題，實現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問題，不僅重新成為晚年毛澤東建設『新世界』的社會大實驗的下手處，而且成了這一實驗的關鍵環節」。「六億神州盡舜堯」，最傳神地表達了毛澤東對未來「新世界」的期待。西方學者曾經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稱作向人性宣戰，這的確道出了老人家的壯志雄心。《指示》的靈魂，就是要塑造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這是一項何等艱巨的社會工程!但毛澤東知難而進，他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五、臨終囑託：壯志未酬的感傷與擔憂
1971年的林彪事件對毛澤東實現理想社會的壯志雄心是一個沉重打擊。毛澤東從此陷入了極其孤獨痛苦的境地。隨著病情日益沉重，毛澤東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壯志未酬的感傷與擔憂就愈加強烈。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對於捍衛紅色政權和革命理想具有根本意義的「反修防修」問題。1974年12月26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在周恩來後來整理並由中共中央印發的談話要點中，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內容：「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篇談話，後來被稱為「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補充。毛澤東的談話，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美好理想的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始終是毛澤東力圖解決的重要問題，並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之一。
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歸宿，也有著深深的擔憂。他注意到，歷代革命的悲劇，就在於原來的革命者最後都在根本上背棄了革命理想。1975年8月，他在回答北大中文系教師蘆荻的問題時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不久，他又批示發表姚文元送審的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人民日報》社論。顯然，毛澤東之所以同意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是因為他想讓他的人民都能夠識別革命隊伍中的「投降派」，避免革命半途而廢，革命理想被「宋江」們斷送。
毛澤東最後的歲月，對於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歷頗為留戀。他常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喜歡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著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入城、受到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毛澤東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大哭失聲，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退場。
1976年6月，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時說：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複雜心態。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足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麼重。毛澤東清楚地知道，這場「大革命」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勝利，因為「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在這種非常不利的情況下他自己行將告別人世，在他之後革命還能傳承下去嗎?會不會出現右派上臺，革命被否定的結局?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1976年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帶著壯志未酬的無限感傷和憂慮與世長辭。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精神時代就此終結。
六、權力之爭，還是主義之爭
說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有人可能會持有異議。他們會說，如果認為毛澤東是個理想主義者，那麼如何解釋毛澤東晚年那些殘酷的黨內鬥爭呢?這的確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因為你不能說這其中完全沒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若就此得出結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喜歡玩弄權術的陰謀家，那就離事實太遠了。事實上，在權力之爭的背後，毛澤東捍衛的實質是他所堅守的原則和理想。192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給彭璜的信中說：「我覺得吾人唯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這段話為我們解讀毛澤東的為人處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非常看重主義。他在寫給新民學會北京會員的信中說：新民學會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交友，講究志同道合，從不交那些酒肉朋友。在中國共產黨內，他與其他領導人都是同志式的交往，很少有親密的私交。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真正變成了一個彼此以同志相稱的以主義為紐帶的精神共同體。
建國以後，毛澤東作為志向高遠的精神領袖，與其他比較務實的領導人在思想上距離越拉越大。他們常常不能夠很好地領會毛澤東那些天馬行空的思想。儘管他們努力想跟上毛澤東的思想，但在行動中又往往無法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行事。毛澤東對他們越來越不滿意，認為他們思想止步不前了，對他的思想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所以他要不斷地敲打他們，提醒他們跟上他的步伐。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客觀地評價毛劉之爭，儘管不能否認有權力之爭的成分，但分歧的要害在於兩個人在「主義」上的分歧。毛澤東本人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歧，今天我們不妨將其視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分歧。主義之爭為主，權力之爭為輔，後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主次關係是不能顛倒的。
著名學者楊炳章指出：「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許多理想主義革命家變成了政治實用主義者，毛澤東依然堅持他的烏託邦式的革命理想。」在毛澤東眼裡，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戰友們要麼淪為既得利益者，要麼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利益代言人。說到底，他們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已。在江山坐穩以後，他們已經喪失了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激情，不願意跟隨他繼續革命。尤其讓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些人甚至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蔣介石」!這恐怕就是毛澤東和他的昔日戰友們陸續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對理想的無限忠誠和絕對堅定的立場，使他常常體現出無所顧忌、鐵面無私的逼人氣勢。當溫和妨礙他的原則時，他毫不遲疑把它放到一邊去。在冷酷的權力鬥爭背後，隱藏著毛澤東堅守自己理想信念的實質。對於晚年毛澤東在黨內鬥爭方面的失誤，我們應當作如是觀。
七、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失衡：毛澤東晚年的深刻悲劇
如果我們確定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不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毛澤東在建國前很少因理想主義受挫，建國後卻屢因理想主義而出現失誤呢?
首先，理想本身在只是作為遙遠的目標時，它起到的是激勵人心，動員民眾的積極作用。一旦當真要把它作為現實任務來推行時，就不能不受到現實環境和條件的諸多制約，不顧這些制約因素一味推行理想，反而會適得其反。革命勝利後，毛澤東始終有股創造最新最美畫圖的衝動。他內心永遠沸騰著騷動不安的情緒，竭力想打破現狀，重建理想的秩序。
其次，建國前，毛澤東理想主義的一面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與現實主義的一面保持了較好的平衡。建國後，毛澤東大權在握，沒有人能夠制約他，理想主義的一面過度膨脹，與現實主義的一面發生了嚴重失衡。
第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設計存在很多誤區，甚至有不少落後的東西，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嚴重脫離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誤區之一，忽視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對於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誤區之二，受到中國歷史上平均主義思想與傳統的負面影響。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平均主義思想源遠流長，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儘管旗幟不一，口號各異，但都貫穿著絕對平均主義的精神幽靈。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在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受中國平均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誤區之三，忽視了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不同規律，將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驗神聖化、絕對化。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運用革命經驗，「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了呢?」凹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革命經驗在和平建設時期，確實存在一個適用性問題。這是因為，革命和建設是性質不同的兩種事物，各有其特點和規律，無視二者的巨大差別，在和平建設時期向全社會強制推行戰爭年代根據地的經驗，勢必要碰壁。誤區之四，忽視了人性的複雜性。人性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作為政治家，在為人類理想社會設計藍圖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人性的複雜性。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行不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過分樂觀地假定人性是大公無私的。誠然，思想改造可以對塑造人性起到積極作用，但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儘管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這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畢生致力於民族的獨立、富強和繁榮，他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出發點都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其動機是無可指責的。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