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錢江晚報通訊員 馬正心
《章太炎與明治思潮》是第一部詳盡研究章太炎與其所接受的明治日本學術的著述，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最近，此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小林武常年從事章太炎研究，其對於章太炎與日本思想關係的把握，深入鑽研第一手原始資料，專門研究章太炎如何接受明治學術的影響，或者如何透過明治學術接觸各種西方思潮。
本書奠基於作者對於日本思想史尤其是明治時期思想史的深入了解，通過仔細研讀章太炎的《訄書》和《民報》時期論著，對比其中引用西方思想文字和明治時期姉崎正治、中江兆民等著作，發現章太炎以明治思想家為媒介，大量引用了西方思想；或者說，章太炎對於西方思想的吸收與接受，是受到明治思潮所影響的。更進一步，章太炎在經歷了《訄書》時期對於西方、日本思想的吸收之後，從《民報》時期開始對西方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從而建立了自己建基於中國文化傳統之上獨特的哲學體系。本書是一部優秀的研究章太炎的論著，為國內學界呈現了一個不一樣的章太炎和章太炎研究方法，有助於深化學界對於章太炎的研究。
本書作者，日本京都產業大學的小林武（Kobayashi Takeshi,1947年生），畢業於大阪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系，現為京都產業大學教授。著有《章太炎與明治思潮》《章太炎與清末的功利思想》等。
小林武說，在他有志於研究的1970年代，中國近代思想研究還未出現今日的盛況。因為在當時，中國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評價尚未定型。但是在日本，則將清末民初看作為新中國的胎動時期，從而對其萌芽以及思想的可能性展開研究。在這點上，與當時尚在「文革」當中的中國完全不同。一般而言，章太炎被認為是辛亥革命的思想領袖、民族主義者、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以及傳統學術的大家。雖然與孫文相比，尚遠未被世人所了解，但是也有諸如荒木見悟氏的《齊物論釋訓注》（1970年）以及高田淳氏的《辛亥革命與章太炎的齊物哲學》（1984年）等優秀的研究成果。章太炎與日本的關係，則因為他曾於辛亥革命之前滯留東京，並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進行過交流而早已廣為人知。但是，其思想與日本的明治思潮的具體關係尚不明了，其傳統學術與思想又有何關係，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課題。換言之，前者的研究課題，是指章太炎的知識營構是否向外界開放。而後者，則是重視真理性的學問與結合現實的思想，在章太炎身上究竟有何關聯的問題。
本書旨在探討章太炎的知識營構與日本明治思潮之間的關係，並考察其學問與思想之間的關聯。通過該考察，明確了章太炎與明治思潮的關係，叔本華對章太炎的影響，以及崎正治與中江兆民對章太炎的影響等三點。
第一點，在日本思想中，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潮非常重要。此點不僅表現在《訄書》重訂本諸篇所引的書籍上，也表現在章太炎的用語當中。梁啓超與明治思潮的關係早已盡人皆知，而關於傳統學術的大家也批判性地對明治思潮加以汲取這一點，則鮮為人知。可以說，章太炎的知識營構是具有開放性的。雖然其「詰屈聱牙」的表達方式與古典素養使其知識世界晦澀難懂，但其知識營構的開放性還是值得重視。章太炎的國學以及民族主義，並非是自閉和排 他的。
第二點，在西洋哲學家中受到了叔本華的影響。明治三十年代，在日本，叔本華以及哈特曼的厭世哲學大為流行。章太炎對於厭世哲學，尤其是叔本華的哲學較為重視。原因在於叔本華的康德哲學批判以及對印度思想的關心。在章太炎的哲學形成當中，無法忽視叔本華的影響。
第三點，作為日本的學者，崎正治與中江兆民也在知識方面給予了章太炎一定的刺激。宗教學者崎正治的影響，可見於《訄書》重訂本。例如「原型觀念」這個詞便是《齊物論釋》的重要概念，源於崎正治著《上世印度宗教史》。此外，中江兆民也通過他翻譯的叔本華《道德學大原論》一書影響了章太炎。章太炎曾從反功利思想的立場，探索過自利與利他的問題，而《道德學大原論》則在該問題上給予了章太炎哲學性的啟示。即，康德認為善是由「道德的命令」來實行的，但叔本華則批判說，若以「道德的命令」實行則是具有利己性的行為，只是在期待報恩前提下的行善而已，而善行本應為不期待報恩的「惻隱之情」。從彼時章太炎主張克服利己心並宣揚革命道德一點上，可以明確得知，是受到了主張期待報恩為不道德的《道德學大原論》的啟發。
章太炎的知識，正是通過與叔本華以及崎正治、中江兆民的碰撞，才具備了開放性的特點。僅從當時的時代背景為全球化初期階段這一點，尚不足以對此進行說明。正是因為章太炎首先開放了自身的精神，才批判性地攝取了明治思潮以及西洋近代思想，形成了自身的哲學。但是，作為古典研究大家的章太炎，也因為其用詞華麗使文章過於古色蒼然，而掩蓋了其開放的知識營構。在研究之際，將其華麗的外表一層層剝開之後，才展現出與叔本華以及明治思潮的關係。
日本的中國近代思想研究，在整體的研究視角上與中國不同。如能將其介紹給中國，則會在認識方式上互通有無，或成為推進研究發展的一個契機。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一個嶄新的章太炎形象。
章太炎（前排右二）在日本。
芥川龍之芥眼中的太炎先生
書中有段珍貴的資料，講述了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芥與太炎先生的一次會晤，小林武是這麼描述的——
但其人究竟如何？依然不明就裡。在此，且借曾與章太炎會面的芥川龍之介（1892—1927）的描述進行說明。芥川龍之介曾於1921年春訪問上海。與當時中國緊張的政治局勢正好相反，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緩慢而悠長。對此，芥川感懷不已。面對「於《文章軌範》及《唐詩選》之外的中國一無所知的漢學興趣」與「猥褻的、殘酷的、貪食的、如小說般的中國」之間的鴻溝，他受到了巨大的文化衝擊。如此這般於某一日的雨天，他遇見了章太炎。見面場所在牆壁上掛著一隻鱷魚標本的章太炎的書齋之中。書齋寒意徹骨，既無座墊也無火爐，他自己僅穿了一件單薄的大褂，而章先生則身著鼠灰色的大褂兒，外加一件帶有厚厚毛皮裡子的黑馬褂兒，坐在鋪著毛毯的藤椅上，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及社會問題高談闊論，滔滔不絕。在芥川的眼中，對章太炎有著如下的印象：
但不客氣的說，其容貌絕無可以稱讚之處，皮膚之色盡黃，口髭腮髯極為稀薄。膚色皆黃，須髯稀疏得可憐。額頭突兀高聳猶如肉瘤。但，只有那一雙如線一般細長的眼睛——只有那一雙在高級的無框眼鏡背後，總是冷然微笑的眼睛，卻是如假包換。皆因這雙眼睛，先生飽嘗了袁世凱的牢獄之苦。同時也因為這雙眼睛，雖然袁世凱囚禁了先生，卻終於未敢加害於他。
芥川邊聽章太炎說話，邊不時抬頭看看那條鱷魚標本。那條鱷魚知道睡蓮的味道，知道太陽的光芒，也知道溫暖的河水。鱷魚啊，在被製作成標本之前，你多幸福！因為我就是一直如此活著的……文章到此結尾。當時章太炎倡導聯省自治，身陷軍閥混戰的政治漩渦之中。當時的會談，也許對此有所言及。但是，芥川並未寫出章太炎的政治言論等具體內容。這並非由於徹骨的寒冷將章太炎與芥川隔斷，其原因恐怕是兩人之間存在的中日文化差異。因為，中國的士人關心思想與政治，而日本的文人則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話雖如此，芥川還是極為巧妙地捕捉到了章太炎的特徵，將其為人凝縮到「冷然微笑的細眼」之中。這正是一雙超越了思想鬥爭及政治苦難的眼睛。
讀一點——
開始關注日本
以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為契機，從19世紀末期以後，日本開始對中國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開始重視日本的存在，可以說是在近兩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中的一件大事。因為迄今為止，文化一直是從中國流向日本，而此時，則開始從日本流向中國。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對日本缺乏關心。例如，江戶時代末期的日本人為了解世界形勢而常讀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初出的五十卷本（1842年）中並無有關日本的記述，至百卷本（1852年）方才收錄進來。在此十年間，日本開始加入到世界形勢的一角。但是，對中國而言，日本還是一個遙遠的存在。例如前述的馮桂芬，提及日本開國締結條約，在條約得到批准以後，乘坐火輪船遍歷西洋，報聘諸國（1860年），對此他認為「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為雄」（《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但其對於日本的新信息，也僅是出於對中國閉塞的現狀的危機感而順便提及，而日本本身並未成為其關心的對象。
當時對於日本的認識，與後代相比尚不完整，或只將重心置於政治一面。例如，負責交涉締結中日條約（1871年）的洋務派李鴻章，其日本觀主要集中在日本的自強以及產業化、留學生派遣等方面，以及在朝鮮問題上感到日本的威脅。等。所關心的內容，並不在廢除封建制度及樹立立憲國家等根本的體制問題方面。即使所謂對政治的關心，也與後述康有為的關心有本質的區別。
清國公使館於1877年開設於東京，何如璋（1838—1891）為首任駐日公使。即使是何如璋，也僅是略述日本的歷史以及明治維新以降的官制、兵制、學校、國計、地理等。例如對於明治維新，何如璋認為，前代尊卑有別，但通過維新，易服色，改革禮儀制度，使實質勝過文飾。另外，還以皇室為中心，廢除封建制，改為郡縣制，使數百年積弊漸除。以及，最近喜模仿西洋風俗，上至官府，下至學校，大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皆以西洋為模範等。他雖然對日本及明治維新頗為關心，但是也僅限於表面現象而已。
關注範圍的擴大
不過，在同一時期，對日本的關注也在逐步深化，例如，張德彝（1847—1919）的日本觀。張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1862年創設的同文館的首期學生，先後作為翻譯數渡歐美。1868年，張在經由橫濱赴歐美時，在船上曾與日本人交流。當時，他一面震驚於「漢化」（中國文化的影響）遠及邊境（日本），一面言及日本人的服飾及禮儀做法、髮型、已婚婦女的風俗、日本無科舉而有身分制度、祭禮、貨幣、器物以及刀劍、房屋構造、無偷盜之人的良好的治安環境、女子店頭值班的商店景象等。此外還言及日本的國字（平假名及片假名）以及漢文訓讀等，雖受到「漢化」，但與中國古典的讀法相異，如「孟子見梁惠王」一句，日本人按照「孟子—梁惠王—見」的語順閱讀等，還具體舉出訓讀法的例子進行了說明。其所關注的領域，第一次擴展到社會文化方面。
其時也出現了有關日本的專著。黃遵憲《日本國志》四十卷（1887年）便是代表之作。黃遵憲（1848—1905）曾作為駐日公使館參贊隨何如璋赴日，隨後，花費了八九年時間來完成該書。該書後被稱為「奇作」（薛福成《日本國志·序》）。薛福成之所以稱其為「奇作」，大概是因為，從中國而言，一則與日本斷交已久，又加之倭寇以及出兵朝鮮等的影響，所以對日本多厭惡之情。對於一個將來不知是仇敵還是友邦的鄰國，黃遵憲竟然從200多部書籍中搜集大量資料，花費巨大的精力與漫長的時間，終於完成該書。在薛撰寫序文的1894年，即使是以作為西洋通的外交官來看，日本也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但是，黃遵憲在《日本國志》的自序中，自比作《周禮》中的小行人（作為使者出使四方，並向王報告當地的禮俗與政治等）或外史氏（掌四方之志）等，認為中國有關日本的記述甚少，雖為鄰國但在心理上卻相隔甚遠。這也成為其著述的動機。黃遵憲認為，日本的史書中並無中國式的書、志，因此雖然在採輯、編纂、校讎（文獻批判）三方面有困難，但還是詳細搜集了明治維新以後的社會、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的數據。在記述方面，並未採取傳統的《春秋》筆削的手法，以「皇」、「帝」等君主的名稱為首，官名、事名、物名、編年法、歷程記錄法等，均原樣使用日本的名稱，並未以中國為標準進行敘述。不以中國為標準敘述異國，或是因為當時中華意識已經開始相對化。至此，便誕生了由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等組成的《日本國志》。
對日本認識的轉變
就這樣，對日本的關注逐步產生，但對於近代中國來說，對日本認識的巨大轉變，還在甲午戰爭以降。敗於小國日本使亡國的危機感擴散，這才迫使人們的視線開始轉向日本。康有為模仿日本提倡實行「變法」，將專制君主制改革為立憲君主制，在有名的「公車上書」（1895年5月2日）中，反對割讓臺灣，認為割讓將使民心離反使中國分崩離析，有亡國之懼。中國的變法運動，開始得到一般士人及官僚們的支持。康有為模仿日本模式進行變法，如在變法的最終階段開設國會制定憲法，在之前的階段則設置制度局使優秀的人才進行公議，以及為培養國民而制定教育制度等。隨後，還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翻譯日本書籍等。
康有為認為，翻譯日本書籍的好處有二，一、同文（均使用漢字）易學；二、因日本已將歐美的重要書籍悉數翻譯，所以可以省卻從原文從頭翻譯之勞。在派遣留學生方面，也具有（1）地理上近便、（2）派遣費用較低、（3）同文易於速修等優點。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1898年6月），《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其弟子梁啓超（1873—1929）也認為日語具有易學的特點。因日語中漢字佔七八成之多，日語的語法構造也簡單易學，數日可小成，數月即可大成。不僅康有為及梁啓超如此認識，洋務派高官張之洞也認為，「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勸學篇·廣譯》），在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方面，也與康有為所述雷同（《勸學篇·遊學》）。
如此對日本認識的轉變也體現在清朝政府的政策當中，如中國各地開始興建日語學校、留學生大舉赴日留學等。其結果是，日本書籍得到廣泛閱讀，並紛紛被翻譯為中文。
日本書籍與中國近代的思想家
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之下，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幾乎均通過日本書籍來吸取西洋近代思想。康有為曾在其《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1898年1月）中回想道，自己在十七八歲時託與日本通商的同鄉商人購買了日本書籍。一讀之後，曾驚訝於日本變政的勇猛以及效果的顯著。於是花費十年歲月寫成了《日本變政考》，當時搜集的參考書籍一覽後成為《日本書目志》（1896年）。從《日本書目志》中，也可見其對日本書籍的關注度之高。
該書收載了15門、249類、7724種日本書籍的相關記述。其份量極巨，除自然科學及實業相關書籍以外，還包含有教育及宗教等在洋務運動時期吸收西洋文化之際未見的領域。例如在理學門中，除理化學、天文學、氣象學等自然科學以外，還含有人文學領域的哲學、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因為在中國，傳統上將「理」理解為自然與人類的通則。在哲學類中，列舉了末松兼澄（1855—1920）《哲學一班》、井上圓了（1858—1919）《哲學要領》、三宅雄二郎（1860—1945）《哲學涓滴》、中江篤介（1847—1901）《理學沿革史》、有賀長雄(1860—1921)《國家哲論》等22種，在心理學類方面，則收入了元良勇次郎（1858—1912）《心理學》、井上圓了《通信教授心理學》、有賀長雄講述《教育適用心理學》、井上哲次郎（1855—1944）《心理新說》等25種。但是，在理解方面，康有為時有訛誤。比如他認為心理學乃我孔子舊學，明末常倡心學故多氣節等，將西洋的心理學混同於中國的心學，將國家與社會的不同僅理解為集團的大小等。對於西洋的學問，尚未理解周全。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中國的士人們終於透過日本書籍開始注目於西洋近代思想。
在民間的知識分子中，如在歷史學領域取得卓越成果的王國維（1877—1927）也對日本比較關注。除日語之外，王還通過英語汲取西洋近代思想，不過引發他對西洋近代的興趣的卻是日本書籍。據其《靜安文集》自序稱，正是通過田岡嶺雲（1870—1912）的文集（《嶺雲搖曳》，《第二嶺雲搖曳》，均刊行於明治三十二年即1899年），才開始對康德以及叔本華感興趣的。明治時期，《嶺雲搖曳》與《第二嶺雲搖曳》一共銷售了1萬部，成為了當時的暢銷書。在《嗚呼新年》等文章中，嶺雲借莊子與叔本華論述了厭世的人生觀以及物質文明的弊害等當時的問題（《嶺雲搖曳》）。最早將叔本華以及尼採介紹給中國的是王國維，其背景與明治三十年代厭世觀的流行有關。如後所述，厭世觀對章太炎的思想影響極大。
革命家也同樣在閱讀日本書籍。例如辛亥革命的指導者宋教仁（1882—1913）在日記《我之歷史》中，提到哲學方面的書，以遠藤隆吉（1874—1946）《虛無恬淡主義》及《心理學講義》、馮·基爾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 1802—1884）著藤井健治郎（1872—1931）譯《哲學汎論》、朝永三十郎（1871—1951）《哲學綱要》、河上肇（1879—1946）《無我愛的真理》、井上圓了《哲學要領》、服部宇之吉（1867—1939）《心理學》等為首。他購買並閱讀了大量日本書籍，對《哲學要領》及《心理學講義》等，還認真地作了筆記。此類日本書籍，成為近代知識分子吸收西洋知識的便利手段，他們正是通過大量的日本書籍接受了西洋近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