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章士釗(後排左一)與華興會部分會員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黃興、左三胡瑛、左四宋教仁、左五柳陽穀,後排左四劉揆一。
章太炎手稿。
這是在1903年的上海,一日,四個青年正在一處酒館舉杯暢飲,其中一人喝到盡興處便提議說:「諸位,我們四人既然同心努力革命運動,就應該不分年齡大小,結為兄弟。」其他三人一聽,齊聲叫好。於是,這四人便舉杯盡飲,自此結成金蘭之交。其中,已剪去髮辮、將留有五寸長的頭髮左右分開留至腦際,身穿長袍,以一根草繩做腰帶,一副放蕩不羈形象的提議者正是當時34歲、已經聲名鵲起的浙江餘杭人章太炎,而其中戴著眼鏡,相貌清秀,略顯羞澀者是剛滿22歲,從江南陸師學堂退學,立誓「廢學救國」而來到上海的湖南長沙人章士釗。另外兩位,一位是直隸滄州人張繼,另一位是四川巴縣人鄒容。他們,尤其是二章的故事便由此開始。
「風吹枷鎖滿城香」
章太炎,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章絳,字太炎。自幼在外祖父身邊接受經學教育,16歲參加縣試,卻因為癲癇病發作而未能如願,後放棄科舉安心讀書。23歲時,赴西湖湖畔當時最為著名的詁經精舍學習,師從清末經學大師俞樾。章太炎在詁經精舍裡潛心一呆便是8年,此後他在國學上的成就即是在這裡下的基底。但章太炎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清淨書生。1897年,他離開詁經精舍,先後幫助張之洞在武昌辦《正言報》,在《時務報》任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由於戊戌變法失敗他不得不輾轉於臺灣、日本、上海。章太炎第一次在日本遇見孫中山,是在1899年6月某日的橫濱。這時孫中山與梁啓超正在商議兩派合作之事。但兩派合作未能成事,相反,檀香山、橫濱的興中會都給保皇派瓦解了。到1902年3月章太炎致吳君遂(保初)信中說:「今者,任公、中山意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利也。」「吾不敢謂支那大計在孫梁二人掌中,而一線生機,惟此二子可望,今復交構,能無喟然!」他的思想在此期間由於對清政府和維新派內部的失望而漸漸由支持康梁的變法轉為讚揚孫中山等人的革命。
1899年,章太炎宣傳反清思想的《訄書》在蘇州付刻。這時,剛滿18歲的章士釗對政治還沒什麼興趣。他在兩湖學院讀到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略》時,嚮慕不已,希望做個傳統文人。但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和《辛丑條約》的籤訂打擾了章士釗的清淨,他曾在後來的一首詩中這樣描述那一年:「獨憶辛丑歲,豹變潛非常。」章士釗此後讀到譚嗣同等人的文章,反滿思想逐漸發展,並在1902年與陳獨秀等人相識。1903年4月,因不滿江南陸師學堂壓制學生,幹涉言論自由而憤然退學,帶領30多名同學赴上海,投入愛國學社。
二章相識在上海泥成橋福源裡,一處聚集了眾多留學生與國內進步學生的新式學校———愛國學社裡。愛國學社附設於革命組織中國教育會,由陳獨秀創辦,以教授文理課程與宣傳革命思想為主要宗旨。1903年3月起,章太炎開始在愛國學社任教,負責三、四年級的國文教學,並常常撰文宣揚革命。章士釗則任軍事教習,並被湖南同鄉、《蘇報》主辦人陳範所賞識,聘為主筆。
百日維新慘澹收場後,逃亡海外的康有為從事保皇活動。由於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後,梁啓超在橫濱曾一度與孫中山談合作革命,加上部分保皇會會員也因為對清政府的不滿,有了放棄保皇轉投革命的意向。為此,康有為在1902年發表了《與同學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兩篇文章,旁徵博引,介紹西洋各國富強之法,列舉了中國不宜革命的四個理由:一曰革命殘酷,二曰國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國幹涉,四曰皇帝聖仁,並在文中強調光緒皇帝與慈禧、榮祿不同,表示「堅守保皇主義,聖主必復,中國必全,幸福必至」。
章太炎在看過康有為的文章後,於次年發表了《駁康有為書》,對康有為的論點逐一予以駁斥,以進化論的觀點強調革命暴力是一切社會變革之必須,反駁康有為所謂光緒是明君的說法,公然宣稱「載湉小丑,不辨菽麥」,攻擊光緒不留餘地。章太炎在文中明確地表示:「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
章太炎的這篇《駁康有為書》與結義四人中的另一人鄒容所著的小冊子《革命軍》刊布以後,在20世紀初的上海掀起了一陣革命的風潮,據說當時這兩篇論著在上海市人人爭購,各地書局紛紛翻印。章士釗此時已成為《蘇報》的主編,他接連在報中的「來稿」、「新書」等專欄刊登這兩本的序與介紹,並在其後刊登了兩本書的節選。據資料記載:「自章炳麟鄒容之論著先後在蘇報上發表後,舉國上下無不震動。」多年後,章士釗在回憶青年辦報時的經歷時曾稱當時辦報使用的是「自殺式編輯方法」,也確實如此。整個上海日漸火熱的革命輿論形勢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特別是「載湉小丑,不辨菽麥」一句使整個朝廷極為震驚。很快,《蘇報》被列為查辦對象。1903年6月3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出偵探與巡捕在愛國學社逮捕了章太炎,章太炎面對巡捕表現極為鎮定,他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7月1日,鄒容到租界自動投案。這便是當時引起整個上海灘震驚的「蘇報案」。這一年,章太炎36歲,鄒容18歲。在獄中,章太炎仍筆耕不輟,他在《獄中與吳君遂、張伯純書》中曾寫道:「乘馬車歸捕房,觀者填堙,誦『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而返」。從此,「風吹枷鎖滿城香」便成為章太炎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瞬間之一。
發明「孫中山」
章太炎與鄒容被捕後幾日,《蘇報》也被查封,但由於章士釗一直以來都以筆名寫稿或乾脆不署名,因此清地方當局不知道還有章士釗其人,因此他在「蘇報案」中倖免於難。一個月後,他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立《民國日日報》。在此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說。
1902年,日本人宮崎寅藏出版了一本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章士釗將書中有關孫中山的部分,參以己意,節譯成小冊子,取名《孫逸仙》,予以出版。此書編譯完以後,章太炎為之作序:「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揜跡鄭、洪為民闢,四百兆人視茲冊。」這是我國出現的第一本介紹孫中山革命經歷的書,也是章的第一本譯著,章士釗當時署的筆名是「黃中黃」。此書發行以後,在一代知識青年中起了極大的宣傳作用。另外,孫中山在1897年流亡日本,取了日本姓名中山樵。1903年,章士釗「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一旦用了起來,倒也順口,約定俗成,在外界幾乎取代了孫文、孫逸仙的姓名。中山,也被誤作孫文的名字了。因為「孫中山」是別人給孫文起的,孫本人後來事實上也默認了,儘管他本人極少使用「孫中山」這個姓名。
就20世紀初的國內形勢來看,孫中山在當時還尚沒有太大的名聲,由於其主要的活動都在廣東地區和海外華僑中展開,在國內,知道孫文的人還並不多。即使在日本,與孫有緊密來往的也只是幾人。章太炎後來回憶他與孫在東京見面的情形:「那時留學諸公,在中山那邊往來,可稱志同道合的,不過一、二個人。其餘偶然來往的,總是覺得中山奇怪,要來看古董,並沒有熱心救漢的意思。」直到《孫逸仙》出版後,孫逸仙的名頭才開始和革命聯繫在一起,「孫中山」這一誤會之所以能迅速傳播開來可能與人們還對於「孫文」或「孫逸仙」尚不熟悉有關。
章士釗本人事後在回憶編譯此書經過時曾說:「時海內革命論已風起雲湧,但絕少人將此論聯挈於孫先生。吾之所以知於先生,較之秦力山所謂海賊孫汶,不多幾許。一日,吾正在湖北王侃叔(慕陶)處,見先生所做手札,長至數百言,用日本美濃捲紙寫,筆跡雄偉,吾甚駭異。由此不敢以草澤英雄視先生,而起心悅誠服之意。」「吾既因王侃叔而知先生之抱負與方略,復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發行之新著作,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識(吾曾在江南陸師學院習日文),擇要迻録,成此短書。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
由此看來,孫中山的聲名鵲起,多少與章士釗與章太炎二人宣傳有關;不過,章太炎不滿孫中山,矛盾難以調和,終於兩次發動「倒孫」風潮又在1909年在日本成立光復會,造成同盟會分裂。
1907年3月,孫中山在被日本禮送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與一個叫鈴木久五郎的商人贈送的共1 .7萬元遠走南洋。臨走前用1000元舉行了一次宴會,僅交給《民報》2000元,其餘便自己帶著到南洋去了。這樣處理,引起東京部分同志不滿。當時主編《民報》的是章太炎。以後,《民報》的經費問題十分緊張,讓章太炎頭疼不已。據同是同盟會員的吳玉章回憶,彼時章太炎與《民報》工作人員已經到了無米下鍋的程度,還是他將四川學生捐的一點兒錢交給章太炎暫渡難關。而當時的孫中山也並不寬裕,在沿海發動的一次次起義均告失敗,每一次起義,製造輿論,聯絡會黨也都需要錢。
但這次孫中山與章太炎之間關於經費的衝突還不僅於此。1907年,孫中山在日本購買了大批武器用於起義。但章太炎在日本偶然聽說這批武器雖數量多,但「陳舊不堪作戰」,立即火冒三丈,在同盟會內表示:「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丟了性命嗎?」當時許多東京的同盟會員都支持章太炎的看法,陶成章也表示:「寧可少購,購必精良。」而孫中山和黃興則認為:「求其多而價廉,械多可張大聲勢。」
在爭執中,章和陶用明碼電報致電香港《中國日報》,強調「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這一電報洩露了孫中山購買武器的消息,正在親自指揮欽廉起義的孫中山已派人攻佔防城,就等武器送到,誰知這個明碼電報毀掉了孫的計劃,孫中山為此極為惱火。事後警告章陶等人,禁止他們以後再幹預軍事。而此後,孫中山也不大過問東京同盟會本部的相關事宜。
章孫二人的矛盾固然有經費問題的成分,也有對孫不重視同盟會本部工作有關,還有,就是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東京同志中的影響。《民報》在日本被當局查封後,在章太炎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孫中山身邊的汪精衛等人組織復刊,讓章太炎氣憤不已。多種因素湊到一起,便鼓動成「倒孫」風潮。所幸風潮都被黃興等人平息下去了。
在章太炎等人與孫中山發生衝突時,章士釗則已經離開日本,赴英國留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