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國古代人不愛打官司是一種誤解，關於訴訟這種事情也是分時期，分階段的。例如大宋朝人民就普遍愛打官司，也不懼怕與人對簿公堂，一起跟白羽了解一下。
一、愛打官司的宋朝人
我國古代，隋唐之前基本上是以家族為中心，依靠家族內部就能把日常矛盾消解於無形，這就是所謂的「息訟」傳統。宋朝社會較此前有了一個大的轉折，歷史學家稱為「宋元革命」，宋朝以後，都市繁榮，市場經濟發達，傳統的家族結構逐漸瓦解，進入了以個體為中心的「近世」社會。
在宋代留下的文獻中，兄弟分田興訟外，大家族中各房之間爭地爭產也會到衙門，訴諸官員。父子互訟、兄弟相爭、子告母、叔告侄，鄰裡為爭產的小事，也要對簿公堂。一時間，「唯利是趨，所爭之田不滿一畝，互爭之訟不止數年」。不光是平民百姓，就連講究清靜無為，普度眾生的僧俗、僧道之間，也常因爭奪土地、田產、山林等資產，相持不下，互不退讓，最後至公堂。
士人胥吏與百姓爭財，商舖小販之間奪利，動輒就要告諸衙門，請地方官裁決。「輕利重義」的說教，「親親不訟」的美德，一下彷彿消失得無影無蹤。
宋朝自己也發現了本朝人好打官司的特點。曾做過地方官的袁採，在所著《袁氏世範》中，提到本朝人「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音該，意為草根）之微，紛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兄弟分田，常為田間的草根竹木斤斤計較，興訟連年。
《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說，「江西之俗，固好健訟」。因為這裡不僅出現專門教人打官司的《訟學》，還流傳大量傳授訴訟技巧的書籍。據《宋史》記載，山東「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商兼湊，民性愎戾而好訟鬥」，而安徽、陝西、四川等地，也是「民性愎戾而好訟鬥」。修《宋史》的元朝人不理解這樣的變化，只好以「地氣使然」、「民氣如此」來解釋。
其實，宋朝人好打官司的習氣，用「時代風氣使然」的解釋並不徹底，其實還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結構，慢慢被商業性的市民社會所取代，這才是宋人好訟的決定性因素。更重要是，當時的宋代官員還是士大夫，官場整體風氣要好於明清。
二、不愛打官司的明清
到了吏治腐敗的明清，打官司就成了官員腐敗的重要手段。對於明清的官老爺們來說，法律從來沒有規定審理案件是否需要訟費用，既然有這麼大的漏洞，就代表著打官司絕對不是免費的。一旦案件得到受理，原告與被告就要繳納許多費用。在《情女幽魂》中，官老爺升堂時各種要錢，和那句經典的「免費退堂」也不是空穴來風。
由於明朝公務員400年都沒漲過工資，下面的辦事人員自然就要利用職務發財。於是在訴訟過程中，一些衙役就依仗權勢向當事人索要「酒飯錢」、「車馬費」、「解鎖錢」等數目不等的費用，書吏師爺們就要索要「踏勘費」、「和息費」、「買批費」等費用，用來彌補自己薪水不足的問題。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下，老百姓除非萬不得已一般都不到衙門打官司，以免遭到各種各樣的盤剝。民間甚至一度出現了「餓死不做賊，冤死不告狀」的諺語。
三、現代人的司法觀念
「化幹戈為玉帛」一直是儒家的至高理想，也受到歷代朝廷的尊崇，從官方到民間，都力圖實現這個美好理想。
在司法制度並不健全的古代，民刑不分，簡單的民事糾紛也要遭受處罰。如果在公堂上情緒激動，說了過激的言語也會遭到刑罰，特別是敗訴一方遭受鞭刑、杖刑都是十分常見的事情。吃夠了苦頭的底層勞動人民自然不會選擇自找倒黴。隨之而來，民間社會也一改往「好訟」、「健訟」的態度，漸漸變成了日息事寧人的「息訟」。
儒家傳統文化中，原告、被告雙方如果能夠私下和解，固然最好。如果雙方撕破臉皮對簿公堂，就會被街坊四鄰看成是極不體面的事情。許多人礙於面子的因素，覺得打官司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特別是自己坐在被告席，被起訴覺得是很丟面子。
到了近現代，法制不健全，許多基層法院案件多，辦案人員少，案件積壓嚴重。從當事人起訴到執行，已經很長時間過去過了。加上律師費，鑑定費，也是不小的開支。既耗時又耗錢，不到萬不得已當然沒有人打官司。
近幾年，隨著我國法制社會進程的加快，司法環境得到改善，人們的法律意識得到加強，各級各部門也加強了對行業內部的管理和規範，許多基層法院都是超負荷運轉。因此，中國人不愛打官司的傳統會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