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
音頻
薦書
視頻
闢謠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個出名的「熱詞」，就是「魏晉風骨」。
對於這個「熱詞」，魏晉之後的一千多年裡，歷代都有人大書特書。趕上類似的亂世後，更有不少「名流」心馳神往。說到這個詞，許多人想到的，不是白衣飄飄的優雅，就是多少人物那瀟灑的放浪形骸。其中的自由、個性、獨立的風姿，也令無數人身不能至，心嚮往之。
當然，對這個「熱詞」，後世也不僅僅是好評，「狠踩」的更是不少。同樣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那位曾威震天下的北伐名將桓溫，就借著點評名士王衍的由頭，對一些「名流」一頓抨擊。所謂「風骨」「風度」，在桓溫眼裡，不過是吃得多不幹活的「千斤大牛」，看上去體魄肥碩，其實根本幹不了活，最後還是要被人殺。所謂「名士」，國難面前，啥用沒有。
如果細看這時代不少人的「魏晉風骨」，比這「千斤大牛」還不堪的場面也比比皆是。有人「口不論世事，唯詠雅玄虛而以」，有人「常飲酒廢職」「清談誤國」，這都還算其中的「良心人物」。那麼，這惹來後世無數羨慕的「魏晉風骨」，也真的有這麼不堪？
不妨，看看學者張程在其新作《亂世三部曲》裡，對「魏晉風骨」的真實解讀，無論正面負面，我們相信，這是這幾年少有的，對於這個歷史話題最為客觀的描述，很值得分享下。
魏晉風骨留給我們的光
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亂時代，卻也是知識分子性情張揚、風範永存的盛世。
知識分子的張揚與活躍，似乎與王朝權威的穩固程度成反比。唐宋元明清等王朝鞏固、皇權顯赫的時代，知識分子循規蹈矩，沒有太出彩之處；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清末民初等大動亂時期，知識分子東奔西走，或吶喊鼓吹，或叩問內心，反而留下了不朽的絢爛篇章。
對個人內心壓制最重的並非學問高低、家境貧富、眼界寬窄，而是政治權力，肇源於朝堂之上的權威。中國古代王朝要維持統治，總要推行統一的思想說教，便在客觀上剝奪了知識分子海闊天空進行思考的可能。強大的中央權威配合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壟斷，讓社會儘量保持一個聲音。魏晉時代，先是三國分立，然後是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恰恰是中央權威最低落的時期，為知識分子的張揚活躍提供了可能。這個時期，雖然儒學在官方的支持下，仍以經學的形式延續著，但受到了玄學和西域傳入的佛學的挑戰。人們的思想開始多元化。知識分子自由思考的另一個原因是現實政治的黑暗。從曹魏初年開始，忠孝仁義的說教只停留在人們的口耳之間，就連說教者本人都不信奉。魏晉都以「禪讓」形式登基，統治階層貪腐墮落，朝政黑暗，哪有忠孝道德可言？
出於對現實政治的失望和反抗，老莊思想和玄學進入了知識分子的視野。後人往往以「魏晉風骨」或者「魏晉風流」「魏晉風度」等來形容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進而指代那個思想活躍、自由奔放的年代。我們可以從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威的關係角度入手，認識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
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要思想自由，難以避開的問題就是要和政治權威保持距離。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畢竟知識分子要生存，畢竟人的一生很難逃避官府的騷擾。
但是，人們可以在思想上和政治權威保持平行，不阿諛不攀附，保持人格上的獨立。從東漢末年開始，正直的知識分子就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管寧和華歆，年輕時同席讀書。一次，有乘坐官車的顯赫人物從門外經過，管寧巋然不動，照樣讀書，華歆則丟下書本跑去觀看。管寧於是割斷蓆子，對華歆說：「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果然後來華歆成了逼漢獻帝禪位的曹魏開國大臣，為世人所鄙夷。而管寧隱居遼東，教書育人，得到了知識界的普遍贊同。只有與權威拉開距離，知識分子才能客觀地看待政治，觀察社會，自由地思考。
思想和權威的平行姿態，逐漸塑造了一批剛正、耿直的魏晉文人，他們做到了對權力不卑不亢，敢于堅持自我、維護自身的利益。
東吳末年，吳主孫皓暴戾無常，動輒大開殺戮。一次在朝堂大會上，孫皓突然問大臣諸葛靚：「卿字仲思，為何所思？」諸葛靚正色說：「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此而已。」這裡說的忠孝、誠信都是正直
高尚的人應該具備的，可惜孫皓並不具備。諸葛靚敢於當面指出孫皓的缺點，可謂膽大。諸葛靚是曹魏叛將諸葛誕的兒子。諸葛誕割據揚州反對司馬家族篡位，派諸葛靚入吳求援，失敗後諸葛靚就留在了東吳。東吳滅亡後，諸葛靚遷徙到洛陽居住，拒絕晉朝的委任，一直沒出來當官。他因為與晉室有仇，常常背洛水而坐。其實，他和晉武帝司馬炎是髮小，感情很深，如果想當官，機會是很多的。後來，司馬炎想見見諸葛靚這個老朋友，就通過諸葛太妃來招呼諸葛靚進宮。諸葛太妃是諸葛靚的姐妹，嫁給了司馬懿的兒子司馬伷。諸葛靚入宮，和諸葛太妃相見，司馬炎突然闖了進來，拉著諸葛靚飲酒敘舊。酒酣，司馬炎問道：「你還記得我倆當年竹馬之好嗎？」對一般人來說，皇帝親口提及當年的情誼，是多大的恩典啊！諸葛靚卻說：「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睹聖顏。」吞炭漆身說的是戰國刺客豫讓的故事。豫讓受知於智伯。韓趙魏三家合力攻殺智伯，豫讓為報知遇之恩，矢志復仇，於是漆身毀容、吞炭改變聲音，伺機刺殺趙襄子，事敗而死。諸葛靚念念不忘司馬家的殺父之仇，說完這話涕淚交加，悲慟不已。司馬炎臉上無光，趕緊退場。
出宮後，諸葛靚都以見到司馬炎為恥辱和人生的汙點。這是對待皇帝的例子，還有許多對待權臣的例子。東晉王導徵召王述做屬官。議事的時候，王導每次講完話，下級官員紛紛爭著讚揚王導的遠見卓識、高屋建瓴，表示要貫徹落實好王導的意思，現場充滿阿諛奉承。王述職位低微，只能坐在末尾，卻說：「丞相又不是堯舜，怎麼能每件事都正確呢？」這樣的認識，想必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王述那樣的勇氣。琅琊王家的王含擔任廬江太守期間，以貪濁聞名，名聲敗壞。其弟王敦是掌握天下一半兵權的梟雄，為哥哥王含護短，一次當眾說：「家兄在廬江政績卓著，廬江官民交口稱頌家兄！」王敦的主簿何充馬上正色說：「我就是廬江人，聽到的事情恰恰相反！」此語一出，在座的人都為何充捏了一把汗。何充神態自若，沒有絲毫懼意。最幽默的一個段子是裴楷創造的。名士裴楷是西晉的大臣。晉武帝司馬炎一次在朝堂上自信滿滿地問：天下人怎麼評論我啊？裴楷馬上回答：「陛下肯定不能與堯舜相比，因為朝中有賈充這樣的人在！」賈充是司馬炎的寵臣，當時的太子妃、後來的皇后賈南風的父親，更是天下皆知的佞 臣。裴楷的正直和膽量可見一斑。
梁王、趙王是皇帝的近親，煊赫一時，封地富庶。裴楷每年都向兩位王爺借錢，且金額巨大，動輒幾百萬。借到錢後，裴楷都用來救濟貧寒的親戚故友，絕口不提還錢的事情。有人笑他：「你怎麼能靠騙錢來施恩惠呢？」裴楷則說：「我這是在劫富濟貧啊。」梁王和趙王都拿他沒辦法。
魏晉文人對政治權威的超脫，便利了個性無拘無束地發展。自由的思想海闊天空地馳騁，再配合老莊學說的自然無為，文人們言行、生活紛紛回歸了從容、淡定、自然的原始。魏晉可能是文人在思想上最放鬆、自然的時期——有人說南宋是文人的天堂，可能在生活的安定上南宋時期超過了魏晉，但在思想自由度上南宋絕對遜於魏晉。魏晉文人的頭腦中去掉了許多枷鎖，身上少了許多約束，人際關係也趨向自然。東晉時，王徽之擔任桓衝的參軍，桓衝死後，王徽之轉赴建康任黃門侍郎。他在建康郊區遇到了從建康啟程赴江州去當刺史的桓伊。王徽之早就聽說桓伊善吹笛，「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只是沒有聽過。他馬上停船吩咐下人去傳話：「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下人嚇了一跳：桓伊出身桓氏望族，是淝水之戰的大功臣，又是新任的江州刺史，家族門第並不遜於王徽之的琅琊王家，但聲望、地位遠高於王徽之。你讓他為你吹笛，人家憑什麼聽你的啊？下人硬著頭皮去傳話了。誰想，桓伊聽說有人想聽笛，隨即叫停車駕，下車，布置胡床，拿出笛子吹了起來。據說吹的是《梅花三弄》。吹罷，桓伊上車而去，王徽之繼續行船，客主不交一言。
魏晉時期的家庭關係也比較直接、自然，不像後世那般煩瑣多禮。晉武帝時期，參與滅吳的王渾，出身太原王氏，娶了著名書法家鍾繇的曾孫女鍾琰為妻。一次，王渾與鍾氏共坐，看到兒子王濟從庭前經過。王渾欣慰地對妻子說：「我們生下了這樣的兒子，足慰人意！」鍾琰卻笑道：「如果我當初嫁給了你弟弟王倫，生下的兒子肯定比我們兒子更優秀！」此話一出，夫妻倆並沒有反目，還是相敬如賓。
荀粲是魏晉時期著名的玄學家，和妻子感情深厚。冬天，妻子發燒生病了，荀粲就跑到庭院中把自己凍冰了，然後回到房內用身體給妻子降溫。妻子死了，荀粲悲哀過度，不久也死了。荀粲生前解釋過自己為什麼深愛妻子：「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意思是自己的妻子是大美人，自己更看重女子的外貌而非品德。古代歷史講求「婦德」，給婦女加上層層枷鎖，用所謂的「德」來抹殺女性本身的風韻魅力，束縛婦女追求美貌的權利。裴楷評價道：「荀粲這句話是情之所至所說的，並非盛德之言，希望後人不要理解錯了這句話。」對於厭惡的人和事，魏晉時期的人也不需要虛偽地掩飾，可以愛憎分明地表達出來。晉武帝時，荀勖為中書監，和嶠為中書令。慣例是，監與令同車往來。和嶠性情文雅、正直，對荀勖的諂諛奉承非常厭惡。每次公車來了，和嶠就搶先上車，一本正經地一個人坐兩個人的座位，不讓荀勖上車。荀勖只能再找車。歷朝歷代的人，做到了達官顯貴的，幾乎修煉得都很圓滑，不要說跟厭惡的人同車而行，就是和敵人稱兄道弟也大有人在。只有在魏晉，道不同，不同車而行。
從此開始，晉朝對朝廷的監、令各給專車。魏晉文人天性自然，敢作敢為。王粲生前最喜歡聽驢叫，在他的葬禮上，司馬昭對弔唁的人說：「王粲最好驢鳴，我們可各作一聲以送之。」來客紛紛響應，大家都學驢叫來給王粲送行。
與個人風骨相伴隨的是那個時代寬容的社會氛圍。人們很難說清楚，到底是魏晉風骨帶動了社會氛圍的寬容，還是寬容促成了文人的自由、正直和灑脫。西晉時曾任尚書令的樂廣看到當時清談風氣興起，人人談玄學，還有的人以任放為達，甚至裸體見人，雖然不認同不支持，但也沒有利用權力進行打壓。樂廣留下了一句名言，足可以反映魏晉時期的寬容。他說：「名教中自有吸引人的樂趣，何必去追求放達和裸露呢？」人各有志，有人愛熊掌魚翅，有人愛青菜蘿蔔，不必強求統一。嵇康在玄學中得到快樂，樂廣在名教中獲得樂趣，那麼就各幹各的吧。儘管魏晉時期也出現過殺害嵇康之類扼殺思想自由、破壞社會寬容的惡性事件，但魏晉文人的思想並非完全的不自由，鎮壓畢竟是少數，是小概率的事件。司馬昭殺害嵇康後不久就後悔了，殺戮一個對政權沒有直接危害的清談者，卻激起了文人集團和政權的直接對立，得不償失。同樣，王導、王敦等大權在握的人，對公然頂撞、出言不遜的王述與何充等人，心裡肯定不舒服，可也能做到默然以對，不去打擊報復。因此，魏晉社會總體非常寬容，政治權力很少打壓思想自由。體現社會寬容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馬睿。司馬睿慶祝皇子誕生，大賜群臣。大臣殷洪領了賞，謝主隆恩，然後謙虛了一句：「皇子誕育，普天同慶。微臣在這件事情上沒什麼功勞，愧受厚賞。」司馬睿笑著回答：「生皇子這種事情，怎麼能讓愛卿立下功勞呢？」一來一往，殷洪無意，司馬睿幽默。便是在開明盛世，這樣的段子也極少會在君臣之間出現吧？魏晉時期，文人的絕妙表現還有很多，留下了無數閃光的言行。南朝劉宋的臨川王劉義慶廣招文學之士，搜羅材料，潤色整飾，編撰了《世說新語》。這本書為後人保留了魏晉風骨的絕佳素材。其自由、正直、寬容的魅力，吸引著後來者不斷翻看這本書。
書中的文人盛事在大一統的秦漢時期沒有出現，在之後的隋唐兩宋元明清更不可能出現了，正因為獨特，才具有重要的欣賞和參考價值。
點擊小程序或者點擊閱讀原文購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