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野心蹤丨八十年代,我們泥沙俱下的閱讀

到了一定歲數，回過頭看時，記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沒得到的東西，沒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應該的時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五歲的時候，媽媽送我去考小學，老師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十道數學題給我做，唯一沒做出來的一道，至今我也記著，是13+7等於多少。儘管後來還是考上了小學，但我把這事記了許多年，始終耿耿於懷，恨不能乘個時光機器回到1980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個「20」上去。

還比如，小學二年紀，有一天，爸爸似乎心情特別好，一定要帶我去書店買書，而且一定要買一套《三國演義》的連環畫給我，而我偏偏就要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西遊記》，爸爸最後是買給我了，但是非常不痛快，一個下午不和我說話。因為得到的不痛快，所以我也一直記著，那套連環畫是三塊四毛三，而《西遊記》是三塊四毛二，我堅持要，卻沒有便宜多少，所以更心虛了，一記就是二十二年，現在又為自己的一直記著，多了些不好意思，更會一直記下去了。

沒有得到的東西，還多著。那時候家裡的環境還算好，家裡訂著許多雜誌，《大眾電影》、《當代》、《報告文學》、《青年一代》、《八小時之外》、《生活與健康》等等，媽媽還會零星地買些《春風》、《十月》、《科幻世界》回來，屬於我的雜誌，有一本《看圖說話》，後來是《好兒童》。但是，我就非常想要一本專門刊登兒童文學的《巨人》雜誌，媽媽嫌貴，更不相信我能看得懂，始終沒有訂給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學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須當場看完，所以耿耿於懷地一直記著那雜誌的價錢，當時是八毛三分錢一本，而當時的雞蛋是兩分錢一個，我用今天雞蛋的價格換算了一下，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二十塊錢，的確是不便宜。沒得到的，就記著，也真是有點貪。

▲創刊於1981年的《巨人》雜誌。找圖片的過程中，發現豆瓣還有一個「我喜歡《巨人》雜誌小組」：http://www.douban.com/group/jurenzazhi/?ref=sidebar

《巨人》上面，通常都是些長篇的兒童題材小說，我記得的有一個，講的是一個小男孩找媽媽的故事，那孩子叫「黎明」，似乎吃了很多苦，但最可恨的是，那小說似乎是連載的，我沒看到後面的，就一直不知道他找到媽媽沒有。二十多年了，即便真有這麼個叫「黎明」的孩子，恐怕也做了別人的爸爸了，但我就是一直惦記著他找媽媽的事情。

《看圖說話》至今我也記得，非常沉厚美麗的一本書，裡面的圖片非常疏朗，文字也淡淡的，大大的宋體字，一撇一捺都有種特別的韻味。大概那時候的房子不擠，又不要錢，所以畫畫做版的人心境也寬敞，一頁大紙上，有時候只放一張畫，卻非常耐看。有時候他們也用故事講道理，但絕對不冬烘，有一期裡，畫的是三個孩子，在路上撿到了西紅柿和黃瓜，思想鬥爭之後，終於沒有洗了吃掉，而是追上失主，還給了他。裡面的西紅柿和黃瓜都用濃濃的顏色，畫得非常大，不成比例，卻不突兀，三個孩子，捧著顏色那麼好看的果實，走在寬敞無人的路上，路兩邊儘是用水墨畫出來的疏淡的樹，有種蕭蕭的秋意。而那雜誌，似乎永遠有那麼一種疏淡的、溫暖的秋意，那是那一代的書生身上的秋意，他們老了，走了，這秋意就再沒了，我們這一代，也算是書生吧，卻不得不個個都張牙舞爪的，像日光燈，不得不亮晃晃地挺著，刺目，緊張，難堪。有一期《看圖說話》的封面，是兩個女孩子，裹著紅頭巾，站在在一棵長滿手掌形的紅葉子的樹下，往籃子裡裝紅葉子。採紅葉子做什麼？二十多年後我也還是不知道，但我活多久，就有多久忘不掉。

▲《看圖說話》雜誌依然健在，阿彌陀佛。

媽媽一點不擔心我們會學壞，家裡的雜誌都放開給我們看，根本不像別人家那樣藏著掖著。那時候鬧小說荒，《當代》上的小說，無論長短，過不幾天就會給改成電影，我記得的有叢珊演的一個《戀愛季節》，是拿《春夜，那雙凝視的眼睛》改的，電影裡她穿著白色的高領毛衣，外面又加了一件淺色風衣，不系扣子，從長滿古樹的林蔭道上走過去，背後配著鋼琴曲，典型的八十年代那種沉著的浪漫。電影裡，她演一個攻讀碩士學位的女子，去看一場足球賽的時候，遇到了個生性開朗的普通工人，卻猶豫著該不該和他在一起，最終還是決定拋開一切世俗成見去找他了。大概那時候，工人和讀書人的地位剛剛開始有了掉頭的苗頭，而且這讀了許多書的，還是個女人，更加值得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了。


▲叢珊主演的《戀愛季節》。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電影電視，因為剛知道浪漫，不得要領，格外張狂，一旦要點情調，格外偏愛海邊，動不動就虛構出一個「濱海市」來發展故事，年輕的歸國女華僑（有的時候是女特務），穿著一身的白，繫著紅紗巾，戴著遮著半個臉的太陽鏡，在海邊走來走去，終於給她遇到一個在海邊寫生的男畫家，兩個人在慢鏡頭裡追來追去，揮著紅紗巾，白皮鞋也沾滿了沙子，男的永遠追不上女的，最後跑不動了，往往又能及時地摘到一支野花噙在嘴裡。因為非要穿著白衣服在海邊追逐，有時候就不得不以喪失真實性為代價，上一個鏡頭還分明是在北方，下一個鏡頭就到了海邊，這種場景終於因為太虛假造作，非常被人詬病，終於漸漸消失掉了。八十年代以後的的電影電視，就略微務實些，挪到大多數地方都有的林蔭道上去，依舊是追來追去，但是這一次是在樹林裡，有了蒼黑古樸的樹幹做底子，終究沉著些。《戀愛季節》等等電影，還有後來中央電視臺的《外國音樂》，畫面就常常是在林蔭道上，而且常常是秋天，滿地的黃葉子，而且會有一個穿風衣的人踩著葉子走過去。

我媽媽留下的照片裡，也有這麼一張，是1966年她到北京去照的，照片裡，她坐在一張長椅子上，微微地笑著，背後儘是松樹柏樹，光線很暗，但是還可以看到那些粗大的古樹一棵棵排列著，一直延伸到很遠很深的地方去。她跟我說，那照片是在中山公園拍的，當時他們是一大群中學生，走累了，在那裡休息一下，就拍下了那照片。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裡，也有這麼一段，寫的是過去的北京，還寬敞涼爽的年月，林蔭道上漫天漫地的金黃的葉子。所以，從那時候，直到現在，我一想到「浪漫」兩個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條秋天的林蔭道，金黃的葉子落下來，被風吹著，又像潮水一樣襲上去。路邊又有空空的長椅，在那金黃的葉子上，走一生一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當。所以我買了許多件風衣，長的短的，黑藍的米黃的，卻難得有穿的機會。首先是林蔭道太少，其次是我不夠壯，穿著風衣，空蕩蕩地走在這務實的年代裡，像是精神有問題。精神有問題，也不是不可以，戀物狂，緊張症，跟得上時代的，都可以被原諒，但絕對不能是八十年代後遺症。而林蔭道、風衣、沉靜、理想，似乎都是八十年代後遺症。沒藥治，也再沒營養來補充，像是杜冷丁上了癮，那藥卻再也不生產了，心裡痒痒的，卻沒個撓處。

而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還來不及想自己的喜好會不會在將來變成人人暗地嘲笑的落伍習慣，因為先看過小說了，我們全家都非常得意，一定要告訴別人，那電影是什麼小說改的。似乎我們看過的小說改成的電影還格外多，《赤橙黃綠青藍紫》等等都是，我們一看到電影雜誌上有介紹，說電影已經拍成了，就立刻把小說原著翻出來再溫習一遍，看電影的時候，也格外理直氣壯，似乎自己和這電影已經提前發生過什麼關係了。

《春風》上，也常常有些好文章，有那麼幾期，長篇大論地討論《女俘》，因為裡面寫了所謂的「人性」，所以，十幾年後，我上了大學，看到我們的教材上還在討論「人性」該不該寫，就非常不耐煩，逃課到圖書館去自己看書和寫小說，再也沒進過課堂，大概因為老師也有幾分欣賞我，而班長也暗地裡替我遮掩著，所以我的逃課始終也沒東窗事發。《春風》上，我記得的還有一篇非常惆悵的文章，叫《女友阿蛇》，寫的是舊社會的事情，裡面有個苦命的女孩子，非常深沉抑鬱，她母親生病，沒有錢治，她和「我」聽了別人的傳說，把銅錢埋在地下，指望著能一個變倆，再挖出來的時候，卻還是那麼多，那阿蛇頹然地說了一句我至今也忘不掉、至今也在咀嚼的苦澀的話：「幾個小錢，也救不了命。」偶然她也展露孩子的的天性，把菜地裡的一棵葵花頭打掉，然後就會生出兩個頭來，再打掉，就會生出四個來，終於，一株葵花就變成了一個花頭累累的怪物。因為我在農場的時候，也做過這樣的事情，所以一直記得。

《青年一代》是上海的雜誌，非常驕傲，算是那些年的「小資」刊物，登些明星故事、美化居室、養花集郵收集火花的文章不說，還經常會有「上海灘黑幫」、「今日霞飛路」一類的明目張胆的懷舊文章，王安憶《長恨歌》的故事，在那時候就被人寫出來過，題目好似叫「上海小姐之死」什麼的，有時候，也觸目驚心地登著《姑娘！你要警惕》一類的案例。雜誌的最後幾頁，還會有讀者來信和漫畫，有一期，有熱心的讀者建議說，現在電影裡人倒下的場面實在太難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麼樣子，他建議了一個姿勢，並且繪了圖，詳細地描繪了倒下時應該先放哪只胳膊，然後另一隻胳膊放在身體的哪一側。大概因為是在一種「復甦狂歡」般的氣氛裡，所以，那裡面有一種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誠態度，如今想起來，就像在頭腦的黑暗荒野裡打著雪亮的探照燈掃了一掃，一霎那光芒裡，什麼都比現在鮮活，爭著吵著要湧到那光線裡，聲音擾嚷，卻不敢說是心酸。

我看到的，也不儘是雜誌，媽媽在圖書館裡有借書證，經常借些名著回來，別的我都不耐煩看，所以都不記得了，不過，有一次她借了本《情仇》沒有還，因為一直看見，那書我倒是記著。那個小說後來也拍成了電影，就是張金玲演的《黃英姑》。還有一本《括蒼山恩仇記》，裡面我唯一記著的一段，就是富豪把復仇的農民捉了去，倒吊起來，血都聚到那人頭上，終於把那人給折磨死了。

不能不說《大眾電影》。自從它復刊，家裡就一直有，我所記得的那個時代的明星，都是從那裡看來的。每個月《大眾電影》來的那天，等於是小型的節日，大家都隱隱地有種歡喜，因為有《大眾電影》可以看，全家通通看過後，媽媽就收回去，臨睡覺前，點著床邊的燈，再細細看一遍。媽媽這臨睡前看《大眾電影》的習慣，我一直覺得有種難言的優雅和自信在裡面，但是學也學不來。

周末的時候，媽媽還搞些聚會，南疆的漢人少，所以非常團結，又沒有什麼娛樂，經常找些理由聚在一起，野餐，春遊，打獵，包第一頓韭菜餃子，或是水果下來了，或者是晚上有新電影，都是聚會的好理由，媽媽人緣好，一叫就都來了，大家聚在一起，談的無非是劉曉慶，《我的路》，《畫皮》，各自老家的舊事，新來的《大眾電影》和《當代》就在大家手裡傳來傳去。新疆天黑得晚，大約九十點鐘卻也就散了，送客出去的時候，天邊還隱隱地有點晚霞的紅黑的灰燼，各自道著別，在晚風裡，聲音似乎很遠了，不過送個客，轉個身，一會兒的工夫，天一下就黑了，清涼頓至。那情景我一直記著。後來我們流離失所，頻頻搬家，住在內地的鄉下，經常要和村婦吵架，再也看不起電影，環境很差了，媽媽也用一隻大木箱子把以前的雜誌統統裝著，花了運費運到一萬裡外的新家來，而且，又開始省吃儉用地訂著《大眾電影》和《當代》，有人要借，她也非常捨不得的樣子，偶然丟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開心。這裡面依然有種優雅和鎮定，我能體會，說不出來，也學不來。

▲劉曉慶曾是《大眾電影》的封面擔當。

1999年媽媽去世，留給我們一大箱子《當代》和《大眾電影》。

2004年，我接到《大眾電影》的約稿，開始給他們寫稿子，對我來講，這是榮譽。媽媽要知道，不知多高興。

後來「法制文學」泛濫成災的時候，我已經上了初中，同學手裡都是那種賣兩塊五一本的雜誌，封面都是一式的粗陋花哨的圖，裡面魚龍混雜，什麼都登。但是，毫無疑問，我被這雜誌迷住了，那裡面那些謀殺故事、民間恐怖傳說，那種濃鬱、陰鬱、黑色、瘋狂的氣氛，即便是和後來我聽到的尼克·凱夫的《謀殺歌謠》相比，也毫不遜色。我至今也在地攤上搜羅著這些舊雜誌，又怕髒，戴著乳膠手套看。

那些雜誌上的故事，文筆都好，又懂得營造氣氛，很少有哪個是直奔主題的。印象最深的有個短篇，寫的是知青故事，開篇引了一首民歌叫《紫花地丁》，故事講的是兩個知青，在鄉下插隊的時候，女的被支書強姦，憤而跳崖，男的多年後重返鄉村，用離奇的手段復仇，從頭到尾都不忘記描寫落日下的紫花地丁和小鄉村的陰暗壓抑的生活。還有個故事叫《猩紅的姐姐梅》，也是謀殺案起頭，隨後，小縣城裡的有頭臉的人都牽扯進來，又有個女心理醫生，給嫌犯心理分析，爆出他當年和母親亂倫的經歷，也是有景色描寫，落日照著那種叫姐姐梅的花，血一樣的紅。還有些好看的民國故事，最有氣氛的是寫兩個大家閨秀，郊遊的時候迷了路，夜裡遠遠地看見一座樓房亮著燈，敲門求宿，就有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舉著蠟燭來應門，睡到半夜，就有慘叫聲、木門吱呀聲、磨刀聲，四處一看，卻原來這樓房住的是個心理變態的醫生，為避開仇人遠走它鄉留學，回來之後大開殺戒，先殺仇人，逐漸什麼人都殺，樓房裡屍體內臟堆積如山，後來的故事是好萊塢恐怖片裡常有的，年輕女孩子跌跌撞撞到處逃跑，終於跑了出去。帶著人再回來，小樓房卻已經火光沖天。這些故事根本不講道理，也不尋求什麼意義，裡面的人物要麼面目性格模糊，要麼故意有個俗套的形象，不過用來承載一個故事，用這故事完成一個氣氛，在讀的人心上留下些印記。如果要拍成電影，大概只有于仁泰能拍出那氣氛來。

▲八十年代的地攤雜誌。

那一類的雜誌當年實在是多，幾乎是鋪天蓋地，所以書商大概一時也找不到那麼多的作者來寫，有時就把瓊瑤、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和《三言》《二拍》拿出來登上一段，最早看到的瓊瑤小說《六個夢》，就是在一本這樣的雜誌上。

還有就是些案例選，最早是刊登在那種很厚的報紙上，專門賣給坐火車的人看。當年頻繁搬家，經常乘坐火車的時候，爸爸媽媽可真是沒少買過。最早看到的一篇，寫的是青海的一個高幹子弟槍殺不肯就範的女友的案子，文章標題是《黃河邊那座哭泣的墳塋》，因為離蘭州實在近，所以看了以後一直記著。後來這類東西也成了災害，過不兩天，就出來一本《當代奇案選》，我還記得些標題，什麼《追捕「二王」》、《魚網裡的女屍》、《雨夜狂魔》、《5·31特大碎屍案偵破記》，裡面的殺人狂，動不動就把大卸八塊的屍體裝在一隻有著「上海」字樣的「黑色人造革皮包」裡，後來我一看到黑色人造革皮包，就有反胃的感覺，卻忍不住浮想聯翩。多年後，看史蒂芬·金的小說，發現他也有對這一類物件和顏色的難言的喜好，他筆下的人，總是穿著顏色犯衝的衣服，紅頭髮就配綠衣服，再不就穿嫩黃的橡膠雨衣，而最經常出現的，就是黑色的橡膠製品。

▲1984年出版的《當代奇案選》。

有些故事非常奇特，例如一個殺人狂，專門謀殺肉聯廠的女工。還有一個，一個深山鄉村的男人新婚之夜，發現他的新娘不是處女，幾經追查，終於知道這女人先後跟五個男人半推半就地有過關係，其中一個還是這女人的弟弟，於是他把這五個男人騙了來，灌醉，運到山上，綁在松樹下，用雷管統統炸死，因為實在是真實，所以作者儘管並不十分有寫作天賦，只是一一道來，就寫出了深山裡那種幽閉沉悶和近親相奸的混亂，尤其是那女人那種蒼白、寡淡、無知、柔順，那男人的暴虐、有心計。我的小說《一個死氣沉沉的夏天》和將要寫的《怒河春醒》就是這個故事。看過的案例裡，最恐怖的是一個簡單而荒寒的故事，裡面的殺人狂是個小村子裡的光棍，先後把十幾個販賣雜貨的女人殺死，然後扔在深山的枯澗裡。那案例寫得非常簡單，卻有種西北陰天下土時候昏沉沉、土蒼蒼、嚴峻寒涼的感覺。

爸爸也借這些雜誌，又在圖書館辦了一個證，借些歐文·華萊士、謝爾頓的書回來，他把這些書偷偷藏在柜子頂上，我裝做不知道，等他一走了，就拿下來看。又要提防著爸爸突然回來，所以看得飛快，一本三百頁的書，我至多看一個多小時，跟同學借看他們租來的武俠小說，也是有時限的，這就練就了我，現在在書店裡遇上那些不值得買但又想弄清楚怎麼那樣暢銷的書，我都通常是坐在那裡一口氣看完，一下午看完十本也不是問題，因為不花錢，又學習到了暢銷書的訣竅，格外覺得有得賺。

哪個年代也沒有八十年代的曲折別致，風華盎然，也沒有八十年代這樣果斷乾脆，悲哀決斷，在這個十年將要結束的時候悠然地收住了尾，讓下一個十年沒一點點鋪墊，因此顯得沒頭沒腦，嘈雜蒼白。八八年，八九年，張薔到澳大利亞去留學了，《八七狂熱》滿街都是，西北風開始流行，歐文·華萊士《玫瑰夢》給禁掉了，光亮整潔的九十年代，驟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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