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藥一年花七八千萬,「天價藥」入醫保會擊穿總盤子嗎?

2020-12-20 騰訊網

目前公認進入中國的罕見病高值藥共有六款,年治療費用均在百萬元。在有罕見病藥物陸續進入醫保目錄的當下,天價藥能否有所保障,頗受各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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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信娜

編輯 | 王小

2020年的國家醫保談判,12月17日在北京落幕。300餘種藥品爭奪進入醫保目錄。這次,「天價藥」還是沒等到一次談判機會。

9月初,一位藥企負責人還在打聽,「去年罕見病高值藥沒有談判機會,今年有嗎?」2019年,在遞交申報材料後,沒有一款罕見病高值藥通過專家評審。

隨著入圍醫保談判的藥品名單落錘,這位藥企相關負責人又要失望了。「明年會繼續爭取醫保談判的機會」, 上述藥企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

目前公認進入中國的罕見病高值藥共有六款,年治療費用均在百萬元。在有罕見病藥物陸續進入醫保目錄的當下,天價藥能否有所保障,頗受各方關注。

近兩年,已陸續有地方試點,山西、浙江等,均已將幾款高值罕見病要納入醫保。不過,類似的破冰也面臨著不小的輿論挑戰。

2020年6月24日浙江醫保局公布,兩款罕見病治療藥進入醫保,分別為阿糖苷酶α和阿加糖酶β。前者為龐貝病特效藥,後者可治療法布雷病。

這樣的結果引發浙江省內其他罕見病群體的質疑。一位脊髓性肌萎縮症(下稱「SMA」)兒童家屬質疑, 「為什麼我們不行,大家都是罕見病患者,這樣公平嗎?」

一行30個病友家庭,曾在2019年冬天,從浙江省各地趕來,聚集於醫保局,希望能為自己爭取機會。

治療SMA的諾西那生鈉注射液,均價70萬元,2019年在中國上市。在現已知的100多名浙江SMA患者中,只有個位數的患者在用藥。「我們用不起,」王木說,「以前是沒藥,現在是有藥用不了。」他10歲的兒子是SMA患者。

雖然地方層面已有實踐成果,但上述兩省的政策參與者均以「有些敏感」,婉拒了《財經》記者的約訪。

面對其他沒能等到好消息的罕見病家庭,「我們怎麼會不難過?」,一位浙江省醫保局相關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做這件事我們也是長期醞釀,準備了很長時間。最後也是綜合了方方面面的要求,來推進這件事。

一位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在參考了浙江省以專項基金解決天價藥保障難題後,江蘇省也正在籌備,不日會參考浙江模式推出本省政策。

上述藥企負責人說,現在針對特定的藥物,每個省有需求的人數是固定的,所需花費也是固定的。如果藥進了醫保目錄,各地都可以根據醫保基金實際情況,採取不同方式來解決具體費用問題,比如設立專項基金,或納入大病保險等。

他對今年能否有談判機會抱有憧憬。「不管能不能談成,大家先坐下來聊聊。」上述負責人說,至少先有一個機會。

不過,國家醫保部門對各地陸續試點的態度頗為微妙。一位接近國家醫保局的專家曾向《財經》記者透露,醫保的統籌級別在不斷提高,其實並不想各地用不同的方式開始自主試點。

但不可否認的是,各地的實踐正在為如何解決天價藥保障難題蹚路。「說不定哪個模式就能在全國鋪開。」一位醫保專家說。

2020年,浙江省無疑邁出一步。《財經》記者採訪了推動該政策出臺的多名參與者,試圖還原政府、企業和患者三方,如何推動罕見病藥進入醫保。

治療SMA的諾西那聲鈉注射液,均價70萬,2019年在中國上市。在現已知的100多名浙江SMA患者中,只有個位數的患者在用藥。圖/視覺中國

第1天:我有機會嗎?

一款70萬元的天價藥,讓SMA患者群體進入大眾視野。那幾天,王木的手機連續震響,「原來皓皓的藥費這麼貴」。

皓皓是王木的兒子,5歲時被確診。這種病會導致全身肌肉無力,剛開始是四肢,後蔓延至為重要器官提供動能的肌肉,如心肌、腎肌。體內的一切都會慢慢枯萎。當生命被明明白白打上終點的時候,王木決定,要帶著皓皓堅強地生活下去。

確診後,無藥可治的日子裡,她沒讓兒子偷懶,上課、做康復訓練。未來很長,皓皓會成為一個社會人,有一份職業。在這之前,他得先好好學知識。

把兒子送入幼兒園,王木就一個人在附近,盯著手機。沒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有時短促的鈴聲會讓她一激靈,接起電話前,內心閃過無數種可能。

這樣的日子持續到2019年。一款諾西那生鈉注射液進入中國市場,定價每針70萬元。這是兒子生的希望。諾西那生鈉一旦開始注射便不能結束,需一直維持治療。第一年需打六針,以後每年三針。

面對一年上百萬的醫藥費,王木一家無力承擔。聽說有一個患者家庭賣了房子才開始打針,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打不起了。而王木,連這個門檻都夠不上。

夫妻倆承包了一小塊工地建設,一年的收入大概二三十萬元。

「我們拿什麼去給兒子打針」,王木嚼著眼淚,作為父母,她覺得自己很窩囊,「孩子好不容易有藥了,我們卻沒法給他治病」。此時的皓皓沒說什麼,眼神停在王木身上。

在2020年8月底,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皓皓就在旁邊的辦公桌上寫作文。他從小便知道自己得了一種罕見病,無法根治。王木講起為了做康復訓練,來來回回買了好幾輛自行車,才找到一款適合他的。這時,皓皓會補充,是4輛。

自從知道自己的病有藥可以控制,他便開始關注進展。「有時,他甚至比我們懂得多。」王木說,像日本、澳大利亞的價格,我們都是從他那裡聽來的,「他一直覺得自己會好」。

那條關於「建立浙江省罕見病用藥保障機制」的文件,像是打開了一扇門。王木的丈夫會定期刷醫保局網站,他趕緊將這份文件發到病友群裡,大家紛紛出謀劃策,怎麼才能為自己、為這個群體爭取一個機會。

「我們決定直接去醫保局和他們聊聊,讓他們知道我們這個群體的存在。」 王木的丈夫說。

「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在與醫保局相關負責人的溝通中,這是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幾次見面溝通後,病友們也說不清自己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離開的。

有多少希望,就有多少忐忑。

第176天:一道選擇題

經過176天的等待,王木沒等到她想要的結果。

2020年4月30日,希望破碎的消息也是從相同的網站獲取的:經專家推薦,阿糖苷酶α、依洛硫酸酯酶α、阿加糖酶β等3個藥品被確定為罕見病特殊藥品談判對象。

心中升起的那團光亮就此暗淡。此後,王木沒再參與過病友們組織的與浙江醫保局溝通的統一行動。

「為了保證整個機制能運行,做不好或者一定會做砸了的事情要先放一放。」浙江省醫學會罕見病分會主任委員謝俊明這樣解釋這個談判結果。他關注並推進罕見病領域十年,從提升社會認知及診療,再到如今的患者用藥保障。

「從個人情感來說,我當然希望每個人都能得到幫助。我也會私下提供幫助。」但涉及到政策發布或者執行,就得嚴格按照標準,謝俊明對《財經》記者說,原則上,醫保目錄內的藥品是可進可出的。但罕見病用藥一旦進入醫保,在沒有其他保險覆蓋前提下,是沒辦法將其調整出目錄的,「把別人的救命錢斷掉,人家會找我拼命的」。

這意味著,這件事一定要循序漸進。謝俊明說,「不能把好事做壞」,這是醞釀政策之初,大家一直認可的思路。

公示上簡單的幾行字,背後是短則數月,長至數年,一系列的權衡和考慮。距離上一次浙江省將三款罕見病用藥納入醫保,已經過去三年。其間發生了什麼,用浙江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何文炯的話說,「我們的速度並不慢」。

首批罕見病用藥納入保障後,浙江省便開始在原來的基礎上琢磨新機制,2019年完成後,2020年再劃入兩款藥物。加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落地,各地新成立醫保局,「這也需要一個過程」,何文炯對《財經》記者說。

新版罕見病保障制度被視作2.0版本,數度易稿。用謝俊明的話來說,這麼貴重的藥,一旦產生偏差,形成醜聞,影響非常大。

改動更多涉及的是具體操作層面的細節。比如,人們普遍關注的「罕見病患者移民」,此中如果涉及兒童怎麼辦?

謝俊明想了一個晚上,在文件中改了一個字,在父母的前面加上一個「生」字,變為「生父母」。媽媽帶著孩子改嫁到杭州,媽媽的社保交了兩年,即使繼父滿足了社保條件,患兒用藥也不能通過醫保報銷。

有診斷資格的醫院也從7家縮減到3家,「不能出現醜聞,哪怕放開的醫院少一點」。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也流露在此次罕見病用藥入醫保的過程中。

哪些藥能入醫保,並不是某個人說了算。浙江醫保局向定點醫院、省市醫保中心等,徵詢推薦罕見病用藥。推薦時要滿足多個條件,比如什麼時間點上市等。「如果浙江的醫生都沒用過,都是聽說,你說能納入嗎?」謝俊明說,還有很多其他的條件,收集信息後,由技術專家羅列好,專家組進行判斷。

入圍後,便要面臨兩輪談判。一位參與過第一次談判的專家回憶,第一輪的目標很明確,企業能給出什麼價,算上浙江省患者數量,需要花費的總額是多少。

「當時和幾家藥企聊下來,一個藥一年就要花七八千萬元。總的盤子只有那麼大,一款藥的價格就要把總盤子擊穿了怎麼辦?」上述參與談判的專家對《財經》記者說。

王木提及,此前在和醫保局相關負責人溝通時,醫保局工作人員也解釋,醫保用於罕見病的這筆錢只有1億元,SMA患者比較多,算下來醫保的錢不夠用。

經第一輪篩選後,再進入第二輪談判。這次重在砍價。「要看到最低藥價是多少。」上述參與談判專家說。

另一位參與談判的專家解釋,最終進入浙江省醫保的阿糖苷酶α(商品名:美而贊)、阿加糖酶β(商品名:法布贊),除了藥價本身合理,在國內的用藥時間長。還有一點,和有誠信的企業打交道很重要。

比如,在浙江,有20個這類罕見病的病人,是大家認可的,而報銷時多出5個,「可能是企業通過不正當行為帶入浙江的,這樣的企業很難得到信任」。上述參與談判的專家說。

最終結果,是專家機制選擇,基於邏輯判斷得出,「不是幾個人能決定的」。謝俊明說。

第231天:塵埃落定

在王木放棄希望的第231天,蘇明一家在相同的網站,等來了好消息,「兒子有救了」。6月24日,浙江醫保局發布談判結果,蘇明不用再面對一道殘忍的選擇題: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放棄,停止給兒子用藥。

此前,蘇明的兒子每年藥費接近百萬元。納入醫保後,一個月幾千元就可以了。浙江省內的戈謝病、漸凍症、苯丙麗尿症病人,則更早享受到了醫保待遇。

青島是中國第一個將罕見病藥納入醫療保障的地方。2005年,該市出臺文件時還不敢直接寫上「罕見病」三個字,「怕寫了會引起更大的阻力」,該政策的一位牽頭人對《財經》記者說。

他用「徹夜無眠」來形容那段日子。因調研時與罕見病家庭有接觸,他得知「有藥用不起」的困境,於是琢磨著用一系列政策將部分罕見病藥納入醫療保障。

從醞釀到最終落實,一共用了三年。一年制定政策,兩年等待落實。這個過程漫長而又熬人。彼時,社會公眾及政府內部對罕見病認知很少,沒人關注。一位參與該政策的制定者對《財經》記者說,「甚至還會招來非議,身邊人會揣摩,是不是因為自己和一些藥企有牽連,所以如此積極幫助罕見病用藥納入醫保。」

一個人研究撰寫方案,在夜深的辦公室內,利用非工作時間研究具體細節。有時熬到太晚,還會等來保安催促。

「對青島市當時到底有多少罕見病患者,其實我們並不了解。」上述參與政策制定者說,但是必須要在方案中拿出一個需要支付金額的上線。想了很多辦法,最後決定引入與企業的對賭協議。如果超過醫保規定的金額範疇,剩下部分由企業承擔。

一年後,方案終於寫好,但並未得到上級認可,無法推行。幾十頁的心血只能暫時擱置,等待下一個機會。

兩年後終於出現轉機,上述方案牽頭人回憶,當時青島剛好有這方面的政策需求,這個方案又是已經寫好的,於是便提交上去。最終獲得財政支持,方案得以落實。

時隔多年,當再度回憶,他總結道,這件事的破局涉及打破原始格局,涉及到各方利益,如果沒有更上一級政府的統籌,推動起來太難了。

以浙江為例,一位知情者告訴《財經》記者,在浙江省級層面,對罕見病藥入醫保的態度是積極的,「相關的政策方案曾兩次獲得省政府批准,這個過程是很難的」。

一旦有上級部門認可,接下來的過程會變得順暢。「我們已經建立了機制,以後可以依託文件下面的專家委員會來推進,不用再弄一個文件來向省委省政府申請了。」一位參與浙江省罕見病藥入醫保的專家告訴《財經》記者。

在一位長期關注罕見病藥保障的專家來看,罕見病的整體情況在逐年持續改善,但在醫療保障方面,阻力並沒減少。拋開個別省份醫保基金確實非常緊張,大多數省市還是有空間的,但現在各地決策者仍然顧慮重重,怕一旦開了一個口子,後面會出現各種問題,陷入被動,「大家也都不想給自己找麻煩」。

一位與各地醫保部門有聯繫的NGO負責人說,其實很多省也有把一些「天價」罕見病藥納入醫保的想法,但顧慮還是很多,一直沒敢推行。

第N天:還有希望嗎?

絞入數字輪盤轉動的,是很多想活下去的生命。

一位醫藥經濟學專家數次拒接邀請參加罕見病相關論壇。「這些論壇的目標傾向很明顯,並不是一個理性的學術分析,涉及到各個方面,輿論影響等。」他對《財經》記者說,「如果要談到一個藥是否應該進醫保,那為什麼不去和其他更有藥物經濟效益,但還沒有進醫保的藥物進行比較呢?通過數據來測算分析,誰更應該進醫保。」

而一位醫療保障領域專家則激烈反駁道,現有醫保目錄裡的某些藥也是非常貴的,但是就在醫保目錄裡。不能因為罕見病藥在剛開始的時候被排除在外,就一直不考慮。「原來制定的東西會形成利益格局,每走一步都很難。」

「希望各位專家在進行理性的分析和討論時,能多考慮一下罕見病患者,他們等不了那麼長時間。」一位SMA患者組織負責人說。

上述醫藥經濟學專家不認為自己冷血,「這就是我們的責任,用嚴謹的數字測算哪一種藥更適合(進入醫保),這就是我們需要提供給決策者的信息。至於其他的更廣泛的因素,需要他們去權衡。」

最終的開關,仍在政策制定者的手中。一位藥企罕見病藥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在罕見病藥支付體系中,政府是統籌,是1,企業、患者或者其他組織是N。如果沒有1,後面的N無從談起。」

在青島,罕見病醫療保障政策停滯不前的兩年裡,兩名戈謝病患者沒能等來希望,不幸離世。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企業、患者,每個人都應該思考,自己能做到的極限是什麼,然後合力把這件事解決好。」在2020罕見病合作交流會後,賽諾菲特效藥事業部罕見病與罕見血液疾病業務負責人俞蕾曾對《財經》記者說。

在浙江秋初的8月,皓皓已經無法蹲起,原本能夠勉強步行的500米,只能走到一半。他的肌肉越來越沒力了。

「生在浙江,至少我們還有點盼頭。」雖然這一次沒能進入醫保,一位罕見病患者的家長還是抱著希望。而在中國其他地方,罕見病患者們也都在等一個希望。

(文中皓皓、王木、蘇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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