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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看懂《世界秩序》——歐洲秩序
伊斯蘭主義和中東
中東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當今時代，中東似乎註定要重溫昔日的所有經歷——帝國、「聖戰」、外國統治、互相廝殺的教派戰爭，之後才可能最終選定一個國際秩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東仍會在加入或對抗國際社會之間掙扎搖擺。
伊斯蘭教在某些方面追求極端的平等主義，它強調宗教和政治權利的一體性，從而把伊斯蘭教的擴張從一項帝國的事業變成了一項神聖的義務。伊斯蘭教的終極目標是統治全世界，其他地區要麼被徵服，要麼作為被允許存在的宗教社會。實現這一樸實體系的戰略被稱為「聖戰"，即所有信徒都有義務通過鬥爭傳播自己的信仰。在伊斯蘭國家的眼中，國內的準則是神授的，而非伊斯蘭政治實體是非法的，伊斯蘭國家永遠不可能把它們看作為平等的對手。
而事實證明，天下歸一對任何徵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包括伊斯蘭教。穆罕默德去世之後發生的繼任人危機導致伊斯蘭教分裂成遜尼派和什葉派。這也是當代伊斯蘭教世界的一個根本分歧。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後，由委員會推選的穆罕默德嶽父哈裡發繼任，而少數人認為，權力本應該自動傳給與先知血緣關係最近的人，即堂弟阿里。於是這兩派最終形成了伊斯蘭教的兩大分支。
隨著時光流逝，分別出現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臥兒勢力範圍。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戰役和圖爾戰役，擋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的軍隊。歐洲擊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擴張後，只在徵服世界的伊斯蘭教的勢頭最終被遏制。1492年，基督教徒收復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蘭教的西部邊界推回到北非。而13世紀，建立世界秩序的夢想又再次浮現。和伊斯蘭帝國一樣，奧斯曼人也認為自己有「維護世界秩序」的政治使命，並且他們既不承認歐洲國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對待他們。
在經歷了奧斯曼帝國不斷向外擴張勢力的時期後，從18世紀末一直到整個19世紀，歐洲諸國開始轉守為攻。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西方主要大國試圖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屬地，同時又避免打破歐洲的均勢。19世紀末，奧斯曼帝國加入歐洲均勢，但它並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1917年英國政府宣布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1918年，一戰結束後，各種強行施加的機制將前奧斯曼帝國的領土納入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920年，奧斯曼帝國籤署《色佛爾條約》，這使得英國和法國開始瓜分奧斯曼帝國。1924年，剛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奉行民族主義的世俗領導人，廢除了哈裡發帝國，宣布建立一個世俗國家。於是，阿拉伯人接受了主權和國家的概念並為自己所用。
這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均勢。「泛阿拉伯主義者」接受一個基於國家的體系的基本概念，但他們心目中的國家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政治化的伊斯蘭教」的觀點與其戛然相反，堅持把共同的宗教作為實現現代阿拉伯認同的最佳途徑。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敘利亞、葉門和利比亞的軍人推翻了本國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府。
軍人統治者通常來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進程之外的群體，比如伊拉克的薩達姆、埃及的納賽爾以及薩達特均來自外省。薩達姆擺出一副好戰的姿態，想藉此對這一地區形成震懾。軍人統治者鎮壓種種伊斯蘭教政治運動，指控它們破壞現代化和國家統一。中東各國的軍人政權、君主制政權或其他專制政府把異議視作煽動叛亂，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幾乎沒有發展空間，儘管如此，中東還是逐漸形成了與當代國際秩序暫時和解的關係。
軍人政權奉行政策的最終依據，是國家以及基本上限於本國邊界內的民族主義。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他們一直利用蘇聯向美國施壓。冷戰時期，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沿襲了基於威斯特伐利均勢模式。埃及、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一般聽從蘇聯的指揮。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與美國交好。
1973-1974年，這一聯盟發生了變化，埃及總統薩特確信蘇聯沒有力量幫助埃及通過外交收復西奈半島，於是埃及從此成為了美國的盟友。從此，埃及被逐出阿拉伯聯盟，薩達特受到咒罵，最終被暗殺。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國，最終沒能解決民族主義的軍人專制政權面臨的難題。
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過於緩慢，經濟成果的分配過於懸殊，石油幾乎成了國家收入的唯一來源，這也就不利於創新和多樣化的經濟文化。因此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必須對不滿的浪潮做出應對。遜尼派以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極端主義運動和基地全球恐怖組織為代表，什葉派以霍梅尼的革命和黎巴嫩「國中之國」真主黨為代表，兩派之間打的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現存的區域秩序、重建一個體系的目標上完全一致。
在宗教極端主義者眼裡，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奉行伊斯蘭教的世界秩序，主張徹底拒絕多元化和世俗的國際秩序。這些觀點代表了一種真理，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以及任何其他秩序的規則和準則，此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收到了眾多伊斯蘭國家的呼應。伊斯蘭主義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出發點，因為國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
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暫的時間內曾帶給人希望，讓人們以為新的改革將會把這一地區的專制政權和「聖戰」勢力逐出今後的歷史。美國希望看到這一地區實現民主化，這表達了美國的理想主義。然而，促進民主化的道路比想像中困難許多。「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現為新一代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起義，但很快遭到了排斥，此運動的最初示威者的呼聲，湮沒在了軍人支持的權威主義以及伊斯蘭教意識形態之間的暴力較量當中。
2012年，在一批更激進的宗教極端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穆爾西當選為總統，伊斯蘭教政府掌權後，社會一片混亂。埃及軍人決定推翻這屆政府，結果此時就連世俗民主派也支持他們的意願。而在這一過程中，提出了人道主義外交政策問題。人道主義外交政策聽過改變侵犯普世的正義原則的狀況， 而不是消除某種戰略威脅以此證明自己的價值。而這種外交政策風格的價值觀和目標，反映了美國傳統至關重要的一面。
美國對「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貢獻就是譴責、反對或參與推翻它認為專職的政府，包括此前的埃及政府。而在埃及恢復了軍人政權後，美國再次引發了一場爭論：是戰略利益重要，還是促進人道、合法的統治重要？其實兩者都很重要，因忽略安全因素而忽略當前現實，可能馬上會招來大禍。在美國的公開辯論中，反抗阿薩的起義被視為一場爭取民主的鬥爭，這場鬥爭應該以阿薩德政府的倒臺和成立一個包容的民主聯合政府告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借聯合國之手推動一項基於阿薩德下臺和成立一個聯合政府的「政治解決方案」，然後，其他幾個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既不願意支持這一步驟，也不願意支持採取軍事措施。同時，最終出現的武裝反對派幾乎無民主性可言，更別說溫和了。
敘利亞這個地區的主要成員不是為了民主而戰，而是為了戰勝對手而戰。只有民主能讓自己所屬的派別執政時，他們才對民主感興趣。美國呼籲世界信守對民主的支持，並在國際上以強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學武器。而其他的大國，例如中國和俄羅斯，援引威斯特伐利亞的不幹涉內政原則加以抵制。中國宣稱，我們在敘利亞這場戰爭中沒有特別的利益，但堅持最終結果應由「敘利亞人民」而不是外國勢力決定。顯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標使得美國不可能獨自插手，所以美國的目標也沒達成。倘若無法通過共識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災難性的非人道代價，讓秩序在混亂中產生了。
幾十年的阿以衝突造成了一觸即發的對峙局面。過去一共爆發了三場常規戰爭和無數次非常規軍事衝突。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的強大視為自己的恥辱，在他們眼裡，與以色列共存好比背信棄義。阿以衝突牽扯到一系列問題，兩代阿拉比人從小接受的觀念就是：以色列這個國家非法篡奪了穆斯林的遺產。一些偉大的領導人試圖調和衝突，1979年，埃及薩達特總統試圖根據埃及的國家利益與以色列講和，但兩年後，他遭到了埃及軍隊當中的宗教極端分子的暗殺，他為自己的政治家氣概付出了生命代價。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了以色列總理拉賓頭上，薩達特死後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進學生暗殺了拉賓。宗教極端分子在今天擁有很大的軍事和政治勢力，伊朗前總統馬哈茂德·內賈德呼籲滅掉以色列。
從阿拉伯人的態度至少能看出三點：為數不多的人接受與以色列並存，但聲音微弱；更多人試圖消滅以色列；最後一類人願意與以色列談判，但把談判說成是分階段徵服猶太人國家的手段。但以色列並不願意在領土上做出讓步。
兩種世界秩序觀的衝突紮根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當中。以色列是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國家，主要盟友是美國。而中東地區的核心國家和派別在不同程度上從伊斯蘭教意識的角度看待國際秩序。以色列與其鄰國糾紛涉及地理和歷史根源，在其他地區，類似難題一般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實際上是巴以雙方的兩種世界秩序觀之間能否共存的問題。
不無諷刺地是，中東各國動蕩不安期間，西方民主國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與他們的體制完全不同的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是一個傳統的伊斯蘭國家，既是君主制，又是伊斯蘭教神權政體。每年同一時間，幾百萬穆斯林從世界各地湧到沙烏地阿拉伯朝覲，每一個健康的身體一生中至少要去麥加朝覲一次，這證明了沙烏地阿拉伯具有獨特的宗教重要性。與此同時，巨大石油蘊藏量的發現使沙烏地阿拉伯一躍成為這一地區的首富。現代沙烏地阿拉伯自成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其外交政策的特點就是小心謹慎，他們轉彎抹角的說話風格已經演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
1989年，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心懷不滿的子孫之一、參加了阿富汗反蘇聯「聖戰」的賓·拉登回國，並宣布要開始一場新的鬥爭，並成立蓋達組織開啟全面「聖戰」。組織的「近期」目標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區夥伴國，「遠期」目標是美國。1993年，蓋達組織襲擊世貿大廈，顯示了該組織欲徵服全球的野心。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襲擊了華盛頓，此次事件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一次襲擊，短短幾分鐘內2977人喪生，其中幾乎全是平民，還有數千人身體受傷。賓·拉登在襲擊前宣布了目標：將西方及其影響逐出中東，推翻與美國結成夥伴合作關係的國家政府，解散他們的政治體制。2003年蓋達組織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圖失敗後，沙烏地阿拉伯成為蓋達組織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
蓋達組織出現後，神職人員掌權的伊朗通過一個好戰的革命陣營在整個地區內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沙特面對中東地區兩類不同的內戰，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支持著與「聖戰者」之間的內戰，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伊朗和沙特分別被視為對立雙方的頭領。對沙特來說，與伊朗的衝突關係到君主制的存貨、國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蘭教的未來。鑑於事關重大，僅有口頭保證是不夠的，這取決於伊朗核談的最終結果，沙特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尋求擁有自己的核能力作為保險。
21世紀前20年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動蕩不安和暴力，因此應當被視為各國內部衝突和宗教之爭的映照。
敘利亞和伊拉克由於兩國交戰派別紛紛爭取這一地區外部世界統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們之間的衝突威脅到了四周鄰國的國內和諧。在伊拉克，遜尼派殘暴的垮臺帶來的是復仇和廝殺，利比亞推翻暴力獨裁者的結果是抹掉了帶有國家統治色彩的所有痕跡，的黎波裡的極端組織將「聖戰」擴大到鄰國，尤其是非洲。各國政府失去對本國全境的管轄之日，也是國際秩序或地區只需自身開始走向解體之時。
在一個自殺式的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時代，必須把滑向泛地區教派衝突的現象視為對世界穩定的威脅。所有負責任的大國，都需要根據某種可以接受的地區秩序的定義攜手應對。如果無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區就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隨後蔓延至其他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