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剔掉一個「想當然」念頭，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1988年，在那個出國熱的年代，李笑來父親所在學校的一名英語副教授也參加了託福考試，拿了570分（滿分677），這個成績在當時被眾人誇獎「已經很不錯了」，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另一位英語教授，只考了530分。

時間來到1993年，當他得知隔壁班的同學也要考託福時，他腦海裡立馬將託福和「難得要命」等同了起來，把要參加考試的同學叫做「牲口」。可到了2000年，李笑來為了攢錢給父親治病，自己做了「牲口」——他把自己關在出租房裡4個月，每星期下樓一次補充食材，其餘時間在房間裡複習託福、GRE，並把這兩個成績當成了敲開新東方大門的磚——最後成功在新東方做了7年的英語老師。

李笑來在《新生—七年就是一輩子》裡說，假如自己在1993年，還在讀大三的時候就去考了託福、GRE，起碼不會比7年後來得艱難——以他哪怕厭學、不好好寫高考試卷，都能差2分上本科線的腦子，回到學生時代搞定兩個考試，起碼不用花4個月的時間。

李笑來說，這一切不過都是因為自己「想當然」了。「學外語很難」、「考託福很難」的念頭像是被植入了他的大腦一樣，他沒有經過任何驗證，就輕易地接受了這個觀點，以至於浪費了7年的時間。

我們肯定也有「想當然」的時候：「別人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那些人會成功是因為背景雄厚、腦子轉得快」、「我會失敗不過是時機不好」。

不可否認，有的人確實適合某些工作——無論是氣質的契合、成長背景的合拍、教育經歷的訓練，他們看起來都比其他人更容易獲得成功，但假如直接認為對方是「理所當然」、「本就應該」、「毫無疑問」就能獲得成功，那就過分想當然了。

類比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司馬遷能著成《史記》，肯定是有家學淵源的——司馬氏世代為史官，他的父親司馬談博學多識，曾要求司馬遷進行為期2年多的遊歷。特別的成長環境與父親刻意的培養下，司馬遷的學識本身就不弱。但這並不是《史記》能成書的主要原因，重點在於司馬遷本人哪怕遭受了宮刑，他依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終成一家之言。

也許是司馬遷的成就過於偉大，我們從來不會懷疑司馬遷本人為此付出的汗水，但我們為什麼會懷疑身邊其他人的成功呢？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一個人只有成功到讓人仰望的地步，才不會遭遇嫉妒。看，我們嫉妒的、想當然的都是那些我們認為應該和我們「差不多」的人，於是否定他們的努力、唱衰他們的成功居然成了一件理所應當的事。而這背後，我們是不是也把不思進取當成了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呢？

李笑來說，我們就像是一臺計算機，都不是生來就是完美的，都有bug，有的人能主動給自己升級，有的人從來不更新。可是不更新的最後結果，大多是整個人都廢掉了。

也許我們都可以仔細審視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很多情況下都想當然了。

我曾經想當然地以為豐富的社團經驗能在很大程度上幫我找到好工作，但跑遍各大高校的招聘會，我發現不是。

某知名企業的宣講會在一個理工學校的階梯教室召開，教室在2樓，能容納200人，可是除了坐在教室的學生，更多人從教室門口排隊到一樓的草坪上。宣講會結束，工作人員開始收簡歷。我發現簡歷被分成了三沓：一沓是專業不符合的985名校（當時還沒有「雙一流」的說法），一沓是專業符合的本科院校，還有最厚、被不停裝進紙皮箱的一沓，則是什麼都不挨邊的。

招聘會跑得多了，我就愈加發現：我本以為最重要的、能代表個人能力的社團經驗，在大多數公司看來都是「虛」的——學生時期我們自以為衝破校園藩籬、踏上社會的社團經歷，遠不如一個好成績來得重要。好成績起碼代表了專業知識紮實、專業素養高，是個專業人才。而似是而非的社團經驗除了讓簡歷看起來花團錦簇，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作用。

假如大一的時候，我能多反思準備保研的師姐那句「社團經驗會成為你個人簡歷上最重要的一筆」，也許在求職過程中不至於到灰頭土臉的程度。每個人階段性的目標不同，自然有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東西，而我理所當然地把師姐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當成了大學四年的重心，而錯失了最好的學習時光，現在想來，不是不遺憾。

李笑來說，這些關於想當然的念頭其實是很危險的，我們應該做的，是找出那些想當然的念頭，挨個審視正確性，思考它們是不是該被替換，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

哪怕只是剔掉一個想當然的念頭，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這可是生活裡，踩過了一個又一個深坑、活生生的經驗教訓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