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胡人就是色目人，籠統指來自西域中亞、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族群人種。終元一代，他們既是族群政治的受惠者，又是蒙元民族矛盾的犧牲品。學術界近年來關於色目人的研究成果不斷推出，但都是從文本文獻到傳統典籍，很少結合出土文物的研究，更很少對陸續發現的元代胡人形象陶俑進行仔細分析，本文試從文物補史、圖像證史層面上作一填補，為學術界提供不可缺少的證據。
一
「色目」一詞從初唐以來在文獻中屢屢出現，意思是「各色名目」，當時是將「色目」作為各等種類形容詞使用。到了宋代，色目人已成為一個專有名詞，指姓氏生僻的所謂雜性人物。元代忽必烈時期，色目人已從初期西域、中亞延至歐洲人在內各類外族的專名，並且運用極為普遍。陶宗儀《輟耕錄》中列有31種色目人，但在漢人眼中都是異類胡人。
色目人稱呼是漢族人認知當時世界和外來人種的產物，是漢族概念和漢語範圍內的詞彙；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在族群劃分時「色目」與蒙古語「合裡·亦兒堅（qari irgen）」所涵蓋的意思一致，即蒙古人對其他種族名稱後綴均帶有「合裡」一詞，證明漢語色目人就是蒙古語「合裡」的譯語。不過「合裡」是廣義的「色目」，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蒙漢對譯史料。
我們從元代歷史文獻可知，蒙古人區別外族部落綴有色目一詞時，往往加有回回名稱，如《元典章·兵部》中「行省、行院、行臺的路裡達魯花赤畏吾爾、回回色目官人」，《憲臺通紀》也記載「回回諸色目人」。「回回」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指西域回紇人，但在元代基本是對西域伊斯蘭信徒的通稱，這對我們理解色目人的範疇有借鑑意義。
元代統治者將其治理的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並根據這四個等級分別制定出入仕晉官、禁令刑罰、賦役納稅等規定與政策。利用民族差異進行有效統治是元朝統治者的基本思路，蒙古人、色目人常常被列為一個等級，漢人南人則被劃為另一個等級。由於蒙軍徵服西域在先，故視色目人為國人，佔領中原於後，而視漢人、南人為非國人。另外，忽必烈舊臣中阿里海牙、葉仙鼎、孟速思等畏兀兒戰將和擅長理財的西域人形成一個集團，所以色目人的地位高於漢人。然而隨著蒙古部族內部的融合和元朝逐步對大蒙古國的擴展，蒙古人之外的等級界限不時出現模糊，色目人這個屬於上層第二等級的人，如果沒有世襲特權，也會有不少人墜落至下層。
色目人不是都有尊貴的地位他，們來自西域、中亞的國家與部落，雖有部分人屬於上層階級，能躋身於蒙古的第二等級，可是由於職業身份等不同，也有很多色目人隨軍進入中原後淪落為低下階層，有的人擔任萬戶府達魯花赤地方軍政長官下屬，低級縣尉中色目年少者充之甚多，甚至有成為奴僕者。如果色目人再犯有奸盜、詐偽、驅良等罪行，照樣會被判處刑罰而被人鄙視。特別是西域、中亞地區盛行買賣奴隸，1953年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元代回鶻文契約文書中，記錄了當時名為忽都魯的畏兀兒女人被賣給帖忒滅裡兄弟為奴和另一個名叫斌通的畏兀兒人被轉賣給漢名為大聖都通的人為養子，從幾份奴婢買賣文契看，他們多從事家內勞動，是新主人家可以轉賣的依附人口。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蒙古貴族逐漸從遊牧的草原向中原漢地轉移，徵召的附和與效忠蒙元朝廷的北方漢人官僚也得到升遷，一些新貴家庭中開始使用色目人為屬吏或奴僕，民族族屬讓位於尊卑等級，特別是為蒙元帝國立下軍功的漢族官僚家庭，許多原本就是豪紳地主，奴僕成群，等級森嚴，出現了使用色目奴婢的現象，社會等級取代了族群藩籬。
二
我們根據陝西、山東、河南等地元代墓葬中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在不完全統計的情況下，舉出部分實例供學術界關注與討論。
（1）胡人蹙眉站立俑
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追繳元代站立胡人俑
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追繳元代站立胡人俑（局部）
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追繳元代站立胡人俑（局部）
在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追繳的元代黑陶俑中有2件站立的胡人俑，其中一件似為持武器的武士俑或侍衛俑，雙腿叉開站立；另一件胡人俑戴文吏交角方帽，小交領內衣，外罩方口長袍，束帶曳袍，雙手握拳。兩個胡人均深目，直鼻，蹙眉，睜眼，嘴角緊抿，滿臉鬍鬚，神色兇橫。雕塑匠可能繼承了對胡人面相「眉深若蹙、狀若悲秋」的傳統印象，與其他恭順而溫和的侍俑對比，有意凸顯其鮮明的族群特徵。
（2）胡人下層胥吏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元代黑陶胡人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黑陶胡人俑，深目，高鼻，頭髮後梳成辮，滿臉長髯，身著交領右衽長袍，足蹬靴子，雙手放於胸前。有人判斷其可能是牽馬或駱駝的侍從，但這是沿著唐代胡人牽馬俑的思路延伸，實際上這件胡人俑更趨向於典型的侍從形象，應為下層胥吏的造型。
（3）胡人騎駝擊鼓俑
1978年陝西戶縣元泰定四年（1327年）賀氏墓出土胡人騎駝擊鼓俑
1978年陝西戶縣元泰定四年（1327年）賀氏墓出土的胡人騎駝擊鼓俑引人注目，胡人頭戴尖頂帽，深目，高鼻，滿臉須髯，手持鼓槌騎在駱駝上，揚舉擊鼓，應是為主人出行開路的儀仗成員。元代色目人樂工演奏的回回音樂，從宮廷到王公貴族之家曾經流行一時，尤其熟悉音律的畏兀兒人的演奏技藝高超，受到達官貴人的讚賞。所以這件胡人騎駝擊鼓俑生動地再現了當時西域色目人入華後所從事的職業。
（4）胡人持卷文吏俑
1954年山東濟南祝甸出土元代黑陶胡人俑
1954年山東濟南祝甸出土元代黑陶胡人俑
1954年山東濟南祝甸出土的元代黑陶胡人俑，胡人臉部有濃密的須髯，深目，高鼻，頭部所纏長巾，為典型的西域裹頭，身著長袍，手拿文卷，擺臂前行，似在趕路為主人呈報文本，動感極強，是元代黑陶俑中較為突出的藝術作品。
（5）胡人牽韁御馬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胡人牽韁御馬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胡人牽韁御馬俑，胡人深目，高鼻，禿頂，長脖，鬍鬚較少，一隻手抓住韁繩，另一隻手緊拉韁繩，作牽馬狀。胡人身穿長袍，前胸下擺系皮類圍裙，腰纏粗帶腳蹬系帶皮靴，似為熟練馬夫。
（6）胡人執禮侍立俑
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館藏胡人執禮侍立俑
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館藏胡人執禮侍立俑
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館收藏了一件胡人執禮侍立俑，胡人手放胸前執禮等候主人出行。值得注意的是，胡人頭纏典型的阿拉伯長帶，紮緊繞頂一圈。
（7）胡人牽駝俑
西安元代劉黑馬家族墓地劉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牽駝俑
西安元代劉黑馬家族墓地劉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牽駝俑
西安元代劉黑馬家族墓地劉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牽駝俑
2009年8月，西安市長安區韋曲夏殿村元代劉黑馬家族墓地的元大德六年（1302年）劉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了2件胡人牽駝俑。胡人均深目，高鼻臉部有濃，密鬍鬚，留長辮椎髺，戴大沿圓頂鈸笠帽，昂首站立，身著右衽長袍，神態自若，所牽駱駝披有花氈類鞍韉。
（8）纏頭胡人牽駝俑
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出土胡人牽駝俑
2002年，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出土了一件胡人牽駝俑，胡人頭纏長巾，濃眉外凸，深目，高鼻，闊嘴，須髯濃密，身穿交領緊袖長袍，腰束打結布帶，右手握拳，抬臂至胸前，作拉韁牽駝狀，似為年長的西域色目人。
河北元墓出土的胡人俑
此外，1956年西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繼榮及夫人劉氏墓出土有元代胡人俑，1964年西安沙坡元墓出土有胡人騎駝俑，1973年焦作出土的一批元代陶俑中有胡人俑，1987年延安虎頭峁元墓出土有胡人俑，河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有胡人俑。在甘肅平涼崆峒山景區還發現了元代胡人石像。雖然胡人俑都按照蒙古人的辮髮、椎髻習俗梳妝，並穿戴元代流行的由「胡帽」改進的大沿圓頂「韃帽「和長袍服，但其面相與臉龐圓胖的蒙古人面相相比顯然區別較大，從雕塑藝術形象來看，其地位和身份都不高。
元墓出土的胡人俑，無論造型藝術還是精緻程度，相比隋唐時期的胡人俑顯然較為遜色，但是其簡練寫實、比例準確，繼承了隋唐陶俑的一些塑造方法。雖然蒙古以馬背遊牧文化為特徵，可在漢族世侯官僚墓葬中仍採用了中原墓俑方式，特別是胡人俑的出現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當時社會中色目人的不同際遇以及族群等級制度中的變化。
蒙古人佔領中原後，色目人協同駐守在各地營所，他們追隨蒙軍行兵出獵，踐踏莊稼，隨意拘民為奴，強行求索酒食，特別是挾蒙古人之勢力，大顯威風。散居在各地的色目人並不構成群體社區，加之中上層與下層分化很大，色目人與漢族通婚日漸增多，尤其是一些色目人入華後愛慕華風，將名字改為漢名，連喪葬也仿效華風，成為一時風尚。
但是色目人移民眾多，內部的階級分化嚴重，有特權者與一般勞動者差別很大，據《元史》記載，有1050戶斡端（于闐）、可失合兒（喀什噶爾）工匠在甘肅、陝西屯田，乞兒吉思（吉爾吉斯）700戶在合思合屯田，畏兀兒人在南陽屯田，合剌魯軍士在襄陽屯田，以及欽察、康裡、斡羅思等色目人在中國從事農業生產，從事手工業、商業、礦業的色目人工匠也很多，而且工奴、家僕、樂人、藝人、卜人等也不少，特別是「西域國手」承擔雕工塑匠。像劉元振的曾祖是蒙元時期的漢人世侯劉伯林劉元振是劉黑馬的長子，劉黑馬又是元太宗窩闊臺所立漢軍三萬戶之首，所以元代胡人形象俑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和貴族喪葬等級的反映。
三
為什麼中原地區元代墓葬中會出現造型各異的胡人俑，這些胡人俑的身份表明的是官府胥吏、譯人通事、衙署隨從還是豢養藝人、家庭奴僕等，在多元民族國家的背景下，追溯歷史深處的族群生態無疑是極為複雜的問題，值得繼續思考。
我們知道經過唐末大戰亂，又遭遇宋金戰爭和蒙古大軍踐踏，從河北、河南到陝西關中地區屢遭破壞，宋元之際已被稱為「城郭蕭條、不見人跡」。1229年窩闊臺即汗位後，發民為卒，編為漢軍，立漢軍三萬戶，後增至七萬戶，投附蒙古的漢官轉化成世侯，大同劉黑馬、太原梁瑛、濟南張榮、真定史天澤、東平嚴實、保定張柔、大名王珍、中山邸順等一批顯赫世侯在當時非常著名，不僅有「分民專土」的特權，而且內部「爵人命官、生殺予奪」，「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奴視部下」。
忽必烈受蒙哥汗命令治理北方後，在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等地恢復漢法，重新獲得安定。為了與宋軍交戰，確定河南為蒙軍進攻襄樊一帶的根據地，關中則為進攻四川的大本營，蒙古大汗周圍的漢臣們起著運籌帷幄的作用。
1259年蒙古伐宋之役，幾乎全用漢軍，以河北滿城張柔的軍隊為主力，其實就是北方漢人進攻南方漢人，蒙古人並不是進攻的主力。手握重兵的漢人軍將們得勝立功後，封官賜地，賞奴佔婢，盡享尊榮，引得不少漢人、南人採用蒙古名，想冒充蒙古人求官謀職，也想使用下層色目人服侍自己、光耀廳堂。
過去一些學者不太注意蒙軍班師東徙帶回不少西域、中亞、西亞及東歐的各族移民，包括欽察、康裡、阿速、斡羅思、大食、波斯等的色目人。清代趙翼曾指出，元代蒙古，色目人散居各，地與漢人相混，並無限制，因而在中原、江南分布甚廣，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曾考證來自西域的132名色目人註明有部族，大多應是中下層的色目人，他們形成勞作群體，利用特長謀生。
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中經商者眾多，他們被稱為「斡脫」。早在大蒙古國時代，這些來自西域中亞的色目商人就聚集在蒙古汗廷和各級王公門下，為主人搜羅金銀珠寶、管理財物、襄理商業，以羊羔兒息或官錢的營利手段，在很短時間內得到蒙古貴族的賞識，雙方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經濟關係，被人們視為把持政柄的黨羽。入元以後，西域胡商繼續發揮擅長貿易的重要作用，元朝甚至特設斡脫總管府和泉府司，由這些商人負責出納金銀之事，有些權貴家中有自己專職的西域商販（斡脫），成為從事贏利的官衙下屬。《元史》與《元典章》中多次提到「賈胡」向元廷「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當時由南宋入元的「賈胡」沙不丁專職採集珍奇貨物。泉州丁夔作為著名商胡販運於蘇州、泉州之間，為元朝統治集團中的高級官僚提供西方奢侈品。不過漢族對色目商人的普遍印象是狡詐貪婪、嗜財盜國，在當時必然會形成一些胡、漢對立的刻板意象。
筆者認為，元墓中出現胡人形象的陶俑是現實主義的寫照。它說明元代貴族和投降蒙元的高級漢官要彰顯自己權貴者的身份，墓中胡人陶俑與其他造型的俑一樣，都有相應的擺放位置，置於車前出行或儀仗排場之中，而且造型不是簡單重複或隨意製作，具有特殊時代的視覺文化意義。
蒙元時代，中國版圖之大，一度超過隋唐時代，當時各族遷徙與混居非常普遍，有學者分析徙居中原之色目大約亦有三四十萬。「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解調胡琴。」但是色目人作為漢人眼中傳統的胡人，除了留下了包括伊斯蘭文化（回回）、基督教（也裡可溫）等文化遺產外，還在中原地區的墓葬中保留了胡人形象俑，外來族群血肉之軀化為漢族喪葬習俗之作，以獨有的文物圖像為我們留下了清晰證史的介質，不僅說明西域色目人被華化的表徵，也證明胡人對中原地區的社會生活產生過不小的精神影響。
（文章來源：《文物》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