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新現象：很多人開始有意識地區分「女權」和「平權」，我已經遇到不止一個人特別向我說明，她「支持的不是女權，是平權」。
這有時是為了淡化自己立場的激進性，有時是出於對「女權」一詞的避嫌，但更多的則是為了在概念上做出區分——似乎在中國社會語境下，「女權」並非中性地指代「爭取女性應有的權利」，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種極端主張，甚至是在爭取自己權利時攻擊、打壓了男性的權利。
作家蔣方舟自己就是女性，不久前卻在受訪時說，女權主義被詬病的原因，「確實是因為她要的權利太多和不清晰了。比如高級一些的女權知道要平權，稍微低一點的是男女平等，其它更低的她覺得老公給我買個包包——其實很多訴求不是基於社會公平的訴求，而是基於自私的訴求。」
這番話引起了很多爭議，一些人辯稱，女性的權利訴求既不自私也很清晰，只是跟男性一樣的出生權、冠姓權、就業權、教育權、繼承權這五個要點；另一些人則指出她所說的那種「讓老公買包」根本不能算是女權，恰恰相反，消費主義陷阱和身體羞辱正是女權主義最反對的現象。當然，也有一些人堅稱，那種借著「男女平等」的名義，既要男性讓權，又以「女士優先」來要求男性，追求單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田園女權」在國內比比皆是。
網上流傳的漫畫，諷刺「中華田園女權」壓迫、利用男性，是一種單邊、利己的主張
雖然這些觀點彼此爭執不下，互指對方為非，但之所以能吵起來，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的一點：各方所說的「女權」並不是一回事，在這個帽子底下，包含著相去甚遠的不同權利主張和意涵。像「田園女權」在很多「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看來就根本不能算是女權，而在很多男性眼裡它卻代表著女權，所謂「自私」多由此而言。
網上經常將之嘲謔為「中華田園女權」，但其實這並不是中國的特產，倒不如說是東亞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新舊混合的產物。
香港文化人湯禎兆在《整形日本》一書中曾提到日本流行漫畫中的一個女白領「計算妙子」，非常精明，「要男人做事供給一切，完全是19世紀的想法；但是，又要男女平等，現代女性的權利又要齊全。」在他看來，香港女性也正類似。
這種想要「好處通吃」的做法是女權嗎？確切地說，它雖然多由女性主張、對現代女性的權利寸步不讓，但其基底卻是男權的，也只有在一個男權社會才行得通——這是一個雖然已逐漸現代化，但價值觀仍然相對保守的社會，因此才出現這種「雙軌制」。
儒家對「君子」和「百姓」本就遵循兩套不同層次的道德標準，在士大夫的精英意識中，百姓在人格上就從未被預設為是平等的，他們是「治於人」的勞力者，而非「治人」的勞心者。當社會秩序逐漸變動又未真正平等時，就出現了陳寅恪在論及唐代士大夫道德風習變遷時所說的那種現象：那些善於機巧者往往活得更好，這取決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就此而言，這種被人詬病的「田園女權」，其實正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日本的現代化雖然起步未必比中國更早，但進程卻遠為順利，因而原有的社會結構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期間並不伴隨著女性的社會動員或解放思潮。這樣，在戰後富足的環境下長大的女性發現，她們即便身受良好的教育，但仍不能改變男權主導的社會價值取向。與此同時，畢竟她們又已經是深受現代化洗禮的新女性，不可能阻隔於男女平等的世界潮流之外，於是在這樣特殊的社會生態中，能靈活運用兩種不同價值標準的人最終就能活得更好。
▲ 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寫到，「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樣，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圖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全部由女性社員組成的社團組織「青鞜社」雜誌，創刊於1911年。© WOMENSART
這是後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的問題。現代經濟的繁榮給女性帶來更多閒暇、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服務業在經濟領域的勃興，給女性帶來更多新的就業機會，使女性在經濟上越來越獨立。在國內，公認長三角地區的女性地位較高，這恐怕也是因為明清以來當地紡織業的長期繁盛，使得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得到承認。
可以說，當下中國圍繞著女權所展開的爭論，正是現代化逐漸深入之後所遭逢的過渡期現象。對比下近代德國也更有助於我們看清這一點：1871年後，德國現代化迅猛推進，湧現的新工作機會導致勞動力短缺，而更多服務業職位更為女性創造了機會，諸如大型百貨公司的營業員、蓬勃發展的白領和教育普及之後的教師等等。這在1918年後更為明顯，全德國共有1150萬女性在職，佔全部工作人口的36%。
與此同時，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卻還跟不上，當時德國很多人憂慮出生率的下降將削弱國家的實力，更何況在經濟蕭條時期，越來越多女性與男性競爭工作也危及男性的社會地位和自我認知，結果是一場「男性危機」爆發，民族主義者和泛日耳曼聯盟開始大聲疾呼，抵制女性就業，號召她們回歸家庭、履行天職——為國家生養和教育更多的子女。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德國新興的女權主義者被迫轉入防守，開始與那些激進的支持者撇清關係，強調自己同樣愛國，也無意要求過多的變革。那些保守派指責婦女解放導致道德敗壞和不受約束的性行為，而女權主義者也同樣對此感到恐慌，甚至展現出某種清教徒的說教做派，教導更年輕的女子：喜愛舞廳更甚於讀書是應受譴責的。在這樣新舊紛呈、青黃不接的時代，試圖兩頭兼得、好處通吃的人也同樣大有人在。
第三帝國時期，很多德國女性支持納粹。納粹承諾提供穩定與就業，強調種族延續，對女性提出的口號是「Kinder, Küche, Kirche」（孩子，廚房，教會），倡導回歸傳統家庭價值觀。
這是社會轉型時期的結構性現象，與其說是少數人機巧、道德有問題，倒不如說是社會生態所必然催生的現象。很多人指責這是雙重標準，但這卻不是這些人自己能定的，而恰是因為主流社會既要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同時卻又不肯鬆手給女性賦權所造成的。
如果說「田園女權」那樣是試圖好處兼得，那麼反過來我們或許也可以說，「田園男權」那樣既想要現代化的好處，又想要維持男權結構，和它正是一體兩面——你不可能只要「田園男權」，卻想消滅「田園女權」。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自居為主流群體的人，也開始感受到了不安，這當然是社會變革深入的明確信號，但也意味著局面隨時可能失衡。原有的結構設計無疑已在動搖，這最明顯地體現在很多男性抱怨「女人現在太厲害」——說這話的其實往往倒不是有權者，而是弱者，因為他們唯一剩下的身份象徵就是男權，似乎如今「連女人都爬到頭上來了」！然而他們之所以處於底層，並非由於性別，而是因為階層。
很多人的價值觀仍然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抱怨「你們現在鬧騰，都是因為給女性太多權利，讓步太多了，你們到底還要怎樣？」在一個差序社會中，秩序都是給主流人群設計的，在他們看來，所有邊緣人群應該安分地呆在給他們安排的角色位置上。「你們」是治理的客體而非主體，最讓他們感到威脅的，就是你居然有主體性。
不僅如此，不同群體的認定可以迥然不同：很多男性覺得，女性地位已經很高（甚至太高了），但女性卻相反，往往覺得女性地位並不高——這往往陷入無休止的口舌之爭，因為前者說「高」其實是縱向與歷史對比，實質上是出於對男性衰落的憂慮；而後者說「不高」則是橫向與現實對比，著眼的卻是女性應有的權利。
明白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平權」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因為當社會現代化推進到這樣一個階段時，走回頭路是沒有希望的，而像「田園女權」這樣的現象與其說是女性自身的問題，不如說是原本的男權殘餘必然伴生的雙軌制。至少就目前而言，要解決這一團亂麻，平權是最可取的優化路徑，即便它未必是完美的，但它解決的問題將比它造成的新問題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