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姜良芹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一個縮影和集中體現，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消息，從2014年10月9日起，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歷史，成為世界記憶、人類記憶。然而，迄今，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程度依然堪謂中日兩國關係的晴雨表，對其研究也一直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一方面，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而被納入歷史研究的視野，兼具學術規範性與嚴謹性；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政壇右翼分子矢口否認侵略中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一再牽及中日兩國的政治神經，南京大屠殺研究不可避免地被賦予現實意義和政治色彩。馬克思說：「一門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通過定量與定性的交互印證，對於深化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一、中日兩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狀況
日本國內圍繞南京大屠殺真實性的爭論始於1970年代初，到了1980年代，隨著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激化，南京大屠殺很快成為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根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立場，可將其分為兩派：一類是能夠客觀、公正地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稱為「肯定派」或「大屠殺派」，他們大多都具有歷史學專業的背景，理性和學術性較強。一類是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成員，稱作「虛構派」（或「虛幻派」），2000年之前，「虛構派」成員主要以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為主。最近十幾年來，「虛構派」增加了一批學者，其研究成果也都以學術中立面貌出現，如亞細亞大學的東中野修道、東京大學的藤岡信勝、立命館大學的北村稔等。此外，以秦鬱彥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對屠殺人數的認定介於兩者之間，其政治立場則複雜多樣，不像大屠殺派、虛構派那樣單一明了。學界一般稱之為「中間派」。
中國學術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是從1980年代初才真正開始的。它成為學界關注點的起因，不是因為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本身的原因，更多地是由學術研究以外的因素促成的。在1982年之前，學術界沒有發表一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論文。[2]自1982年開始，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掀起否定對華侵略、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翻案活動。為了回擊日本右翼勢力的謬論，維護歷史事實，由南京市政府出面成立了編史、建館、立碑籌備小組，組織南京地區相關學者展開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口述調查，編輯出版史料和史稿，針對日本右翼的謬論進行專題調查研究，撰寫批駁論文。這一時期發表的相關論文，著重於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特別強調日軍在南京屠殺中國軍民的規模和屠殺的殘暴性。由於民族主義和政治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可避免帶有情緒化，充滿對抗性。1990年代中期以後，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開始由重視求證轉向更加重視求實。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和《南京大屠殺全史》（三卷）為代表。
在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中，遇難者人數爭論最為激烈。1947年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定：「我被俘軍民被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稱日軍在南京屠殺20萬人以上。1980年代以來，在遇難人數問題上，中國學者基本上依據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判決書，同時輔以新發現的資料進行論證研究，認為總數在30萬人以上。在日本，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卻有不同的看法。據2001年日本《諸君》雜誌2月號對大屠殺派、中間派和虛構派的問卷調查，虛構派認為死亡人數接近於零或因史料不足無法回答；中間派認為有1-4萬人；大屠殺派大多認定在10多萬人至20萬人之間。
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從無限接近於零到10多萬、20萬、30萬人以上，其數字懸殊如此巨大，這在歷史學研究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歷史現場資料的欠缺；二是爭論各方對於處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觀點。
二、遇難者名錄整理的緣起及主要內容
對於歷史學者來說，最重要的工作是盡最大可能搜集整理各類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包括有可能是反證的資料，並摒除政治影響，突破立場身份的限制，客觀公正地研究歷史。2000年開始，在張憲文教授的帶領下，南京地區學者開始廣泛搜集整理相關史料，完成72卷本、4000萬字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編輯整理出版工作。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同期展開。
與廣島長崎原爆後不久日本社會即開展受害者調查不同，也與納粹屠猶過程中對猶太人的登記造冊不同，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對被害中國軍民沒有登記造冊，日軍佔領南京後，是長達八年的日偽統治，對遇難者的調查與統計工作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圍繞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情況的調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抗戰期間的調查
全面抗戰爆發後，作為當時中國首都的南京成為日軍攻擊的重點目標。特別是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到1938年3月日軍在南京暴行趨於緩和，在這三個多月期間，南京民眾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極其慘重，生存環境甚為惡劣。抗戰期間，由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組織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偽維新政府下轄的督辦南京市政公署以及汪偽政府的振務委員會，先後出於救濟目的對南京市民損失情形進行了調查。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採取的是抽樣調查方式，重點是市民財產損失情況，其調查報告中揭示的市民財產損失狀況有助於我們了解南京大屠殺期間民眾受害的一般狀況，對於整理遇難者的構成等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線索。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和汪偽政府振務委員會為掌握南京難民狀況，以便「統籌救濟」，曾要求貧困市民遞交救濟申請書。按照當時偽政府的規定，只有身體殘疾的人或60歲以上的孤寡貧困老人才能受到救濟。另外，出於種種原因，如很多被害者遺屬不願接受偽政府的救濟，有的是全家被害，有的被害者遺屬避走他鄉，等等，提出申請救濟的難民僅是龐大難民人數中的極少部分，畢竟，申請救濟不是被害者遺屬登記。這些申請書，是我們整理遇難者名錄的第一個資料來源。
2.抗戰勝利後的調查
抗日戰爭一結束，為了調查戰爭損失和審判日本戰犯，國民政府即指示南京市政府圍繞南京大屠殺慘案及時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社會調查。從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市計有首都警察廳、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和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先後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社會調查。前期調查內容的重點為戰爭損失和民眾受害情形，後期重點則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行事實。所有這些調查，為歷史留下了極為寶貴的原始檔案資料，是我們整理遇難者名錄的主要資料來源。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調查是南京大屠殺案發生遲滯八年後的調查，且是為法庭提供證據的舉證式調查，並非對遇難者地毯式普查，限制了我們的整理規模。
3.口述調查
20世紀60年代以來，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河海大學等駐寧高校的師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市黨史辦及其下屬機構，以及多年來致力於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學者、個人，圍繞南京大屠殺史相關資料的收集工作，作了大量的口述調查。另外，這些年來，有一些受害者家屬，陸續通過信件、電話等形式，向我們提供遇難者信息。
我們課題組歷時十年，依據上述各類檔案文獻和口述資料，整理出16000多份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較為詳盡的個人信息，具有如下特點：
1.遇難者名錄，係指南京大屠殺期間，在南京城區和近郊遭日軍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殺害的無辜平民與放下武器的軍人；對於1937年8月至12月間，因日機空襲南京造成的遇難者，亦作為附錄收入。
2.每一個遇難者的個人信息，不僅包括遇難者姓名、遇難者概況（性別、年齡、籍貫、住所、職業等）、遇難情形（被害時間、地點、方式），而且根據資料來源不同的性質，設計了八種表格，詳細羅列了調查者、陳述人、具呈人、填報者、口述者、證人等的姓名、職業、住址、與遇難者的關係等信息，並註明該信息的原始資料來源，以備讀者核查。
3.由於資料來源不同，同一姓名可能有多條不同信息，都羅列到該姓名之下。如「張王氏」名下，共有8條信息，這8條信息中，有的是不同調查機構、不同時間對同一個「張王氏」的多次重複調查；有的是對重名的其他「張王氏」的調查。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者，將不同調查機構、不同時間對同一遇難者的調查材料集中羅列，進一步驗證了遇難者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二者，考慮到本專題尚屬史料範疇，將重名者的信息羅列同一條目下，也便於讀者甄別利用。
4.本專題資料在編排過程中，參照辭典編排體例，按照「字母」、「姓氏」、「姓名」三級標題進行編排。具體而言，先是將每個遇難者姓氏聲母按照26個英文字母進行排序；在每一字母下，又按照漢語拼音進行姓氏、姓名的排序；每個遇難者的姓名都可以先在目錄中找到，然後再到對應的頁碼中查找到遇難者的詳細信息，查閱非常方便。另外，有些遇難者的姓名，有的只是綽號，如「大個子」、「小呆子」、「小皮匠」等；有的只知道其親屬的姓名而遇難者的姓名不詳，如「陳海山之妻」、「肖潮思父親」等，我們均照資料原樣予以收錄。為了便於讀者查閱，我們亦採取了上述編排方式。
需要特為說明的是，由於檔案文獻及口述資料的局限性，比如調查者、填報者、口述者等對遇難者信息的理解和記憶各有出入，造成同一遇難者，其概況及遇難情形有所差異；又如一些調查者對遇難者姓名採取口述記音形式，致使個別遇難者姓名、住址、遇難地點等在不同的調查中出現同音不同字的情況；再如，調查者、填報者、口述者等對遇難者被害時間、地點、方式的記錄及回憶有誤或表述不清，甚至於極個別具呈人、填報者、口述者與遇難者為父女、兄弟或叔侄等關係時，出現不同姓氏的情況。諸如上述問題，除特別明顯的時間、地點等錯誤予以修正外，我們均採取維持檔案、資料原貌的原則予以整理收錄，希望讀者在閱讀、使用過程中有所甄別。
三、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定量與定性
我們目前整理的16000多份遇難者信息，雖與南京大屠殺期間實際遇難者人數有較大差距，卻對我們使用統計學方法的開展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數據樣本。量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是，能夠發現靠傳統文獻閱讀無法發現的隱藏在歷史資料堆裡的史實。
（一）被害者基本情況統計
通過統計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數據：
1.從被害者身份看，97%是平民。
2.從被害者性別看，男性佔84.83%，女性佔15.17%。男性被害的比重遠遠高於女性。
3.從被害者年齡構成看，15至49歲之間的青壯年男性被害的人數，佔到有年齡記載的被害總人數的77.78%。如此之高的比重無論對南京的潛在抵抗力，還是對社會的生產能力，都是致命的打擊。
4.從被害地點看，在安全區和難民營內被日軍拖出而遇害的約佔27%；在市民家中和工作場所（如店鋪、銀行等）遇害的佔到55.86%。其餘的17%，大多被日軍棄屍路上或在郊外避難而遇害。
5.從被害時間看，城破之時和城破一周之內（即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的罹難者佔全部有被害時間顯示的被害者的80%左右。日軍在這段時間內一方面延續了攻城時的暴行，並為12月17日的入城式消除潛在的威脅和抵抗，另一方面得到了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三次「屠殺令」[3]的縱容，故而出現如此集中而高頻率的屠殺現象。
（二）被害者死因分類統計
在有明確死因信息的被害者中，
1.因看管、保護房屋財產（包括銀行、藥店等工商業財產）而被害的人數最多，約佔36%。而且，日軍對這類被害者的加害幾乎都伴隨著財產的掠奪和房產的焚毀，甚至有個別焚屍現象，意在掩蓋罪行。
2.因日軍拖夫而被害的，約佔27%；被日軍誣為軍人而被害的遇難者約佔15%。這兩類共佔被害者總數的42%。
其他還有無端被日軍殺害、因途遇日軍避走不及而被害，這些都是日軍無理取鬧、視殺人如兒戲的罪證。還有的因反抗日軍強姦或見此呼救而被害者、政府工作人員因留守南京而被害者等。
通過對中日淞滬之戰的研究，我們可知，淞滬之戰，中國軍隊士氣旺盛，英勇抗敵，但蔣介石單純防禦，將幾十萬精銳之師密集於長江南岸狹長地區內，死拼硬打，特別是要「打給外國人看」，不僅大量消耗了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也將國軍主力完全暴露於日軍之下。該項戰略雖遲滯了日軍「速戰速決」戰略意圖的實現，而從另一方面看，也因此改變了日軍的戰略策略，開始著手殲滅國軍之有生抵抗力量。日軍攻佔上海後，「華中方面軍試圖在崑山附近地區圍捕、殲滅敵軍主力，但結果成了一場擊潰戰，只殲滅和捕捉了部分敵軍」。1937年11月15日夜，日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召開幕僚會議，研究佔領上海後日軍的戰略，認為日軍在太湖以東地區的作戰並不徹底，「湖東戰役未達預期目的」，未能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造成了中國軍隊的重大損失與潰退，「如果抓住這個變動著的戰機一舉斷然進行追擊，據判斷有二十天的時間可以佔領南京。」華中方面軍也贊同這一意見，在25日給東京的報告中，在談到「對有關上海方面中國軍的觀察」時說，「判斷自開戰以來出現於此一方面的敵軍總兵力八三個師，其中消耗約一半，現在可活動的是約四十萬名。而且缺乏武器、彈藥、糧食的情形嚴重，尤其隨其敗戰，士氣之低落達到極點，似乎完全喪失鬥志。政府內部的爭執激烈化，且決定放棄南京。今後，日本軍如迅速作戰進攻至南京，即可在短期間內，使中國軍主力崩潰」。
就國民政府而言，在部署南京保衛戰時，對日軍的戰略意圖認識嚴重不足，主要通過各種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而軍事部署也是為其外交交涉服務，加之將才任用不當，南京保衛戰中組織撤退情況混亂，大批中國軍隊滯留城內。有學者指出，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中增加了九萬名軍人。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加加減減的問題。
上述遇難者信息的量化分析，也印證了日軍對華戰略的調整和國民政府的戰略失誤。
一者，印證了日軍「殲滅戰」的作戰企圖。由於中國守城部隊沒有周密的撤退計劃，當日軍破城之後，許多守城士兵被圍困在城內，他們被迫扔掉武器並換上平民服裝，進入安全區尋求避難。國際委員會對他們採取了接納的措施，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如果在安全區的邊上發生了巷戰，那麼逃跑的中國士兵毫無疑問會撤進安全區，這樣安全區就不是一個非軍事化的區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毀，也會遭到日本士兵的猛烈射擊。」日軍佔領南京後，除在城內外繼續掃蕩敗殘兵外，並於14日開始在安全區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士兵。並不惜因此與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發生衝突。唐生智事後也自認其咎，「竊職等奉令衛戍南京，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喪我士卒」。
二者，擴大了遇難者的規模。日軍認為國際委員會未能將敗殘兵集中安置，而且什麼標記也沒有，這給他們的搜捕工作增加了難度。「現在是把他們認為曾服兵役的難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體的屠殺。」在這一過程中，許多青壯年平民也被當成中國士兵遭到屠殺。前述被害者身份、性別、年齡比等各項統計數據，均可印證。
結 語
今年是全面抗戰爆發和南京大屠殺80周年，但令人遺憾的是，中日雙方圍繞戰爭人數和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在日本，虛構派人數雖然不多，能量卻很大，他們與保守政治家緊密合作，通過各種社會活動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強烈灌輸社會大眾的「身份」意識，從而使得大屠殺離真相越來越遠。
我們認為，深切反省二戰歷史，走和平發展之路，應成為日本社會的共識。作為我們年輕一代，對於這段歷史的認識，不僅關注日本的戰爭責任，還要將其放在人類歷史上來思考，通過歷史教訓的學習，超越國家及民族的對立，開創世界和平、人類共存的新紀元。
[1]保爾·拉法格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摩爾和將軍——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頁。
[2] 早在1960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師生曾在高興祖老師的帶領下，對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行調查研究，並於1962年寫成書稿《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但由於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該研究此後一直中斷，直到1979年這部書稿才編印出版供內部交流。
[3]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達《南京城攻略要領》，其中規定對南京城內地區分別「掃蕩」，所謂「掃蕩」就是日軍可以屠殺平民和俘虜，故此為第一次「屠殺令」。日軍攻陷南京後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松井石根又下達作戰命令，其參謀長特別附註指示應掃蕩「殘敗兵」，這是第二次「屠殺令」。松井石根入城後，又於12月18日指令，混淆的軍人都應予以「紀律肅正」，所謂「紀律肅正」也是日軍屠殺的代名詞，此為松井石根第三次下達「屠殺令」。參見吳廣義編著：《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日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4、143～144、218頁。
責任編輯：徐亞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