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沈從文
趙家璧
良友出版社出版的《記丁玲》
趙家璧先生為《記丁玲》一書出版費盡周折，1998年去世之前，或許都沒有意識到身處在沈從文、丁玲這兩位新文學家的「文壇公案」中，確實有著自己的「難言之隱」，也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身份
丁玲對沈從文《記丁玲》一書非常不滿
1933年5月14日，丁玲女士失蹤與被捕的消息在上海灘各報刊先後披露。作為丁玲的好友，身處青島大學的沈從文此時並沒有沉默，他先後寫了《丁玲女士失蹤》（創作於5月25日，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八十四期）、《丁玲女士被捕》（創作於6月4日，原載《獨立評論》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為丁玲的遭遇大聲疾呼，猛力抨擊國民政府對作家的這種措施：「對於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決的手段，不是一個明智的手段。作家沒有一個兵，又沒有什麼黨，他既只是用筆造成他的罪過在前，似乎也只能用筆寫些什麼抗議於後」。
當傳言丁玲遇害之後，沈從文寫下了《記丁玲女士》，分二十一節連載於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的《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二十九至第五十期）。1934年1月，《記丁玲女士》結集出版時更名為《記丁玲》，列入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第十種出版。《記丁玲》單行本與之前連載的《記丁玲女士》相比，有很大程度的「刪改」，這種刪改是當時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管控。
丁玲1936年9月從南京逃出，先後到達上海、西安、保安、延安等地，之後她成為解放區文學創作中重要的女作家，毛澤東稱她為「昔日文將軍，今日武小姐」。1957年「丁陳反黨集團」定案後，丁玲下放北大荒勞動改造，成為被打擊與排擠的重點作家。「文革」結束後，1978年丁玲很快復出。復出之後的丁玲成為研究者們青睞的對象，海外漢學界研究者也特別關注到有關丁玲的傳記文字《記丁玲》。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漢學家中島碧女士偕同丈夫中島長文拜訪丁玲，詢問丁玲生平中的相關細節，並帶著《記丁玲》、《記丁玲續集》兩書（香港某書店根據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39年9月出版的普及本翻印）。據丁玲年譜的整理者、丁玲晚年秘書王增如女士說，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沈從文寫的有關自己的書（但施蟄存堅信，丁玲早在三四十年代應該看過。最近在查閱良友文學叢書出版廣告時也有發現，沈從文的《記丁玲》和丁玲的《母親》列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種，在同一書頁廣告上出現，如果丁玲拿到良友版的《母親》，她就知道沈從文寫了這本書）。不看無所謂，看了之後讓丁老太太很生氣，她在中島碧贈書上批註了一百二十七條（陳漱渝：《乾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五期），並於1980年借《詩刊》發表胡也頻詩歌的契機，寫了《也頻與革命》一文。
此文中，丁玲繼續發揮對沈從文的「不滿」，認為《記丁玲》這本書「原來這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是在1933年我被國民黨綁架，社會上傳說我死了之後，1933年寫成、1934年在上海灘印刷發售的」，「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編撰。」當然，她在此文中還評價了沈從文，說他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是無法理解他的。這種人的面孔，內心，我們在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中見過不少，是不足為奇的。」（丁玲：《也頻與革命》，《詩刊》1980年第3期）
沈從文看到丁玲回應文章亦很生氣
3月下旬，沈從文的侄兒、木刻家黃永玉把登載丁玲《也頻與革命》的該期《詩刊》送給沈從文過目。讀了丁玲的文章之後沈從文亦很生氣，在同一時期（1980年3月至1982年間）給徐遲、凌宇等人的信中，他對丁玲的這種評價自己的態度與方式大為光火，這裡僅摘錄1980年他給徐遲的覆信：
當然還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賞，即《詩刊》三月份上中國「最偉大女作家」罵我的文章，不僅出人意外，也為我料想不到。真像過去魯迅所說：「冷不防從背後殺來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來，用心極深，措辭極險。但是略加分析，則使人發笑，特別是有人問及她這文章用意時，她支吾其詞，答非所問，無從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來受的委屈，來自何方，難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囔也不敢囔一聲，自有難言苦衷。卻找我來出氣，可見聰明過人處。（《1980年7月2日沈從文復徐遲信》）
沈從文認為，丁玲拿自己開刀主要在於「我無權無勢，且明白我的性格，絕對不會和她爭是非」。圍繞《記丁玲》一書，沈從文、丁玲多年的老友情感徹底粉碎，這就是80年代著名的「《記丁玲》風波」。
丁玲與沈從文矛盾的公開，形成80年代初期文壇的一段公案，夾在這兩人中間其實有一個人，就是《記丁玲》、《記丁玲續集》的主要責任編輯、著名的出版家趙家璧。
趙家璧是《記丁玲》一書的「見證人」
趙家璧是徐志摩的學生，三十年代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即進入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讓他在出版界「一炮打響」的是他策劃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叢書，這為中國新文學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史料。此時，處在「《記丁玲》風波」這場文壇公案的中間，他如何對待兩位老友的態度？
《記丁玲》1934年得以單行本正式出版，是通過趙家璧之手進入良友圖書系列出版的。據巴金《懷念從文》一文透露，這部書稿是趙家璧通過巴金向沈從文高價組稿而得，「他願意出高價得到這部『好書』，希望我幫忙，不讓別人把稿子拿走。」
原本打算以《國聞周報》的刊載為底本出版單行本，沒想到國民政府的文化審查非常嚴厲，審查下來被刪去一萬多字。對這個刪節，趙家璧非常清楚，他在《記丁玲》末頁加了《編者語》：「沈從文先生所著《記丁玲》一稿，原文較本書所發表者多三萬餘字，敘至1932年為止，因特種原因，目前未克全部發表，特誌數語，以告讀者。」
之後1939年9月，良友圖書復興印刷公司承接1934年1月版本，以《記丁玲續集》形式出版下部，得以讓《記丁玲女士》這個原刊本得以復原。趙家璧還對《記丁玲》有自己的評價：「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只有作者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筆，把一個衝破了舊家庭束縛到大都市裡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聞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趙修慧：《趙家璧與沈從文》）。可以說，從組稿到出版費盡的周折，趙家璧都是《記丁玲》的「見證人」。
趙家璧與丁玲
丁玲1979年八九月閱讀《記丁玲》、《記丁玲續集》之後，曾與趙家璧有過碰面，當面交談過有關《記丁玲》的她的態度。趙家璧在這之後的1980年1月24日曾給丁玲寫過一信，具體談了自己當年編輯《記丁玲》的「失誤」，算是對丁玲的道歉。同時，趙家璧還答應從正面來宣揚當時左聯對丁玲的「營救」，從而印證沈從文《記丁玲》一書中確有不實之辭：
「那天和你談話時，你對《記丁玲》很有意見。早知如此，我就不應該出版。但文章早已在《國聞周報》連續發表了。我準備寫的文章中將不提這兩本書。我遵照你的囑咐，曾在北京向適夷同志了解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將根據可靠的史實（根據報上的資料），講一講左聯方面營救你的經過，如蔡元培、楊杏佛等的通電，營救會的組織，招待記者的談話，楊杏佛的被害，魯迅的關懷，特別是在魯迅先生影響下通過出版《母親》以及發動各文字雜誌大刊你的照片和文章來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鬥爭。用這些正面資料來否定《記丁玲》書中的不實之辭，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趙家璧之後寫作的文章，名字叫做《重見丁玲話當年——<母親>出版的前前後後》，刊載於四月份的《文匯增刊》。1月27日，丁玲給趙家璧回信，其中涉及《記丁玲》：
你對《記丁玲》的態度和辦法，我覺得很好。我的確想寫一篇文章逐點加以改正。而且應該在沈從文在世的時候，否則後人會說沈從文以為你死了（他寫這書時正是謠傳我已經死去），胡謅了你一頓；你又在他死了後才來改正，為什麼不在他活著的時候呢？可是我真正覺得他近三十年來還是倒黴的。其實他整個一生是一個可憐可笑的人物。
這無疑給正打算寫作史料回憶性文章的趙家璧很大「壓力」。寫作《重見丁玲話當年》這篇文章時，他顯得非常謹慎，為相關細節問題與丁玲在書信中直接請教，「為鄭重起見，請別人代抄一份，今天掛號奉呈」，「如有不妥或應增刪之處，請不客氣地斧正」（1980年2月4日致丁玲信）。
與此同時，為了慎重起見，趙家璧還把這篇文章初稿寄給當事人樓適夷審閱，「請他提些寶貴意見」。當丁玲沒有表示出對這篇文章的關注時，趙家璧趕緊寫第二封信詢問丁玲，對自己的寫作表達出不自信，「我是不會寫文章的，僅從編輯出版者的角度，記下一些史料而已。如果認為不妥或者應增應刪之處，請毫不客氣地告訴我」。（1980年2月16日致丁玲信）從3月13日趙家璧給丁玲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丁玲確實對趙的史料文字進行了修正改寫，「基本上根據你的意見作了修改」。
趙家璧與沈從文
其實，趙家璧和沈從文也是多年的好友。沈從文是徐志摩的好友，而趙家璧是徐志摩的學生，沈從文的書在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經手之人正是趙家璧，《記丁玲》一書的出版也不例外。
從1979年9月21日沈從文致趙家璧的長信可以看出，這封長達2000多字計13頁的信件，沈洋洋灑灑談及志摩生前種種事，耐心回答老朋友的「問詢」。收到沈從文長信的趙家璧很高興，「對我這個久久渴望知道老友近況的人，真如來了一場傾盆大雨，反覆讀了三四遍，感慨何止萬千？」從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沈、趙之間深厚的友情。
趙家璧建議此時沈從文應該先編輯《沈從文選集》，「希望你快快把《選集》編出來」。因擔心沈從文手頭可能部分書籍已失去，趙家璧還自告奮勇答應提供部分書籍，「我自己藏有良友版《從文小說習作選》和初版刪節本的《記丁玲》。你如需要，我可以借你用。上海圖書館藏有良友版《記丁玲》前後兩冊的平裝本，必要時，我也可以替你設法」（1979年10月9日致沈從文）。但是，正是在收到沈從文9月21日給自己的信，趙家璧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把這封信轉給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看過，陳以沈從文信件中涉及徐志摩生平事跡，在香港把這封信予以全文發表。
1980年3月21日，沈從文給趙家璧信，「為免得身後小是小非傳播，深盼將前信中涉及志摩先生事部分，託由蟄存兄代為收回處理，免得家中老伴為難。」沈從文3月末為此事專門給施蟄存寫信，其中內附二信，一封給許傑，另一封則給趙家璧。此信中，沈從文談到：
近聞丁玲在好幾種刊物上大罵我四十年前文章對彼與也頻有褻瀆處，尚未得詳內容，據聞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於何人？明明白白，實在眼前，竟視若無睹。而四十年前為之奔走，不顧危難，知其事如兄等還活著的人並不少。只圖自己站穩立場，不妨盡老朋友暫成一「墊腳石」，亦可謂聰敏絕頂到家矣。
趙家璧自知透露私人信件給第三者，這種行為是對不起沈從文的，他趕忙於4月12日向沈從文寫道歉信，「我對此事，總感內疚，只得向你請罪」。趙家璧理解沈從文當時的「處境」，覺得沈從文過多談論文學、文壇人事對沈回歸文壇很不利。其實，沈從文有這種心理擔憂，正是因為丁玲發表在《詩刊》上的《也頻與革命》引發的「《記丁玲》風波」。
沈從文4月1日至趙瑞蕻信談及《詩刊》已經收到，顯然在給施蟄存信時，他只是聽說了「傳聞」，應該是3月底才看到《詩刊》上那篇爭議文章。相繼地，4月6日致青年研究者凌宇，4月7日致老友徐盈，4月上旬復青年研究者邵華強，6月17日復老友張香還，6月25日致沈虎雛、張之佩夫婦等信中，沈從文無法掩飾內心的反感與衝動。
夾縫中的趙家璧如何處理？
作為當事人的趙家璧，此時如何來處理這一事情呢？在趙家璧看來，自己和沈從文有近五十年的「交情」，他希望沈從文放心，「我們這些三十年代以來的過來人，老朋友，你是完全可以放心」。他向沈從文透露了寫作《重見丁玲話當年》過程中故意迴避《記丁玲》細節：「我最近寫了篇關於丁玲同志的編輯憶舊，未提大作《記丁玲》，她似乎對此書有意見。《詩刊》上已有一篇提到一些，諒已見到。」
趙家璧希望沈從文理解自己的「處境」，雖然寫作三四十年代新文學的有關回憶錄，但面對爭議性的問題，包括《記丁玲》等的問題時，丁玲曾告誡他應該注意，「近代有些史料，可悲的是有許多都是為自己搽脂抹粉樹碑立傳，有意篡改歷史的文章，對異己者則肆加毀謗，或無視其人，盡力貶壓」（《1980年1月27日致趙家璧》）。
趙家璧害怕自己追述30年代出版界相關話題，從某種程度上被某些人認為是為自己的出版生涯「樹碑立傳」或「搽脂抹粉」，所以儘量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對沈從文的這篇已經引起爭議的《記丁玲》，他只好隻字未提，一句「她似乎對此書有意見」可以看出趙家璧面對丁玲感到的「政治壓力」。
前面已經提及，趙家璧曾有意幫助沈從文提供出版《沈從文選集》的「參考書」，包括《從文小說習作選》、《記丁玲》、《記丁玲續集》，但從《沈從文全集》1980年書信中我們發現：沈從文獲得這些書的途徑並不來自趙家璧的「幫助」，而是來自香港、美國友人的提供。或許，趙家璧想到丁玲的《也頻與革命》，立即想起丁玲曾經的「告誡」。趙家璧畢竟屬於共和國文藝體制中的人，與丁玲不僅是朋友關係，背後還有明顯的上下級關係，他時刻感到來自丁玲的政治威壓。他與沈從文的關係是不同的，趙家璧認為自己和沈從文的關係是老編輯與老作者，顯得更加隨和。
從這個意義上講，趙家璧在信件往來中與沈從文的交談就顯得隨意。而與丁玲的書信文字中，明顯感覺到趙家璧的嚴重不自信。儘管沈從文獲得香港、美國友人的幫助，拿到了《記丁玲》、《記丁玲續集》的版本，他仍舊毫不留情地把這兩本書抽離自己的選集，1986年花城、香港三聯聯合版《沈從文文集》中沒有對此收錄。他甚至給美國學者金介甫寫信，談及《記丁玲》、《記丁玲續集》：「這書在中國卅年前就被燒毀，現在雖有機會重印，已不打量重印。你的朋友熟人，以後若有研究她的，煩你轉告一下我的希望，最好不用我的那本『極壞小說』，免得她感到受損害」。
趙家璧先生1998年去世，離開人世之前或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層關係的「背後」，身處在沈從文、丁玲這兩位新文學家的「文壇公案」中，確實有著自己的「難言之隱」，也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身份。
據趙家璧女兒趙修慧女士回憶，沈從文去世之後，他的父親曾擬寫懷念沈從文文章，但可惜的是，他那時因生病住院留下殘稿，內有「沈從文在中國文壇的遭遇，並不比徐志摩順利多少」的字樣。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趙家璧對沈從文的崇敬，是來自老朋友的感情。從1935年6月見面後至沈從文去世，趙家璧、沈從文相交時間長達50多年，他都把沈從文當做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才在丁玲、沈從文的「文壇公案」中，對沈從文表現出如此平靜的態度，這亦是老友之間一種來自心底的信任。
我想，作為趙家璧的老朋友，沈從文應該是能夠理解他的。畢竟，沈從文已經不屬於文藝界中人士，丁玲這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跟他沒有任何等級關係，也無法對其施加其他方面的「壓力」。
◎袁洪權 本文作者袁洪權，文學博士，西南科技大學文藝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史料與現代思想史研究，兼及共和國歷史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