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疫情重災區紐約市，隨著當地進入「
第一階段重啟」，流動餐車也悄然回歸紐約街頭。相較於許多小型店鋪，餐廳因為現金流斷裂不得不選擇永久閉門歇業，流動餐車少去了昂貴的房租成本，更有可能躲過這次危機。而路邊攤帶來的城市經濟貢獻不容小覷，根據社會組織Institute for Justice 2012年的
統計，紐約市路邊攤經營活動產生了7120萬美元的地方稅、州稅和聯邦稅，為當地貢獻了近2.93億美元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收入。許多
研究也討論了非正規經濟在城市經濟中的重要性。
有著上百年歷史的紐約市的路邊經濟是怎樣一種城市景觀？紐約市又積累了哪些管理經驗？
街邊生意：市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久前，紐約也像中國一些城市一樣，出現消費者凌晨起床在線搶菜的情況，然而紐約的線上生鮮配送並不如中國的發達，亞馬遜旗下有機生鮮超市Whole Foods的配送時間甚至需要掛代碼插件才能刷到。但對低收入家庭而言這一選擇太過奢侈，不僅因為Whole Foods商品價格較高，並且每單配送需要至少5美金的小費，因此
在疫情期間開放的路邊攤和果蔬攤成為了低收入群體獲得食品的重要來源。
當地時間6月6日早上七點半，布魯克林8大道中國城的果蔬攤攤主準備出攤。本文圖片除網頁截圖外均由作者拍攝疫情之前，在紐約市，尤其是曼哈頓的街頭經常能看到一個個銀灰色的「小盒子」——這是紐約路邊攤的主要形式、位置相對固定，還有一些流動的街頭食物小卡車，許多紐約客的早晨都是從路邊攤的一個貝果麵包、一杯咖啡和一句早安問候開始的。到了深夜，一些路邊的清真餐車前也能見到三五個顧客排隊，為的是一份5美金的「雞上飯」（雞肉蓋飯，chicken over rice）。
當地時間6月9日傍晚，布魯克林Park Slope，小盒子狀的餐車一般可以被拖掛在小汽車後面進行移動。流動攤位大多擺在寬闊人行道的外側，遠離建築，不能影響人行道的公共使用；它們也會出現在公共廣場和公園，許多食客就在這些開放空間享受美食。街頭食物小卡車則停在馬路邊或允許停車的公共區域，不影響車輛通行。每到午餐時間，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門口就停滿了各類餐車和小卡車，包括中餐、韓餐、清真餐、墨西哥菜等，種類繁多。
當地時間6月9日，布魯克林四大道-9街地鐵站外，墨西哥菜流動食品卡車重回街頭。除了大學院校這樣餐食需求較大的地區，紐約的路邊攤一般不以群落形式出現，而是分散在城市各處。這不同於在2018年前上海紐約大學Anna Greenspan教授帶領我們研究小組
調查的上海彭浦夜市、周浦夜市和海灣大學城黑料街。但紐約市在節假日會舉行短期的臨時市集，例如聯合廣場的大型聖誕市集和麥迪遜廣場公園的夏日美食集市，這些食品攤位往往比較高檔；有些區域會在周末定期開啟社區農夫市集，直銷本地新鮮採摘的農產品，一般規模較小，佔據一個街區、約50米長的街道，目標消費者是附近街道居民。農夫市集一般在傍晚前結束，節假日臨時市集的營業時間一般不超過晚上九點，因此不會造成夜間噪聲擾民。
當地時間6月7日，布魯克林Carrol Gardens街道，周末的農夫市集上顧客們自覺地保持著社交距離，購買新鮮採摘的農產品。目前相對成熟的管理體制源自於紐約路邊攤上百年的歷史經驗。紐約的路邊攤一開始集中在曼哈頓的南部，也就是最早被開發的區域。在1930年代，紐約市的路邊攤經歷了最大的「正規化」改革，所有的戶外攤位被禁止並被要求改到室內經營。到上世紀中期，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移民湧入，人們對路邊攤價格實惠的商品需求增加，更多的新移民希望通過經營路邊攤維持生計。在經歷了一陣政策鬆綁發展期後，路邊攤因為它帶來的市容影響和公共安全挑戰再度遭到決策者否定。關於路邊攤的正式政策規定出現於1970年代末，其中包括路邊攤註冊總量的限制、銷售區域的規定。這一系列行動影響至今，為後續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礎。
紐約路邊經濟治理亮點限制執照和許可證的總量，從源頭把控消費安全目前，紐約市正規的長期路邊攤分為一般和移動食品路邊攤，退伍軍人具有優先申請權限，並且有優待配額。
一般路邊攤由紐約市消費者事務部管理，經營非食品類產品，但報攤和藝術品攤位不需要此類執照。非退伍軍人可以申請的
一般路邊攤執照（General Vendor License）的總量上限為853張。但因為申請人數過多，此類許可證的等待名單目前已關閉。紐約市消費者事務部會根據登記順序將註銷的執照名額給予目前在等待名單上的申請者。在等待名單清零後，紐約市消費者事務部才會開放新的登記。
移動食品路邊攤的經營需要先獲得
移動食品銷售執照（Mobile Food Vending License），這是一張允許個人從事移動食品的證明，由衛生和精神衛生部監管，申請者需要通過執業安全考試。移動食品路邊攤商戶可以申請季節性或完整期限執照——季節性執照在當年4至10月有效；完整期限許可證有效期為兩年，過期後可續。
食品攤位經營者還需要擁有
移動食品經營許可（Mobile Food Vending Permit），來證明攤販的小卡車或小推車滿足食品衛生經營許可要求，並且有合法的停泊場所。近日在中國引發熱議的五菱餐車樣圖和紐約的餐車十分相似。
紐約市健康衛生部門公示的證件樣張，上面有字母評分公示。根據紐約市政府發布的
指南，紐約目前各類食品類攤販許可證約有5000張，包括2800張完整期限全市通用食品類攤販許可、100張殘疾人士和退伍軍人特享完整期限全市通用食品類攤販許可、200張完整期限區域販賣許可、1000張季節性販賣許可和1000張果蔬攤販賣許可。這不包含餐廳商戶戶外經營和公園內的商業經營。因為兩年期的全市通用移動食品經營許可數量有限、供不應求，「許可證非法黑市」便出現了。為了獲得使用權限，路邊攤主可以向原持有者租賃許可證，但年租賃費用高達2.5萬美元。
針對這一供需極度失衡的現象，路邊攤社會支持團體向紐約市市議會反覆上書要求增加許可證數量，保障移民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但均未成功。這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於正規商戶，因為正規商戶的店面租金和人力成本更高，需要維持一定零售價格保證收支平衡，所以相對價格更低的路邊攤會對正規商戶經營帶來巨大壓力。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市政府也開發了新的政策，頒發具有特殊類別許可證——2008年3月13日彭博市長籤署的第9號地方法開放1000張
綠色手推車許可證，即果蔬攤販賣許可，允許出售新鮮產品，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更好地保障紐約市民的每日營養需求。
政府多方位監管和信息互通，形成公開透明的監督模式，鼓勵社會團體參與治理紐約的311綜合熱線負責處理市民對於城市管理各方面的投訴和報警。在政府受理投訴後，市民會收到一個投訴登記號碼，用於追蹤投訴受理情況，同時311將投訴信息傳遞給對應的監管部門。目前，在攤販管理中涉及的部門包括紐約警方（註：2020年6月7日紐約市長白思豪宣布紐約警方不再有管轄攤販的權力）、環境保護局和消費者事務部。對於噪音、垃圾處理不得當和妨礙人行道正常使用的攤位，執法部門有權開出罰單，處罰需要通過聽證會審議案件，攤販的違法成本非常高昂，無證經營會面臨1000美金的罰款。
另外，在紐約市的
城市數據公開門戶上有多個關於路邊攤的數據集，包括執照持有信息、等候名單和關於路邊攤違法行為處罰記錄。公眾和社會組織可以利用公開數據集對政務進行監督。
紐約還有多個路邊攤販權益保護非營利組織，例如「路邊攤販項目」（
Street Vendor Project），為攤販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解讀。紐約市政府或者公共服務領域的社會組織和高校城市數據研究團隊開展合作，利用大數據處理公共問題。學者利用美國統計局的社會經濟數據和紐約城市數據公開門戶上的信息為政府治理打開新的思路，例如監管機構可以抓取Yelp上的食客評價文字來建立一個更好的
餐廳食品安全合規預測模型。
紐約市開放數據平臺的路邊攤相關的聽證會數據集。路邊攤構造、城市實體設計和公共政策設計相互協同紐約市政府根據道路、土地性質和公共空間的使用情況出臺了具體的《移動食品攤位規定》（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Mobile Food Vending），詳細列舉了哪些街道在哪些日期、小時不允許攤販設攤。紐約餐車頂部大多封閉，油煙不太會外散；餐車一般沒有桌椅，食客大多打包帶走，或是利用周邊的城市公共開放區域，例如廣場和公園進行用餐，所以不會有大排檔那樣集中的噪聲。
紐約在規劃設計中注重公共空間設計，城市內有許多便捷可通達的綠地、公園和廣場，並在開放區域安裝了不少數量的座椅，供市民休閒使用。根據紐約大學弗曼房地產和城市政策研究中心的《紐約市住房與街道狀況——2018年度報告》（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 Neighborhoods – 2018 Report），75.8%的居民住宅附近800米（半英裡）範圍內就有公園，這一比例在曼哈頓更是高達89.6%。此外，紐約的法律條文對公共區域酒精消費有嚴格規定，而餐車極少持有酒精銷售許可，減少了食客醉酒鬧事的風險。
紐約經驗對中國路邊攤的借鑑與啟示儘管建立了上述比較完善的管理系統，紐約路邊攤目前仍面臨一證難求、執照黑市價格奇高等問題，但是結合筆者之前對中國路邊攤的觀察，有些方面還是值得借鑑的。
首先，對於路邊攤的管理條例需要制定清晰。
管理部門應當研究城市的道路交通情況、公共空間和土地試用狀況，明確列出建議設攤區域或是公示禁止設攤區域。2016年，為了平衡路邊攤禁令和居民的實際生活需求，上海曾出臺臨時疏導點政策，允許早上7-10點攤販在個別社區的公共空間設早餐攤位和蔬果攤，效果良好。
紐約市健康部門公示的禁止食品路邊攤的街道列表節選。截圖來自紐約市健康部門制定的《移動食品攤位規定》其次，
管理部門和街道可以考慮適當安排對攤販進行食品安全衛生培訓和法律援助。紐約市的個人執業資格獲取需要申請人通過食品安全存儲相關考核，市政府的小型商業援助部門也會定期舉行免費的商業知識、職業技術培訓，例如在新冠疫情後重啟店鋪有哪些注意事項。此外，在管理過程中，應當重視
對攤販權益的保護，防止不公正監管和執法的發生，包括監管機構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拒絕為攤販更新過期的執照；未將罰單交予攤販致使攤販錯過聽證會，失去合法維權機會等等。
第三，
攤位註冊信息和違法信息需要更加公開透明，利用多方面數據進行綜合管理。紐約的每個路邊攤推車或是卡車都會公示註冊的許可證，消費者可以根據許可證的編號進行投訴。自2018年底起，紐約對路邊攤進行評級認定，和上海餐廳的「紅黃綠」臉評級類似，監管機構可以考慮將餐廳衛生評級標準改動後應用到路邊攤管理中，若是發生違規行為，對攤位進行扣分處理、記入電子存檔並根據分數調整相應評級。
此外，紐約街頭的餐車大多都是現金交易，中國大部分消費場景已經應用行動支付，可以將此轉化為管理上的優勢。如果消費者遇到食品安全問題，在向監管機構投訴時可以提供電子支付記錄，管理機構可以和支付平臺開展數據合作，根據支付記錄流水號查找收款人信息，再利用實名制認證的電子帳號和攤販許可證註冊信息進行匹配驗真，從而提高處理效率。在攤販進行註冊登記時，即可採取表單的標準化信息採集，方便日後數據匹配分析。另外，管理部門也應當積極運用城市數據，比如監測夜市附近街道對於噪音、油煙的投訴和治安案件數量，儘量降低夜市對於周邊居民的生活影響。
最後，從長遠角度出發，
城市治理應當嘗試創新思維。城市治理的一大目標是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這和一個產品的用戶體驗設計有相似之處。紐約大學關於科技與創新治理的研究中心The GovLab主任、新澤西州政府首席創新官Beth Noveck教授提出了「公共服務企業家精神」（
Public Entrepreneurship）這一概念，指出未來的公共領域工作者在解決公共問題時要從日常城市生活中的痛點切入，找到根本原因，利用數據的支撐給出合理的人性化解決方案。一個解決方案不一定是一個政策法規，它可以是一個組織架構裡的崗位增設，可以是兩個監管機構間的信息共享協議，也可以是一個城市數據模型，或是一個簡單的公共信息推送——這些解決方案可能會比政策法規更為高效。
（作者董嘉琪系美國紐約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研究生）(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