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周恩來侄女。1937年生於哈爾濱。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任北京市朝陽區小學教師，後在朝陽區委宣傳部、西安工業局、貴州零六一基地工作。1974年起任北京市外貿局科長、處長。1988年調入華聲報社，任副社長。1994年任中新社副社長。1998年起任全國政協第九屆、第十屆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2008年退休。現為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
家屬不能干擾他工作上的事
我這一輩子的工作都是服從組織分配。師範畢業後，我就沒有機會再去上大學了。1955年調到朝陽區委後參加了肅反，1957年後陸續參加「審幹」、「反右」和6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間還參與了密雲水庫建設。1961年10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後，我在朝陽區委宣傳部當幹事，做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後來，到了朝陽區金盞公社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5年，我丈夫沈人驊調到西安的部隊工作。當時，為了精簡北京城市人口，中央有個文件「夫婦雙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著調離北京」。看到這個文件後，我當即決定離開北京去西安。當時領導還跟我談話，我說：「你不用動員，我肯定執行中央的決定，但是我要生完孩子再走。」8月中旬生完孩子，10月底我就去了西安。伯父、伯母對我隨夫離京沒有半點幹預。臨走的時候，伯父問我帶不帶孩子，我說人生地不熟的先不帶了，他說：「還是帶著孩子走吧，在老人身邊容易嬌慣。你的孩子從小要嚴格教育，不能寵！」這是伯父在我離京時對我的交代。
到了西安，我在輕工局幹部科當了一名幹事。很快，「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我們局的領導開會研究過單位有哪些幹部較優秀，可做苗子培養，我做了會議記錄。運動開始後，局長、科長都跑了，矛頭就直接指向了我，說我是幹部科的，一定知道底細，讓我交代培養了哪些「黑苗子」。我對自己的組織紀律性要求還是很強的，堅持不說，他們就把我帶走，用大卡車拉到西北局關了三天。
1970年，老伴被部隊抽調去貴州「支左」，我帶著孩子也跟著去了，進了貴州遵義深山裡的軍工廠。根據林彪的指示，解放軍對軍工企業實行全面軍管，軍工企業要靠山、分散、進洞，家屬區和廠區的各個點都分散得很遠。基地在遵義城，我們工廠離遵義七十公裡。我在政治部負責，經常要到遵義開會。每次我去城裡開會，坐汽車去都要走上很遠的山路。
1973年軍管組從遵義撤出，第二年我老伴就接到了北京的調令。回北京後，我在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工作，幹了10年。後來又先後任職於北京市外貿局、北京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工作地點離家越來越遠。我有一個朋友當時在國務院僑辦下屬的《華聲報》任社長兼總編，他跟我提到缺一個副社長，問我能不能去。這是我唯一一次自己聯繫的工作，1988年到《華聲報》擔任副社長。後我又到了中國新聞社擔任副社長，負責黨務、財務、行政、技術等部門工作，直到1998年離職。
幾十年來，雖然有人通過其他途徑了解了我的身份，但作為伯父的侄女，我從來沒依靠過他的關係為自己做過任何事情，包括為自己開脫。不過，的確也有人託我辦過事。我丈夫沈人驊是沈鈞儒的長孫，他父親沈謙兄妹五人，小姑姑沈譜是著名新聞人物範長江的夫人。「文化大革命」中範長江被關進了牛棚，我在一次出差回北京的時候，沈譜找到了我，說：「我們都是曾經在總理領導下工作的，範長江怎麼可能是『黑幫』 呢？你幫我帶個信給總理吧！」我說我知道伯父的規矩，家屬不能干擾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敢帶。即使帶了，他能辦也不給辦，因為他反感這種做法。就這樣也沒為她帶信。後來我的這位姑父範長江在河南五七幹校的井裡被發現，人們都說他是自殺，但我姑姑不相信：一個星期以前範長江還讓家裡給換眼鏡、帶搪瓷盆的，怎麼可能會自殺呢？但是後來這件事也沒有搞清楚，最後毛主席給他平反了。對此，我也感到非常愧疚，但沒有辦法，我太了解伯父了。
伯父和我告別
在我的記憶裡，伯父總是特別匆忙，走路快，吃飯快，難得能跟我們好好聊天。伯父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伯母怎麼去喊他，他也不動，經常是一直到大清早還不肯休息。有時伯母想了個辦法，凌晨六七點的時候，把我6歲的妹妹秉宜叫起來，紮好小辮子，到伯父辦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去公園看花。因為伯父的辦公室大人不可以隨便進去，讓小孩子去就好辦了。對小孩子他也說不明白，只好跟著她一起走。出門一看，伯母在外面站著，車子、衛士都準備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這樣，就一起去中山公園走走、看看白色的芍藥花。回去後，伯父就利用上午的時間睡幾個小時。
為了伯父的健康，有時候伯母會派「任務」給我們，讓孩子們到二門去迎接伯父回家，這樣他就可以下車和我們一起走上幾百米路，活動活動筋骨。 伯父閒暇的時間很少，難得有空，除了跳跳舞，偶爾也打打桌球。但打球也不大方便，因為他的右臂殘疾。1939年在延安騎馬受傷後，當時延安治療得並不好，無法正常工作。後來伯母陪著他去了莫斯科，醫生說其實是可以完全治好的，但需要一年的時間。伯父就不同意，說越短時間越好，你只要給我治得不影響工作生活就行。就這樣進行了基本治療，後來雖然大體不影響生活，但還是會有些不方便，握手的時候會疼。有一次他去訪問亞非14國，回來後跟我說：「我像孫猴子一樣的，一下走了十萬八千裡，這都沒有問題，但是握手握得叫我受不了。因為人家都很熱情，我也得熱情回應，結果手都疼得好厲害！」
1956春海棠花開時留影
1974年我從西安調回北京，一開始還沒有安排工作的時候，也時常去看望伯父。那時候，眼見著伯父每天還是忙，比原來顯得更加瘦削、憔悴，白頭髮越來越多，老年斑也長出來了。我並沒有多想，不知道他病得很嚴重。當時他的病是嚴格保密的，對我也沒有說，就是怕我控制不住情緒，在外面有所流露。
1974年5月31日，伯母給我打電話，說伯父約我去西花廳吃飯。我像往常一樣興衝衝地跑過去，但那天一見到伯父便覺得他跟往常不一樣。平常他都是衣冠整齊的，隨時準備外出工作。但那天卻穿著睡衣睡褲。飯桌上我們就閒聊家常，伯父還隨手送給我兩張他和伯母在大寨的照片。伯父說：「你也看出來了，我現在很瘦，是有點病，明天要住院了。以後我們見面就少了，你要把孩子培養好，教育好。」我一聽，還高興地說：「您平時那麼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當時，我沒明白，伯伯給我這兩張照片，其實是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以前也有時候給我一些東西，像手錶、毛主席語錄等，這次我也沒特別當回事兒。第二天，6月1日，伯父就住進了醫院。他前一天約我去家裡吃飯其實就是告別，我是後來才體會到的。
失去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在解放軍305醫院病房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時留下的一張照片。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護士王力的電話後，趕到北京醫院她家。沒想到她哭成個淚人，說：「總理有病，可能比較嚴重。昨天總理說要去看個病人，我們幾個身邊工作過的醫生、護士在醫院與他見面。我們好長時間沒見到總理了，特別高興。可是走著聊天中他突然問了一句『你說我還能活一年嗎？』當時大家都愣住了。他有病，應積極治療，帶這種情緒會影響治療效果的。秉德，我們想來想去只有你了，你設法去見見你伯父，好好勸勸他。」
我一聽也哭了，騎著自行車就去了西花廳，向伯母要求去醫院看伯父。伯父住院快一年了，之前我幾次要去看伯父，都被伯母攔下了，說中央有規定，家人只有伯母可以去，其他人如果要去的話需要中央批准。我想自己一個平頭老百姓，怎麼敢驚動中央呢，就作罷了。但這次，我堅持要去。伯母又一次阻攔了神情激動的我，但為了讓我勸說伯父積極配合治療，便撥通病房的電話要我與伯父好好談談。電話中，伯父的聲音還是那麼親切、從容，詢問我的工作、我父母的情況。我一再打斷他的噓寒問暖，說要糾正他的一句錯話。「只是開個玩笑，有什麼？」他依然是輕鬆地回答。我急了：「這玩笑也不應講，我們聽了心裡受不了，全國人民聽了心裡都受不了，我們沒有你不行！」
「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麼一天的。說那話也的確沒什麼，想開點，好嘛？」電話中的伯父，語氣時而嚴肅，時而緩和。
通話前後持續了半個多小時，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只好說：「我不忍多佔你的時間，千萬請注意休養好，配合治療，不可再有那樣的情緒，不然會影響治療效果的。如果不想呆在醫院裡，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他說：「我現在是溫室裡的花朵了，離不開這個環境了。」放下電話前，我一再懇求、勸告伯父甩掉思想負擔，保重身體。
5月20號中午，我接到伯母的電話：「秉德啊，我告訴你，你不是想看伯伯嗎，他今天下午要回西花廳，你有機會回來看看，好不好？」當時我正在上班，就請了假，騎自行車從阜外大街一直騎到西花廳。
一年沒見面，伯父瘦得厲害，整個人像一個衣服架子。伯父身邊的秘書、醫務人員有些人也來了，我們看到他都很高興，一塊聊聊天。他這次出來是要去看一個人，只是路過家裡回來看看。我就說：「伯伯，我跟你一塊照張相吧。」伯父說：「你看今天有這麼多人在這兒，咱們改天吧。」
後來不到一個月，6月15日，伯母又打電話說今天伯父又要回來了，我們可以到西花廳看他。我住在西郊，當時是禮拜天，我正在給我老伴兒一個幾十年沒見面的老同學做飯。我想，不到一個月他又可以回家了，以後回家的機會肯定還會有，因此我想下次去吧，就沒去。沒想到這成了我終生最悔恨的事。我再也沒有見過伯父！我弟弟秉華去了，他是我們姐弟六人中最後見到伯父的人。
伯父走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個春秋的西花廳
伯父是1976年1月8日上午走的。我1月4日去上海出差，臨走前還往西花廳打電話，沒有人接。我想伯母又去醫院了吧，反正我五六天就回來了。沒有想到，1月9日清晨6點半，在上海和平飯店廣播中我聽到了伯父去世的消息。「轟」地一下子，我差點倒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有這樣一個事實……其實8號中午我伯母就讓秘書第一個通知我，但是我不在北京，就告訴了我愛人沈人驊，讓他趕緊通知我和在京親屬。
和我一同出差的同事們趕緊陪我上街去買黑紗，想辦法給我買飛機票，當天我就趕回了北京。
一到北京，我就趕到西花廳。本來我還想著伯母會傷心得不得了，可能會躺在床上，我該怎麼安慰她。但一進門，看見她就站在客廳裡等我，見了面我抱著她就哭，但是她老人家真是堅強，自己不哭，反而勸我說：「秉德，要堅強啊，不哭，不哭！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再三勸我不要哭……我更是受不了。
1月10日，我們一起去參加告別儀式。那天很冷，我當時沒有穿大衣，戴著圍巾、手套。到告別室門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圍巾是對伯父不恭，我就把手套、圍巾都脫下來，顧不得地面有多髒，往下一扔，走了進去。我打頭，弟弟妹妹，還有叔伯哥哥嫂嫂，一一跟伯父做最後的告別。在那個小小的告別室裡，我見到了伯伯，他的面龐削瘦極了……我心裡悲痛不已！
出來後，我們回到了車裡。伯母派人悄悄叫我和老六秉建過去，讓我們倆和伯父的遺體最後合了一張影。
第二天傍晚，我們乘車跟著隊伍一起，走過十裡長街送伯父靈柩去八寶山。1月15日大會堂的追悼會，我們也都參加。但伯母告訴我們，她已經交待好了，我們親屬參加所有的活動，但不拍任何照片，不做任何報導。對此，我們都習慣了，覺得很正常。
我伯母去世前，留了兩份遺囑。對公家的遺囑中說明，不要搶救、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等。內部留遺囑的內容只寫給六個人，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德中，原總理辦公室主任李琦，她的兩個秘書趙煒和高振普，還有一個醫生張佐良，再就是我，我是唯一一個親屬。這個遺囑也是讓大家不要搶救，外地的親戚晚輩不要影響正常工作來北京弔唁，骨灰不保留，還有遺物的分配等。當初我伯父也是這樣要求的。
周家人在伯父伯母的教育下，都不願出頭露面，都很低調。很多場合都是這樣，都已成習慣了。伯母百年的時候，我在政協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請了和她生前有接觸的同志和一些老革命的後代，一起緬懷、紀念。在與劉延東等領導照相的時候，我們家的人，我的弟弟妹妹，包括第三代都站到了邊上或最後，只有我被拉著坐在了第一排。
永遠是能親近的總理
在中國老百姓心中，伯父是全國人民「最親愛的總理」，深受愛戴。對於他的親民愛民，事例當然不勝枚舉。我印象深刻的有這麼幾件事：
1962年，伯父到鐵嶺考察工作，他曾坐在農民家門口的臺階上、在田地裡與老百姓聊天。走在田裡，他還不時提醒身邊的人別踩了青苗。他蹲在地裡與老鄉聊天的一張照片還保留了下來。我後來去鐵嶺，聽當地人講到，當年他和一個中年農婦聊天時，那個老鄉卻把腳埋起來了。原來農民為了省鞋，夏天光著腳在地裡幹活。這天總理忽然來了，她覺得自己光著腳很不好意思，所以趕快把腳埋在土裡。她那時是蹲著種莊稼，總理就蹲著與她談話。那時根本沒有事先的安排或布置，周總理的親民是非常自然的，他很投入地走進人民的生活。
1962年6月，周恩來在鐵嶺農村考察工作。
1966年3月8日，邢臺發生了一場很大的地震。伯父在對相關救災工作進行了布置安排以後，第二天一早，在餘震未停的情況下馬上坐直升機飛到了震中白家寨村。到了村子後，挨家挨戶考察災情，還開了一個千人大會，鼓勵大家生產自救，重建家園。伯父站在一個簡陋的木箱子上跟大家講話，剛講了幾句，發現老百姓是衝著風的方向，他自己是背著風的。他馬上轉過去，到老百姓的背後和大家講話，老百姓就跟著調過頭來。當時的幹部說：「不行，總理你那樣是喝著風的，你還是到這邊來講。」伯父說：「你想一想，成百上千的人背風合理，還是我一個人背風合理？當然是那麼多老百姓背風，比我一個人背風合理得多。」他從來不把自己看作一位高官，處處覺得自己和老百姓是平等的。他跟老百姓是融為一體的，老百姓也視他為知心的朋友，他永遠在我們的身邊，沒有離開我們，我們永遠都能記住他。他太多這樣的形象了，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不是說出來的，是實實在在地做出來的，他的行為給大家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記憶。
現在，只要是當年伯父去過的地方，我只要有機會都儘量去走一走，想去那裡實地看看，追尋伯父當年的足跡。2006年，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去了一趟白家寨村。村裡一位老漢是當時的支部書記，還是掛著白頭巾，跟我們哭著訴說當時的情景。他說：「當時我們碰到這麼大的災難，房倒屋塌了，人也死了不少，都覺得沒法活了，想出去要飯，或者有的乾脆就不想活了，因為親人都不在了，我們自己還活著幹什麼？在非常無助、非常絕望的時候，總理來了，告訴我們要重建家園，我們要振奮精神，要自力更生。還給我們帶來一些救災物品，把我們組織起來，鼓勵我們一定要振作起來，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好。這樣，我們才得到了挽救，我們才能夠振作精神。」
周恩來和青年朋友們坐在一起
觀其一生，我覺得伯父的所作所為是從13歲立下的志向指引了他，他一生都在踐行「為中華之崛起」，不光是讀書。我感到他是為中華之崛起而生，為中華之崛起而逝，他一輩子都是這樣做的。這樣的精神，值得我們後輩代代傳承，值得我們全國人民代代傳承！（文章來源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不僅是血緣的傳承——聽父輩講那過去的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