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北京通州尹各莊村，原尹各莊小學的校園及校舍被當地掛牌出租。擬出租期限為10年，掛牌金額為525萬元，每年不低於50萬元。這間佔地7.07畝、地上建築2010平方米的原小學，目前處於閒置狀態，指定租賃用途為「民辦普惠幼兒園」。出租之後，既能夠盤活閒置資產，使閒置資產創造利潤，也可以滿足尹各莊村52名適齡幼兒入園需求。
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提供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資產呈幾何態勢增長。1980年，全市農村集體資產只有29億元，到今天，已經接近萬億。「這些資產是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物質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表示。
京郊農村。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萬億農村產權如何盤活
在北京市農村產權交易平臺上，記者看到，像尹各莊村小學這樣掛牌交易的農村集體產權項目，還有很多，大部分是土地和房產，但也有農機具、機動車等集體資產。數據顯示，在通州，2015年至2020年8月，累計交易事項367宗，成交價達4.28億元。這些交易中，包括土地出租、房屋出租、工程建設等，如原尹各莊小學這樣的閒置資產，越來越多地被掛上交易市場。
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股權證。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在更廣闊的京郊範圍內，目前分布著4000個左右的行政村，隨著這些鄉村的發展，集體資產相應壯大。1980年，全市農村集體資產只有29億元，到今天，已經接近萬億，增長300多倍。
2020年即將過去，隨著全面脫貧攻堅的收官，下一個五年，鄉村振興的重任接踵而來。「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深化農村改革。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曾長期研究農村資產的問題，在此前舉行的北京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建設十周年成果展上，他表示，農村產權市場化的完善，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需求。他還介紹，截至2019年底，我國清產核資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全國299.2萬個擁有農村集體經營性、非經營性和資源性資產的清產核資單位完成數據上報，共清查核實帳面資產總額6.5萬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3.1萬億元、非經營性資產3.4萬億元；集體資源性資產總面積65.5億畝。「這些資產是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物質基礎」。
北京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建設十周年成果展。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試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農村，土地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資產，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就是市場化改革的重心之一。
大興區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領導小組辦公室相關負責人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5年起，大興區承擔土地制度改革試點任務，5年來，已成功入市交易經營性建設用地15宗127公頃，總交易額突破210億元。
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不斷發展。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據介紹，在試點中，大興區以掛牌出讓、協議出讓、作價入股、二次轉讓等多種入市方式，設定了集體建設用地抵押權可以融資貸款，實現了與國地同權。經營方式則有出讓、合作、自主開發等。在功用統一上，圍繞「產城共建、職住均衡」，大興集體建設用地既可以建設商業、文旅、養老、服務業、企業總部等產業項目，也可以建設人才公寓、集租房、共有產權房等。既實現了產業支撐，又保障了城市功能。「試點以來24.4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受到改革紅利，村民累計獲得分配約20億元。」
流轉交易市場需要健康發展
市場並非一蹴而就，事實上，在農村資產盤活的初期，由於相關政策、管理規範等不完善，農村資產交易中出現了很多不規範、不誠信的現象，甚至是貪汙腐敗等違法犯罪的現象。
2020年9月14日，北京市二中院對市檢二分院提起公訴的北京市豐臺區長辛店鎮辛莊村原黨總支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石鳳剛等21人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案作出一審判決，其中石鳳剛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全國範圍內，還有更多的案例，村集體的資產在不少案件中成為被侵吞的對象。「農村基層的特點，如鄉土宗法關係錯綜複雜、與權力監督系統距離比較遠等，使違紀違法行為更加具有隱蔽性，」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玉梅說，「這就要求在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進程中，進一步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監管，創新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機制，探索農村資本運作新形式，而這其中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農村集體資源資產配置機制是關鍵。」
2010年，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成立，北京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正式建立，2015年，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出臺文件，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文件明確規定，農戶擁有的產權是否入市流轉交易由農戶自主決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妨礙自主交易。一定標的額以上的農村集體資產流轉必須進入市場公開交易，防止暗箱操作。
京郊農村。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到今天，北京市已經建成涵蓋不同層級的完善的市場體系，這個體系包括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市和區縣兩級農村土地流轉信息平臺、區縣農村產權流轉交易服務中心、鄉鎮農村產權流轉交易服務機構及土地流轉服務機構等。
「實踐證明健康發展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不僅有利於農村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還對農村基層的廉政建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保障農民財產權益的有效手段。」王玉梅表示。
農村資產利用發生新變化
2019年6月，順義區李橋鎮北桃園村通過網絡競價，盤活44臺/套農機具及附屬設備，實現集體財產保值。近幾年來，僅順義區，就已經完成了7宗農機具轉讓項目，全部採取競價方式進行，為村集體增收285000元，平均溢價率17.21%。
隨著鄉村發展的加速，如何盤活資產，將原本固化的鄉村資產，變成鄉村發展、農民增收的基礎，成為越來越多鄉村建設者們思考的問題。
相對於農機具，土地、房屋的資產體量顯然更大，也更具有市場價值。但怎樣才能真正實現它們的市場價值，讓更多農民享受到農村資產帶來的收益？顯然並不容易。
2020年春天，因為疫情而封閉村莊的期間，北京大興的一個小村莊裡，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村裡把村民們閒置的房屋利用起來，收拾乾淨，打算在疫情結束後，吸引藝術家入駐。這個臨河的村子，80%被植被覆蓋，空氣清新，環境優美，而且因為常住人口不多，顯得特別安靜。
大興的一個小村莊準備打造成藝術村。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村裡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做了一個長遠的規劃，可以讓這個90多戶的小自然村，在閒置房屋利用中人人都可以獲利，有空閒房子的出租房子，沒空閒房子的，也可以通過維護環境等工作，獲得分紅。
這無疑是一種新的合作模式，村裡通過合作社經營，使得更多的村民能夠參與其中，同時還為村莊提供了更多的人氣。
而在大興區，則早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模式。作為最早的農村產權改革試點，2018年，大興區建立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聯席會議制度，並指導各鎮探索建立「村地鎮管」機制。2020年，再次印發《大興區農村集體土地「村地區管」管理辦法》，並明確了正負面清單。
從村民單打獨鬥，到村集體經營，再到區縣統一規劃經營，農村資產的利用，也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總經理劉峰表示，「在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立方面，北京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未來需要更完善的市場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2014年12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定》。農村土地實行『三權分置』的制度正式法制化。2018年，我國正式啟動農村房屋不動產登記發證試點工作。
隨著「三權分置」的推進，「土地確權」「宅基地確權」工作也相應推進，到2020年末，我國農村土地、宅基地確權已經基本完成。這為新一輪的農村產權交易奠定了基礎。
「在明晰了產權、明確了責任、實行民主管理的基礎上，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做到『流轉順暢』。也就是要通過產權流動與重組，與社會資本實現多種形式的聯合，打破自身的封閉性，轉變成為投資主體多元化、實行混合所有制市場主體。」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表示。
不過，確權之後，並不意味著農村產權的交易已經全無阻礙。事實上，在未來，仍有不少問題等待解決。
「市場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建設者積極營造和培育交易環境，創造和保持交易熱度，另一方面，政府對交易市場的授能支持也至關重要。而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發展不好，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農村金融市場發展滯後，農村金融服務推進受阻。」馮興元表示。
京郊農村。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雖然修正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破除了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的障礙，但以農地經營權為抵押物，從而獲得貸款的方式，依然沒有成熟。「銀行和信用社不太願意接受農地經營權作為抵押物，」馮興元表示，「接受了農地經營權，在借款人違約後，處置農地經營權就會對銀行和信用社構成一個負擔。對於他們來說，處理農地經營權的交易成本太高，有點得不償失。」
此外，產權交易市場也仍待統一，劉峰表示，「儘管北京產權交易所已經建立10年，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產權交易，都在這裡交易。在農村，不少零散的交易仍舊存在，不規範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未來，在產權交易平臺基礎上，農交所還將搭建鄉村振興產業支撐服務平臺，推動產權交易市場的進一步規範化」。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穎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