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在人口的結構、素質和總量三大方面越來越呈現不佳趨勢的時段裡，是選擇「集體退場」還是選擇「國際移民」，是一個本體論的兩難境況。
本期作者：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讀了筆者本專欄的上一篇 丁學良：日本在緩緩退場，我們中國呢？ | 專業視角，有些內地的讀者會相當讚賞日本迄今選擇的那條道路——寧可讓本國總人口慢慢萎縮，也拒絕放開國際移民的大門。這些讀者的理由基本上是：這個地球上的人已經夠多了，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是人口密度高的擁擠不堪之地。讓一個國家的總人口慢慢自然地減少，能緩解一大堆矛盾和麻煩，節省資源給下一代過上輕鬆的日子。中國也可以考慮這麼做，我們畢竟是13億多人的頭號人口大國，還怕少了兩三億人？
一、「退場」的含義這麼解讀才靠譜
筆者其實也能理解以上考慮——中國大陸自然資源稀缺的種類挺多，最突出的是淡水和可耕地，外加森林和溼地。如果純粹從數量的標尺來看，全中國的人口有六七億也不是不可以的。這樣的人口規模依然是世界第二，比美國要多一倍，比歐盟還多出一兩億。君不見，這個世界上那些科技和經濟先進的國家，即便全國總人口只有幾千萬，照樣挺牛氣、挺滋潤的，幹嘛非得要維持十幾億人口的超級規模？
可是以上的看法只聚焦在人口問題三大要害之一——數量上，卻忽視了另兩大要害——結構和素質。而後兩者在中國大陸才是最要緊的，我們從幾個例證上就能看出它們警示的趨勢是多麼沉重。
2015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圖
以2015年作為比較的基點最方便。根據筆者閱讀的資料以及向人口學家的諮詢，這一年之前的長期趨勢顯示，中國大陸到2036 -2040年（左右誤差或有一至兩年，下同），人口中65歲以上的將達到大約三億，85歲以上的約有一億；到2040年將走上人口總量緩慢萎縮的下行路。也就是說，20-25年以後，我們中國將背負著一個「老人美國」——即超過65歲的群體；背負著一個「更老人的日本」——超過85歲的群體（Howard French，「Why Immigrants Are US Trump Card versus Fast-greying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June 2016）。
我們能背得動嗎？我們的人均負擔是多重？算算看，需要建多少醫院和敬老院？需要多少護理人員？每年需要多少萬億元的養老金？這些要佔多大比例的GDP?
二、需要多高的稅收率來支撐？
大約25年之後，內地的總人口開始減少。假如這減少的數量是已經喪失了勞動能力的那一部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然不是什麼壞事。但恰恰相反，減少的是即將成為勞動人口的那一部分，因為出生的新人越來越少！兩相比較，就造成雙重意義上的人口「消極變化」大趨勢——越是不能工作和生活自理的人，越來越多，而同時越是能夠工作和照顧別人的人，卻是越來越少。
說句很不客氣但符合事實的大白話，就是這麼回事——全國總人口萎縮的過程中，相對減少的那部分人口，正是最有用、最必不可少的人。這才是筆者上一篇評論結尾處所說的「本體論」難題：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緩慢退場，並不是一個搭配均衡、結構合理的平和過程，而是人口素質倒掛（體力智力退化者增多）的畸形結構愈益嚴重的過程。你能對這個大趨勢不膽寒嗎？
三、人口問題上沒有「一招見效」的魔方
對這個大趨勢能夠起到減緩乃至逆轉作用的反制措施也有，其中之一就是剛剛出臺的允許內地居民生二胎的新政策。所以2015年之後有一個新元素、正能量加進以上描述的人口變動曲線。不過，客觀的人口學家預測，這個政策用心雖然良好，效果卻很有限。其它國家和地區自從1960年以後的統計數據都表明，一旦社會經歷了工業化和都市化的洗禮後，絕大多數民眾生育意願下降的趨勢，很難被新政策顯著拔高起來。西方社會不用說了，儒教文化圈的東亞社會——港澳臺、新加坡、韓國和日本，都是生育率下來了再也提升不起來，中國大陸不會跟它們有那麼大的差別。所以，不要指望二胎政策出臺後，內地的新生兒增量可以翻轉人口變化的主線條，至多是減緩人口結構畸形的進度。
第二類的反制措施就是「老人出走」——在中國的周邊國家開設大批的敬老院，讓內地有條件的65歲以上的退休者，大部分時間在國外養老。敬老院所在國的人均收入要顯著低於中國內地，這樣才能使被服務的長者過得實惠。給定中國大陸養老金的巨大缺口，這種異地養老的安排特別有扶助之力。三十多年前馬來西亞和泰國、拉丁美洲多國，就開始發展「跨境銀髮投資產業」，為發達國家的退休者選擇去該國養頤天年作硬體、軟體、法律等方面的配套建設。十多年前東歐國家也著手這麼做，看上的就是西歐國家的銀髮族口袋裡的養老金。成規模的「老人出走」會大大減輕國內照顧他們的各種人力、精神、金融、住房、醫療成本，騰出緊缺資源給65歲以下的居民，支持他們的生產和生活。
3月13日，在日本名古屋，新款的機器人護士「Ri-Man」將真人大小的病人模型從病床上抬起。新華社/法新
第三類的反制措施最易於我們跟上，那就是發展靈巧機器人產業鏈。日本從1980年代初起，開始把美國的這一產業拋在後面，就是立足於「日本人不夠，機器人來湊」的長遠規劃，大量投資研發。時至今日，日本設計製造的靈巧機器人越來越擔當生產任務、商業服務、家庭照顧的工作，是全球最佳水平。有人開玩笑說，再過幾年，日本的靈巧機器人除了不生小孩，啥都能幹，包括跟你談情說愛。中國在這個領域裡趕上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很強。
四、最難也可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這招
第四類的反制措施最難，那就是開啟國際移民的門戶，逐步開大些。四類反制措施裡面，這也是潛力最大的一招。中國大陸迄今為止的批准外國人移民進來長期居住和工作的正式門檻，比日本的更高。相比較而言，新加坡快快的、港澳臺慢慢的、韓國也跟在後面，放寬移民進來的配額和條件，否則，這些地方都會跟日本一樣進入全面退場的境界，因為它們的自然生育率都差不多，屬於全球最低的那一檔。
對於中國內地來說，開啟國際移民的門戶，可以觀摩參照的框架很多，尤其是幾個華人社會近幾十年的經驗和教訓。中華文化傳統裡有三千年的「天下」理想，這正是華人社會具有開放包容潛力的觀念資源，在21世紀能夠被具體化成相關的管理移民事務的政策和法律架構。此外，在中國經濟再崛起的進程中，沿海地區吸引了許多外國公民來經商。據筆者的學生調研，在廣東、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區至少有十幾萬長期居住的外國公民，不少人結婚、安家、生養小孩，實際上已經成為非正規的移民。還有在1960-1966年和1977-1980年期間，斷斷續續的有幾十萬華僑被迫離開他們的居住國印尼和越南，中國內地接收安置了其中數量可觀的部分。這些經驗都有助於給21世紀的國際移民操作管理方式方法提供切實的啟發。
北京金源燕莎購物中心，一名外國老鞋匠在一家商鋪門前擺起了攤。
一個國家在人口的結構、素質和總量三大方面越來越呈現不佳趨勢的時段裡，是選擇「集體退場」還是選擇「國際移民」，是一個本體論的兩難境況。無論是選擇哪一條路，都沒有「收穫在望、代價微末」的美妙後果。看看那些把國際移民的門戶開得相當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移民進來而導致的矛盾和麻煩可以列出十幾條，可是，幾十年下來，這些國家和地區還是繼續選擇國際移民，儘管具體做法不時地調整。這麼做，是因為整體和長程而言，國際移民導致的正能量顯著大於副作用（Ian Bremmer and Nouriel Roubini, 「Whose Economy Has It Worst? 」 Wall Street Journal, 12 November 2011）。
五、邊看邊想邊喊——然後才好邊學邊試
從現在到2050年左右的時段裡，我們會繼續看著日本人為保持「民族純粹」而怎樣應對緩慢退場的一連串問題，我們也會繼續看著多個國家和地區拒絕緩慢退場而敞開門戶、應對接納國際移民而引發的正負能量之激蕩。「經合發組織OECD」成員國接納的外來移民在2008-2010年金融風暴期間下滑，2012年起回升，2015-2016年每年大約480萬人（「Migration:
Permanent Flows to OECD Countries」, Financial Times, 21 Sept 2016, p.1）。
與此同時，我們目擊自己的國家朝著背負一個「老人美國」和背負一個「更老人的日本」的路標邁進，越來越近。這時候，筆者覺得特別有必要大聲喊和多喊幾聲：以上的兩條路都不容易走，我們願走哪條？敢走哪條？
希望多個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們都出來喊。更好的主意、設想、建議、方案是在「喊」的過程中相互刺激而萌生的。這一條，天下通例。（作者：丁學良；編輯：李大白；文中圖片和圖注為編者所加。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顧問。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 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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