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然（化名）說，自己不孤單。
這個扎著馬尾辮說話一口京腔的瘦高挑17歲女孩子，站在一場國際研討會的主席臺上，面對國內外數百名來賓侃侃而談，表現出遠超她年紀的成熟。
她的父母就坐在臺下的聽眾席中，微笑著看著自己的女兒。他們完全有資格驕傲，因為這是他們自己選擇以及努力後的收穫。
徐安然，是一名在家上學的孩子。正如她所言，近年來，中國逐漸湧現出一個日漸龐大的在家上學的群體。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在家上學群體規模約為1.8萬人，如果再加上家庭學校、國學學校等就讀形式，當前國內接受非學校化教育的學生人數已達到10萬人左右。
「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在尋找這種新的教育，是為了探討更加符合兒童成長需要的、更加有價值、有意義的教育，教育創新的價值得到彰顯。」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表示。
10萬人，學在民間
徐安然選擇在家上學，有主動，亦有無奈。
她此前一直在北京公立學校就讀，從小學一直到初中二年級。但是，上了初中之後，她的父母認為，現在的公立學校中的一些價值導向，並非是自己所認同的教育理念。
「我父母覺得初高中是非常重要的階段，希望多給我一些相對正面的影響」，談及自己的選擇時，徐安然說。
而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在北京很多非本地戶籍人口必然要面臨的問題—沒有戶口。徐的父親從外地來京工作，因為徐本人並沒有北京戶籍，按照現行的規定，如果徐安然在北京繼續讀書，在她中考和高考時將要重新面臨選擇，是否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
「我覺得在家上學更好，可以躲過這個困難。」徐安然笑著說。
於是，一段迥異於公立教育的教育嘗試開始了。在過去四年的時間中，徐安然在家裡開始了自己的學習生活。由於相對寬鬆，她和家長一起設計了自己的學習方式，包括付費的在線課程、參加課外補習班以及完全的自學。
徐安然所擇的自學教材，是美國出版的「Sonlight Curriculum」課程配套教材，全英文，側重於文史方面的經典閱讀，「對我的寫作能力培養很有幫助，也給我在整個語言能力上打下很好的基礎」。她說。
徐安然是一名頗為典型的在家上學的孩子。「在家上學」（Home schooling），是一種以家庭為主要教育場所、通常由父母或家庭教師組織開展的教育活動。
研究者介紹，當下中國大陸在家上學這個詞涵蓋的人群，第一部分是真正的在家上學的這個群體，他們形式是由父母自己教學，也有的聘請家庭教師協助，還有家庭之間互助教學。
此外，還有一個群體是微型學校，由家長互助教學開始，或者由父母創辦起來的學校。還有的是傳習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的學校，還有私塾學院等。
無論是校舍面積，還是就讀學生規模，近年來都有所提升。以北京日日新學堂為例，其創始人王曉峰介紹，2006年其創辦學堂時，租了一間三居室民居，面積不過100多平米，請了兩位老師，一位專職老師，一位生活老師。學生只有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內的4人。而到今年9月份新學期開學，學校已經有了獨立的新校舍，300名學生，其中小學生180人，幼兒園120人，還有近80名全職老師。
日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的一份名為《中國在家上學研究報告（2013）》（下文簡稱《報告》）披露，目前國內當前活躍於中國大陸的在家上學群體規模約為1.8萬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湖北、雲南等地。再加上家庭學校、國學學校等就讀形式，當前國內接受非學校化教育的學生人數達到10萬人左右。
近年來國內在家上學的群體為何呈日漸擴張之勢？這與中國家長對現行教育體制的不滿有直接關係。
《報告》中給出一組調查數據說，在接受調查的選擇在家上學的家長看來，之所以做出如此選擇，排名前三位的原因分別是：「不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54.19%）、「學校教學進度過慢」（9.50%）以及「孩子在學校沒有得到充分尊重」（7.26%），佔到了總數的70%。
國內知名公益機構壹基金的秘書長楊鵬，對此亦深有感觸。「如果孩子能夠很正常的在學校裡面走的話，我可能不會做家庭教育，他自己不滿意，這樣他就回來了」。
有件事，令楊鵬記憶深刻：他兒子曾在公立學校讀小學，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講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課文，在聽到王二小最後英勇犧牲的時候，班上的很多孩子都為小英雄的犧牲而失聲痛哭。可他兒子卻站起來跟老師說，課文裡講的不對，不應該讓小孩子打仗，這樣違犯了《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
「從此以後，他就成了老師的眼中釘，有時候會被老師罰站兩個小時。」楊鵬說。在公辦學校裡熬到15歲，兒子主動跟楊鵬提出要退學，回家自己學習。現在，這個曾經老師的「眼中釘」在家裡學得很愉快，在楊鵬的帶領下閱讀了大量的東西方典籍。
「在家上學，最初通常都是一些家長無奈的逃離應試教育的選擇，」楊東平表示，「我相信在國外也是如此，因為不滿大一統的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家長採取自助式的方式來教育孩子。」
而在前述《報告》中，數據也佐證了楊東平的論斷：被調查家庭中，62.01%在家上學的孩子曾經在傳統學校學習，後來從傳統學校中轉了出來，僅有37.99%的孩子一直在家上學。
有教育專家表示，在學校裡面90%的孩子陪10%的孩子在念書，整個學校教育都是針對在前面的精英，大家都在應試。
「如果今天的家長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不一定是精英，社會是一個機器，需要很多零部件，只要品質好的，哪怕是螺絲也很棒。」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稱。
三大挑戰：社會化、學歷銜接、合法化
社會化欠缺、學歷銜接及合法化問題被視作是中國在家上學發展所遭遇到的三大挑戰。
徐安然常被問及一個問題：你天天在家上學，不會覺得悶嘛？這個17歲的女孩覺得，「悶」是外界對在家上學的孩子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
「我有很多社交活動啊，絕對不是與世隔絕，甚至比同齡人要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徐安然多少有些忿忿不平。
她專門羅列了幾種日常參與的社交活動，最主要的Co－op，是由幾個在家上學家庭組建小組，父母擔任老師或外聘老師，給所有孩子上課，課程包括語文、歷史、美術、音樂、數學、英語、生物等。此外，她還在課餘時間擔任社區中心志願者，參加許多同齡人的夏令營。
儘管徐安然極力想向大家證明自己並不「悶」，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在家上學將孩子與其他同齡人正常的學習生活人為隔開，限制了其與同齡人更多的正常交往，一定程度上會給孩子造成心理障礙，並影響到他們的早期社會化。
《報告》中披露，在一項關於在家上學的學習成效評估中，問卷設計者將學習成效分為數學和計算能力、文字和寫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與人交往能力、視野和知識面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等六個方面。
該項評估按照各項能力的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得出如下結果：視野和知識面能力（M=4.30）>口頭表達能力（M=4.18）>文字和寫作能力（M=4.05）>數學和計算能力（M=3.98）>與人交往能力（M=3.96）。
顯然，人際交往能力被家長們視作是這批孩子最弱的「短板」。頗為有趣的是，上述問題的凸顯與中國獨特的國情亦有很大關聯。
「美國的在家上學和中國的有區別，其中一點特別容易被忽視，由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每個家庭的孩子特別少，一般只有一個，而美國很多家庭有三四個小孩，多的甚至可以有七八個。」張喬峰說。
張喬峰是一位在家上學孩子的父親，後來又親手創辦了一家接納在家上學孩子的私塾。張喬峰專門比較了自己孩子前後兩個階段的變化，發現自從來了幾個同伴後，他的孩子變得快樂多了，在人際交往方面也有不小提升。
「我覺得在家上學確實有一定的缺陷，但我們不應該把一個事情描述得十全十美，只有承認他的缺點，你去克服，才能真正解決困難。」張喬峰坦言。
國內在家上學發展另一大障礙，是學歷銜接問題。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在家上學的孩子中，多數年齡在4至10歲之間（60.42%），其中6歲的孩子最多（12.18%），17歲的孩子最少（0.51%）。孩子主要處於小學階段，較少處於初高中階段。
由於沒有完整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歷，當他們將要想要參加中考、高考時，問題就出現了，學籍不完整導致這些孩子沒有報考資格。因此，「在家上學」者往往事先遞交申請，通過「走後門」在公辦學校保留一個學生學籍，為將來留條後路。
近兩年，隨著出國留學成為熱潮，有越來越多人將「洋高考」視作一條新出路。
徐安然目前正在準備美國的SAT考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簡稱，中文名稱「學術能力評估測試」，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以及各種申請材料，她的目標是美國的幾所名校。楊鵬的兒子也正在準備參加考試，由於在閱讀西方經典時對《聖經》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想報考哈佛大學的神學院。而《報告》中的調查亦顯示，對於高中畢業後孩子的打算，有35.75%的家長選擇了「出國留學」，位居首位。
不過，選擇參加洋高考，得要有頗為殷實的家庭經濟基礎作支撐。
以SAT考試為例，目前中國大陸並沒有考點，如果要參考，需要專程赴港臺或日韓、新加坡等國，單是這筆開支就不是個小數目。此外，由於美國大學本科階段給予海外留學生的獎學金名額有限，如自費攻讀，本科四年的學費加生活費總計要近百萬元人民幣，遠非普通工薪家庭可以承受。
「國內高考參加不了，洋高考參加不起，想想未來孩子的前途，有時真是覺得有些尷尬。」一位在家上學的孩子的母親感嘆道。
令國內在家上學的家長們擔憂的，還有合法化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義務教育是要求強制入學的。在現行義務教育法第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送其入學接受並完成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少年因身體狀況需要延緩入學或者休學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提出申請，由當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批准。
實行「在家上學」的父母或其監護人，一方面沒有讓適齡的子女或者被監護人按時入學，同時，也沒有經過當地人民政府的批准。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內的在家上學並沒有法律的明確支持，正行走在灰色地帶，合法化問題成為懸在他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2006年，曾爆出的「孟母堂」事件就是實例。上海市教委取締了一家在當地開展家庭教育的私塾「孟母堂」，政府部門拿出的法律依據，就是認為這所私塾違反了《義務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有關規定，屬「非法教育機構」，勒令停止。
「我們的獨生子女多，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在家上學者往往都走向了家庭學校、微型學校，這是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因為你變成學校，就跟現行的行政管理牴觸更大了。」楊東平說。
臺灣經驗：官民互動促合法化
談及如何保障在家上學群體的權益，長著一張國字臉、說起話來慢悠悠的臺灣人陳怡光就有很多話要說，因為他是臺灣在家上學發展的見證人與親歷者，同時扮演了重要的政策「推手」的角色。
作為臺灣「保障教育選擇權聯盟」的總召集人，他和自己所在的組織近十餘年來都在持續推動在家上學的合法化。
「我太太是波蘭人，我們有兩個孩子，都是自己在家裡教他們。」陳怡光說。曾在美國、英國長期定居的陳怡光在2002年回到臺灣，發現找不到教波蘭語的幼兒園，為了維持多元文化認同，他和夫人決定將孩子留在家裡自學，由在英國當過幼兒園老師的妻子魏多麗來全職教育子女，教他們波蘭語、英文和中文，這一教就是十多年。
而陳怡光回國的前後幾年，恰逢島內在家上學運動風起雲湧，包括陳怡光在內的臺灣在家上學的群體經歷了一個頗為跌宕起伏的過程。
1997年5月，臺灣南部有些家長決定把孩子從當地一所公辦學校帶走，採用在家上學的方式自行教育。幾乎同樣的時間，臺北市的4名家長對臺北市教育局明確提出，要申請對子女開展在家教育。
「這兩件事，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辯論，大家都在談，說到底家長有沒有教育選擇權。」陳怡光回憶。
迫於社會輿論壓力，臺北市政府隨後頒布了一項名為《國民小學學童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試辦的要點》的文件，算是邁出了「官民互動」推進在家上學合作化的第一步。
但這項試點中的一些具體政策規定則體現出政策制定者的「謹小慎微」。比如，文件中明確規定，在家自行教育只開放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孩子。
「為什麼呢？因為它希望這些孩子到六年級的時候能夠回到學校去，完成他們的一個公共教育，好發給他們畢業證書。」陳怡光說。
儘管這一步走的顫顫巍巍，但臺北市的試點無疑是起到了「示範效應」，此後，全臺各地的在家上學者均紛紛向主管部門提出各種合法化要求，不堪其擾的臺灣教育主管部門只能將原先緊閉的閘門打開一道門縫。
2004年，臺灣立法部門修訂了《國民教育法》，規定在國民教育階段可以辦理「非學校形態的實驗教育」。但教育主管部門採取矛盾下移做法，把具體的監管職責下放到臺灣各個縣市。
所以，臺灣地區曾經有一段時間，嘗試在家上學的家長們因居住地不同而遭遇到不同的監管，有些規定今天看來甚至不免可笑。
以臺中縣為例，當地要求申請在家自行教育的家長必須全職在家，同時又強調家長收入要達到每月新臺幣三萬元以上才被允許。「你不能上班，可是如果你不上班的話，收入怎麼能很高？它的邏輯本身就不成立嘛，其實就是想讓你知難而退。」陳怡光笑著說。
而臺東市則規定在上課時間裡學生不可以離開家，也就是說，按照公立學校的時間表，從早晨7：30到下午3：30，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不能邁出家門半步。
2007年，臺灣第一批在家上學的孩子經歷十年的學習階段之後，發現自己又面臨新的瓶頸與挑戰—沒辦法上大學。
跟大陸的情況十分相似，由於官方嚴格的學歷管理制度，這些沒有正規學校學籍、學歷的孩子無法參加大學錄取考試。他們如想進去島內的大學就讀，只能通過考同等學歷的方式。
可是，問題又來了，臺灣實行強制性「義務」兵役制，規定每個青年男子（健康原因或被法院判處7年以上徒刑者除外），在年滿18歲或大學畢業之後，都必須服2-3年不等的兵役。
「同等學歷考試要求你一定要年滿20歲才能參加，結果這批在家上學的孩子年滿18歲的時候沒有資格考試，就得先去當兵，」陳怡光說，「當了兩三年的兵回來以後再讀，等大學畢業後年紀都很大了，處境非常尷尬。」
隨著島內在家上學運動的發展壯大，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由於涉及更為重大的法律政策的修訂，必須要以組織形式來與政府主管部門進行溝通談判，以爭取在更大範圍內的群體利益保障。
因此，在2008年，一個名為「保障教育選擇權聯盟」的社會團體應運而生，陳怡光成為總召集人。聯盟的宗旨是服務在家教育的家長與孩子們，推動政府相關政策改變。
「我們就開始去跟教育主管部門爭取說這個規定要修改，我們說，同樣在學習的孩子，為什麼我們孩子不能有同樣的機會上大學？」陳怡光回憶。後來，他們的意見被主管部門採納，法令得以修改：只要你曾跟政府申請過非學校形式的教育，有案可查，就可以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
此後，在前述成功案例的基礎上，由民間主導的官民互動越發頻密，臺灣在家上學的合法化漸成官方主流聲音，政府甚至撥付公用經費予以支持。
今年6月，臺灣通過的《高級中等教育法》中明確規定，高中階段允許非學校形態教育的存在，並註明有個人、個人團體和個人機構三種辦理方式。此外，更明確規定，將在家教育「納入到政府公共財政補助範圍內」。
「政府補助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因為在過去，他們覺得說在家教育是國家提供的公共教育，你不來上學就意味著主動放棄了，現在思路跟過去有很大不同。」陳怡光表示。
目前，臺灣的在家上學已完全合法化，主要採用審核制。申辦者僅要向主管部門提供一份自學計劃書，經過初步檢查後遞交到專門成立的審議委員會，由這個審議委員會開會來討論票選決定。
而這個掌握「生殺大權」的審議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則非常多元且合理。按照法條規定，審議委員會要包括家長、老師、教育學者等相關人員，尤其規定必須有本人或者是子女曾經參與過實驗教育的家長，且比例不能少於總人數的2/5。
「我們自己人都有來，再拉一個其他的人，基本上每個案子都會過。」陳怡光笑著說，他本人就是審議委員會的成員。據其介紹，臺北市今年有400多件申請，通過的比率是99.7%。
「是國家管這個孩子，還是家長管這個孩子？」
如果將視線投向更廣大的區域，不難發現，在家上學已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
「到2010年，美國基本上有超過200萬的在家上學的小孩，佔到美國K12（註：指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教育，國際上通用的對基礎教育階段的通稱）學齡兒童的3%-4%」美國國家家庭教育研究所主席布賴恩（Brian D.Ray）博士表示。
他介紹，在過去15年，全球都有家長主導的以家庭為基地的學習形式，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德國、韓國、波蘭、捷克、墨西哥等國家都有大量的家庭學校存在。
「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家長意識到，自己有權利決定自己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布賴恩博士說。
長期關注中國在家上學發展的楊東平也持相似的觀點。在他看來，今天之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家長在尋找新的教育模式，是為了探討更加符合兒童成長需要的、更加有價值、有意義的教育。教育創新的價值越來越得到彰顯，而非僅僅是對學校教育的逃避。
「這種在體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創新和教育生長，最終會成為改變體制內教育的重要實踐，教育變革的真正動力是在基層，在草根，在千千萬萬的學習型組織、家庭和個人」。
與之同時，民間的教育改革力量亦在集結之中。
不久前，在一場名為「學在民間：在家上學＆多元教育國際研討會」上，由國內眾多在家上學的實踐者與研究者合作達成了一份名為「北京共識」的文本，可視作當下國內該領域的綱領性文本。
在這份「北京共識」中明確提出：在家上學有利於克服大一統學校教育的弊端，因材施教，對學生進行個性化的教育；有利於多元文化的傳承和多樣化的教育創新；有利於兒童的身心健康、個性發展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有利於學習型家庭和學習型個人的建設，是對正規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是學習化時代一種嶄新的教育探索。
此外，「北京共識」對國內在家上學發展的幾個瓶頸問題也提出了建設性意見，顯示出初步的民間力圖推動官民互動的理性姿態。
比如，「北京共識」中明確提出，要「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在家上學模式，以確保在家上學孩子的學習權和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選擇權」。
有國內法律專家表示，現行法律其實為在家上學已預留了可能性空間。在《義務教育法》第十四條中規定，「自行實施義務教育的，應當經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它提示，通過地方教育制度創新，可以使在家上學合法化的某種路徑。
此外，針對在家上學導致孩子社會化欠缺的問題，「北京共識」也倡言，家長充分利用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等社會教育資源，利用社區的資源優勢給孩子提供各方面實踐、鍛鍊的機會，讓孩子在活動中充分融入社會。
儘管面臨著諸多挑戰，中國參與在家上學的家長普遍對未來抱有信心。前述《報告》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48.60%的家長認為在家上學會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選擇。
布賴恩博士覺得政府以及部分公眾對在家上學這種新教育模式頗為糾結的心態，實際上源自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是國家管這個孩子，還是家長管這個孩子？」
他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上述問題：布賴恩與妻子結婚35年，生育了7個女兒和1個兒子。所有的子女都是家庭教育中培養出來的，從未上過公立或私立學校。而這個大家庭的第三代，也開始了在家上學的歷程。
「我很負責地說，他們都是出色的孩子。」 布萊恩博士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