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可•波羅的誘惑
義大利地理學家曼斯繆•奎尼說：「馬可•波羅並沒有留下一部他自己的製圖作品，儘管在其書中談到了他經常參考的類似歐洲或中國所出的世界地圖。然而，馬可•波羅描述中的一些要素對後來的製圖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不僅在中世紀晚期，乃至在17和18世紀，代替或結合了託勒密和古代繼承下來的資料。」[1]可以相信的是弗拉•毛羅和合作者安德裡亞•比安科不僅利用馬可•波羅的見聞錄，或許還參考了原本位於威尼斯總督府的關於馬可•波羅旅行的壁畫。因為，早在1550年，地理學家喬萬尼•拉姆西奧言之鑿鑿地說過，弗拉•毛羅使用了馬可•波羅在中國時親自繪製的地圖，儘管這幅地圖並沒有流傳下來。
馬可•波羅關於泉州的描述令人神往，但是，他不是最早描述刺桐港的西方訪客。1240年，出生於格林納達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賽義德前往麥加朝聖。後來抵達巴格達，有幸參觀了36家圖書館裡珍貴的資料，並且做了詳細的摘抄。其中，關於泉州的報導值得關注：「在這第九段之內，第一條就是泉州江，其江出口處就是泉州港，那些前往中國的商人對此是十分熟悉的。凡是來自中國海的船舶都要進入該港，一直向前推進到上遊15英裡的地方。」[2]這是阿拉伯商人關於泉州港地理特徵最早的文獻記錄。在此之前，穆斯林中介商伊德西裡也在亞丁灣發現了滿載胡椒、沉香、蘆薈、玳瑁、象牙、黑檀、藤、瓷器、皮鞍等貨物的中國商船。這些來自中國泉州和廣州的商船不僅是運送貨物的載具，也是信息傳播的載體。
來自大馬士革的阿拉伯王子阿布爾菲達（1273-1331）也是一位地理學家，他在《地理志》中轉述阿拉伯商人對泉州的見聞：「刺桐即泉州，為中國港口。遊歷彼地的商人說，刺桐為商城，位於沿海港灣，船隻自中國海可駛入。港灣延伸15哩，其盡端是一河流。據親歷此地者說，潮汐可流至刺桐。自中國海至刺桐可行半日，自海至刺桐所經過的河道為淡水。刺桐之規模較哈馬特為小，城牆為韃靼人所毀，斷壁殘垣猶存。居民飲用河水，也用井水。」[3]阿布爾菲達還注意到，泉州與廣州均設置市舶司，作為專門的貿易管理機構。可以看出，早期抵達刺桐港的阿拉伯商人關注泉州港的地理信息、商船進入泉州港的航程、泉州人的生活方式等細節。
在馬可•波羅及其他西方訪客的觀察中，中世紀的刺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港。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發現馬可•波羅能夠瀟灑走一回的秘密：「馬可•波羅沿著所謂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在大都謁見元世祖，又南下從泉州出發前往波斯灣。即便帶有公務性質，如此大規模的旅行也需要龐大的費用。他並不是出發時就攜帶了全部旅費，而是到一處購買商品，再到下一處售出，在精明的買賣中前行。」[4]英國經濟學家彼得•諾蘭引用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認為「10-14世紀的泉州理應被貼上世界大型商場的標籤」。絲綢、瓷器、茶葉和各種各樣的中國製造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的暢銷品，反映出中國具有出色的商業組織水平和貿易組織能力。所以，「國內商人能夠採取適當的貨品裝船的方式長期應對市場需求，維持這個出色體系的中國商業社區可能在泉州和廣州。」[5]
刺桐繁華的保證是商旅的安全。親臨其境的伊本•白圖泰發現：「對商旅說來，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一個單身的旅客，雖攜帶大量財物，行程九個月也盡可放心。因他們的安排是每一投宿處都設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騎步兵駐紮。」[6]
刺桐繁華的價值是生活的自由。馬可•波羅讚嘆泉州「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豐富。這裡的居民，民性和平，喜愛舒適安逸，愛好自由。」[7]更重要的是隨著交流的增進，刺桐港自由的風氣蔓延至整個亞洲海上商業圈。韓國學者朱京哲認為：「亞洲的海洋是一個自由的商業舞臺，作為商業活動的中心，大部分港口城市都不排斥外國商人的進入和活動。後來歐洲商人能夠相對容易地進入亞洲貿易圈，也正是由於這一地區對外國商人的寬容。」[8]
刺桐繁華的意義是成果的共享。彼得•諾蘭注意到，中國的技術及相關文化對絲綢之路沿線的地方產生了深遠影響，而發達的國際貿易也促進了文化傳入中國的強大機制的形成。交流的魅力逐漸顯現，「中國的國民總收入、大眾生活標準、城市的繁榮、啟蒙文化和技術創新水平，都遠遠領先於歐洲。在眾多技術領域，中國成熟的市場經濟刺激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創新，這遠遠早於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及之前，中國的技術方面的影響力佔有相當強的主導地位。」[9]從這個角度考慮，泉州不應該只貼上「世界大型商場」的標籤。泉州更像是中世紀文化多元包容的國際社區，也是中外信息交流的終端處理器，更是創新發明的孵化基地。
英國政治新聞記者安德魯•瑪爾認為馬可•波羅的遊記充滿商業信息和地理信息，「他帶回來的信息非常簡單：在歐洲之外，有一個充滿財富和機會的世界，只要足夠勇敢，你就能抓住這個世界。這就是歐洲人渴望得到的信息。」[10]其實，這也是弗拉•毛羅繪製《世界地圖》渴望得到的信息。
二、弗拉•毛羅的貢獻
弗拉•毛羅是威尼斯穆拉諾島卡瑪爾迪斯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負責為修道院收取租金，一直工作到1464年。可是，讓毛羅名聞於世的是一幅他繪製於1459年的《世界地圖》。威尼斯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製圖中心之一，由於地處東西方貿易、旅行和藝術交流的交通要道，威尼斯更容易獲取各地最新的商業和政治信息，包括遠至中國的消息，這些優勢給威尼斯製圖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有趣的是，更迫切得到這份全新世界地圖的卻是威尼斯的競爭對手葡萄牙。亨利王子為了實現其雄心勃勃的航海計劃，說服國王阿方索五世，派人前往威尼斯，不惜花費重金，找到毛羅設立的製圖工作室。據說，這張花了毛羅團隊兩年時間完成的世界地圖，消耗了當時最好最大的牛皮紙、黃金和各種名貴的顏料，地圖本身的製作成本與製圖師的平均年薪相當。1459年，毛羅地圖繪製完畢，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將地圖運回裡斯本，阿方索五世特地為毛羅頒發一枚勳章。
在馬可•波羅遊記盛行之前，歐洲製圖師經常將亞洲當成各種虛構的民族和動物的中心，在無法用地理學知識來描述的廣闊亞洲地區，大部分的空白只能留給想像中的怪獸和傳說中的人物，常見的替代物是「食魚族」和「狗頭人身獸」。但是，諸多新信息的整合與運用，使得毛羅地圖展現出一個全新的世界。毛羅儘可能多地繪製出中國的城市網絡和貿易港口，「刺桐」成為地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毛羅將刺桐（Zaiton）標註在一處港灣附近，港灣水面上有一個明顯的圖例，寫著「優良的刺桐港（magnifico porto de zaiton）」。港灣附近的陸地標註「刺桐城」，只是刺桐城被描繪成具有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風格的建築物。毛羅利用馬可•波羅遊記，給「刺桐城」做了圖註：「在此刺桐港，大汗有許多為他服務的船隻。印度、其他地方和島嶼的許多船隻攜帶各種貨物，如香料、珍寶和黃金來此，大汗的收入巨大。」馬可•波羅遊記激發毛羅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而毛羅地圖卻將馬可•波羅的誘惑形象化。毛羅一直努力讓人們相信遙遠的東方不是只有傳說和怪獸，還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富庶與文明。毛羅說過：「多年來，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與那些值得信賴的人溝通和調查，來證實他們是否親眼見到了我在著作中的真實報導。」[11]
毛羅地圖將「刺桐」如此直接和形象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成為西方製圖史的典範，即使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許多西方製圖師繪製的中國地圖，關於「刺桐」的描述依然沒有超越毛羅的貢獻，反而留下深刻的毛羅印象。毛羅之後，「刺桐」逐漸遠離西方訪客的視線。可是，馬可•波羅的誘惑依然存在。1515年，在科欽為葡萄牙人服務的義大利人埃穆波裡從到過中國的商人那裡得到消息，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中國有像我們國內那樣的圈地和石頭砌成的房子，他們有很好的秩序和法律，對我們十分友好。」更讓葡萄牙人動心的是，只要成功採購中國的絲綢、錦緞、麝香、珍寶、日用品，運到科欽銷售，利潤超過30 倍。中國最讓人神往的城市就是「刺桐」，它讓埃穆波裡動情地說：「中國還有許多令人驚異的事，說實話，我可以告訴你，那兒稱得上是無所不有……所以，只要我不死，我在離開此地之前，真想一步跳到那兒去見見大汗……沿著一條類似萊茵河的河流行走，沿途上處處可見熱鬧的城鎮，最終抵達刺桐，據說國王就住在那裡。」[12]埃穆波裡認為國王就住在刺桐，可能受到毛羅地圖的影響。因為，在毛羅地圖上，泉州所在區域有一個清晰的「刺桐王國」（Reyon de zaiton）的圖標。也許，埃穆波裡理所當然地認為，國王就應該住在像「刺桐」這樣繁華的都市。
隨著葡萄牙人的到來，泉州被納入葡萄牙在遠東國際貿易的商業據點。16 世紀初期，泉州的另外一個外文名稱Chincheo頻頻出現在西方訪客的描述中。最初，Chincheo 作為閩南語「泉州」的譯音，被標註在圍頭半島上。隨著葡萄牙貿易網絡的轉移，Chincheo 指代的地區包括同安和廈門一帶。月港興起後，Chincheo 在地圖上的位置漸漸南移，也被用來指代漳州。[13]16世紀，西方製圖師繪製的世界地圖中，Chincheo 和Zaiton同時出現在1570年由比利時地理學家亞伯拉罕•奧特琉斯（1527-1598）繪製的《寰宇概觀》地圖集中。地圖集有一幅《東印度群島地圖》，在晉江入海口繪製一座城市，標註Zaiton。在九龍江入海口北岸繪製一座城市，標註Chincheo。[14]雖然，我們不想苛求《寰宇概觀》關於中國部分的描述是準確無誤的。但是，事實證明奧特琉斯缺乏亞洲大陸的地理資料。地圖中留下的註解，依然沒有脫離馬可•波羅的敘述。看來，毛羅地圖關於刺桐的描述，並沒有完全被葡萄牙人最新航海信息所取代，在16世紀西方製圖師筆下，「刺桐」印象依然存在。
1554年，威尼斯出版的義大利人拉穆西奧（1485-1557）《航海和旅行記》中，用Zaiton指代泉州城，用Zeiton指代晉江至九龍江之間的沿海區域。1570年安東尼奧•拉弗雷斯編輯的地圖集中，保留皮埃蒙特製圖師吉亞科摩•加斯託迪（1500-1565）的作品。加斯託迪似乎更關注每個城市的貿易貨物，他在一條長長的江口標註「刺桐港」，並且註明「這裡他們生產真正的瓷器」。[15]1569年，比利時製圖師傑拉德•墨卡託（1512-1594）採用正軸等角圓柱投影法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關於亞洲部分，墨卡託依然受到毛羅的影響，在寧波以南的一處港灣中標註Zaitun（刺桐）。荷蘭地理學家約多庫斯•洪迪厄斯（1563-1612）獲得墨卡託地圖集出版權，他還參考了1577-1579年英國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的航行記錄，於1595 年繪製《航海時代》世界地圖。中國部分的描述依然留下毛羅地圖的痕跡，只標註北京、南京、杭州、寧波、泉州（Zaiton）5 個馬可•波羅見聞錄中講述過的重要都市和貿易港口。[16]
三、太監福安的「西洋夢」
毛羅如獲至寶地將馬可•波羅關於中國的傳奇形象化地展示在他的地圖中。歐洲冒險家也蠢蠢欲動地收拾船隻，千方百計地奔著傳說中遍地是黃金和香料的東方而來。這些西方訪客不曾想到的是，中國卻悄然地關閉了國門，浩瀚的印度洋上很難看到中國帆船的影子了。
毛羅地圖運回裡斯本的時候，正值明朝天順三年（1459）。那年二月，司禮監太監福安向明英宗奏請：「永樂間差內官下西洋，並往廣東買辦、採撈珍珠，故國用充足。今久不採，府庫空虛。」明英宗似乎沒有覺察福安提及「下西洋」的用意，只是下令「監察御史呂洪同內官往廣東雷州、廉州二府楊梅等珠池採辦。」[17]其實，類似這種暗示，福安早在一年前就小心翼翼地表露過。天順二年（1458）二月，福安奏請：「永樂、宣德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庫藏虛竭，請遣內官於雲南等處出官庫銀貨收買。」明英宗採納福安的奏請，派人前往雲南辦理。可是，對於「下西洋」的提示，沒有做出明確的表態。[18]
天順三年（1459）九月，福安按耐不住萌動的念頭，再次奏請：「內外衙門累年成造，各王府寶冊、儀仗，開用黃金數多，官庫收貯缺乏。乞照永樂、宣德年間差內外官員往西洋等處採買，及雲南等處差發課程，差人採辦，進庫應用。」這一次，明英宗的態度明朗化了，做出決定：「採買不必行。雲南等處金課數亦無多，其以雲南歲辦差發銀折收金應用。」[19]事不過三，福安的「西洋夢」就這樣轉瞬即逝。心灰意冷的福安從此按部就班，在紫禁城中打發時光。
其實，明英宗對於「下西洋」的態度是有跡可循的。正統三年（1438）漳州龍溪縣民「私往琉球販貨」和正統十年（1445）福建沿海私商冒用「行人正使官」的身份「潛通爪哇國」這兩起事件中，不僅涉案人員被嚴懲，連同失職的官員也受到處分。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嚴令刑部再次頒髮禁海令：「瀕海居民私通外夷，貿易番貨，漏洩事情，及引海賊劫掠邊地者，正犯極刑，家人戍邊，知情故縱者罪同。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上命刑部申明禁之。」[20]日本學者上杉千年分析：「封建大陸帝國的思想牢牢束縛了明以後的統治者們，他們以天朝上國自居，覺得整個世界沒有比中國的土地更遼闊的國家了。嚴厲的海禁，對文化的扼殺，使這種思想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力，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再也吸引不起他們的半點興趣。」[21]當統治者轉過身去背對海洋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最大的威脅恰恰伴隨著藍色的浪潮，朝著中國漫長的海岸線洶湧而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元璋禁海的祖訓，嚴重阻礙明代官方乃至民間同外界的聯繫。比「祖訓」更可怕的是，當這種不合時宜的閉關鎖國政策遭遇危機的時候，統治者不是反省「祖訓」的危害，用積極面對的態度去思考擺脫危機的辦法。反而，認為這是沒有嚴格遵守「祖訓」的後果。於是，理直氣壯地採取更加嚴苛的手段，限制海外貿易與對外交流。尤其是在政治精英的思維中，竟然存在「中國四民，商賈最賤」的謬論，將海商視為捨本逐末的勢利之徒。那些「棄家遊海」的華僑也被說成是「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的棄民。[22]偏見比無知更可怕，政治精英甚至將海商的海外貿易活動看做是引起禍亂的隱憂。1612年，榜眼出身的南京吏部尚書黃鳳翔擔任《泉州府志》的總纂，輕描淡寫地記載西班牙殖民者屠殺馬尼拉華僑的事件，卻發出「近日之趨利者，航海不休，將來隱憂非小」的論調。由於「國朝禁海，不許通番，其諸蕃入貢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貢番物，則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置福州。」所以，黃鳳翔的做法更乾脆，那就是「舊志所紀互市諸夷及諸貨物，今不具載。」[23]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歐洲各地海圖製作師千方百計地搜集「刺桐」的地理信息，西方訪客繪聲繪色地向外界傳遞「泉州」的各種見聞。可是，承載「刺桐記憶」的《泉州府志》卻悄悄地抹去了「刺桐夢華錄」，喪失了對於泉州海洋文明的文化自信。
海上力量的主動退卻，市舶司貿易管理體制的逆轉，以及將海商視為賤民的無情冷漠的思維定勢，泉州港的沒落已經註定。只是憑藉泉州海商的苦苦掙扎和海外華僑的慘澹經營，盡力延緩泉州衰退的速度，並在艱難的環境中默默積攢重振雄風的資本。1926年，張星烺探訪泉州時說過：「泉州遂日行凋零，無人知其曾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也。試執泉州市人而問之，即彼亦不自知也。今日尚能維持，不致如邯鄲、洛陽之悽涼者，南洋華僑不忘故鄉之力也。」[24]
翻開毛羅地圖，觸摸熟悉的刺桐港，心底泛起一陣莫名的欣喜，卻也平添一絲淡淡的惆悵。站在清源山上，只見老君巖深邃的目光，穿越法石的千裡煙波。那是，藍藍泉州灣吹來的風，輕輕拂去九日山的煙塵，搖曳摩尼光佛的衣襟，吹綠靈山的春草，吹醒東西塔的風鈴，鼓起石湖碼頭的雲帆，滿載希望地駛向夢幻般的深藍。或許，這就是筆者的刺桐印象。
（作者系石獅市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
注釋：
[1]（意）曼斯繆•奎尼、米歇爾•科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第117頁。
[2]（法）費琅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卷，中華書局，1989，第387頁。
[3]（英）裕爾撰，（法）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見聞錄》，中華書局，2008，第223頁。
[4]（日）宮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譯，《宮崎市定中國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239頁。
[5]（英）彼得•諾蘭著，溫威譯，《認識中國》，中信出版集團，2017，第28-30 頁。
[6]（摩洛哥）伊本•白圖泰著，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遊記》，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545頁。
[7]（意）馬可•波羅著，陳開俊、戴樹英、劉貞瓊、林健譯，《馬可•波羅遊記》，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第192頁。
[8]（韓）朱京哲著，劉暢、陳媛譯，《深藍帝國——海洋爭霸的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8頁。
[9]（英）彼得•諾蘭著，溫威譯，《認識中國》，中信出版社，2017，第51頁。
[10]（英）安德魯•瑪爾著，邢科、汪輝譯，《世界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第222頁。
[11]英國DK 公司編著，齊東峰譯，《偉大的世界地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第73-75頁。
[12]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第39-40頁。
[13] 廖大珂、輝明：《16-18 世紀初歐洲地圖中的Chincheo 港》，《中國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159-176頁。
[14]（意）曼斯繆•奎尼、米歇爾•科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第156-157頁。
[15]（意）曼斯繆•奎尼、米歇爾•科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第155頁。
[16]（英）安妮•魯尼著，嚴維明譯，《世界人文地圖趣史》，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第72-73頁。
[17]《明英宗實錄》卷300，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第6371頁。
[18]《明英宗實錄》卷287，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第6155頁。
[19]《明英宗實錄》卷307，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第6466頁。
[20]《明英宗實錄》卷179，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第3474-3475頁。
[21]（日）上杉千年著，大陸橋翻譯社譯，《鄭和下西洋：1421 中國發現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第193頁。
[22]（明）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本，第194頁。
[23]（明）黃鳳翔：《泉州府志》卷7《版籍志》，中國史學叢書三編，臺灣學生書局，1987，第617-618頁。
[24]張星烺：《泉州訪古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1980年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