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整個社會文化發生了幾個重要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民國讀書人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參政意識、社會責任感、現代意識都有所增強。第二是有一批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搞起了文學革命，並且已經有了大批的響應者，北京、上海各地紛紛成立文學社團，用白話文介紹外國文學，創作新體小說。讀者在晚清讀慣了白話小說，民初又主要閱讀文言小說，現在需要再次面對現代白話小說這一新品種了。
作者：譚光輝
因此，20年代的小說閱讀呈現出新舊雜陳的面貌，一部分人熱衷於閱讀文言舊小說或晚清小說，例如晚清小說中的《老殘遊記》被大量再版，民初哀情小說也有廣泛市場（例如《玉梨魂》等小說也被大量再版），另一方面，五四小說也正在打開局面，湧現出不少流行小說作品。在20年代新出版的小說中，再版次數位居前十位的分別是：《吶喊》、《動搖》、《追求》、《幻滅》、《小說》（第1集）、《清宮十三朝演義》、《落葉》、《愛之焦點》、《滅亡》、《唐宮二十朝演義》。這些小說（集）初版於20世紀20年代，由於小說閱讀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因此它們有一部分是在30年代才真正流行的。
20年代的流行小說也是受時代主題和時代情緒控制的。1919年至1927年的時代主題是「人的解放」，時代情緒是對欲望解放的強烈渴求。20年代初期出現得最早的暢銷小說是晨報社的《小說》（第1集），所收錄小說的主要特色是表現欲望的解放，例如自由婚戀、走出家庭、個性的張揚等。雖然20年代的文化在顯性層面仍然是思想革命，是西方現代精神的引入和對各種主義的討論，但是在隱性的文化層面卻表現為對欲望解放的強烈渴求。
這裡不妨以晨報社的《小說》為切入點，做一些解析。
作為第一本白話小說集
《小說》（第1集）一開始就體現了啟蒙的主旨
晨報社編輯的《小說》（第1集）出版於1920年11月，1923年出訂正5版，1924年10月出至28版（《民國時期總書目》）。這幾乎是一個出版界的奇蹟，平均一年再版7次。筆者認為這個記錄可能是錯誤的，1924年10月出的大約應該是第8版而不是28版。該集收錄止水、大悲、冰心、晨曦、魯迅、悲凡森的、水澄等作家的小說26篇。這個集子收錄最多的是冰心、止水（蒲伯英）、大悲的小說。冰心的前期代表作基本上入選。許多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認為《沉淪》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這個看法並不正確。《沉淪》的初版日期是1921年10月，而《小說》（第1集）的出版日期是1920年11月，比它早了大約一年。
作為第一部白話小說集，《小說》（第1集）受到了讀者的肯定，這反映了讀者對白話小說的接受。據記載，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開了一家文化書社，從銷售業績來看，《小說》（第1集）位居榜首，賣了200冊。「這些當時的『暢銷書』，毛澤東雖未必每本都讀過，但大多由他進貨，其中自然滲透了他根據讀者的需求所作的選擇。」（陳晉：《文人毛澤東》）
這個集子的小說，都是在結集出版之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過的作品。根據盧國華對《晨報》副刊的研究，《晨報》副刊在這個時期是在有意包裝冰心女士，從1919年8月到1924年，一共發表了冰心76篇文章，其中19篇為小說（盧國華：《五四新文學語境的一種解讀——以〈晨報〉副刊為中心》）。1920年選的這個集子的26篇小說中有7篇是冰心的，其次要算止水（蒲伯英）、大悲和晨曦的作品為多。
這些小說以帶有寫實主義色彩的問題小說為主，有描寫中國家庭狀況的、描寫兵禍的、描寫中國普通社會情形的、描寫舊時私塾黑暗狀況的、描寫留學生無用武之地的等等。從總體風格來看，這些小說也鮮明地體現了《晨報》副刊的辦刊宗旨——啟蒙。這些小說以揭露與批判現實為主，帶有鮮明的「五四」初期的啟蒙主義色彩。從藝術方面看，這些小說大都比較幼稚，例如被收入小說最多的冰心的幾篇作品，都是初期的試驗性作品。郭箴一說：「冰心女士最初的小說，收入《小說》（第1集）裡不少，但都是試作的作品，無甚永久的價值，但這卻是後來漸入佳境的第一步。」（郭箴一：《中國小說史》）但是冰心後來較成熟的小說反而沒有前期小說讀者多了。與之對應的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晨報小說》（第2）集所收錄的作品，從思想深度和藝術性兩方面都較第一集中的作品有所進步，但是卻沒有第一集影響大。
《小說》（第1集）暢銷
許多小說成為學生學習白話文的素材
小說（第一集）何以暢銷，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晨報》副刊本身的影響。《晨報》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政黨報紙，它的前身是李大釗主編的《晨鐘》，1918年12月改組，1919年2月改組第七版副刊。《晨報》具有強大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辦報經費沒有多大的困難，但是為了擴大報紙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它仍然積極運用了商業化的經營模式。《晨報》副刊則是獨立性較強的報紙，它有一套完整的商業化運作模式，靠廣告收入和銷售收入維持生存。
《晨報》副刊除了運用現代化的經營模式之外，還大量登載名家的文章，積極培養新人，廣泛地探討問題，造成轟動效應，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據趙遐秋統計，從1919年2月7日到1920年12月21日，一共有96篇小說發表在《晨報》副刊上（趙遐秋、曾慶瑞：《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小說編輯成集，讓外埠沒有讀到《晨報》的讀者也有機會見到它的面貌，這自然有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因素，它們能夠暢銷，也與《晨報》自身的影響力有關。
第二，對白話小說的新奇。《小說》（第1集）中選錄的小說，均是五四文學革命之後按照新的文學理念創作的小說，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當下的社會文化問題，但是當時的情況是理論倡導多，實際創作少。短篇小說創作都只是在刊物上發表，而當時的刊物發行量很有限，特別是非北京本地人很難看到。《小說》結集出版，填補了這一空缺，因而它能夠暢銷。
第三，止水等名家的知名度。止水（蒲伯英）是《晨報》的主編，他在主持《晨報》期間，在「第七版」或「副鐫」上發表的小說較多，這些小說都與現實社會生活聯繫緊密，涉及《晨報》副刊所熱心討論的大眾感興趣的問題。蒲伯英本人是《晨報》的主編，一生主持參與了《蜀報》、《白話報》、《西顧》、《啟智畫報》、《晨報》、《晨報副鐫》、《戲劇》等刊物，他用「止水」的筆名在《晨報》副刊、《戲劇》、《語絲》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小說、時政評論、小品文等，還與陳大悲一起組織職業化戲劇演出團體，發表戲劇評論文章，編寫劇本，組建戲劇專門學校，一度非常活躍。止水、大悲均為當時文化界的名人，名人效應是這個集子暢銷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小說集中的小說所探討的社會問題廣受關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使青年熱衷於各種社會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反封建思想。反封建是從家庭革命開始的，所以對封建家庭內部問題的反映就成為被廣泛關注的話題。在這個小說的26篇小說中，至少有7篇是關於家庭問題的。《詩禮人家底月亮》、《女學生與家教》、《兩個家庭》、《莊鴻的姊姊》、《一夜》、《是誰斷送了你》、《一副金手鐲》等都是家庭問題小說。這些小說有的寫得妙趣橫生，有的深刻奇警，雖然缺乏深度，但是也能抓住人心。止水的《女學生與家教》講述一個在衙門上班的南伯載為了防止女兒南薇卿接受新思想的影響，每天回家對女兒進行嚴格的家教，讓她寫關於婦女要順從父母方面的封建禮教主題的文章，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背道而馳。薇卿順從地每周作文，父親非常滿意。學校裡學生運動鬧到了衙門裡，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南薇卿，父親便要女兒退學，薇卿離家出走。小說以幽默的筆法宣告了青年在家庭鬥爭中的勝利，把封建家長塑造成迂腐而可笑的形象，有大快人心之感。止水的另一篇小說《詩禮人家底月亮》仍然充滿了幽默詼諧的筆調，寫一個舊式家庭中兩代人在對待新知上的觀念衝突，老一代人封建愚昧，新一代人不思進取，在這樣一個舊式家庭中不可能培養出良好的青年。
《晨報》小說的影響很大，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這些小說主題較為嚴肅，又與家庭、學校生活關係密切，因此很容易成為中小學生學習白話文的材料，這使它的需求量大為增加。例如馬因英編的一本供中小學教師使用的教學參考書《新式標點使用法》，就選擇了許多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小說作為範例材料。
《小說》後的早期白話小說創作，
催生了哪些作家？
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們對白話小說的興趣慢慢地發生了轉向，不再僅僅滿足於形式的新奇，而是更加注重思想的深度或者趣味的注入。第一個轉向是情色的轉向，比如張資平、鬱達夫、茅盾等早期小說家，小說中多少都有一些情色的成分，事實上這也為白話小說爭取讀者市場做出了貢獻。第二個是轉向幽默諷刺，第三個是思想深度的轉向，第四個則是革命激情的轉向。
第二個轉向致使老舍的作品有了市場。老舍在這時期出版的作品有，《趙子曰》、《二馬》、《老張的哲學》等，其中《趙子曰》再版次數最多，1928年至1949年出至10版。《二馬》1931年至1948年共出9版，《老張的哲學》1928年至1948年共出8版。這個版數不算多，但是足以代表市場對有嚴肅主題的幽默小說的認可。
第三個轉向使另外一些從事嚴肅的為人生派小說也有較為固定的讀者群體。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葉紹鈞的小說。葉紹鈞的小說再版次數最多的是《倪煥之》，1929年初版，1941年出至11版，其次是小說集《隔膜》，1922年初版，至1930年出至9版，小說集《城中》，開明書店1926年初版，至1934年出至6版。楊義說：「上世紀20年代的讀者，對冰心描寫溫情脈脈的女性情感的筆調，就會心滿意足，拍手叫好。而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人們對丁玲超越冰心的力度還深感不足，還要她超越過去女性文學的高度。」（楊義：《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即是說，人們對小說的表現深度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第四個轉向使得蔣光慈、巴金的小說得以暢銷。巴金在1929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滅亡》，這部小說以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和誓與敵人同歸於盡的革命激情而振奮人心，一出版便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該書1929年初版，1937年之前每年再版一次，至1948年出至24版。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年至1932年出至14版，《野祭》1927年至1930年出至10版，《麗莎的哀怨》1929年至1941年出至6版。蔣光慈的這幾部小說（集）被視為革命文學的代表作品，前兩部作品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再版非常頻繁，後一部悲情濃鬱，反而不受重視。巴金的《滅亡》和蔣光慈的《野祭》共同特點在於將革命的激情與戀愛故事結合起來，再進行悲情的渲染，前者更重革命激情，後者主要講述戀愛故事，但是它們都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同時抓住了讀者的興趣和注意力。《少年漂泊者》的主要特點是具有強烈的革命色彩，據說它曾經激勵了無數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它同樣成為那個時代的暢銷書。這些事例足以證明本期讀者具有足夠的革命激情。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的流行小說就呈現出與前一個年代非常不同的面貌。在10年代中，時代情緒較為集中，而在20年代，時代情緒逐漸變得混亂和複雜，讀者群體分化，對白話的新奇慢慢轉化為對思想深度的追求，時代主潮亦呈現出多維化的特徵。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主題是啟蒙、解放、革命、救亡，概而言之，是如何使中國強大，擺脫落後挨打的局面，是富國夢與強國夢。但是在流行小說的細讀與分析中，我們發現在這個總主題之內其實包含了許多更為具體細緻、具有變動性的時代文化主題。這些主題之所以會有變動，不僅有文學閱讀者求新意識的推動，還有不同時代主題的推動。這些變化也證明，任何國家的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都不會只有一個固定的內核，而是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下中國文化的核心，也只能是以中國目前的現實需要為最高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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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五四與早期白話小說）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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