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技術平民化趨勢降低了技術應用的門檻，但同樣帶來許多問題。2019年基因編輯技術引發廣泛爭論，讓我們認識到技術濫用的風險。對基因編輯的擔憂和恐懼，一方面是因為技術本身的不成熟與危險性，亦是因為整個社會對於基因問題的態度尚處於一個模糊地帶。如本文作者所說，當我們在討論技術倫理的時候，所涉及的並不僅僅是技術本身。技術被打上了社會文化的烙印，也只有將其放進社會文化的語境中才能理解。
這是「2020大哉問」系列文章的第1篇。
作者 | 李子 喬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候選人
2018年底，「瘋狂科學家」賀建奎通過基因編輯技術改造人類胚胎並讓兩個嬰兒得以出生一事，使許多人陷入了震驚。業內人士對這場疑點重重的實驗大加批判，認為其極大違背了當下的科研倫理，各個環節的執行均有巨大的問題。而在2019年6月，俄羅斯科學家丹尼斯·雷布裡科夫也宣布了他的「基因編輯嬰兒」計劃，同樣震驚了世界。圍繞這兩次事件的爭論，讓「基因編輯」——特指 CRISPR 這個在生物工程領域前途無量的技術——走入了大眾輿論場。
何為「基因編輯」？它編輯的究竟是什麼？它是不是所謂的「人造人」或是「設計嬰兒」（designer baby）？以後人們是否可以按照自我意願，選擇並改變基因，製造出「超級人類」？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無疑挑戰了許多人的倫理底線，成為了一個危險的「黑科技」。但另一方面，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和流行，又能從根源上排除基因風險、攻克遺傳病，也是未來醫療技術發展的重要前景。
在一些人看來，解決方式似乎很簡單：鼓勵好的用途，禁止壞的用途，不就可以了？
實際上，問題遠不止那麼容易。隨著技術的加速發展，以及醫療產業與資本的關注，我們終將迎來基因編輯技術走向「大眾化」的一天。而大眾對於「好壞」的判斷，根植於社會文化中，並會作用於技術的發展。我們討論技術倫理的時候，所涉及的遠不僅僅是技術本身。
倫理的技術，還是技術的倫理？
一個技術誕生在實驗室的時候，是無法預料其處於社會環境中的「倫理」的。例如，「基因測序」在誕生之時，還是一種造價昂貴的技術，研究人員耗費數十億美元，才破譯了人類基因圖譜的「天書」。而不到20年的時間，測序晶片更新換代，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全基因組測序已經降到了1千美元以內。
圖片來源：豆瓣 《普羅米修斯 》劇照
讀懂人類的基因，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從健康層面上，人類的確更加了解自己了，諸如癌症治療、風險篩查乃至病毒識別等領域，測序技術已經無處不在。但是，基因測序技術在「平民化」、消費級的市場端，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面貌。市面上流行的消費級基因組測序，只測人們「最關心」的少量位點，價格僅在幾百元人民幣不等。在美國，對於自己「祖源」的追溯成為了消費級基因檢測產品中的一個大潮流。一個人面對測序的態度，從最初的好奇開始（「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發展到對自己身份的拷問（「我居然有10%的非裔美國人血統？」），這些話題，在美國「人種大熔爐」的語境裡，引發了一場族群認同和種族間關係的探討。
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玩味：基因測序的服務，會將自己和親屬聯繫起來。這原本是一個促銷的手段，鼓勵大家去「安利」自己的親友做測序。然而，這個技術設計，卻無意間揭開了許多家庭原本潛藏著的秘密——孩子是收養的，私生的，捐精或者代孕的……「平民化」之後的測序技術，無意間撼動了這些家庭建立在生物血緣關係上的倫理基礎，對於每個家庭，也無異於一場風暴。
這些社會和倫理的後果，或許不是技術本身能夠左右的。而技術的倫理，亦需要放到社會的語境中去消化。
荷蘭技術哲學家保羅·維爾比克（Paul Verbeek）曾經用超聲影像技術做例子，闡述了技術所帶來的倫理爭論。這一技術可以在出生以前就讓人們看到胎兒的樣子，也能讓醫務工作者提前判斷胎兒是否有畸形或者先天缺陷。這讓母親能夠決定，將有缺陷的胎兒在足月前終止妊娠（即墮胎），或者利用超聲充分判斷墮胎的風險並實施。
那麼，超聲影像技術是否促進了墮胎行為的推廣呢？它是否會因為這個倫理爭議而被保守勢力所反對呢？恰恰相反，保守勢力認為，父母在提前「看」到了胎兒之後，更能夠將胎兒作為一個獨立的「人類」來看待，或者發展出母親和胎兒之間的感知與聯繫。事實也證明，有一些母親原本選擇墮胎，卻在看到超聲影像之後放棄了墮胎的念想。維爾比克認為，談論技術的倫理並不是技術本身的倫理，而是技術的發展為倫理判斷打開了新的空間，讓人們不得不在新的「現實」中面對倫理的抉擇。超聲技術本身並不承擔倫理的判斷，而是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刻畫了被這些文化和社會所詮釋的現實，而這些現實，才是倫理需要爭辯的地帶。
同樣的，基因編輯技術本身並不能被判定為善抑或是惡。這並不等於簡單的技術中立論，也並不是將技術僅僅視為工具看待。技術的倫理，需要將技術放進它所依賴而生的社會環境中，去分析技術的形態，以及技術如何「指向」（intentionality）人們的道德與倫理判斷。
基因編輯的優生學隱喻
我們可以做一個思維遊戲：假如基因編輯技術誕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會呈現怎樣的面貌、產生怎樣的社會後果？在納粹德國的統治之下，這個技術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它和納粹德國治下的生物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科，會如何相互形塑？
這並不是說「技術無辜」、一切都只取決於使用者自身的善惡；而是人之善惡，會直接作用於技術的發展，以及技術發展之下的倫理抉擇。在一個強調「優生學」的社會，基因的「優劣」必然會被提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檢測和編輯的技術，會成為一個判定並篩選「優劣」的技術；人的基因被編輯的技術所「翻譯」出來的內容，必定會是一系列有著層級、高低並且藐視多樣性的詞彙，因而也必然會讓人們做出所謂「優勝劣汰」的道德選擇。
圖片來源：豆瓣 《普羅米修斯 》劇照
任何一個技術，都帶著這個社會文化的烙印。在一個基因決定論的文化環境下，你沒辦法說類似於基因編輯的某項技術是中立的、僅僅是用來治病的。因為它身上將會不可避免地印上決定論的印記，並被駛向對基因的「優化」之上——就像你很難在一個崇尚暴力的社會裡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辯護一般。
實際上，我們現在對於基因編輯的恐懼與懷疑，相比起一神的宗教社會對於「創造」的違背，更多是對於人人「生而平等」信條的違背。究其原因，這種矛盾依舊是某種「基因決定論」支配下對於天賦的推崇與重視。太多東西被我們視作是由基因決定的——個性、智力、樣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賦予的「基因」成為了我們個人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任何對基因的「篡改」，究竟是為了提升健康福祉還是消除疾病隱患，抑或是為了修改自身變得「強大」，這其間的界限是相當模糊的。
你「願意」被編輯麼？
不過，「基因決定論」也僅僅是社會文化中的一個位面。已經有相當多的人拋棄了決定論的觀念，也有技術倫理學家認為，基因和環境對於人的生存發展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一個基因再「優秀」的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養，依然有可能一事無成。而現有的神經科學研究也支持，人的大腦可塑性十分強大，後天的環境會對腦神經元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甚至會反映到生理層面上。例如，若是從小處在高壓環境下，成年後精神疾病的風險會大大提高。
那麼，我們能夠將基因編輯和後天環境的改變（如教育等手段）等同嗎？這會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在出生之前就被「編輯」了基因，那麼這個人對這件事情是毫無自主權力的；而教育和家庭的作用，孩子是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多多少少參與進其中。如果一對父母決定編輯掉自己孩子（當然，在基因編輯的語境下應該還是胚胎）的基因，那麼這個孩子相當於在出生前就受到了「掌控」。這件事情，在倫理道德上是正確的嗎？它是否和後天的幹涉存在本質區別？
正如前文所說，基因編輯技術本身的存在，並不涉及到倫理判斷，而是技術為相應的倫理判斷創造了條件，讓人們將技術拿到某一個社會文化中進行裁決。基因編輯技術，將未來小孩的「自主性」（agency）擺到案板之上，任由父母進行選擇，而選擇行為是否存在倫理問題，也遠不是非黑即白的。
例如，現有的試管嬰兒技術（IVF）允許父母從數個受精卵裡面「選擇」質量比較好的一個進行移植。這種選擇是否算是「對自主性的裁決」？甚至說女性根據自己的意願，在精子庫裡選擇未來孩子父親的身體特徵（例如頭髮顏色、眼睛顏色、身高等等），這算不算是「人工選擇」？這些選擇和基因編輯當中的「選擇」，是否可以同日而語？如果是的話，分界線應該劃在哪裡？
在不同的文化中，對於一個人「自主性」的裁量也是不同的。我們可以想見的是，在一個家長制佔主導的文化中，父母會更加願意操縱自己小孩的命運，為她/他決定人生的前途，他們或許也會更加接受自己小孩的基因可以在出生之前就被操控。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基因的「選擇」與「優化」或許會被抬高到一定地步，擁有更加廣泛的市場——也更加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因此，審視基因編輯技術，除了審視技術本身的倫理後果之外，也需要審視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會有怎樣的倫理判斷——比起技術本身，技術被詮釋的面貌或許更加耐人尋味。
我們應該透過技術看見什麼？
同樣的，透過技術的隱喻，我們勢必要看到技術之下的真實，以及被技術所左右的個體。在技術樂觀主義的驅使下，人們往往會忽略任何一個具體的技術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忽略真實的個體在技術車輪下的命運。
實際上，CRISPR 技術目前仍然處於非常初級的發展階段。它相當於是把細菌的「免疫系統」當做「剪刀」，剪斷外源DNA的特定片段；而這把剪刀目前的精度和可操控性是十分局限的。就好比一把不趁手的刀，拿去剪什麼、剪哪裡，目前還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剪到手——這或許是當下的倫理最需要考慮的事情。無論如何，被賀建奎們所「編輯」的嬰兒是無辜的。在他們手中的技術，並不是倫理道德的選擇，而是名利和冒險的驅使。或者說，在一個畸形的學術環境中誕生的技術，社會與文化上的考量通常會屈居於具體的利益，毫無疑問，這必定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倫理問題。這種尚不成熟的技術，在技術樂觀主義的驅使下，必然會使更多的個體淪為受害者。
技術帶來的倫理判斷，並不能和技術本身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的位置分開。社會文化會左右一項技術的發展，而社會文化帶來的對技術的隱喻，自然而然地會放大一些問題，掩蓋另一些問題。我們對於技術的判斷，對於技術前景的分析，必須要釐清其發展的節理，並思考「我們需要從技術中獲取怎樣的社會」。我們想要一個以基因判定優劣的社會，還是一個尊重多樣性、尊重個人發展、重視後天環境的社會？我們想要一個技術與社會協同發展的社會，還是被技術及其背後的權力和資本所驅動、無所不用其極的社會？
畢竟，在未來，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與技術更加深入地結合，我們的生命亦將會與技術相互嵌入。我們會依賴於各種各樣的技術，去延伸我們的感官，去為我們詮釋這個世界，並讓我們做出各種各樣的選擇。在拷問一個技術是否道德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自我審問，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中對於技術的理解——基因編輯，對於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怎麼看待基因？怎麼看待人和基因之間的關係？只有釐清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正視技術真正的角色，才能更好地與「後人類」時代被技術所形塑的自我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