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中大何善衡工程大樓五樓 2018-9-25
在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讀博期間，每次做完實驗，經過五樓天橋去宿舍或是飯堂，曾無數次路過那尊高校長的雕像，也曾看到高太在網球場渾汗如雨的場景。在校期間，這一切似乎是稀鬆平常，他的事更像是一個傳說，輕輕的縈繞在我們的周圍。
畢業近兩年後，聽到老校長去世的消息，也才逐漸想深入了解下這位偉大的光纖之父。深入了解後，不僅是學術上的敬仰，更加欽佩於老校長對於大學生們寬厚的態度以及真正教書育人的品質。
看這篇簡要的高錕自述前，懷著敬重與學習的態度，冒昧的簡單的總結下。
老校長在1933年生於上海一個家境優渥的家庭，家住法租界的他比較幸運，不僅免於戰亂的幹擾，更受到收到了良好的教育，這為他後來的成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而後，他在24歲，在英國倫敦Woolwich Polytechnic（現為格林威治大學）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後進入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同時開始在UCL讀博（此段生平來自維基百科），於32歲博士畢業，在其博士與工作期間，發表了影響世界通訊的論文，並與愛人結婚；37歲受邀香港中文大學籌辦電子系，54歲擔任香港中文第三任校長。
高錕的對光通訊的巨大貢獻，主要在他的30歲左右完成，也許是在世界級企業工作以及博士研究的同時進行，促使他做出了有巨大實際應用價值的研究。而這一切的產生卻是自然而然，可以看到，他並沒有囿於年齡方面的壓力與困擾，也並不是像現今很多知名教授與科研明星年一樣年少成名，更多的是厚積薄發，水到渠成。
我想，雖然可以說他是幸運的，但他的經歷這些對我們現今的科研工作者來說或許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吧。
以下是正文 (源自諾貝爾獎官網，DeepTech 整理)：
昨日，「光纖之父」、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高錕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辭世，享年 84 歲。
高錕於 1933 年生於上海，1948 年移居香港；1954 年赴英國攻讀電子工程，於 1957 年獲學士學位，於 1965 年獲博士學位，於 1970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籌辦電子學系並擔任系主任，於 1987－1996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高錕在 2000 年被《亞洲新聞周刊》選為「二十世紀亞洲風雲人物」，於 2009 年因其早年在光纖領域所做的突破性研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圖丨高錕（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以下為高錕於 2009 年獲諾貝爾獎後發給諾獎委員會的自述：
高家最早住在上海附近金山區的張巖鎮，高家在當時擁有土地，算是那個年代生活比較富裕的家庭。高家每一代中的男性繼承人都會受到具有時代特色教育，但我對我們家老一輩人的了解卻僅限於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高吹萬是一位文學家，以其所創作的優美詩歌而聞名，他同時作為一位儒家學者，也是一位書籍收藏家。祖父曾是「南社」的重要成員，南社在 1911 年中國發生革命期間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推翻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家族裡的其他成員也曾在「南社」內積極活動。現在的張巖鎮有一座展示了祖父的作品和事跡的博物館，從他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他確是一名自由主義者。
圖丨1942年，高錕、他的弟弟和堂兄弟在中國上海。左起第二位為小時候的高錕
祖父一共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我的父親高春信是家裡的老三。當時，隨著近代曙光照到中國，祖父的孩子們也接受了相對現代的教育。父親在上海接受了良好教育後，去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學習了一年。我父親在臨行前（去美國）被安排與家族於社交圈內所結識的另一家族的女性結了婚，她來自一個同樣現代的家庭，並受過良好的教育，還是一位詩人，但她當時被留在國內等待丈夫歷險而歸。
當時，中國僅有少數幾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後裔敢冒險出國到像巴黎、倫敦和紐約這樣的地方進一步深造，而當他們回國時，也會受到十分熱情歡迎。
從美國回國後，當時年僅二十多歲的高春信被任命為法院中負責國際法的一名中國法官，與來自西方國家的現任法官成為同事，這一任命也讓他和他的年輕妻子搬到了上海居住，在並融入了上海的社交生活。
這對夫婦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是一個女兒，於第一個孩子出生兩年後又生了一個兒子，但都不幸在麻疹疫情中病逝，大的十歲，小的八歲。母親骨瘦如柴，外表細膩脆弱，分娩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在悲劇發生後的幾年裡，她一個接一個地流產，但終於在 1933 年生了我，一個健康的孩子，而在我出生四年後，我的弟弟蒂莫西（Timothy）也出生了。
由於父母於早年失去了兩個孩子，我和弟弟過著非常養尊處優的生活。保姆悉心照料，但父母忙著參加晚宴和社交活動，因此我們只在每日 daily royal audience 時遇到他們。後來，家庭教師來給我們上課，基本的課程計劃是學習著名經典著作「四書」，我和弟弟從中學會了通過記憶來背誦，還有另外一位導師教我們英語。
在我十歲時，我被送到了學校。第一次上學時，司機載我到了學校操場後讓我下車，他告訴我要等一下，有人會告訴我去哪兒。我當時還從未見過如此多的孩子在人群中睜大著眼睛並瘋狂奔跑的情景。
後來鈴聲響了，操場很快就變得空蕩蕩的，但我還是等在那裡。這時，一位善良的女士出現了，帶我去了我的班級。或許是由於在家跟家教學習，或是正式開始上學的時間比較晚，或是父母過于謹慎和保護性的教養，但無論是因為什麼，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健談的人。作為一個成年人，我並不總是習慣於那些帶有「閒聊」性質的社交聚會，我想這一定是源於我父親溫柔的本性。
圖丨1942年，小高錕（左二）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我在上海就讀的小學由在法國接受教育的一名學者建立，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小學。當時先進家庭的孩子們都在那裡就讀，其中包括一位知名男子的兒子，該男子被認為是當地黑社會的老大！
而在我上學那會，我們家已經在法租界內有了一套房子。租界指的是那種建立於城市中，但主權歸屬西方強國的區域，一般不受租界外的戰亂影響，在當時飽受貧困折磨的中國裡可以算是天堂了。當地人稱租界地區為十裡洋巷，而由於主權歸屬西方國家，日本人在 20 世紀 30 年代入侵中國時，租界地區並不在攻佔範圍內（註：侵華日軍於珍珠港事件後佔領了租界，但為籠絡人心在佔領後實施了所謂的「懷柔政策」，使當時租界區的生活水平遠高於其他日佔區）。
我們家由此免受戰亂的影響，但戰亂讓法院關了門，也讓社交聚會變得越來越少，父母也因此能有更多的時間待在家裡。在此期間，我們經常一起玩橋牌或其他紙牌遊戲來打發時間，這增進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然而，與抗日戰爭的勝利並未帶來和平。很快，與國民政府作戰的人民解放軍（原文用的「紅軍」）就打到了城門口。我們經常在一起打橋牌的家庭遊戲時間討論以後在哪生活的話題，當時我們考慮了各種選擇，但父親最終還是決定離開上海，搬到重慶，或是投奔臺灣的親戚，或是投奔香港的親戚。
1948 年，在簡單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後，我們一家人在灰暗陰霾的雨天中登上了一艘駛出上海的船。我看著外灘著名的海濱景觀慢慢逝去，而這也是此後很多年間我最後一次看到家鄉。
在臺北短暫逗留了一段時間後，我的父親終於被說服，同意香港將會是一個更好的避風港。在母親在香港的親戚的幫助下，我們家住到了一間小公寓裡，我和我弟弟就讀於聖約瑟夫學院，我們的堂兄弟也在那裡學習。由於英語是首選的教學語言，因此當地的粵語並不是必需的，而我從未覺得有必要去學習粵語的發音。
在我父親 48 歲時，他覺得他自己太老了，無法參加能讓他有資格在香港執業的司法考試，但他後來擔任了一家公司的法律顧問，並在當地大學教授一些中國法律課程。他當時在香港被稱為是中國舊法律的解讀專家，而當時仍存在一些與家庭遺產有關的或是其他事項需要此類專家的意見。
圖丨1938年，高錕與他的弟弟
我的學習成績很好，但在我於聖約瑟夫學院學習的五年裡，我並未過參加過太多體育運動。我當時的同學現在提起我來，都說他們記得我是一個安靜的人，沒有參加男孩那種莽撞的玩耍活動。我在學校預科考試中幾乎全得了 A，這使我有資格申請進入香港大學學習。然而，戰爭結束後的大學仍處於混亂狀態，並非所有院系都在運作。我當時希望學習能電氣工程，而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的分點幫了我很多，最終，我於 1953 年登上了開往英格蘭的 P＆O 輪船。
到了英國後，我就讀於倫敦伍爾維奇理工學院（Woolwich Polytechnic），並參加了 A-level 考試。我很輕鬆就通過了考試，但後來還是選擇留在了伍爾維奇攻讀學士學位，而不是申請進入其他更有聲望的倫敦院校。我於 1957 年獲得電氣工程的理學學士學位（a B.Sc.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當時英國大學的學位有一等、二等、及格和不及格四種類別，我由於當時在網球場上花的時間比在讀書上花的時間多，所以獲得的是二等學位。
當時，資助我的學習對我父親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我有必要在畢業後立刻找到工作。我加入了位於泰晤士河對岸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的英國子公司 Standard Telephones＆Cables（STC，標準電話和線纜）的一家工廠。作為一名實習生，我在一年的時間內在不同部門輪流工作，最終因個人喜好決定在微波部門工作。在工廠工作了兩年後，我覺得是時候繼續前進了，於是便申請了拉夫堡理工學院的「講師（lectureship）」一職。
在 STC 工作的三年裡，我結識了 Gwen，她是一名工程師，在我辦公區樓上的實驗室工作。之後，她和我開車到拉夫堡去面試，在面試後我得到了講師的工作，我們隨即開始在拉夫堡物色一棟房子作為新家，在找到了一棟新建的房屋後，我們用存款定下了它，然後便開車返回倫敦將我們所做的決定告知公司。
然而，當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已經注意到我對於微波項目的貢獻，並覺得公司不應失去我這樣的人才。公司隨後提議讓我轉到 Harlow 的研究實驗室 STL 工作，同時為了使我留下的，公司也為 Gwen 在 Harlow 安排了一份工作。拉夫堡的有關事項也會得到解決，公司安排了律師，以讓我們買房的押金得以退還。我接受了公司的提議，並在此後的三十年裡一直在 ITT 公司工作，工作地點輾轉於英國、美國和歐洲的各個地方。
到了 1967 年，我的父母移民英國與我們一起生活。他們當時都已 60 多歲，但仍能獨立生活。當時，他們倆當時很高興能見到於 1961 年出生的孫子和於 1963 年出生的孫女。
圖丨高錕在中國上海的老房子
1970 年，香港中文大學（CUHK）來電，詢問我是否願意回校構建電子系。STL 起初同意我休兩年假，隨後又準許我休假四年，我也因此能看到第一批電子系的學生畢業，並有時間建立了電子系研究生項目。在 1970 年至 1974 年的這段時間裡，每年的夏休我都會返回英國的 STL，以跟上光纖領域的研究發展，而這也讓我有機會能定期看望留在 Harlow 的父母。
到了 1974 年，我於 1966 年發表的那篇（現已著名的）論文內所闡述的項目已進入前期開發階段。這一項目隨後帶起了一個以徹底改變全球的電信系統為目標的行業，ITT 則希望我回到公司，成為公司新戰略團隊的一員。
因此，我們搬到了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Roanoke）的 ITT 工廠附近居住。我被提拔至首席科學家，在電光產品部擔任副總裁兼工程總監。我在美國工作期間繼續前往世界各地的其他研究實驗室，討論工作進展，鼓勵他們的工作，並及時了解行業前沿的發展方向。這段時期的我十分忙碌，導致我總是有機會出差到英國拜訪我的父母。
1976 年，我母親去世了，享年 76 歲。我的父親曾在此後來過一兩次羅阿諾克，但他更喜歡他在英國的生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最後，直到他 80 歲那年，當我再次搬回香港時，他才搬來與我們一起生活。
圖丨1965年，當時年輕的科學家高錕在英國 Harlow 的標準電信實驗室進行光纖早期實驗
到 20 世紀 80 年代，光纖被大量鋪設在世界各地，通信能力呈指數級增長，光纖行業也已從一個新興產業發展成了一個大行業。1982 年，我被任命為 ITT 的執行科學官（Executive Scientist），負責掌管公司所有的研究和開發項目。我隨後便搬到了美國康乃狄克州的高級技術中心附近，這是一棟專門為研發部門蓋的大樓，我在那裡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認為對 ITT 重要的事。為了探索光學通信技術的極限，我開創了太比特光電子技術項目（Terabit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Project），研究傳輸容量可達到每秒萬億比特（terabit）的技術。該項目涉及由十所大學和機構組成的一個聯盟，目標是研發出比當時最先進的技術高出三個數量級的信息傳輸技術。到了 1985 年，我被任命為 ITT 的企業研究總監，在此期間，世界上源自創造性思維的許多創新正在不斷發展，以充分利用信息傳輸能力的增長，比如網際網路的誕生。
1986 年，香港中文大學再次來電，這次是讓我接受大學校長的職位，合同始於 1987 年。在英國術語中，這個職位被稱為 Vice-Chancellor。
當時，ITT 公司開始將美國所有的技術部門出售給法國企業阿爾卡特，這也可以算是我回到香港的另一個原因。不得不說，與一起共事了 30 年的同事分別，確實令人悲傷。
我花了九年時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對於香港來說，這是一個有趣且充滿挑戰的時期，它既在為中國恢復主權做準備，也在積極建設高等教育，其高等教育行業在此期間迎來了巨大的擴張和質量提升。在那些年裡，我尋求建立一項研究課題來作為學校工作的一部分，與美國和英國的許多領先的機構建立聯繫，與最好的機構競爭，提升大學的名望。我對工程學院的成立感到特別滿意，信息技術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年來，我們還建立了教育學院。許多研究機構也應運而生，大學的還建立了第四所本科生院，規模可以說是是翻了一番。
我在大學的職責是為人們的成長創造空間。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營造一個人們想要主動承擔責任的氛圍，這使得大學能夠整體發展：每個人都會為學校貢獻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責任，而大學內的環境也允許他們這樣做。我在適當的時期為大學裡的人才營造了發展空間，讓人們能因此進一步的發展自己的能力。
高等教育部門的迅速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資金增加，使我們能做很多事情來讓香港中文大學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其中，最令人滿意的變化是校園裡的學術氛圍，人們會因相信某些事很重要的信念而鍥而不捨的進行研究。
當時我的建議被採用或許很順勢，我參與解決了校園內的技術問題，特別是在信息技術方面，我參與了在香港建立網際網路的工作（當時對網際網路還覺得很新奇，雖然現在也是），並促進了香港科學園的設立。
而就在我從大學退休之前，我父親於 1996 年去世，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前一年。我父親的骨灰被帶回英格蘭，與我的母親一起被安葬在了 Harlow 的一個墓地裡。在東南亞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巡迴演講後，我留在了香港，成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在此期間，我被任命為多家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到了 2009 年，我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居住，離我的兩個孩子近了些。
圖丨高錕早期對沙子的性質著迷
一些源自童年和工作中的有趣經歷：
我在租界內上小學時曾有一次在教室裡與同學 Lo 打了架，由於當時我們用的是寫書法用的紙筆，我們便互相用黑色墨水攻擊並塗抹對方的臉和手，這可把老師嚇壞了。我母親當時警告我說 Lo 是一個壞人的兒子，要我小心不要再和這個男孩打架。我們當時唱法國歌曲，書法老師在課堂上也經常鼓勵我們，如果這個筆畫寫的很好，老師會用一個紅點標記。但如果寫的不太好，老師則會標兩個紅點！
我在小學裡結交了一個喜歡和我一起玩的好朋友，我們讓司機買了各種各樣的化學品。通過閱讀科學雜誌，我們一起試驗並用磷製成泥球，扔給流浪貓狗。泥球會爆炸爆炸，嚇跑動物！我會自己製作從普通的玻璃瓶到漏鬥和燒杯等所需的實驗用具。我有一瓶氰化物和濃酸，但有一天，當我將瓶子內的硝酸煮沸時，瓶子發生了爆炸，濃酸液體濺到我弟弟的褲子上，將布料完全燒毀，但所幸我弟弟本人並未受傷！我的父母當時非常憤怒，沒收了我所有的化學品，包括氰化物，直到現在我還不清楚他們當時是怎樣處理掉這些化學品的。
還有一天，我父親用帶回家了一些放在一個大圓盤上的黃色食物，他告訴我們說這是外國人吃的「奶酪」。當時，城內食物供應短缺，所以我們吃了這些奶酪，但這種食物的味道確實很好笑。
當我們到房子外散步時，有時會經過一座高大的建築物，有日本士兵站在門口把守。父母告訴我們，經過時要向士兵鞠躬，若有人在裡面被殺則要快速走過。
當時與日本的戰爭進行的很激烈，當我們蜷縮在辦公桌下時，我們可以聽到從外面傳來的戰機混戰的聲音。有時，從辦公桌下透過窗子往上窺視，我甚至可以看到美國飛機正在日本飛機後面緊追不捨！
雖然最終離開上海時確實很讓人難過，但我那時已經十四歲了，準備好了迎接新的冒險。
隨著我們在香港安定下來，我便開始在香港上學，但發現香港學校的課業非常簡單。有一次，班級組織實地考察，但有一組同學在山上迷了路，他們在山上一直呆到了天黑，因為據說只有人們只有在天黑後才能看見「老虎」。我當時並不在那個小組，但現在每當我們舉辦一次班級聚會時，當時屬於那組的人都會把他們的冒險與興趣和笑聲聯繫起來。
在前往英國學習電氣工程的船上，我和另外三個人共用一間小屋。其中兩人為香港政府工作，前往英國參加一些與他們工作有關的課程學習，比如氣象學和汙水處理相關的課程，另外一人則是一名數學教授。在為期六周的海上旅行中，教授教了我一些量子力學，他還經常照顧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年輕學生。當我們在新加坡停留時，他告訴我們要吃熱咖喱並用啤酒給高溫食物降溫，並將我們護送到了他新加坡朋友的家。
當時我十九歲，還從未離開過我的家人，這一切都是一種新的體驗。在航行途中，我把腳放在賽義德港的土地上，這樣我就可以告訴自己我曾去過非洲，而當船駛過直布羅陀海峽時，我便可以說是遙望過歐洲和撒哈拉沙漠，為英格蘭找到了一片灰冷大地！而在我當時也沒想到說再次見到父母時已是十一年後。
英國文化協會的工作人員在 Woolwich Poly 附近的 Plumstead Commons 的一所房子裡找到了我，並為我安排了住處。房東太太的房子很大，有好幾個房間。當時我們都在房東太太的嚴厲注視下一起吃早餐和晚餐。由於當時戰後食物供給不足，晚餐吃的肉片很薄，以至於它們在光照下居然是透明的！而每天在這樣一頓「稀飯」之後，我們都會為呼吸一些「新鮮空氣（fresh air）」為由外出，但真正的外出原因其實是購買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英國國菜），而那時習慣一直留到了現在，我至今仍然喜歡吃炸魚薯條。
1957 年從理工學院畢業後，我加入了 STC，每天都要穿過泰晤士河下的隧道去上班。我的第一個項目是建立一個放大器，我首先找出書來研究這些理論。結果有一次我的老闆恰巧經過，要我把書拿走，他說學校的工作是鍛鍊大腦，使其能夠聰明地思考，但我沒必要對現有理論進行更多的改造！
我在工作期間遇到了我的妻子，她是線圈部的一名工程師。我們在 1959 年結婚，並在 1961 年生了一個兒子，1963 年生了一個女兒，而那時我們已經住在 Harlow，在 STL 工作。
研究的項目令人著迷，我在 1966 年發表了著名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論文，「用於光學頻率的介電纖維表面波導（Dielectric-fibre Surface Waveguides for Optical Frequencies）」，我當時從事的研究則在接下來的 20 年內催生了一個全新的產業。
有人曾問我這個想法是不是曾住腦中突然閃現。我畢業後一直從事微波傳輸工作，相關理論和目前的局限都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們需要更多的帶寬，因此我常不斷思考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
用玻璃傳光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想法，當時該想法一直被用在娛樂、裝飾和使用玻璃棒照明的短距離手術中，但在電話所需的長距離上我們還無法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穿過一根玻璃棒的光線在幾英尺內便會消失，當時許多研究實驗室尋找遠距離玻璃傳光線的工作都遇到了瓶頸，但媒體同期的報導卻讓公眾越來越期待新技術能為生活帶來的變化。
我最終鼓搗明白了導致光線無法穿透玻璃的原因，而隨著 20 世紀 50 年代雷射器的發明和隨後的發展，我們也擁有了理想的光源，可以數字流（由 0 和 1 構成的數列）的形式發射光脈衝，數字流中的 0 和 1 則由脈衝的關閉和開啟狀態來表示。
好的想法並不總會突然閃現，你需要花費時間，經常思考並辛勤地不斷將想法付諸「實驗與錯誤並存」的實踐獲得它們。
Ideas do not always come in a flash, but by diligent trial-and-error experiments that take time and thought.
Awards and Distinctions Received by Charles Kuen Kao1. Morey Award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in 1976. Citation: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gla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Stuart Ballantine Med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U.S.A., in 1977. Citation: for conceptual work on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3. Rank Prize of Rank Trust Fund, U.K., in 1978. Citation: for pioneering work in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
4. Morris H. Liebmann Memorial Award of IEEE, U.S.A., in 1978. Citation: for making communication at optical frequencies practical by discovering, inven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terial, techniques and configurations for glass fiber waveguides and, in particular, for recognizing and proving by careful measurements in bulk glasses that silicon glass could provide the requisite low optical loss needed for a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5. L.M. Ericsson International Prize of Ericsson Foundation, Sweden, in 1979. Citation: for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ong distanc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optical fibers.
6. Gold Medal of the Armed Forces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U.S.A., in 1980. Citation: for contribu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to military communications.
7. Alexander Graham Bell Medal of IEEE, U.S.A., in 1985. Citation: fo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8. Marconi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the Marconi Foundation, U.S.A., in 1985. Citation: for contributions toward a revolution in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 form of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9. Columbus Medal of the city of Genoa, Italy, in 1985. Citation: for significant scientific discovery.
10. C & C Prize of the Foundation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er Promotion, Japan, in 1987. Citation: for pioneering work in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11.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85. Citation: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s.
12. Faraday Medal of IEE, U.K., in 1989.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continuing outstanding work on optic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early work on establishing the 70 feasibility of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defining the parameters involved.
13.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New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U.S.A., in 1989. Citation: for contribution to the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t resulted in practical low loss optical fiber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14.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in 1990. Citation: for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opto-electronic techniques for communication.
15. Degree of Honorary Doctor, Soka University, Japan, in 1991. Citation: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culture.
16. Doctor of Engineering, Honoris Causa,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in 1992.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17. Gold Med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SPIE), U.S.A., in 1992.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and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s.
18. 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CBE), in 1993. Citation: for his distinguished academic career and his pioneering work on optical fibres
19.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in 1994.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field of telecommunications.
20. Gold Medal of Engineering Excellence,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WFEO), in 1995.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and development in fiber optics which have deep significance for all mankind.
21. Do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in 1995.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learning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22. Japan Prize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of Japan, in 1996.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wide-band, low-loss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s.
23. Prince Philip Medal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U.K., in 1996. Citati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invention of the optical fibr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or his leadership in its engineering and commercial realization; and for his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24. Doctor of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Honoris Causa, The University of Padova, Italy, in 1996.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field of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25.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University of Hull, U.K., in 1998.
26.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Yale University, U.S.A., in 1999.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his achievements as an inventor and an educator.
27. Charles Stark Draper Priz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U.S.A., in 1999. Cit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ion and invention of optical fib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made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possible.
28.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in 2002.
29. Doctor of Science, Honoris Ca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in 2004.
30.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Sweden, in 2009. Citation: for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concerning the transmission of light in fibers for optical communication.
-End-
參考：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2009/kao/auto-biography/
追思「光纖之父」，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高錕自述
駿誠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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