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國大歷史的影響下，在中華文化規律的支配下，沿著中華文明的方向向前發展。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也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歷史上有三次，周敦頤時期、王船山時期和曾國藩時期，湖湘文化返本開新，開拓創新，回答了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和重大問題，推動了中華文化的與時俱進。
「屈賈之鄉」與楚漢文化
在先秦和兩漢時期，湖南相對偏遠和落後，人口比較少，沒有形成獨立的行政區，湖南文化只是楚文化和漢文化的一部分。湖南本土當時沒有出現重量級的文化代表人物，我們把屈原和賈誼當作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把湖南稱作「屈賈之鄉」。曾國藩在《湖南文徵·序》一文中，把屈原當成湖南人文的始祖。兩漢董仲舒「獨尊儒術」，對湖南的影響不大；賈誼對湖南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也沒有形成氣候。況且，由於經學的引導，漢學對儒學本身的發展作用有限。
由於當時偏遠的位置和潮溼的氣候，秦漢以來，湖南成為朝廷流放貶謫官員和士人的目的地。屈原、賈誼開了個頭，也為湖湘文化的形成開了個頭。唐宋時期，由於貶謫或其他原因到湖南的人越來越多，數百位知名的文化人和官員到了湖南。他們的精神和文字，成為湖南寶貴的精神財富。湖南近代學者李肖聃創造了一個詞，叫做「流寓文化」。柳宗元、劉禹錫、王昌齡、秦觀、滕子京等等，以及杜甫、李白、韓愈、朱熹和一大批到湖南的為官者和旅行者，包括一些大書法家，都成了「流寓」湖南的文化人。以至於範仲淹說，「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陸遊說，「不到瀟湘豈有詩」。毫無疑問，「流寓文化」客觀上大大加強了湖南與全國文化的交流。
道家文化作為楚漢文化基因，與湖南本土的「蠻」文化一道，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李澤厚先生說中國文化有一個「巫傳統」，根源在湖南、湖北，「楚辭」傳承了巫文化的大量信息。「巫」即「道」，楚地為道文化之根。歷史上有一種說法「亡秦必楚」，劉項皆為楚人，老莊亦是楚人，所以亡秦是楚。影響深遠的楚文化是通過漢文化、道文化到湘文化的脈絡延續下去的。到了隋唐，佛學盛行，湖南跟全國一樣，出現了佛家發展的興盛時代。長沙、南嶽建設了大量寺院，禪宗對兩湖、兩廣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道佛的流傳成為後來「理學」沉澱於湖湘的土壤，道佛思想成為湖南與中原和全國聯繫的紐帶。後來的周敦頤也證明了這一點。
「吾道南來」與「道南正脈」
宋朝時期，湖湘文化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從魏晉南北朝到安史之亂、五代十國，中國北部和西部的不安定因素使得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傾斜，到了宋朝，邊疆防禦不力，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地襲擾，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期戰爭和動蕩引發民族文化焦慮，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融合碰撞，激發了河南、陝西、湖南和福建等地的文化反思，濂洛關閩諸學派興起，開闢了儒學的新階段。文化資源轉移到南方，湖湘文化得到發展的機遇，湖南加入了這場歷史性變革，對中華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經歷了幾百年動蕩不安，國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安定；儒、佛、道三種文化長期並存，彼此競爭，儒家文化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佛道關注個人的生命狀態和精神安頓，吸引了眾多精英和民眾，儒家更注重群體和整體，也就是「家」和「國」，關切「天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既要融合吸收佛道思想，又要沿著華夏自古以來的正道前行，如何進行文化方向的理性選擇，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創新，歷史的課題擺在了唐宋思想家的面前。從唐朝韓愈、李翱開始，理學之光已經來到了地平線。北宋時，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湖南人，一個「些小」縣吏周敦頤，破除了中國千年之暗，讓中華文明柳暗花明，讓「理學」的旭日躍出了地平線。
周敦頤吸收了佛道的精華，給儒學裝上了哲學的車輪，讓孔孟之道古老的價值和秩序體系有了宇宙論、人生論的基礎，儒學看起來不再是道德倫理觀念的集合，而是豐富堅實的哲學體系，由於回應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問題和重大問題，使儒學主導地位得以建立，儒學不僅僅可以在行為上遵循，而且可以在意義上信仰，從此中國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有了皈依和安頓。
這個升級和成長很快顯示出它的生命力，不僅為統治者所青睞，也為廣大士子所接受，儒學從根本上符合中國農耕社會家國倫理的要求，理學對佛道的包容與融合，滿足了精英和普通百姓的生命關切，廣大人民也能接受，所以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湖湘學派開創者胡宏盛讚周敦頤「綿聖傳於不墜，振道統於中興」，上承洙泗，下啟洛閩，是一個「連接」兩頭的關鍵性人物。清人黃百家則指出：「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在周敦頤以前，從屈賈開始，一直到唐朝，將近千年的時間，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襁褓中的一個孱弱的嬰兒，直到周敦頤出現，湖湘文化傳承發展了中華文化的「正脈」，一躍成為中華文明的「長子」。理學的產生，不是周敦頤一個人的功勞，也不僅僅是湖南的貢獻，那是一個群體，那是一個時代，那是一個運動，一個文明的升華。濂溪的「破暗」，二程的「吾道南來」，「湖湘學派」的興起，一直到張栻、朱熹、張載，多麼強大的陣容!那些思想巨人都和湖南關聯在一起，理學風雲際會於湖南。「湘學」也開始了自己文脈的整理和學術的傳承。
這個時候，湖南的書院文化開始崛起，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全國四大書院湖南佔了兩家。嶽麓書院，公元976年開始，弦歌不絕，成為名副其實的千年學府；而且由於嶽麓書院的帶頭作用，湖南各道府州縣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並迅速連成網絡，成為理學在湖南學術研究和傳播體系，成為湖南的教育體系，形成了理學濃厚的氛圍和深厚的積澱，湖南成了中國理學重鎮和義理之鄉。所以後來人說，「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並不完全是湘人自誇。湖湘文化後來居上，幾乎與中華文化、儒家文化，處在同一個高度和同一條軌道上。
「攬道學之始終」與「別開生面」
明朝為了抵禦蒙古，朱棣遷都北京，政治軍事的重心逐漸向北移動，廣大北方的安頓和復興，使南北發展相對平衡，湖南的地位下降。明清時期，沿海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各省，工商業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市民文化興起。從明朝開始，天主教的影響，不僅到了東南沿海，也到了北京，衝擊著古老中國的傳統文化。明朝中葉以後，王陽明的心學興起，思想出現了多元多樣的苗頭。
湖湘學術在明朝比較沉悶，僅有李東陽的茶陵詩派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看起來湖南學術似乎有些保守，有些孤獨，其實這個「保守」正是對「道南正脈」的堅守，對理學的堅持和創新。湖南讀書人群體深耕細作，宋元埋下的理學種子在湖南成長為參天大樹，日後成為中華學術的棟梁。三百年湖湘理學厚積薄發，孕育了明清之際的王船山思想。後來，譚嗣同說王船山：「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明朝為什麼會亡？有人從文化上追究原因。宋元明幾百年裡，中國是在理學之光籠罩之下度過的。明朝統治者強化了皇權專制的同時，強化了專制主義的文化政策，強化了理學的壟斷地位，導致理學僵化虛空。明成化年間，實行「八股取士」，理學與科舉結合，禁錮知識分子；從方孝孺開始的慘烈的文字獄和剪除功臣運動，讓明朝官吏走向虛偽和腐敗。強調「內聖外王」的理學，不僅日益疲乏無力，而且成為裝飾諂媚的工具。王陽明的出現是對理學的調整。他強調主觀能動性和個性的力量。「心學」解放了心靈，也為隨心所欲開了方便之門，客觀上削弱了理學的約束性，所以有人把明王朝的崩潰歸咎於「心學」。朱熹和王陽明都拿官員沒有辦法，吏治是明王朝崩潰的基本原因。
明清之際，天崩地裂，國破家亡。思想家力圖找出理學存在的問題。王船山說「六經責我開生面」，就是這個意思。他滿懷孤憤，披肝瀝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著述四十年，經史子集，返本開新，讓儒學、儒家文化別開生面。如果說周敦頤解決了宇宙論、人生論、天道人道的問題，那麼王船山進一步解決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他的認識論方面，把世界的物質性、客觀性，放在優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對朱熹和王陽明做出批判，這個批判讓思想從空中回到地面上，回到現實生活中，是真正的「別開生面」。在方法論上，他強調「變」，他幾十年研讀、解讀《周易》，不斷地對《周易》進行思考闡發；他看到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人在變，他提出「趨時更化」，不僅僅要與時俱進，而且「道隨器變」，要與時代一起變化。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關係上，他強調「經世致用」，堅持認識論與方法論統一，理論與實際統一，人生與事功統一。他帶有唯物和辯證傾向的思想，已經觸到了現代哲學思想的真諦，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遙相呼應，成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先驅；在此基礎上他產生了民主、民權的思想，平等、均權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氣節和民族思想，給了轉型應變的華夏民族以強大的思想武器，這個武器在近代歷史轉型中發揮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與中華文化同頻共振。王船山的哲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歷史性的總結，也對後來中國的思想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周敦頤和王船山，有什麼共同點的話，就是他們返本開新、守正開新。返本也好，守正也好，都是堅持，都是堅守。他們堅守了中國文化的正道、正脈；他們「開新」、創新，勇敢地發起了思想的變革，推動中華文明前進。兩個湖南人，周敦頤和王船山，相隔六七百年，一個是理學的開山祖，一個是理學的總結者，似乎在證明湖南在理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郭嵩燾說：「蓋濂溪周子，與吾夫子，相去七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亙湖湘而有光。」揭示了周敦頤和王船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這一觀點得到了當代學術界的公認。
湖湘理學與近代變革
19世紀中葉，世界和中國發生劇變。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激化了中外矛盾和內部矛盾。這個劇變是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展現出來的。太平天國進入湖南，給了曾國藩和湘軍一根阿基米德的「槓桿」。湘軍打敗太平天國，挽救大清王朝，擁有扭轉乾坤的功勞。勝利後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勢力、實力、聲名不可阻擋。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興將帥，什九湖湘」，數百名高級文人和軍事將領構成的龐大湘軍集團，佔據省部各路要津，後又衍生出淮軍集團，互相呼應，影響朝局，貫穿晚清。
我們回首晚清七十年，尋找在黑暗中舉起火把開拓前進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處的政治家。不是嘉慶、道光、鹹豐、同治、慈禧、光緒，而是曾左胡彭率領的一群湘籍士人。美國漢學家芮瑪麗評價晚清「自強」運動：「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裡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
晚清歷史轉變的關鍵人物曾國藩是他們的代表。時人曾經評價，曾國藩以學術立身，深諳理學原道和經世學問，心懷濟世救時、勤王衛道的志向，有修齊治平、建功立業的準備，有內聖外王、追比聖賢的抱負，勇於實踐和獨創，艱苦卓絕、逆勢而行，沒有他就沒有湘軍。曾國藩憑什麼創造歷史奇蹟呢?曾國藩和湘軍取勝的法寶是那個在湖湘大地上盤桓了七百年的「理學」幽靈。
「湖湘理學」有四層意思，第一層，它是理學，從「六經」開始，孔孟程朱的道學傳統得到繼承。湘軍倡導「忠義血性」，以「仁」「禮」治軍，湘軍集團也是一個理學的學術群體；「理學」武裝的湘軍，成為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軍隊。第二層意思，它是理學的湖湘闡述，即所謂「道南正脈」。從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胡宏到王船山，既區別於程朱，又不同於陸王，湖湘理學更重視宇宙的物質性，「氣本論」強調實有、存在，形成了經世致用的特色，湖湘理學也可以叫「經世理學」。「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成為湖湘理學的精髓。第三層，湖湘理學海納百川，兼收並蓄，與時俱進，敢為人先，大膽創新。魏源「今文經學」的變革思想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針；曾國藩堅持理學，化解儒學內部紛爭，一致對外；曾國藩冷眼向洋，容納西學，學習西方，在千年大變局中，力推中華文化轉型。他在洋務運動，以及軍事、外交方面多有創新。曾國藩將「經濟」從「義理」中獨立出來，把義理、辭章、考據三個純學問改造擴展為聯繫實際等四個學問，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學術意義，是他學術創新的重要體現，從此「經世致用」在學術和思想上獨立起來。曾國藩對王船山思想的大力實踐與弘揚，對近代中國的學術和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第四層，湖湘理學蘊藏了湘人的文化基因。湖南歷史上的戰爭、移民、蠻族、流寓、宗教文化，都對湖南人的個性有深刻的影響；湖南人那種「心憂天下」的情懷，敢為人先的膽識，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拼搏霸蠻的個性，使得湘學具有獨立自主、兼收並蓄、追求變革、求實務實的學術品格。
曾國藩是湖湘理學的代表，以往我們注意到曾國藩的事功，對於他的學問研究不夠。他戎馬倥傯，封疆大吏，日理萬機，沒有時間寫作大部頭學術著作，所以在學術上似乎說不起話。其實有兩點可以為他辯解：第一，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奏摺和書札千百萬字，其中有非常豐富新鮮重要的從實踐中總結的思想，學術分量並不比長篇巨著輕；第二，他對理學的更大的貢獻是他實踐了湖湘理學、發展了湖湘理學、弘揚了湖湘理學。「實踐」在儒學、包括理學中叫「功夫論」，本身就是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國藩幾十年的豐富實踐，就是理學的成就，是高於純粹書院的學問的。當我們讀到毛澤東曾經推崇的他的《經史百家雜鈔》和他編輯的《十八家詩鈔》時，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學者、一個理學家。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事功，證明了理學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文明的正道，只要堅持經世致用，理學是可以指導變革、引領前行的。
近代歷史上湘人的表現證明，湖湘理學是貫穿近代中國堅守與創新的思想武器。曾國藩和湘軍集團登上歷史舞臺，是中國近代史的轉變樞紐。發起「洋務運動」，推動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實施，機器大工業和對外開放由此起步，中法戰爭、收復新疆、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或為發起者，或為推動者，湖南人在近代歷次保衛國家的戰爭中，重大歷史變革中，居功至偉，光芒四射，湖湘理學在其中起到了積極作用。
（選自《新湘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