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正之窗】二千年教會歷史巡禮

     

過二十世紀以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知道『教會』這名稱，卻少有人對教會有正確的認識，也沒有多少人注意教會。然而，以弗所書清楚啟示，教會乃是神在基督裡所定永遠旨意裡的事，是神永遠計劃裡的事。可見，教會乃是神心頭所最在意的。

神永遠的計劃不僅要創造天地，以及其中的萬物，也不僅僅是創造人，到人墮落後，再來救贖人；神永遠的計劃乃是要得著一個教會，有祂的生命作內容，團體、生機的彰顯祂，至終要成為祂的新婦，作祂的配偶。換言之，在已過的永遠裡，在未有造物以先，神的心意中就有了教會；教會乃是從已過的永遠就有的（弗三9～11，一4～11）。

雖然從已過的永遠就有了教會，但從那時起，教會一直隱藏在神裡面。雖然在創造裡神是以教會為趨向，為目標，但神卻從未將這個趨向、目標對外表明；因此，教會一直是個隱藏在神裡面的奧秘。乃是到了新約神成肉身以後，在馬太十六章，主才將教會啟示出來。然後到了五旬節，主耶穌釘十字架之後，聖靈降下，教會才正式產生。可以說，到了這時，教會才從神裡面出來，顯在人中間，成為實現的。

然而，在教會成立後不久，狡猾者撒但隨即帶進了一些死沉的宗教規條及實行，帶進人的哲學、觀念和意見，以及與世界、政治聯合的組織。這不僅攔阻了教會的擴展，更進而將教會帶入極深的敗壞與墮落中。

所幸，在似乎是完全消極的情形中，神仍然為著祂永遠的定旨，在祂的經綸裡，預備了一些清心愛祂的人。從第一世紀開始，直到今日，那些清心愛主的人，總是對當時敗壞局面的一種正面反應。然而另一面，由於那些清心愛主的人，並不清楚教會和神永遠的目標，以致在他們有所反應的同時，又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其中最大的錯誤，即是分了又分。可以說，何時那些愛主的人有一個反應，何時就帶進一個分裂。長此反應和分裂的結果，神經綸的目標自是蕩然無存。事實上，這是主應許祂還要回來，卻還不能回來的主要原因。

因此，為著祂的回來，為著祂要回來得著祂的教會，祂需要一些踏腳石，使祂可以作祂恢復的工作。首先，在中世紀，神使用路德馬丁，開始祂恢復的工作。路德馬丁的改教影響深遠，他在因信稱義之真理上的堅持，使他幾乎付上了生命的代價。然而，當他來到教會的問題時，卻顯得十分軟弱。

路德改教是在主後一千五百多年，約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主興起了另一個反應，就是注重內裡生命的奧秘派。如蓋恩夫人、芬乃倫神父等，這些人開始對內裡生命的事有所認識。這是神對當時死沉而空洞的改革教會的反應；十七世紀，在整個死沉的基督教裡，神興起了內裡生命的反應。

接下來，十八世紀，有摩爾維亞弟兄們興起，他們開始恢復教會生活。歷史說明一個事實，就是自使徒時代以後，摩爾維亞弟兄們，乃是第一個實現正當教會生活的基督徒團體。再過不到一個世紀，從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八年，所謂的弟兄運動完全形成。那是在達秘和幾位弟兄們的帶領下興起的；起頭，他們真是滿了亮光，滿有能力。潘湯曾經說過，弟兄運動遠大於、強於改教。可惜這種黃金時代不過延續了約二十年。

許多聖經學者和教師都承認，弟兄們那一段時期，是應驗主對非拉鐵非教會的預言。只是好景不常，由於他們過分強調道理，以致逃不開分而又分的命運。約莫過了一個世紀，從一九二○年起，主在東方，在中國又開始了一些恢復的工作。

回顧過往，教會在地上的歷程，可說是部血淚史。從早期受逼迫，到改教，到合一弟兄會，到分而又分；二千年過去，仿佛神無論如何作工，撒但總能大行其破壞之能事，總是能阻撓神旨意的完成。然而，從內裡生命的觀點而言，我們卻看見神在人裡面生命的軌跡。祂借著祂所創造並揀選，有祂生命的人，團體的一直在地上作祂的見證。無論夜有多暗，路有多長，祂總能在地上得著一班得勝者，勝過當時的死寂和敗壞；祂總是默默的在那裡守護、預備祂的教會。

我們要沉痛的說，雖然教會曾經墮落、敗壞至極，但因著神主宰的調度，和祂隱密中同在的保守，以及祂那生命中不斷的救治，教會終是聖潔沒有瑕疵，要獻給基督作祂心愛的配偶。雖然在往後教會的歷史中，我們只是滄海的一粟，但是只要主還沒有回來，擺在前頭的勢必是艱苦奮鬥的旅程。我們願為著那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為著神永遠定旨的完成，在未來無數的爭戰中，以生命寫下歷史的新頁，見證自己是主忠信的僕人，是愛祂不渝的貞潔童女。

願往後的歷史比過去更榮耀，
願生命至終能成熟；
願祂的國來臨，
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第一章　初期教會歷史前言

人類歷史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許多人終其一生的研究，仍無法掌握對歷史基本意義的正確認識。要認識歷史，必須認定原則與路線。首先，我們從歷史看見，神主宰之手支配了人類一切生存行動（徒十七26），其目的乃為成就祂永遠的經綸。

聖經啟示基督升到天上，並且在祂的升天裡得著冠冕並登寶座，作萬人並萬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十36）；作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經綸（二36）；又作地上君王的元首（啟一5），安排世界的局勢和神所揀選之人的環境，使他們能蒙祂拯救。

為使基督這偉大的成就得以完成，神預備了羅馬帝國，作為有力的背景。緣自巴別以後，列國開始興起。猶太人因著得罪神，就在主前六百年左右，當尼布甲尼撒毀滅耶路撒冷，把許多人擄到巴比倫時，失去了他們的祖國。不久，巴比倫的霸權轉移到瑪代波斯王朝。然後，在主前三百多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打敗了瑪代波斯，取而代之成為當時的統治者。亞歷山大死時不過三十歲左右。

亞歷山大死後，他的帝國分裂了。其間，在羅馬帝國興起以前，世上並沒有一個帝國控制地中海周圍列國。戰爭和動亂屢見不鮮。逐漸的，羅馬帝國，特別是在該撒猶流（Julius Caesar）的帥領下，打敗了周圍列國。該撒猶流的甥孫並養子屋大維（Octavian），打敗了埃及。因著這次的徵服，地中海周圍一切的土地都歸羅馬統治。主前二十七年，屋大維獲得亞古士督的稱號，成了羅馬第一位皇帝。

基督就在亞古士督掌權時出生。路加二章一節說，「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出了一道詔諭，叫普天下的人都申報戶口。」主耶穌出生於羅馬帝國第一位正式該撒的管治之下，這乃是神的命定。羅馬對向來動亂之地區所下達的命令，使主耶穌可以平安的出生於人類中間。當時羅馬對重刑犯的死刑方式——十字架，也使論到主受死的預言得以應驗。

到了基督復活升天之後，福音的開展因著共同的語言、單一的管治、通達的道路，以及羅馬所建立的國內秩序，大得便利。雖然新約幾乎全是猶太人所寫（路加是惟一的例外），卻是用希臘文，而不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甚至在羅馬帝國興起以前，約在主前三世紀，希伯來文的舊約，即已譯成了希臘文。這譯本稱為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是由埃及亞歷山大的七十位學者所譯。主耶穌在地上時，多次的引經即出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

羅馬將所徵服的土地稱為省；比如加拉太省、亞西亞省、亞該亞省與馬其頓省。因這些省都隸屬羅馬，所以人民越境自由，不受限制。此外，船隻可航越地中海；陸運方面，羅馬人建築了貫穿整個帝國的道路。同時，搶劫的事受到控制，旅行相當安全。

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外開展福音自然相當便利。羅馬公民也在法律充分的保護之下，保羅就曾聲明這項權利。他在要被鞭打時，向百夫長鄭重聲明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這是合法的麼？」（徒二二25）。千夫長「既確知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捆綁了他，也害怕了」（29）。後來他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在非斯都面前控告他時，他也聲明自己羅馬公民的權利，要求上訴於該撒（二五11）。他因此受到了保護。

許多教授世界歷史的學者，即使知道人類歷史的意義，卻未必認識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息息相關。實際上，世界局勢乃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是神定準某個民族的時期，要他們作這事或在那裡；是神劃定各國的疆界（徒十七26），也是神興王廢邦。這不僅從聖經看是如此，即便從歷史的事實看也是明顯的。

神所以安排一切環境，無非是為成功祂的經綸，具體來說是為了四件事：（一）成功救贖；（二）推廣福音；（三）傳揚新約完成的職事；（四）建造基督的身體。

初期教會的背景——古羅馬帝國

在主耶穌釘死復活以後，那些從前跟隨祂的門徒，領受了主的託付，將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境、撒瑪利亞，傳遍地極，作主復活的見證人。其中猶大因出賣耶穌，其使徒職分便由馬提亞接替（徒一26）。根據古老的教會傳統說法，使徒們後來分成三組：彼得、安得烈、馬太和巴多羅買到黑海一帶傳道；多馬、西門、達太到了中亞的帕提亞；約翰和腓力前去小亞細亞。優西比烏（Eusebius）的教會史亦記載多馬來到帕提亞，安得烈去了西古提，約翰則留在亞西亞，不久後死於以弗所。彼得走遍了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庇推尼及亞西亞，傳福音給四散的猶太人，最後回到羅馬，傳言倒釘十字架而死。

羅馬帝國簡史

羅馬位於義大利中部，在主前七五三年，建立於臺伯（Tiber）河畔的七座小山上。就教會歷史而言，羅馬實居重要地位，這座千年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浸染著初期使徒、信徒與眾多殉道者為福音與真理的傳揚所流下的血汗。

主前七世紀，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入侵義大利，佔據羅馬建立王國，實行王政，史稱「王政時期」。王政時期的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兩大階級。名義上，君王掌有司法、行政的絕對權力；但實際上，實權掌握在貴族所組成的元老院（Senate）手中。

主前五○九年間，拉丁人推翻伊特拉士坎人的統治，廢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體，史稱「共和時期」。主前二六四至一四六年間，羅馬先後徵服了迦太基、敘利亞、馬其頓、希臘等地，迅速擴張成為一個跨陸大國。主前五十四年，該撒猶流平定了高盧與英格蘭，奠定了日後帝國專制的基礎。該撒死後，養子屋大維興起，擊敗了雷比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與安東尼（Mark Antony）兩人，結束了混亂的三雄分治，並於主前二十七年，在元老院所尊奉的「奧古斯都」（Augustus，或稱「亞古士督」，意即受尊敬者）之稱號下，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

羅馬帝國三個時期

羅馬帝國時代分為三個階段：前期羅馬帝國、三世紀危機時期、及後期帝國時代。

（一）前期羅馬帝國（主前三十年至主後一九三年）：包括亞古士督元首統治（主前三十至主後十四年）、克勞狄王朝（主後十四至六十八年）、夫拉維王朝（主後六十九至九十六年）、安東尼王朝（主後九十六至一九三年）。前期帝國時代，羅馬社會處於相對穩定時期，隸農的盛行使奴隸制生產關係得到局部改善，因而使經濟有所發展。此時，帝國疆界東起幼發拉底河，西至西班牙、不列顛，南達北非，北至多瑙河、萊茵河。

（二）三世紀危機時期（主後一九三至二八四年）：包括塞維魯王朝（主後一九三至二三五年）及其後的分裂時期。此時期帝國危機充分表現在經濟方面，農業與手工業衰落，商業和城市經濟蕭條；政治方面，統治階級內訌，人民發動起義，外族入侵。基督教迅速發展，反映危機深入思想領域。

（三）後期帝國時代（主後二八四至四七六年）：是帝國由危機走向滅亡的時代。此時羅馬帝國由元首制（蒲林斯制）轉為君主制（多米那制），即以公開的君主制代替元首制。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約主後二四三至三一三年）和康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約主後二八○至三三七年）統治時期，皇帝權力加強，兩人都致力挽救奴隸制危機的改革，但奴隸制危機日益加深，人民起義遍及全國。主後三九五年，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主後三四六至三九五年）死後，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東羅馬帝國以拜佔庭（Byzantium）為首都。

主後四世紀以後，日耳曼人大舉進攻羅馬，國內人民起義浪潮更加高漲。四一○年，日耳曼的西哥德人在領袖阿拉裡克（Alaric）領導下，進入義大利，圍攻羅馬城。城內起義的奴隸為西哥德人打開城門，西哥德人攻入羅馬城。六天六夜之久，西哥德人掃蕩羅馬城，立時街道成為血河。這個曾經搶奪全世界的大城，如今也遭搶奪。隨後日耳曼人在羅馬境內，相繼建立許多王國。與此同時，以奴隸為核心的人民革命運動到處發生，西羅馬帝國處於滅亡前夕。四七六年，羅馬僱傭兵領袖日耳曼人奧多亞克（Odoacer），廢黜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羅馬帝國遂亡，從此西歐進入封建社會。東羅馬帝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存續至一四五三年。

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十次主要逼迫

羅馬帝國對基督徒逼迫之殘酷，乃眾所周知。第五世紀之教會歷史學家歐若修（Orosius），將羅馬帝國的逼迫，分為尼羅（Nero）、多米田（Domitian）、圖拉真（Trajano）、奧熱流（Aurelius）、瑟佛倫（Severus）、馬克西姆（Maximus）、德修（Decius）、瓦勒尼（Valerian）、奧理良（Aurelian）、和戴克理先（Diocletian）等十個時期。

尼羅皇帝對於基督徒的逼迫極其殘暴，他迫使基督徒穿上獸皮，使其在鬥獸場上被野獸撕裂；或將基督徒與乾草捆在一起，製成照亮其園遊會的火把。按照教父革利免（Clement）的記述，保羅與彼得便是在尼羅的迫害中殉道的。尼羅死後，多米田繼續搜捕基督徒，並要求百姓以主、以神尊稱他。傳說使徒約翰即是在多米田期間，被放逐至拔摩島上，寫成啟示錄。其後的圖拉真，將一切堅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下令處決。在其統治下，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釘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 of Antioch）則死於獅子之口。士每拿的主教玻雷卡（Polycarp）亦在皮雅斯大帝（Antoninus Pius）任內殉難。

主後一六一至二二二年，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殉道者遊斯丁（Justin Martyr）於此時期中遇難。爾後的三十年間，因逼迫暫時止息，許多基督徒開始鬆懈；因此，當主後二五○年，德修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放棄信仰，向羅馬的神獻祭時，有許多人便因鬆散安逸而離棄真道。主後二六○至三○三年，教會發展奇速，人數大增。於三○三年間，戴克理先為要有效統治其帝國，要求羅馬公民統一信仰。他下令焚毀聖經，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須向偶像獻祭或吃祭偶像之物，並將祭酒灑在市場所出售之食物上，使基督徒在背叛信仰與餓死之間作一抉擇。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即活在此迫害年間，親手記下了迫害者的暴行與殉道者的事跡。

初期教會歷史保羅與彼得在羅馬之腳蹤

五旬節以後，眾教會建立，福音迅速的由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一地，擴展至羅馬全境。因著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門徒向四處擴散，先是達到敘利亞的安提阿，接著擴展至敘利亞、基利家、加拉太、亞西亞、馬其頓、亞該亞等省分，至終到了義大利的羅馬。行傳十八章記載，亞居拉與百基拉原居羅馬，因該撒革老丟的逼迫，離開羅馬轉往哥林多，在那裡遇見保羅。保羅曾兩次在羅馬坐監。第一次約在主後六十二至六十四年間，是由於猶太人的控告（徒二八17～20）。其間，他寫了歌羅西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腓利門書。在為自己申辯得釋後，保羅再度訪問了以弗所和馬其頓（提前一3），在那裡寫下提摩太前書。

主後六十七年，在羅馬皇帝尼羅大逼迫基督徒期間，保羅第二次被捕回羅馬，並在此殉道。於此之前，保羅在羅馬監禁中寫了提摩太後書。可以說，在教會史上，保羅代表了真理的一面；他所寫的十四封書信，將神的心意啟示得相當完全。他完成神的話，與約翰的修補職事，和彼得的得人職事，同列新約三大職事。在辯衛真理和傳揚神聖啟示的職事上，保羅的一生如同馨香的奠祭，澆奠在後世之人信心的工作上，使主的工作在後來的世代中更為洶湧澎湃。

傳言使徒彼得也曾經走訪羅馬，並幾乎與保羅同時，在尼羅任內，殉道於羅馬。許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Clement）、俄利根（Origen）、以格那提等人，均在其書信中提及此事。優西比烏的教會史更是清楚寫道：「革老丟統治時，經神仁慈、恩典的安排，偉大、大能的使徒彼得受引導到羅馬城，勇敢的在眾人中，領頭對抗這群人類的敗類（指騙子西門）。彼得如同神尊高的將軍，因神聖的軍裝得加強，滿載如同奇珍的啟示亮光，從東方帶給西方的人。他傳揚光，並有益的教訓，宣揚神的國度。」

初期教會的信仰與實行

初期教會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與交通中，挨家挨戶擘餅並禱告。因著外在環境的逼迫，信徒多半以小群的方式在家中聚集。從保羅寫給教會的書信，我們已可窺見「經綸」、「分賜」等辭，以及人成為神等成聖觀念。然而，後期的教父著作中，這類真理逐漸稀少，甚至為人所遺忘。初期教會普　遵行的《十二使徒遺訓》中，僅記載了生命與死亡之路，以及受浸、禁食、擘餅等實行上的規條，處處可見當時對敬虔教訓與道德的注重。如《十二使徒遺訓》第十四章中所記載：「在主日，你們當聚集擘餅祝謝，承認你們的罪，而後你們的祭物方得潔淨。凡向同伴爭吵的，當禁止他們與大家聚集，直到他們重新和好為止。」然而，受浸、禁食、擘餅等實行，也因著對細節之過分強調，而流於儀文與形式。

初期教會的內憂

除了外來的壓力，初期教會亦面臨異端之禍害，以及因爭論所造成的分裂。這兩方面均嚴重影響著教會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認識過往的異端，以幫助我們持守正道；同時要回顧已往分裂所造成的傷害，好叫我們引以為戒，以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一的見證。

教會最初期面對的異端稱為愛賓尼學說（Ebionism）。「愛賓尼」的原文乃貧窮之意。按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的解釋，他們之所以被稱為愛賓尼派，是因他們對基督的認識實在太貧乏。其實愛賓尼派主要是猶太人的信仰，他們企圖將基督教猶太化。他們強調摩西律法的重要，雖然接受耶穌為救主，卻不相信祂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們相信耶穌是神特別揀選的僕人，神是因著祂的順服、聖潔，而認祂為兒子。因此，他們認為耶穌只在身分上是神的兒子，實際上不過是人罷了。

與愛賓尼學說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是幻影說（或稱多西特派，Docetism）。這派相信物質世界是惡的，因此，神不可能以聖潔的本體取了屬物質的肉體。所以他們對道成肉身有很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道成肉身沒有真正發生，基督的肉身只是一個幻影，給人一種幻覺，以為祂實在的在物質世界中出現，其實世人所見的耶穌基督只是幻影；在十字架上，被釘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穌基督，只是幻影而已。在使徒約翰所寫的福音書及書信中，也常提及這派學說，並且對他們提出反駁。

比以上兩種異端更有系統且影響深遠的，是智慧派（Gnosticism）。智慧派基本上是東方二元論，及神秘信仰與希臘哲學的混合體，然後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在保羅時代，哥林多及歌羅西的教會已有智慧派的出現。智慧派在主後八十年至一五○年間成形，最後與教會脫離關係，自成一系。

正當教會忙於處理智慧派的禍害之際，有另一種極端主義出現；這種極端主義稱為孟他奴主義（Montanism）。孟他奴主義約在主後一四○年左右興起，強調聖靈的能力及先知的講論。他們認為在耶穌之後，神仍不斷借著聖靈，透過先知向人類啟示。由於對聖靈的實在性特別重視，他們要求自己過完全聖潔的生活，以至近於苦行。他們滴酒不沾唇，並且經常禁食；他們熱切等待主的再來，並且相信在他們有生之年，主必再來。

為了對應異端的出現，教父們開始有系統的將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白出來，並且作詳盡的解釋。如此，教會的正統神學便漸漸形成，而聖經的正典也同時被確立。

經過差不多一世紀的發展，正統神學在主後三二五年，卻遇到空前最大的挑戰，那便是亞流主義（Arianism）的出現；它使教會陷入最激烈的神學爭論中，而神學也因此變得理性化、分析化和充滿爭辯的色彩。教會當時雖未因此而分裂，卻因經此爭論元氣大傷。

亞流（Arius，二五六至三三六年）是當時亞歷山大的一位長老，在思想基督與父神的關係時，他相信基督不是自有永有的與父神同在，而是父神所創造的，意即聖子在父神未創造以先根本不存在。如此一來，聖子與聖父的本質是有分別的，神聖三一的真理因此動搖了。為了處理這異端，教會召開了一次空前的大公會議，會議於主後三二五年在奈西亞舉行。當時支持亞流的教會領袖，為數不少，但結果正統信仰得勝，基督與父神同質、同等、同榮的真理也被確立。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爭論的焦點從三一的身位，轉移到基督的神性與人性關係上。首先發生問題的便是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亦即大秦景教的先驅。奈斯透留派的問題，是由於強調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之間的分別，因而把二者分割，仿佛互不相干，而同時更把基督的人性，看作只是盛裝神性的容器。教會在議會中宣判奈斯透留派為異端，清楚表明教會相信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是不能分割且是結合起來的；基督是真真實實的神，同時也是真真實實的人。

自奈斯透留派所引起的爭論之後，有關耶穌基督神性與人性結合的各種爭論，紛紛出現。其中有涉及基督成為肉體後，到底是一個位格或是兩個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或有人的位格，亦或兩個位格同時存在。為了處理這些爭論，教會花了不少精力和時間，召開了多次大公會議，但爭論卻越來越複雜。主後四五一年，教會在迦克墩（Chalcedon）召開了一次大公會議（即迦克墩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徹底解決有關基督的爭論。議會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是絕對真實的，同時肯定基督只是一個位格，其中神的性情與人的性情互相結合在一起。迦克墩會議後，正統信仰得到更清晰的表達，也得到廣泛的接納，爭論才平息下來。

初期教會著名的教父與著作

此時期的教父與作家，可分為使徒後期與奈西亞前期兩階段。使徒後期教父較著名的有羅馬的革利免、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士每拿的玻雷卡、羅馬的黑馬（Hermas）、以及殉道者遊斯丁。奈西亞前期的著名教父則有愛任紐、特土良、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以及俄利根等人。

羅馬的革利免是第三任羅馬主教，曾寫信給哥林多人，責備他們中間驅逐長老、分黨結派的混亂，後人稱其為《革利免書信》。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在前往羅馬殉道的途中，寫了七封書信，高舉基督之神、人二性，期盼信徒尊敬自己的主教與長老。玻雷卡曾為使徒約翰的門徒，為使徒時代與奈西亞前期作家之間的重要橋梁。玻雷卡是一位堅定的護教者，常引用經文與當時智慧派的異端馬吉安（Marcion）論戰，後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忠心為主殉道。

羅馬的黑馬以啟示錄的形式，寫下了《黑馬牧人書》，內容包含了異象、訓示與比喻，強調悔罪之重要性。此外，尚有《巴拿巴書信》、《眾使徒書》等佚名書信，亦廣為流傳。

愛任紐為玻雷卡的門徒，乃羅馬大公教會偉大的神學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該書駁斥靈智派教訓，為三一神論之先驅。特土良是北非的教父，著有許多護教作品，著名的有駁斥當時《父神受苦論》異端的《駁帕克西亞》（Against Praxeus），詳盡的闡述其三一神觀。他的《人論》（De Anima），亦為首部聖經心理學之著作。

俄利根為教會歷史上備受爭議的一個神學家，其聖經觀與三一神觀點，均有其價值。然俄利根的靈魂論，因受神秘主義與禁欲主義影響，而流於偏頗，於康士坦丁大會上被定為異端。

羅馬天主教的形成康士坦丁大帝

次年，主後三一三年，康士坦丁頒布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給予基督徒更大的信仰自由，並發還在逼迫時期強迫充公的財產，停止其統治境內對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可以說，米蘭詔書奠立了基督的教會勝過異教的裡程碑。教會從一個為數極少的猶太民族團體，其成員又多屬未受教育的貧民小百姓，在歷經三百年恐怖血腥的逼迫，和異端邪說的侵襲後，竟能有如此的成長與結果。許多方面均解釋其原因為：「殉道者的血乃教會的種子。」然而，另一個更明顯的答案是：基督對教會那超越人所能理解之平安的保守。

主後三二四年，康士坦丁一統天下，便公開支持基督教，並在次年發出通諭，勸告臣民信奉基督教。因此，成千上萬的異教徒湧進了教會。結果，教會在「量」上的得著，卻成了在「質」上的損失。米蘭詔書的頒布，雖為教會歷史之轉捩點，然其所帶來之不良影響，卻如同打開的水閘，讓屬世的腐敗潮流，通過這個閘門，湧進了教會。過去教會以默然受苦得勝，自此，基督徒有時竟以戰爭作為傳福音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直至今日，神學家與歷史學家，仍對康士坦丁悔改的動機常有爭辯。一方認為康士坦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則相信，康士坦丁在其母海倫娜，以及穆勒威橋一役的影響下，自有其信仰上的轉變與歸信。

康士坦丁承認基督教所帶來之影響基督教變成國教

因著康士坦丁的支持，基督教不僅成為合法的宗教，更在狄奧多西皇帝年間，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與神職人員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因此，吸引了許多士兵與公民集體加入教會。這些新加入的會眾良莠不齊，使得教會漸趨世俗化，成了啟示錄裡與世聯婚的別迦摩教會。同時，因著信徒數目的增加，教會開始尋求大型的公開聚會場所。初世紀的基督徒多半避免採用殿宇或神廟式建築作為聚會場地，因此，康士坦丁將羅馬人平日用作商業或其他集會的活動大廳，以及原法庭所在的官方建築（Basilica），改建成為基督徒聚會、祭禮與洗禮的大教堂。

政治與教會混雜

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政府對教會有了一些政治上的期望，這些期望尤顯於統合人民的向心力上。在康士坦丁時代，修道主義、多納徒主義（Donatism）、與亞流主義等神學上的爭議，成了影響教會，甚至社會合一的難處。因此，君王成了解決這些爭議之大公會議的召集人，如主後三二五年的奈西亞會議，以及其後關於亞流爭論的會議等。此外，主教也被賦予更多的權利，並成了羅馬人民精神與生活的實質領袖。

教會因錯謬的教訓而發酵

因著基督教國教化，漸漸的，異教的信仰與風俗也一併進入了教會生活。這些異教的節期、邪惡的教訓，如同馬太福音所說，婦人所藏的面酵，至終使全團發酵而腐敗。康士坦丁在信主之前原是太陽教徒，信主之後，將每周的第一日訂為「太陽日」（Sunday），並將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太陽壽誕，混淆成為「聖誕節」。初期教會實行的擘餅，成了繁文縟節，卻無敬拜實際的「彌撒」和「聖餐」儀式。加上對聖人的崇拜，對聖人遺物的迷信，以及外在的宗教儀式，漸漸使信徒失去原有的純正信仰與敬虔生活。

此一時期，除了國家教會興起，初步神學發展之外，羅馬教會的組織架構與教皇制度也漸趨成形。奈西亞會議中，羅馬、亞歷山大、安提阿的主教被指定為跨區的「省主教」。羅馬教會及其主教向來「名聞天下」，除了羅馬教會自稱是使徒彼得親自設立，並承繼其主教職分之外，因著其地理與政治上的優越，加上多次抵擋智慧派、亞流、孟他奴等異端經驗，使羅馬在早期教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羅馬主教亦自認優於其他主教。

主後四五一年，第四次大公會議在奈西亞附近的迦克墩召開，約有六百位主教參加。教會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認「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表明基督兼具神人二性，而這兩性之間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換，也不能分割的。這次會議，進一步的鞏固了羅馬主教優越的權威地位。

奈西亞後期著名的教父與著作

第四世紀末至第五世紀初，西方教會三位傑出的教父是安波羅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奧古斯丁（Augustine）。他們被稱為「拉丁教會之父」。安波羅修是奈西亞信經的全力支持者，著書眾多，是一位博學之士，在推廣聖詩上不遺餘力。他勇敢的強調基督徒崇高道德的生活見證，甚至因羅馬皇帝狄奧多西的暴行，強烈表達除非皇帝狄奧多西公開認罪，否則不準領受聖餐。

耶柔米於主後三四○年出生於撻馬太，在羅馬受教育，足跡遍及大羅馬帝國。晚年，他來到耶穌出生的伯利恆，住在山洞裡過隱居默想的修道生活，直到去世。耶柔米可說是西方教會惟一懂得希伯來文的人，他將聖經直接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成拉丁文。該拉丁文聖經譯本，史稱《武加大》（Vulgate），對後來的羅馬天主教影響至深。　

主後三五四年，奧古斯丁生於非洲北部的塔加斯特，母親莫妮卡（Monica）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十六歲時，奧古斯丁被送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迦太基讀書，卻在那裡過著腐化的生活。他母親不住的為他禱告，她相信用禱告託住的兒子必不至於失落。奧古斯丁生活雖然敗壞，內心卻不斷尋求真理。在米蘭擔任修辭學與演講學教授時，安波羅修正是米蘭主教。他開始以新的心態去聽安波羅修講道；同時，他也聽見了修道士過聖潔生活的見證，他的心大受感動。有一天當他讀到羅馬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時，聖靈感動他，他悔改了，並且報名參加米蘭主教的教義初學班。自此，他全心投入教會事奉，直至主後四三○年去世。

奧古斯丁強調世人都生在罪中，惟有借著神在祂旨意中所定的救恩，才能得救。他最有名的兩本著作是《懺悔錄》及《上帝之城》。前者可謂他早年許多隱私的剖白，及心靈深處對救恩的感受。後者係為回應異教徒之控訴所著，往後成為基督教最精彩之護教書。奧古斯丁的神學，至終成為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主體，路德馬丁及其他改教者，多從這位偉大的教父得著啟發。

教會漸趨腐化

從啟示錄約翰寫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即可窺見教會已經開始腐化。使徒時代約止於第一世紀末了，從使徒後時期教父們的著作中，亦可清楚得悉教會腐化的情形；其後四百年，可謂雪上加霜，日益嚴重。到了第五世紀末期，許多不合聖經的教義及活動，已在教會生根。諸如為死人禱告、煉獄、敬拜殉道者及聖徒、敬拜馬利亞、聖品階級等。崇拜儀式日趨繁複，講道日漸減少。

究其原因，不外乎基督徒本身因著世俗化，不僅失去當有的生活見證，進而傾向尋求罪中之樂。其次，乃因教會對基督及使徒教訓的無知，以及對聖經的誤解。加以當時異教橫行，其思想浸透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尤其是康士坦丁所給與信仰的自由，造成數以萬計的異教徒湧入教會，終使世俗的潮流吞噬了教會內裡的生命。教會表面得勝之時，卻是教會受試驗最厲害、最危險之時。

第二章　中世紀教會歷史教皇制度的確立羅馬教會的背景

初期教會發源於耶路撒冷，隨著福音的傳揚而向外擴展；教會在各地興起，但都是在平行同等的地位上，沒有上下、統屬的關係。在眾教會中，羅馬教會逐漸崛起而凌駕眾教會之上，是有種種原因。使徒彼得和保羅都到過羅馬，據說二人均在羅馬殉道，這使羅馬教會的影響力大大提高。就客觀環境說，羅馬為當時西方政治、文化及經濟中心，因此影響力最為雄厚。第二世紀末，基督教在小亞細亞及巴勒斯坦一帶的勢力逐漸衰微，相對的，羅馬教會的勢力卻日漸膨脹。此外，羅馬教會成功的抵抗異端，也大大的增強了它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羅馬教會富有貲財，極為重視救貧恤災之事，它的慷慨好施更提高了它的聲望。所以當時各地教會雖然沒有尊奉羅馬為教會之首，但羅馬卻往往以權威自居。

羅馬教權的確立和擴展

四世紀初，康士坦丁大帝統一了羅馬帝國，對教會有種種扶植的措施。先是在主後三一九年，他即頒布法令，免除教牧人員的納稅義務；後又於三二一年立法，賦予教會接受遺產的權利。但康士坦丁對羅馬教會最重要的影響，是在主後三三○年，將國都東遷至位於地中海與黑海通道上的新羅馬（Nova Roma）——康士坦丁堡。

到了主後三九五年，狄奧多西在臨終前，以多瑙河、亞德裡亞海為界，將領土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面以康士坦丁堡為都，史稱東羅馬帝國；西面以羅馬為都，史稱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由君王主政，大幅提升主教地位，使之與羅馬主教抗衡，勢力在拜佔庭時代達到顛峰。西羅馬帝國則是以拉丁文為主，在政治混亂、蠻族入侵的情況下，羅馬主教成了人民精神與實質上的政治領袖，且演變成為教皇。

主後四五二年，匈奴王侵入義大利；四五五年，日耳曼汪達爾族（Vandals）進攻羅馬，據說都是在教皇大利奧一世（Leo I）的懇勸下收兵。四七六年，東哥德族（Ostrogoths）奧多亞克（Odoacer）篡位，結束了西羅馬帝國。其後，數個異族王國，如西哥德（Visigoths）（四一五至七一一年）、東哥德（四九三至五五四年）、布更迪（Burgundian）（四四三至五四三年）、法蘭克（五八六至七七四年）、倫巴底（Longobardus）（五八六至七七四年）等紛紛建立。此時的義大利，因著異族的入侵與當政皇族的懦弱，羅馬主教成了保護人民的領袖。

主後五九○年，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出任教皇，他不僅整頓羅馬的公共事務，並且組織軍隊驅逐倫巴底人。在蠻族進侵的年代，教會顯為緩衝侵略的主要力量，同時更發揮積極的影響，使蠻族改變信仰，歸入基督。因此，羅馬教廷逐漸成為義大利最強大、最有力的權力機構。大貴格利的時期，標示了羅馬已從古代的王國，過渡至中世紀羅馬天主教一統基督徒的時代。大貴格利不僅是羅馬教會最後一位主教，也是中古世紀第一位教皇。

我們可以看見，羅馬教會的地位與教皇的勢力，二者協同，日漸增長。就著客觀環境而言，教會既然在政治上擁有權力，便逐漸感覺本身需要一種類似國家的組織，以加強行政效能。其次，教會為防止異端的侵害，和因教義上的爭執而引起的分裂，就需要有一位最高權威來維護教會的信仰。羅馬教會強調「使徒統緒」，逐漸形成教皇權力理論；最後的形式，可說是由大利奧所制定，以彼得為基督在世的代表，教皇則是彼得的直接繼承人，為眾使徒之首。所以自大貴格利時代開始，羅馬即差派教士至西歐、北歐各地設立教會，各地主教均直接向教皇負責，接受教皇的命令；這些都大大的加強了教皇的勢力。

修道主義的興起

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因著教會漸趨世俗化，即有一班人開始主張離世隱居，過聖潔、禁慾的修道生活。四世紀初，當康士坦丁統一帝國並歸入基督教後，許多趨炎附勢的人都加入教會，導致教會充滿世界攙雜。而當時對神的敬拜，也日趨儀式化，更促使許多信徒從其中出來，追求個人親近神的屬靈生活，而離世隱居。

初期教會最著名的修道者是安多紐（Anthony），他生在埃及中部的科馬（Koma），約在主後二八五年開始隱居生活，許多人受他脫俗生活所吸引，紛紛跟隨他的腳蹤。之後，帕科繆（Pachomisus）進一步改善修道生活，於三一五至三二○年間，在埃及南部創立了第一所修道院。至於對修道主義影響最鉅的，可說是本篤（Benedict of Nursia），約生於主後四八○年，據傳於五二九年創立了歐洲最著名的卡西諾山（Cassino）修院及本篤會規，修士在修院過一種團體嚴謹的清修生活。直至十一世紀，所有的修院都採用此規條。

教皇制度的發展與腐敗

康士坦丁以後，羅馬天主教漸趨成形；大貴格利自出任教皇以來，帶職終身，成為中世紀教皇制度之始。教皇（Pope）原是「父親」的意思。羅馬天主教以馬太十六章十八節為依據，將彼得尊封為聖經中的第一位教皇。以後又訂定「教皇上諭」與「教皇無誤論」，使教皇的言論提高至與聖經的權威同等，並賦與教皇赦罪的權柄。中古世紀教皇制度嚴重腐敗，不僅在教義上因邪惡的異教實行而發酵，在道德上更是敗落至極。

中世紀教會歷史中，有許多位教皇都犯了姦淫，除了有少部分教皇受人尊敬以外，大多數的教皇都涉及令人難以置信的罪惡。其中賄賂聖職、奪權暗殺、燒毀聖經、屠殺聖徒等事件，亦層出不窮。部分史學家稱此時期為「淫婦專政」（pornocracy）。在九至十世紀，教皇的選立更落在義大利幾個大家族的操縱之中，以致教皇職位為某些家族所世襲，最終演變成職位買賣，甚至鬧出同一時期產生三位教皇之事，使教皇聲望一落千丈。

另外，他們也混雜攙入許多巴比倫異教的偶像崇拜。羅馬天主教崇拜「母與子」，就是馬利亞與耶穌。表面上他們是崇拜至高之父、聖母以及聖子；實際上，只有「母與子」才是他們真正崇拜的對象。這種教訓是從墮落的天使和鬼魔來的，目的是要用這教訓管轄世界，叫人離棄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教訓（提前四1）。正如啟示錄所說，「萬國都喝醉了她淫亂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向來與她行淫，地上的商人因她奢華過度都發了財。」（十八3）。除了母與子的偶像崇拜之外，尚有許多的奧秘。比如死後入煉獄以求層層洗罪；又如守無數之聖禮以得救恩。

崇拜童女馬利亞始自主後三八一年，他們拜馬利亞為天上的天后。到第四世紀末，這種拜偶像的作法更為普遍，甚至超過了對耶穌基督的敬拜。許多外邦的廟宇都被恢復，並且大加修飾。拜偶像的典禮也都重新設立，將其中女性偶像的名字改為馬利亞。在羅馬城內稱為基督教的教堂裡，人們所膜拜的其實是巴比倫教的天后，可以說，天后完全霸佔了主耶穌的地位。

天主教體制下的改革教廷本身的改革

十一世紀教會衰落，買賣聖職、放縱情慾的情形隨處可見。有鑑於此，教皇利奧九世（Leo Ⅸ，一○四九至一○五四年在位）開始推動多項改革，期望恢復早期基督教的聖潔。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一○七三至一○八五年在位）上任，更推動全面改革。他嚴謹取締聖職買賣，堅守教士獨身制，以及確立教皇無上之權利，此舉稱為「貴格利大改革」。羅馬教廷在其重整下，威信曾經一度提升。

其中值得一題的乃是歷史上著名的卡諾莎堡（Canossa）事件。一○七五年，教皇貴格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HenryⅣ），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的權利，而引發了一場「授職權」之爭。教皇以「天授神權」之說，在貴族的支持下，開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並廢黜了他的王位。一○七七年，亨利四世來到卡諾莎城堡，在雪地裡赤腳叩門求赦，向教皇悔罪認錯，並重新取得教籍。此歷史事件說明，君王的權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這位受到奇恥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後，重新振作，打敗敵對的勢力，攻回羅馬，使貴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最後死於途中。

在十二世紀時，由於教廷一直與政權處於爭鬥狀態，借著幾位傑出教皇的領導，教廷的權力日漸高升。比如，教皇依諾森二世（Innocent Ⅱ）成功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而歐革紐三世（Eugenius Ⅲ）更是進一步要求皇帝臣服於教皇權力之下。其後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更是強硬的使英王亨利二世（HenryⅡ）不得不聽命於他。教皇的權力在依諾森三世（Innocent Ⅲ，一一九八年至一二一六年在位）時，達到了高峰。他不僅是年幼皇帝的監護人，也是整個歐洲，包括西班牙、挪威和英國的實際統治者。在其任內，不僅使皇帝淪為藩屬，也設立了宗教裁判所，組織第四次的十字軍東徵，奪取拜佔庭教會的控制權，並舉行第四次拉特朗會議（Lateran Council IV），成為一位兼具屬靈與世俗事務無上權威的教皇。

修會的改革

此時，除了教廷本身的改革，在修道院方面也帶動許多的改革風潮。十世紀時，克呂尼（Cluny）修道院帶動的修道院改革運動影響極大。所以，十一世紀貴格利七世推行的全面改革，以及十至十二世紀期間所有的改革，都可以稱為克呂尼改革運動。克呂尼運動所要達成的目標，乃是回複本篤修道團嚴格的規矩，培育個人屬靈生活，減輕修士的勞動量，發展崇拜的儀式，建立有效的經濟組織，並擺脫世俗的控制。

這時期，也有一班人主張走出修道院，四處遊行傳道。他們因身無貲財，需要靠百姓賑濟，因此又稱為募緣會士（Mendicant Orders）。這類遊行傳道的苦行僧中，最著名的為「方濟會士」（Francisans）、「道明會士」（Dominicans）、「聖衣會」（Carmelites）、與「奧古斯丁團」（Augustinian Orders）。路德馬丁就是奧古斯丁團的修士。這些修道團均需過一種清貧和順服的生活，重視慈善工作與禱告，並有嚴格的團體生活規則，成為中世紀改革之先驅。修道運動中，包括了注重隱居的修院，以及四處遊行的募緣會士修道團。

以下介紹幾個著名的修道團體：本篤會有「西方修道主義的族長」之稱，修造了十二間修道院，建立「聖本篤準則」（Rule of St. Benedict），以改革修道運動。他們的修道生活較中庸，在黑暗時代對異族傳遞文化，有很好的果效。克呂尼會是在主後九○九年創立，爭取不受任何地方領主和主教的控制，直接由羅馬教廷保護。他們有能力從事各種社會的改革，所以許多修道院都根據這種模式建立，或彼此聯合。因著他們比較富裕，並與社會有友善的關係，因此，他們中間有些人，便主張尋求一種更為樸素和原始的生活方式。

西篤會（Cistercians）是對克呂尼修道主義的一種反應，是最著名的苦修團，著重先知精神過於權力；他們認為工作就是禱告，因此強調勞力過於學術，甚至成為農業發展的先驅者。西篤會在十二世紀末，共有五百三十所修道院成立；之後的一百年內，陸續有一百五十所成立。最有名的修道士是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中世紀奧秘主義的代表者，熟悉聖經，自律甚嚴，品行道德崇高，愛心熱切，嫉惡如仇，被視為「歐洲的良心」。主後一一四四年，因著新回教勢力興起，伯納德受其門生教皇歐革紐三世之託，以保護聖地為由，號召十字軍。這次東徵，後來卻因為法、德兩王不合，無功而返。十字軍失敗後，民眾競相指責伯納德。伯氏以舊約摩西為例，將失敗歸咎於十字軍的諮意縱慾和希臘人的背約，並進一步的提議要對付康士坦丁堡，此提議促成日後第四次的十字軍出徵。

募緣會士修道團中，最著名的有兩派：一派是方濟會，另一派是道明會。方濟會系方濟（Francis Xavier，即法蘭西斯）於一二○九年，在亞西西（Assisi）成立的小型乞僧團。他們遵循馬太十章七至九節的教訓，出外傳講福音，並且訂定類似使徒清貧生活的簡單規律；其中以絕對清貧、不擁有財產、非經主教允許不私自傳教、不涉入神學問題的爭辯、「與仇敵和好」的觀念等，最為世人稱頌。由於方濟會對教皇完全順服，得到教皇的肯定，日後且成為教皇權威的重要支柱。

方濟本人於主後一一八二年生在義大利中部村鎮，早年貪愛世界，生活浮華。後來他得著啟示，立定心志照著主耶穌的腳蹤行，在生活上效法主。方濟會的基本法則是舍己、變賣家產賙濟窮人、效法主的門徒宣揚福音。方濟本人自稱與貧窮結婚；他愛窮人，強調「如果不珍愛基督為他死的人，就不是基督的朋友」。曾有一段時間，方濟會人數急遽增加，總數超過五千。他自己則時常出去遊行布道，行經義大利，又達到埃及和敘利亞。方濟所受教育不多，僅略通拉丁文；他最顯著的見證是努力傳揚福音，不怕苦，不積財。他認為愛鄰舍，作善工，比研究學問更要緊。方濟會後來也講神學，改組以後的方濟會，逐漸著重學術；後來亦有幾位英國傑出的哲學家，是出於方濟會。

道明會（Dominicans）為另一個著名的募緣會士修道團，創始人為西班牙人道明，主旨乃為捍衛信仰並挽回異端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信徒。他相信只有借著清貧和簡樸的生活，建立一種更簡單，並與初期教會使徒相類似的體制，才能與一群苦修的異端信徒接觸，改變他們的信仰。於是他召聚有志追求知識學問、向異教異端傳福音者，一起來傳福音；此舉成為教會宗教裁判所的先鋒。因著他的目標，所以在大學的教育中受到肯定，在學術上享有聲譽。主後一二三三年，教皇貴格利九世（GregoryⅨ）命令道明會消滅亞爾比根派，致使亞爾比根派於十四世紀末完全絕跡。

除了以上所提的修道團體，還有一些小型的團體，如聖衣會（Carmelites）、奧古斯丁團（Augustinian order）、慈善武士團（Knights Hospitals）、聖殿武士團（Knights Templars）等。聖衣會在一一五四年於巴勒斯坦建立，著重極端苦修主義，守清貧、獨居和素食。奧古斯丁團則是根據「聖奧古斯丁規條」所辦的修會，在規條的執行上較有彈性，許可奉行的人因應環境使用；改教運動的主要人物路德馬丁，就是屬於奧古斯丁團。慈善武士團據稱原是在十一世紀末，為照顧病者，款待旅客與十字軍，所組織的武士團，後來發展成為正規的軍隊。聖殿武士團是在主後一一一八年，為了保衛耶路撒冷，對抗回教徒而成立的武士修道團。他們的影響力極大，在各地建立多個堡壘，兼具修道院及騎兵隊屯營處等雙重用途。他們得到支持者大量的捐輸，並且將所得的大量財富，儲存於巴黎和倫敦的「聖殿」中，因而建立了「可靠銀行家」的美譽。但他們於一三一二年被控為不道德、迷信、信奉異端，而遭受鎮壓。

天主教體制外的改革與教廷的逼迫

十二、三世紀的教會，政治權力處於顛峰時期，特別是在教皇依諾森三世在位期間，教會的政治權力最為顯著。依諾森三世對政治有積極貢獻，為著改革當時教會的腐敗現象，在羅馬召開第四屆拉特朗會議（Lateran Council IV），從事健全教會組織與神職人員生活的革新作法。

大多數教皇主要的改革，都是在政治危機上打轉。但一般信徒的思想，卻急迫於道德與精神的變革，因此，主張回歸樸實的改革團體相繼出現。他們就是瓦勒度派（Waldenses）和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

瓦勒度派

當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正竭力擴張教皇權利，爭奪政治勢力，並聚斂財富的同時；法國西部與義大利北部的山區，出現了一個主張回歸聖經，跟隨使徒教訓的清流團體——瓦勒度派。創始人瓦勒度（Waldo）是裡昂公民，原為活躍於社交、商業、政治界的富商。主後一一七三至一一七六年，有了重大的改變。首先，他將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當地的方言。其次，他照著馬可十章二十一節的話，變賣所有的家產，分給窮人，並在公眾場合，四處傳揚福音。瓦勒度的傳揚吸引了一班跟隨者，稱為「裡昂的窮人」。他們遊行傳道，凡物公用，過著簡樸的生活，通稱瓦勒度派。此運動由法國南部延展到義大利、德國等萊茵河區，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亞與波蘭。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紀時，曾經分裂為二：保守的一派回歸到羅馬教會，較前進的一派則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

瓦勒度派主張回歸聖經，聽從並領悟神的話，並以基督為信仰的獨一中心。他們沒有主教或教皇，拒絕一切人為的信條，並堅持平信徒有權利照著聖經傳揚福音。他們拒絕起誓，也反對借貸收取利息，否定煉獄的教義、彌撒、和洗禮、擘餅以外的一切聖禮。他們不肯敬拜聖人、聖像和聖物，也不敬拜十字架；反對什一奉獻、宗教裁判所、十字軍和死刑等違反聖經的實行。他們過清貧的生活，在家中聚集，遊行傳道，教導聖經，竭力遵循聖經所啟示之耶穌與使徒的榜樣。他們相信，當教會跟隨使徒的腳蹤行時，便是忠於主的呼召。反之，當教會不願棄絕屬世的權勢與財富，將變得屬世，並失去教會的實際。他們並認為，教會的墮落始於第四世紀，羅馬天主教與康士坦丁政權的聯婚；聖職人員世俗化並奢淫的生活，亦違反了聖經所示使徒的生活。

瓦勒度派並未與羅馬天主教為敵，亦無意自立門戶。他們甚至認為，任何人覺得自己是教會之外的另一團體，或自認屬靈而抵擋教會，乃是自取滅亡。然而，羅馬天主教卻對於平信徒（而非聖品階級）傳揚福音一事極為不滿，他們認為只有承繼使徒職分的聖職人員，才有權柄傳揚福音，因此極欲除滅這個「貧窮」、「無學識」的「異端」。

從十三世紀宗教裁判所的報告，即可一窺當時的教廷與政權對瓦勒度派的態度，認為他們是無知無識的人民，往各城、各家、甚至各會堂傳揚錯誤的教訓。裡昂的主教曾勸說並禁止他們的行動，卻不被接受，原因乃是神已經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傳揚福音，他們必須順從神，過於順從人。他們指出聖職人員的生活富有並鬆散，而被指控為藐視聖職人員；也被恥笑為是披戴著貧窮的戲衣和聖潔的面具，謊稱是使徒的跟隨者。

因著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羅馬天主教、爭權的政客、強暴的士兵嚴重的迫害。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為一六五五年的瓦勒度大屠殺。谷勒本（L. P. Qualben）在其《教會歷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一書中提到：「瓦勒度派乃是胡司派和波希米亞弟兄會的開路先鋒。」胡司約翰被更正教會視為宗教改革的先鋒並正統之士；更正教史家也將瓦勒度派與更正教主流思想之一的喀爾文主義視同姊妹；然而十三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卻將瓦勒度派信仰定為異端，極力排斥。與瓦勒度同時的方濟，也主張並實踐貧窮，羅馬教廷則稱他為教會聖人。由此可見，對於瓦勒度派的好惡，更正教會與羅馬天主教之間，見解相差頗大。瓦勒度派原先所抱持的福音理想實在無可厚非，後來卻被羅馬教廷定為異端，甚至因著政治因素的牽連，遭遇強烈迫害和大屠殺。然而，他們在逼迫下仍得以倖存，並在改教運動興起後，納入新教的一部分。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們對於聖經的堅守，以及對使徒教訓的緊緊跟隨，實為中世紀教會黑暗歷史中的一線曙光，也是日後宗教改革的先驅。

亞爾比根派

亞爾比根派，存在於主後一一四五至一二四四年間，又作迦他利派（Cathari）。因有許多迦他利信徒居住在法國亞爾比（Albi）而得此名。那是在法國南部的蘭多克州，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與北部相差甚大，與義大利很相似，並使用普洛凡斯語。他們與全歐洲的人不一樣，不信奉羅馬的基督教，而是另一種興起於巴爾幹半島，較奇特的基督教。當時羅馬天主教會萎靡腐敗，招權納賄，因此這種以純樸無華為宗旨的基督教，很快的就在蘭多克州流傳起來。當地居民紛紛驅逐羅馬教會的神職人員，奪取他們的修道院和教堂，改派自己的人接管。此派分布甚廣，與羅馬天主教敵對。他們認為真正的教會是永恆的，無須以高壓手段來維持其存在。他們實行嚴謹的苦修主義，「迦他利」一辭的意思，就是潔淨，渴望以苦修來脫離靈魂之不潔。他們反對婚姻、生育、戰爭，拒絕接受十字架與聖禮，熱心傳揚福音，研讀新約，且用方言翻譯新約。

因著亞爾比根教徒反對羅馬天主教，所以被教皇宣告為異端邪說。直到教皇依諾森三世在位時，他不允許亞爾比根派在歐洲傳布，於是首先發書給蘭多克州勢力最大的伯爵雷蒙，命他把領土內的亞爾比根教徒都驅逐出境。雷蒙不肯接受，還殺了教皇特使。這舉動惹火了教皇，他便在一二○八年發布教令，號召各國組織十字軍徵討異端。

其實，逼迫始自主後一一四五年，有數名亞爾比根派信徒在科隆被燒死；而後幾年教廷都曾明令公侯攻擊亞爾比根派。教皇依諾森三世組織十字軍，對付亞爾比根派，甚至宣布信奉異端為死罪。該次行動使法國南部遭到大肆蹂躪，達二十年之久。依諾森之後的繼位者均持續執行對亞爾比根派的逼迫，並使宗教裁判所成為正式機構，繼續執行此等消滅「異端」之職務。

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為教會歷史中極黑暗的一頁。羅馬天主教以「消滅異端為由」，於一二三三年正式成立了一個專門審判異端的教會法庭。在法庭中，被控異端者不準有律師，也不能得知原告的身分，一旦被控為異端，孩童、罪犯或未經證實的傳聞，均可當作正式證辭。被告在證實無辜前，都被視為有罪，當庭悔改者可由死刑改為終身監禁，凡為被告辯護者，均視為共犯。有些史學家發現，當時宗教裁判所採用的酷刑，就是那時期對一般罪犯所用的逼供手法。

羅馬天主教企圖以武力的手段來薅集稗子，卻殘害了許多生命的麥子，殺死許多正直愛主的真信徒，宗教裁判所對異端的懲處，於西班牙達到顛峰。然而許多宗教裁判所的成員，自己本身並不是基督徒。而宗教裁判所中的受害者，卻有許多是傳福音的真基督徒，他們因著明白基督所傳講的福音，而開始拒絕錯誤的「異端教導」，卻被冠上「異端」之名，受盡羞辱，至終為信仰殉道。

十字軍東徵

長久以來，歐洲基督徒嚮往到耶路撒冷等聖地朝拜。然而，隨著土耳其人的興起，讓朝聖者的安全增加了顧慮，加上土耳其人對拜佔庭所帶來的無形壓力，一○九五年，在東羅馬帝國皇帝的請求下，教皇號召信徒組成十字軍，企圖從回教徒手中，收復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領土。一○七四至一二七○年間，歐洲共出現了六次主要的十字軍東徵。

十字軍的呼召引起了熱烈的迴響，教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加入十字軍不僅可以除罪消厄，死後還可以上天堂。然而，以收復聖地為由的十字軍，卻在攻佔聖地耶路撒冷後，燒殺擄掠，使得羅馬教廷威信大降，加上東徵軍隊多為烏合之眾，不僅使得歐洲動蕩不安且資源耗盡。一二一二年，教廷甚至號召了一批由數千兒童所組成的兒童十字軍，他們遠渡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後，竟被商人當作奴隸出賣。

十字軍東徵使得歐洲的社會結構徹底改變，並促進了東西方貿易與文化的交流。貴族的地位逐漸由新興的商人及地主取代。紡織品、食物和香料的輸入，刺激歐洲經濟的發展，而十字軍所帶回的財富亦促進了貨幣的製造與流通，自由思想開始出現，加上已往一度失散的希臘文學及哲學文獻，此時再被發現，對西方的教會造成很大衝擊，亟需面對並因應這些新湧入的思想。

總括來說，十字軍的興起，雖以奪回聖地耶路撒冷為由，但始終未達目標。然而，借著十字軍的東徵，為歐洲商業和經濟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並刺激日後文藝復興的興起。

教皇制度的衰落與宗教改革的先驅教皇制度的衰落

十四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教廷與君王之間衝突日盛；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Ⅷ）與法王腓力（Phillip）因著稅款與權力的問題，引發一連串爭鬥。在波尼法修八世、本篤十一世（Benedict ⅩI）兩位教皇相繼去世後，新任教皇革利免五世（Clement Ⅴ）便在受制於法國，與羅馬動蕩不安的情形下，於一三○九年，將教皇寶座遷到法國南部的亞威農（Avignon）。教皇寶座設於亞威農長達七十年，這段時期被稱為「被擄的巴比倫」時期。儘管在法王的支持下，亞威農的教皇成為西歐最有權力的人，但教廷本身的腐敗並未改善，教皇成為政治的附庸。教皇權威亦因此大失，一蹶不振，而西方教會也因缺乏屬靈領導而更加腐敗。

當時很多人對教會失去信心，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教會本身的腐敗。為了十字軍東徵，教會不負責任的以屬靈的口號，鼓勵人去參加，並且應許參軍的人有天上的賞賜。因著教會濫用了她屬靈的應許，結果便失去自己的信用。

再者，為了東徵龐大的費用支出，教廷必須廣闢財源。一三○○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宣布該年為禧年，信徒只要到羅馬朝聖，便可勾銷領洗後所犯之罪，並且宣布凡未能親自前往羅馬者，可以金錢代替，此言一出，立刻為教廷財庫帶入豐富進帳。此後，舉凡整修教堂，財務拮据，教廷便大肆發出納捐赦罪的贖罪證明，形成了贖罪券制度。

同時，神職人員之間買賣聖職，利用信徒迷信斂財的腐敗事件也層出不窮。聖人的遺物、骨頭、亞倫的杖、耶穌受審時走過的臺階，都成了信徒為自己或為在煉獄中的家人贖罪的憑藉。有句著名的話說，「金銀投入箱中叮噹一響，靈魂立刻從煉獄中跳出來。」

除此之外，中世紀羅馬教廷的奢華與荒淫也令人難以想像，教皇宮廷幾乎成了娼館。甚至有教皇因被捉姦在床，而被情婦丈夫所殺。難怪教皇比約二世（PiusⅡ）曾說，「羅馬是惟一由私生子管理的城。」

在這種靈性、道德衰落的情況下，仍有許多神忠心的僕人屢次企圖改革教會。他們反對贖罪券的制度，主張回歸聖經，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終於匯集成一股改革的巨潮，並在一五一七年，由路德馬丁全面揭起此一改教運動。

文藝復興時期薩沃那洛拉的改革

文藝復興（Renaissance）於一四○○年發源於義大利的翡冷翠（Florence，又作弗羅倫斯，即當時的Firenze）。文藝復興一辭，法文原意為「新生」，用以形容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在藝術、文學、政治上的復興。這個時代的主題是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理想主義；而社會重心也漸漸由封建制度下的王公貴族，轉移到握有經濟實權的商人和平民身上。

此時期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翡冷翠的麥迪奇家族（Medici）。因著麥迪奇家族的統治，翡冷翠經濟蓬勃發展，政治安定，因而成為文藝復興的中心。此家族原為貴族，十三世紀借著銀行與金融業起家，累積了可觀的財富。十四世紀，此家族的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漸增，麥迪奇沙威特（Salvestro）成了翡冷翠城邦的首長。然而，一三八二年，沙威特因獨裁殘暴而遭驅逐；爾後麥迪奇喬凡尼（Giovanni）重振家業，使此家族成了全義大利，甚至全歐洲最富有的家族，並於一四二一年成為翡冷翠城邦的首長。其子柯西莫（Cosimo）因減輕平民的稅務，贏得下層社會支持，卻也因此引起政敵的不滿，將其流放。

當政敵消失之後，柯西莫雖不主動幹預政局，麥迪奇家族卻已成為掌控政權的惟一核心，柯西莫更被翡冷翠人敬稱為「國父」。十六世紀，麥迪奇家族提倡自由主義，儘管他們並不控制政府內任何官職，但仍以其財力和權勢，操縱翡冷翠的政治。在其領導之下，翡冷翠的領土大為擴張，一五三○年，此家族將翡冷翠改為世襲王國，自任君主。族女麥迪奇凱薩琳（Catherine Medici）更嫁給法國王儲亨利二世（HenryⅡ），當亨利二世去世後，成為法國實際主政者。除此之外，麥迪奇家族也產生兩位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就是喬凡尼（Giovanni Angelo）和亞歷山大（Alessandro）。文藝復興名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布拉曼德（Donato Bramante）等人，早年均接受過此家族的經濟支持。

原為道明會士的薩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一四八一年被派到翡冷翠聖馬可修道院任職。在講道時，薩氏經常抨擊教皇和教會的腐敗，揭露麥迪奇家族的殘暴統治，反對富人驕奢淫逸，主張重整社會道德，提倡虔誠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頗得平民的擁護。一四九一年，薩氏出任聖馬可修道院院長。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ie Ⅷ）入侵義大利，麥迪奇家族投降，薩沃那洛拉遂成為平民起義的精神領袖。他領導平民趕走麥迪奇家族，恢復共和體制，嚮往將翡冷翠改造成一個神權統治、虔敬簡樸的城市。

一四九七年，薩氏領導宗教改革，在市中心廣場焚毀珠寶、衣服等華麗奢侈品，以及許多傷風敗俗的書籍等；他禁止世俗音樂，推行聖歌，改革行政與稅收制度，並譴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是「撒但的代表」。同年，薩沃那洛拉遭教皇革除教籍。一四九八年四月，亞歷山大六世與麥迪奇家族利用饑荒煽動群眾攻擊聖馬可修道院。薩沃那洛拉被以分裂和異端狂想之罪名，在廣場中心被處以絞刑，隨後在廣場上被焚燒。

主後一四三八年，羅馬天主教在翡冷翠召開第十七次大公會議，針對東、西方教會自一○五四年以來的分裂，進行修睦。此次會議的主題，乃是影響東、西方教會分裂的「和子」（filioque）議題。此論最早可追溯至奧古斯丁，奧氏曾言：「話是單從父神而生，聖靈主要也由父而出。我之所以加上這幾個字，因為我們知道聖靈也是由子而出。」七世紀時，西方教會將「和子」（filioque）一辭，加入奈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有關基督的信條中，成了「我信聖靈……從父和子出來」。東方教會嚴重反對此事，他們認為「和子」論是一種異端觀點，為此雙方爭鬧不休，遂成為日後教會分裂之導火線。除了「和子」論點的辯論之外，此次大公會議也頒布了煉獄教義，以及其他關於教皇權力等聲明。

第三章　初期改教運動
中世紀改教運動的先鋒——威克裡夫約翰與胡司約翰政治背景

十四世紀民族主義興起，英、法、德等歐洲地區對羅馬教廷長期轄控的不滿加劇，君王與教廷之間的權力衝突日增。這樣的政治背景，為當時一些不滿天主教內部腐敗情形的改革者，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的威克裡夫約翰（John Wycliffe）。

威克裡夫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一位傑出的改革者，他高舉聖經權柄，並將其翻譯成英文，使廣大的英語人民得以接觸聖經。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Ⅲ）之子約翰，為威氏的好友兼支持者，威氏亦支持其與教皇的產權之爭。威氏反對教會斂財，並反對教皇幹預政權。他認為真正的教會非肉眼可見，而是神所選召之人的組成；每位蒙召的信徒都是祭司，且都有讀聖經之權利。他將拉丁文聖經譯為英文，使福音與真理得以在英語世界廣傳。威氏的傳講對教廷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主後一三七七年，教皇曾五度下詔要逮捕威氏。然而在王子約翰及其他貴族的保護下，威氏始終無恙。

威克裡夫晚年，爆發了貴族與平民聯手攻擊教會的農民革命（一三七七至一三八一年）。教廷將所有的破壞和損失，歸咎於「威克裡夫派」。然而，因著政治勢力的保護，威克裡夫在世時並未遭受逼迫。但在他過世之後，天主教以重振教會為由，將異端的罪名加諸威氏，不僅將其屍骨掘出焚燒，還大肆逼迫其跟從者。

十五世紀初，一位深受威克裡夫觀點影響的學者——胡司約翰（John Huss），在波希米亞（今日的捷克境內）展開了另一波改革行動。一三四七年查理四世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將布拉格定為主教轄區，並建立了中歐第一所大學——查理大學，使得歐洲學術思想大開。同時，天主教廷的腐敗，加上波希米亞日耳曼人（德語）與捷克人（捷克語）的衝突，使得胡司約翰在波希米亞的改革格外引人矚目。和威克裡夫一樣，胡司不僅將聖經翻譯成為平民使用的捷克文，亦用捷克文傳道，深受捷克人民的喜愛。胡司對教廷腐敗的批評，引起天主教的強烈仇視。因此，天主教在鎮壓英國的威克裡夫派後，立即轉向波希米亞，繼續鎮壓胡司派信徒。

屬靈方面的改革

威克裡夫與胡司對於「信心」以及「聖經」權威的確信，比路德馬丁早了一百年。他們主張以聖經為獨一的權威，以信心為得救的條件。這兩個觀點，衍生出後來的「惟靠聖經」以及「惟靠信心」論點，成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主要內涵，也是主的恢復中真理的一項恢復。

在教會觀方面，威克裡夫明確的表示教會並非人為的組織，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新婦，由一切蒙揀選的信徒所組成。胡司痛批天主教的陋習，但並未提出更進一步的教會定義。他認為教會的元首乃是基督，並非教皇，新約乃是教會的律法。胡司的另一項改革，就是讓平民在彌撒中領聖杯。長久以來，天主教的彌撒規定，只有聖品階級可以領聖杯；平民只能吃餅，並不能喝杯，因為笨拙的平民可能會將「基督的血」溢出。因此，「杯的改革」成了胡司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徵。

胡司運動的發展及影響

因著民族意識的需要，胡司的改革得到了波希米亞國王的支持。一四○九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John XXⅢ）派人到捷克販賣贖罪券；胡司大膽的在大學辯論會上，揭露了贖罪券的騙局，激起了天主教的仇恨。一四一一年胡司被教廷開除，然而他繼續以文字和言論，攻擊教皇和教廷的腐敗行為，甚至斥責教皇是出賣主的「猶大」。

一四一四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基斯門（Sigismund）為解決教會分裂、教皇紛爭、以及異端等問題，特別示意教皇召開康士坦茲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當時的另外兩位教皇為求安全，均僅派代表出席。胡司在皇帝允諾其安全，並發給人身保護文書後，應邀前往該會議。胡司在當地群眾的歡呼下，抵達康士坦茲。然而，在會議中教皇不但不允許胡司發言，還將他逮捕下獄，不容許他為自己申辯。而會議的召集人，約翰二十三世自己，也因罪行眾多，在該會議中被廢黜。一四一五年，法庭宣判，胡司是傳講威克裡夫和瓦勒度派的異端，應判處火刑。臨刑前，胡司再次重申自己的信仰，並作了最後一次演講。教廷為了怕胡司的屍體被人當作崇拜的聖物，將胡司的骨灰，連同火刑堆下的泥土，都撒入了萊茵河。

當胡司被處死的消息傳回布拉格後，捷克人群情激憤，怨恨教皇的暴行，以及皇帝的失信，整個國家陷入暴亂。這些因民族主義而起義的捷克人，分成兩個不同的派別。貴族們主要是在布拉格，他們奪取了布拉格的管治權，擬定了「布拉格四項條款」。條款中要求傳道和接受聖禮的自由，並要求捷克宗教獨立。另一派以農民和勞動者為主，從南方的塔波爾（Tabor）開始起義。

一四一九年，農民革命爆發，貴族與平民聯手成軍，波希米亞國王驚嚇而死。起義軍的領袖是傑士卡（John Zizka），他採用「戰車堡壘」戰術，多次打退敵人攻擊。傑士卡死後，起義軍繼續戰鬥，曾攻至德國境內。在一片勝利聲中，起義軍內部分裂成了三派。第一派為主張妥協的貴族，他們因著取得城市管理權的目的已經達到，因此希望儘快結束戰爭。一四三三年，德意志封建與這些貴族在布拉格籤署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宗教會議承認捷克的平信徒可以領用聖杯，貴族亦可保有已經取得的財產。第二派為繼續主戰的塔波爾派，他們因著貴族的背叛，傷亡甚重，部分轉往地下，繼續進行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第三派既不採取武力抗爭，也不與天主教妥協。他們寧願效法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樣，為信仰與見證受苦，他們開始獨立聚集，成了波希米亞弟兄會（Bohemian Brethren）。

德國路德馬丁的改教運動

十六世紀初期，歐洲的政治、經濟及學術思想均力圖思變，此一變動誠然醞釀改教運動生發的契機；而聖經權威的日益提高，與回歸新約初期召會生活的渴望，於此時更是推波助瀾，使歐洲遍處之改教運動風起雲湧。路德馬丁更力破當代宗教社會之無稽迷信，回歸聖經純正信仰，帶給信徒及召會深遠的衝擊與影響力。

路德馬丁生平簡述

路德馬丁（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年）生於德意志薩克森（Saxony）的艾斯勒本（Eisleben），父親原為一名礦工。路德年輕時看見鄉民對宗教的迷信，使他印象深刻。路德曾在麥丁堡（Magdeburg）共同弟兄會的學校求學，後被送往埃森納（Eisenach）修習高級拉丁文。一五○二年，路德從爾弗特（Erfurt）大學畢業，原本打算照著父親的意思繼續攻讀法律，卻因一連串突發的事件，改變了他的方向。一五○五年，他在行近史託頓軒（Stotternheim）時，險些被閃電擊中，他在危急之餘向父親的守護聖人安妮（St. Anne）發願，只要大難不死，就願意成為一名修士。兩周後，在父親嚴厲的反對下，路德加入了當時修院團體中，最嚴謹清貧的奧古斯丁修道會。然而孩童時代的迷信，加上對煉獄的恐懼，路德的修道生活一直掙扎在苦修與贖罪之中，盼望得到神的赦免。一五一○至一五一一年間，路德探訪羅馬，企圖從這個宗教的中心得著真正的平安，然而神職人員的奢華與腐敗，讓他更加失望。他返回德國後，在恩師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的介紹下，前往威登堡（Wittenberg）大學任教，並繼續攻讀神學博士。

改教經過

一五一二至一五一六年間，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書、加拉太書等聖經書卷。一日，他在房間裡研讀羅馬書，神的話突然向他發出亮光：「義人必因信得生。」（一18，和合本）。路德自述：「從此，我覺得自己獲得新生，……整本聖經以全新的面貌向我展開，我瀏覽聖經，到處都有類似的話語。」路德發現，人的得救並非倚靠行為，乃是借著信神的話，並信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路德觀點的來源，除了出自聖經本身外，也受到共同弟兄會和恩師施道比次的影響。他們的著作及教導，使路德從對神律法的外在恐懼，轉到對其恩典的主觀經歷，而發展出了「惟靠聖經」（sola scriptura）、「惟靠信心」（sola fide）這兩個宗教改革的主要觀點。

路德在威登堡選侯智者腓德烈（Frederick the Wise）的保護下，長期於此定居、講學。一五一七年，路德與天主教的衝突爆發。為了反對帖次勒（Tetzel）在威登堡販售贖罪券斂財的無恥行徑，路德將《九十五條》釘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邀請各界在贖罪券的買賣、教皇赦罪的權柄、以及教會的寶庫等三個議題上，進行公開的辯論。此舉因著印刷術的便利，震撼了整個歐洲，教皇的權威與教會的財源，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一五一八年，路德與紅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在奧格斯堡（Augsburg）進行會談；次年，路德與厄克（Johann Eck）在來比錫（Leipzig）進行辯論；路德一再拒絕讓步，只不斷重申聖經的權威。一五二○年，路德積極投入文字工作，出版了《致德意志貴族公開書》、《教會被擄巴比倫》、《基督徒的自由》、以及上百本的德文小冊。這些小冊在歐洲受到廣泛歡迎，激起了教皇的憤怒。教皇下詔要路德於六十日之內悔改，路德卻將這分詔令公開燒毀。隔年一月，教廷正式頒諭，開除路德馬丁的教籍。路德與天主教至此正式決裂。

一五二一年，在教皇的催促下，新皇查理五世在沃木斯召開會議（Diet of Worms），要求路德出席說明。路德在皇帝和議會的面前重申聖經的權威。他說，「除非是聖經或真理說服我——我不接納教皇和議會的權威，因為他們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神話語的俘虜。我不能，也不會改變任何信念。……這是我的立場，求神幫助我。」路德在返家的途中，被朋友以假綁架的方式擄走，藏在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裡。會議結束後的一個月，皇帝立即宣布路德是冥頑不靈的異端分子，下令捉拿並禁止其刊物的發行。

路德在瓦特堡健康不佳，將所有精力投注於寫作上。九個月內，他寫下了十二本書，並將整本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使聖經對德國人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在威登堡那裡，路德的消失使得改革運動陷入了混亂。一五二一年，路德的同事迦勒斯大（Andreas Carlstadt）在城堡中舉行聖餐，將告解和神父裝束廢除，把餅和酒分給平信徒，並領導政府沒收教會財產，攻擊會堂中的圖像。同年底，慈韋考（Zwickau）的先知們來到威登堡，傳講末日信息，使情勢更加混亂。一五二二年，路德在威登堡政府的邀請下，回來主持大局。因著路德的復出，迦勒斯大遭罷黜而離開，路德再度成為改革運動的領導核心。其同事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為一優秀的人文主義學者，始終忠於路德的改革，後成了其得力助手，承繼了路德的改革精神。

路德及其改革之爭議

儘管路德馬丁為主所用，結束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然而他的為人和其改革運動一樣有其缺陷，且留下爭議。路德馬丁曾形容自己「粗野、狂暴、激烈、好戰」，他晚年在威登堡時，稟性不穩，喜歡攻擊別人，常徘徊于謙虛與勇猛之間。路德雖提出「因信稱義」、「惟靠聖經」這兩大宗教改革的柱石，但他也曾為「聖母馬利亞頌」作注，稱馬利亞為基督之母，並承認聖母和聖人代禱的功效。

在路德與慈運理的聖餐之爭上，也見出其剛愎、不認輸的性格。據說路德與慈運理會面時，慈運理要與路德握手，路德卻不肯伸手相握。在雙方無法就聖餐意義達成共識時，路德拒絕協調，在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體」這處經文後，便憤而離席。使得改革宗的聖餐儀式，並未完全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影響。此外，在逼迫重浸派信徒的事上，路德也與向來敵對的天主教聯手。當時有句通俗的諺語說，「那些要受浸的，就讓他們浸死。」結果許多重浸派領袖都被投入河中慘遭浸斃。

一五四○年，向來支持路德，並為其協調與慈運理聖餐之爭的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重婚，引起德國改教的風波。此事遭到公開反對，然而路德卻因其與腓力的私交，私下贊同他的重婚之舉。由此可見，神所使用的僕人，亦有其人性的軟弱。儘管神總是越過人的軟弱來使用人，但這些個人的難處，至終卻成了工作上的難處，也成了神在其身上繼續往前的限制。

慈運理與瑞士德語邦的改教運動慈運理的改教運動

慈運理（Ulrich Zwingli,一四八四至一五三一年）生於瑞士的威德赫斯（Wildhaus）。少年時在巴塞爾（Basel）和伯恩（Bern）接受教育，開始修習古典語文。爾後慈運理進入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就讀。在導師威頓巴赫的影響下，慈運理認識了贖罪券制度的錯誤，也藉此知道信心的重要。一五一七年（路德馬丁將宣言釘於威登堡教堂門口的同年），慈運理出任愛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職，並在那裡深深體會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一五一九年，慈運理到了蘇黎世，遭遇到嚴重的瘟疫，他向神承諾，如果神拯救他，就必奉獻一生為祂工作。

一五二○年，慈運理為了宣揚理念的自由，放棄了教廷的津貼。他高舉聖經的權威，並促請政府給予神父直接依據聖經講道的自由。他開始逐字研讀聖經中的每一卷書，並於一五二五年，將整本新約講解完畢。因著慈運理在講道中，強烈指摘天主教節期的禁食規條，引起了康士坦茲主教的不滿。但是蘇黎世議會卻支持慈運理，以一切宗教習俗都必須根據神純正的話語為由，取回康士坦茲主教的權利。此舉成了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導火線，也引發了多次的公開辯論。一五二三年，第一次的公開辯論在蘇黎世的市政廳內舉行。慈運理發表了《六十七條》，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傳統的權威，並且攻擊教皇制度、聖徒崇拜、彌撒、朝聖、教士獨身制、贖罪券、苦行、以及煉獄等種種實行。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並在邦議會的支持下，開始全面性的改革。同年十月的第二次公開辯論中，慈運理攻擊天主教彌撒儀式，並率眾清除教堂中一切的陳設與裝飾。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之順利，實有賴於瑞士的邦郡制度。因著各邦政治上的獨立，議會有十足的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改革。不久，慈運理親自前往伯恩，並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塞爾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語邦，推展他的改教運動。

一五二九年，幾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運理的改教陣營，與當時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邦郡間衝突頻繁，大有開戰之勢。儘管雙方曾試圖談判和解，然而戰事還是於一五三一年爆發。天主教的邦郡聯盟迅速取得了勝利，而慈運理本人也在隨軍出徵的途中死於卡培爾城（Kappel）。瑞士的改教運動，至此暫時告一段落。隨著喀爾文運動的興起，慈運理運動也就漸漸被併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改革運動。

慈運理與路德馬丁

慈運理對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許多早期論述，隨處可見路德的影子。不過他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路德教義的產物。儘管兩人在聖經權威與因信稱義方面，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但是卻在「聖餐」的教義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為此，黑森親王腓力特地為兩人在馬爾堡舉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兩人對於路德所起草的《馬爾堡條文》（Marburg Article）中的聖餐教義，一直無法達成共識。慈運理認為，聖餐僅乃記念主的儀式，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的成為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然而路德馬丁發表「共在論」（consubstantiation），認為在聖餐時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確實與餅和酒同在。雙方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拂袖而去，雙方談判正式破裂。

慈運理與重浸派

當慈運理在瑞士改革初期，兩位曾與他十分親近的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斯（Felix Manz），認為慈運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頻頻催促他加速回復新約教會的模式，尤其是廢除嬰兒洗禮一事。然而，慈運理受限於政治考量，不肯激進，使得這班早期的支持者，開始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這一班人在歷史上稱為重浸派（Anabaptists，他們本身並不接受這個名稱），他們反對嬰兒洗禮，並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浸禮。慈運理起初對他們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因著重浸派強烈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使得向來依靠政治勢力的慈運理極為不滿，加入了打擊重浸派信徒的行列。一五二○至一五三○年間，數千位重浸派信徒被殺，天主教與改革宗在此事上竟意外成了同一陣營。

喀爾文與瑞士法語邦的改教運動瑞士與日內瓦歷史背景簡述

瑞士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主後一二九○年，由三個德語邦所組成的永恆聯盟。由於瑞士的地理具有重要的戰略及經濟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紛紛加盟，以共抵外來侵略。十六世紀初，瑞士從原先位在阿爾卑斯山區的德語邦，向西擴展至法語區，共計有十三個邦郡。這些邦郡各自獨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運動與鄰近法、德各國的方式截然不同。

日內瓦位於瑞士的西南角，緊鄰南法與北義大利。主後一五三三年，日內瓦脫離薩伏依（Savoy）王朝的統治，獨立成為一個城邦國家。因著慈運理在瑞士的改教運動，造成了信奉傳統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間的緊張情勢。日內瓦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一五三六年宣布加入改教行列，是年，喀爾文約翰（John Calvin）也在法爾勒（William Farel）的邀請下，來到日內瓦，致力於福音派的改革。

瑞士的宗教改革

當路德馬丁在德國地區進行改革時，另一個改教運動同一時期在瑞士發生。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領袖為慈運理與喀爾文。慈運理生於瑞士，深受奧古斯丁作品的影響，並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贊同路德對於聖經權威以及信心的肯定，卻在「共在論」上與路德意見分歧。其主要的影響力在瑞士的德語區，以蘇黎世為其中心。

喀爾文一五○九年生於法國的諾揚（Noyon），曾於巴黎大學攻讀神學。一五三六年，喀爾文到了日內瓦，開始他一系列有計劃的改革，並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義著作——《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從一五四一年至他離世的二十三年內，喀爾文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全面指導日內瓦的社會和宗教事務。不僅使日內瓦成了法國改革派的避難所，喀爾文主義也全面影響了法國、荷蘭、和蘇格蘭等地的宗教改革。

喀爾文的改教運動

喀爾文原本並無意脫離羅馬天主教。然而，他因著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 Cop）的改革運動而被通緝。此後，喀爾文自覺需與羅馬天主教脫離關係，與改革人士同一陣線。一五三六年，二十六歲的喀爾文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仰。該書出版後不久，喀爾文便應法爾勒之邀移居日內瓦。一五三七年，喀爾文向日內瓦議會進呈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然而因著在聖餐實行上的爭執，喀爾文和法爾勒遭議會驅逐出境。一五四○年的選舉中，反對喀爾文的黨派倒臺，喀爾文重回日內瓦，根據之前所提出的條文基礎，制定了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強制人民接受宗教教育。其次，他設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 pastors and elders），以十二位品行優良的長老組成，以創造一個合乎聖經教訓的模範社會。

然而，喀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也不是毫無阻礙。一位西班牙的激進改教者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就時常反對喀爾文的教義。他發表了「論三位一體教義的錯誤」，否認三位一體的教訓。一五三三年，塞爾維特完成一部鉅著《再思基督教要義》，全面駁斥喀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在喀爾文的催迫下，塞爾維特被捕。日內瓦議會將他裁定為異端，下令將他燒死。雖然喀爾文代為求情，希望以較仁慈的方式處決，但塞爾維特至終還是於一五五三年，被縛在柱上燒死。處死塞爾維特的舉動，給反對者一個大肆抨擊的理由，也為喀爾文的一生蒙上汙點。

一五五○到一五六四年這段期間，喀爾文偏重於聖經釋義的寫作上，他對聖經熟識，以及對經文屬靈意義的貫通，使其解經作品具有相當的價值。一五四九年，慈運理的信徒在布靈爾（Heinrich Bullinger，一五○四至一五七五年）的領導下，與喀爾文派聯合。

重浸派重浸派之起源

當慈運理在瑞士推行改革時，遇到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就是嬰兒洗禮的問題。當時慈運理的兩位同工——格列伯與曼斯，十分反對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嬰兒洗禮。他們認為，聖經中並沒有嬰兒洗禮的教訓，一個人必須在心智成熟的情形下，自願受浸，才能為他施行浸禮。他們向慈運理表達他們的意見，希望慈運理能夠敦促議會，廢除嬰兒受洗的習慣。然而，議會中有許多議員，都是嬰兒時期受洗的，一旦新令頒布，他們馬上就會被逐出教會。在現實政治的考量之下，慈運理遲遲不敢行動，引起格列伯等人的不滿。一五二五年，蘇黎世議會舉行關於嬰兒洗禮的公開辯論。議會不僅決定保留嬰兒洗禮，還通令所有的父母，都必須在嬰兒出生八日內完成洗禮，否則就逐出教會。並且，格列伯與曼斯等人私下的研經聚會，也遭到議會勒令停止。命令公布當晚，格列伯與曼斯等人聚集在一起相討對策。在禱告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聖靈感動，跪在地上禱告，要求格列伯立即為他施浸。格列伯應允了，並正式為他施浸。由於他們施行成人浸禮，因此被外人稱為「重浸派」。

「重浸派」其實是當時的人們嘲諷他們的謔稱，他們自己並不以此為名。事實上，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重浸」，因為嬰兒洗禮並無效力，因此，成人的浸禮才是第一次的浸禮。他們自稱為「委身的一群」，主張回復到初期的教會模式，廢除一切的圖像，力求簡單樸素。他們專心研讀聖經，尤其新約，不關心所謂的信經與教會組織。他們反對路德和慈運理所主張的政教聯合，也反對形式化的組織與聖品階級。信徒和信徒之間，只有恩賜與職事的分別。教牧的責任是研讀聖經、督責信徒、帶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在浸禮方面，惟有真心悔改，願向主而活的人，才能受浸。在聖餐方面，他們認為擘餅是為了記念主的死，也是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的愛筵。因此，他們多在家中擘餅，一面享受家的溫馨，一面避免儀式所帶來的迷信。此外，他們相信基督的再來，重視基督的託付，格外積極傳揚福音。

重浸派所受之逼迫

因著十六世紀政教合一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許多執政者與宗教領袖，都對這班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的重浸派信徒十分敵視。他們迅速成為天主教與新教的共同敵人，被視為一班反傳統、反秩序的異端。一五二五年，格列伯、曼斯、以及其他二十位重浸派的信徒遭到逮捕。格列伯僥倖從獄中逃脫，後卻因瘟疫而死亡。曼斯則在主後一五二七年，被推入利馬河（River Limmat）淹死。布洛克逃出了蘇黎世後，四處傳道，後來也在一五二九年被天主教逮捕，處以火刑。

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德國地區爆發農民革命，許多人將矛頭指向重浸派。慈運理派、路德派、喀爾文派、以及天主教，聯手起來欲將重浸派從歐洲大陸完全剷除。重浸派信徒遭受各樣殘忍的逼迫：監禁、罰款、淹斃、燒死、折磨……等，只要是當日一切違犯「政府教會」的罪，如：不繳納什一捐獻、不聚會、不參加家庭查經、不肯傳道等，都加在重浸派信徒的身上。一五二九年，在施派爾（Speyer）會議中，天主教與路德派達成共識，同意處死神聖羅馬帝國境內一切的重浸派信徒。短短數年內，數千位重浸派信徒，在世俗政權與教會聯手的逼迫之下殉難。

重浸派之發展與影響

十六世紀的重浸派，幾乎遭到當時整個歐洲政治、以及基督教主流——慈運理、路德、喀爾文各派的一致聲伐。除了政教聯合、嬰兒洗禮等爭議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數重浸派信徒，落入了改革的極端。因著這些少數激進分子所造成的社會事件，使得重浸派在歷史上蒙受了異端之名。這些激進的人和團體有引起農民革命的閔次爾（Thomas Munzer）、慈韋考（Zwickau）的先知們、賀夫曼千禧年派（Hoffmannites）、以及馬提（Jan Matthys）的閔斯特王國等。

閔次爾醉心於社會運動，宣稱自己有聖靈引領，企圖建立一個神治團體。他煽動暴亂、驅趕新教與天主教徒、破壞教會財物，令歐洲人對重浸派留下了極惡劣的印象。賀夫曼原為路德派信徒，因著不同意路德派的聖餐教義，被逐往丹麥。然而他卻轉往法國，加入重浸派行列，並開始提倡他的末世思想。他相信自己是神所揀選的領袖，一切反對他的人都會滅亡，並預言基督會在一五三三年降臨斯特拉斯堡。賀夫曼的忠心信徒馬提，曾自稱先知以諾。一五三三年，賀夫曼的預言並沒有實現，馬提非但不以為意，還宣布賀夫曼預言錯誤，真正的新耶路撒冷，不在斯特拉斯堡，而是在荷蘭的閔斯特。馬提率眾以武力攻取閔斯特，企圖建立一個聖徒王國，卻遭到路德與天主教的反制。閔斯特事件使得重浸派在政府、社會、道德、及宗教各方面，均留下了惡名。

上述這些激進人士，並不能代表所有的重浸派信徒。大部分的重浸派信徒，仍持守早期的改革精神，這些能夠真正代表重浸派的團體為：瑞士弟兄會（Swiss Brethren）、摩爾維亞的胡特爾弟兄會（Hutterites）、以及門諾會（Mennonites）與阿米許派（Amish）。

瑞士弟兄會，乃是指那一班在蘇黎世跟隨格列伯與曼斯的人。他們是最早的重浸派，主張成人浸禮與簡樸聖餐，承繼了此派真正原有的改革的精神。

胡特爾（Jakob Hutter）在奧士柏斯（Auspitz）建立了一個名叫布德霍非（Bruderhofe）的小社區，實行凡物公用。後來有許多重浸派信徒，紛紛來此躲避逼迫，在摩爾維亞建立了許多「弟兄之家」，因此被稱為「摩爾維亞的胡特爾弟兄會」。胡特爾於一五三六年，被縛在柱上燒死而殉道。

另一個重浸派的分支為門諾會。門諾（Menno Simons）原為一個天主教神父，一五三○年脫離羅馬天主教，後加入重浸派，主要活動範圍在荷蘭、德國北部一帶。門諾的觀點與瑞士弟兄會類似，反對嬰兒洗禮，以及教會參與政治事務。他們不服兵役，拒絕宣誓，也不任職於政府部門。

十六世紀末，門諾會發生嚴重的分裂，保守的阿曼（Jakob Amman）與其跟隨者，自成一個極為嚴謹的教派，稱為阿米許派。他們衣著一致，不修剪鬍鬚，遺世而獨居。即使是現在的阿米許派信徒，都還維持著中世紀農莊的生活方式，不使用任何電器用品，不照相，並且以馬車代替汽車。他們持守敬虔的外衣，卻失去了屬靈的實際。

十六世紀的重浸派，遭受許多的逼迫，卻為歐洲基督教，如後來的英國獨立教會、浸信會、貴格會等，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第四章　改教運動在各地的發展與成形德國地區改教後的發展施派爾會議與奧格斯堡會議

在沃木斯會議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頒布諭令，判定路德馬丁為異端，並取締其一切著作。但因外戰頻仍，此諭令一直沒有徹底執行。德國南部諸王公效忠於帝國和天主教，北部王公們卻支持路德。在改教人士與王侯們的力促下，第一次施派爾會議（Diet of Speyer）於主後一五二六年召開，決定在正式的大公會議召開前，王侯們可以自行決定信仰方式，並以信用向神和皇帝負責，因而暫時凍結了處分路德的沃木斯諭令。

一五二九年，施派爾會議二度召開，在查理五世的支持下，支持天主教的王侯們堅決貫徹沃木斯諭令，並擬將改革派的區域天主教化。路德派人士對此提出嚴正抗議，抗議宗（Protestant，或譯為更正教）一辭即由此而來。

一五三○年，查理五世在擊退犯境的鄂圖曼土耳其大軍後，重新審視帝國內的宗教問題，於奧格斯堡召開會議（Diet of Augsburg），邀請天主教與路德派雙方在會議中陳明信仰。由於不法的身分所限，路德委派了墨蘭頓代表出席。墨蘭頓在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奧格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不僅為宗教改革的重要文獻，也成了日後路德派的標準信仰聲明。羅馬天主教方面則立即發表了《反駁書》駁斥其說法，並要求查理五世予以取締。談判乃再告破裂。

支持路德的王侯惟恐查理五世以軍事行動進行鎮壓，於一五三一年二月組織「施馬加登防衛聯盟」（Schmalkaldic League）。此時鄂圖曼大軍再度犯境，雙方休戰結盟，共御外敵。日後雖又召開幾次協商會議，卻始終徒勞無功。

同時期其他改革者

第二次施派爾會議結束之後，黑森（Hessen）親王腓力（Landgraf Philip）為整合日耳曼與瑞士地區的改教勢力，遂邀請路德、慈運理、以及其他多位改革者於馬爾堡（Marburg）協商。然因聖餐教義觀點之分歧，至終無法達成黑森親王的合一目標。

當時出席者還有蘭伯特（Francois Lambert），為黑森親王好友，在法國、德國、瑞士一帶進行改革，曾草擬一分教會改革藍圖，主張教會應由會眾自治，避免政治勢力的介入，卻因路德介入而告吹。路德認為，當時的改革派正與天主教對峙，亟需貴族支持，談民意言之過早。為籠絡貴族勢力，路德傾向由政權來決定教會的聖職、聖禮事宜。

同時期有一位改革者，既不同流於羅馬天主教，又不附從路德派或重浸派，就是西利西亞（Silesia）的貴族士文克斐爾（Kaspar von Schwenckfeld，一四八九至一五六一年）。士文克斐爾熱愛研讀聖經，認為「整本聖經的總和，就是基督」，並建議在遇到疑難經文時，要「以連同上下文一起研究，以經解經」。在教會方面，他主張以新約初期的教會為模型，教會應是在各地出現，以基督為元首，讓聖靈掌權，活出基督身體的實際。對於受浸，他清楚「信而受浸」乃一體之兩面，必須一致；但是他也沒有加入重浸派。

因著士文克斐爾在聖餐的教義上與路德的觀點有所分歧，加上其根據聖經所建立的教會日益興旺，引起了路德派和當局的抨擊與迫害，使他四處流浪三十年之久。他所建立的團體不敢承認是教會，恐怕因此被歸類為某派，失去服事更多愛主之信徒的機會。他們也暫停施浸和擘餅，祈求並等候聖靈的澆灌，使教會能合一；至於他們的職責，就是領人歸主，以真理和生命供應有心者，盼望將來的榮耀。

農民革命

中世紀的農民，因長期飽受貴族與教會剝削，經常抗議與作亂。路德的改教，支持者大多是農民，不少人是藉以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要求廢棄壓迫農民的政治與宗教制度。路德的神學強調信心與自由，更被農民借用作社會運動的基礎。一五二四年六月，由於德國南部公侯逼迫路德派，導致農民陸續起來暴動；翌年更蔓延至瑞士及德國各地，低階人士聞風而從者三十萬。接著革命團體出版《十二條款》（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ry），以路德「信徒皆祭司」的觀點為由，要求免除勞役和什一稅，進行政治改革；又以路德痛斥修道主義為藉口而洗劫修院，充公財物。

農民暴動的領導人閔次爾，原為神父，經路德的勸導與援助成為福音傳道人，頗受路德器重。但他的思想喜趨極端，漸與路德牴觸，終成為反對路德者。他認為路德推翻教皇權威，以聖經為權威，不過走了一半，他卻要再走一半，就是縱無聖經之助，人亦可直接從神接受聖靈，借異夢或異象得到「內心之道」（Inner Word）和「內心的光」（Inner Light），而獲得啟示；同時借著受聖靈澆灌，加入被預定的團體，從世界分別出來。他引用啟示錄說，可用武力消除不信者，建立神權統治，將神的國度帶到地上。這種神秘的屬靈主義，便這樣開始在更正教中產生影響，並且鼓動農民，使暴動更增加濃厚的宗教色彩。

路德起初對農民表示同情，他曾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父親、祖父、先祖們都是真正的農民，」並以自己的出身為榮。在暴動初期，他寫了《和平的諫言：對斯華比亞十二條款的答覆》，稱農民為「親愛的弟兄」和「朋友」，責備不合理的領主；但他也堅稱，基督徒沒有權利訴諸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而得到公義，勸戒農民該尊重政府。但農民卻回應以更嚴重的暴亂，越趨殘虐，以致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

由於信仰主張不同，加上對於改革見解的歧異，路德的怒氣在閔次爾於慕哈森（Mulhausen）率人奉神的名屠殺鎮壓者，並威脅到威登堡時爆發。震驚之餘，路德立即寫下《反對農民的集體搶掠與屠殺》，列舉農民搶奪、殺人、並假借福音之名行事等三大罪狀，應當嚴懲，各王侯亦應盡所能制止暴亂。

王侯們根據路德的「勸告」大施屠戮，估計有十萬農民遭戮，重傷者不計其數，閔次爾亦被斬殺。路德在得知貴族的兇殘，十分痛心，認為是自己「擊殺了這一切農民，……他們的血要歸到我頭上」。

農民革命猶如一場夢魘，使路德與農民間產生極大的隔閡。本來農民是路德改教的忠實支持者，農民們也認為路德會了解、同情、並幫助他們；然而路德所關切的並非物質、社會方面的革新，而是宗教、神學上的改良。路德認為，社會總是腐敗的，從來不能拯救人，也不會因著有一個好的社會就會使人變得更好；所以基督在世上，最終受到的是苦難；人要得救的方法，就是從社會中被拯救出來。農民革命的結果，使路德與農民從此相互失去了信心。

由於暴動期間，農民以自由、平等為口號進行暴亂，使福音受到扭曲，路德就引用羅馬十四章及提前二章神聖權力的教訓，企圖借俗世權威之手，建立一個和平、有序的社會，俾有利於福音的宣傳。而各王侯政權也利用路德的言論，加強中央集權。

農民革命後，德國地區，北部屬路德派，南部歸到天主教。貴族或地主階級，惟恐再度有暴亂，情願王侯加強中央權力，並支持路德，促成德國國教的成形。

天主教內部的改革

早在路德改教前，天主教內部便出現了許多振興靈性的聲音，如《效法基督》的作者肯培多馬（Thomas Kempis），如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斯（Erasmus）等，主張回到聖經及早期教父的教訓。在路德釘上九十五條的同年，「聖愛會」（Oratory of Divine Love）在羅馬成立，以後許多強調互助、善行的組織和修會紛紛成立，巡迴的修士在城鄉裡推動奮興，閱讀禱告和靈修作品，無意批判教義，只盼望在生命方面帶來復興。

這段時期成立的修會中，最具影響力的為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創辦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原為西班牙軍人，一五二一年因重傷退役。康復期間閱讀有關基督生平及早期聖徒書籍，深受感動，乃立誓成為耶穌精兵，嚴守紀律，順從基督。以後他一路求學、旅行、著作，於一五二八年入巴黎大學進修神學。希奇的是，在同一時期，喀爾文亦就讀該校，但無跡象顯示兩人相遇過，日後兩人也走了不同的方向。一五三三年，喀爾文參與改教運動；一五三四年，羅耀拉和室友方濟及五位夥伴共同起誓，要過貧窮、慈惠、宣教的生活，並完全效忠教皇。一五四○年，教皇同意耶穌會正式成立，由羅耀拉制定並修改規例。

耶穌會有三項主要任務：對抗新教、提供高品質的教育、推動宣教工作。對於耶穌會教士，神在地上的國度集中於羅馬教會，以教皇為代表，所有離開教廷組織或教義者皆為異端。他們在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迅速擴展，並在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下，四處攻擊更正教徒，又將天主教傳播到美洲、非洲、亞洲等地。明朝來華的利瑪竇、湯若望等即為耶穌會的傳教士。

因著更正派的威脅，天主教中下層教士及學術界，興起召開大公會議研擬改革的呼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即位後，亟思改革教會。起初他希望借路德達到目的，但路德太過激進。一五二一年教皇利奧十世突然亡故，在查理五世的壓力下，教廷選出曾擔任他導師的哈得良（Hadrian）繼任。哈得良相當虔誠，也曾參與許多改革活動，包括聖經研究、神職教育、改進講道方式等；繼任後他規劃了一連串裁員、節流的改革措施，同時天天主持彌撒。但他輕看了路德的改教，以致在位二十個月後，便心力交瘁而死。他的墓碑上寫著：「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選立為教皇。」

保羅三世於一五三四年就任教皇。在世俗的壓力下，他採取了具體改革的方向與作為，嚴厲對付教士的不良素行，同意耶穌會的成立，又任命幾位傑出的致力改革人士為樞機。為了抗衡反對的樞機們，他催促查理五世及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協助他召開大公會議；終於在一五四五年開始了天特大會（Council of Trent）。會議長達十八年，一共召開二十五次，為天主教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影響了往後四百年天主教的組織與教義。會議中詳細討論引起爭論的教義，並拒絕一切更正派觀點，重申傳統與教皇的權威，反對聖餐「變質論」以外的一切立場，強調聖禮的功效，重新肯定煉獄與善功的觀念。會議並決定以《武加大》譯本聖經作為天主教的標準譯本，宣布羅馬天主教會是聖經的詮譯者。

天特會議不僅確定了天主教的教義，也針對神職人員的紀律進行改革，許多教廷弊政逐一掃除，為中世紀後的羅馬天主教稍微帶來一絲振興的氣象。但是由於改教人士的缺席，同時教會的本質不但未改，反而更高舉、肯定其錯誤的體系，所以又被稱為「反改教運動」（Counter-Reformation）。

路德宗的形成

路德鑑於天主教的壓迫，與俗世政權妥協，採取授與聖職儀式。一五三六年十二月，路德苦心構思出一篇信經，於翌年二月被批准，名為施馬加登條款（Schmalkald Articles）。

路德去世後，跟從者在神學觀點上出現了分歧。路德的助手墨蘭頓性情溫和，一面主張與羅馬天主教和解，另一面又有幾分欣賞喀爾文派的教義。為了與天主教妥協，墨蘭頓與德國主教草擬一分《來比錫臨時和約》，約中堅持路德派的基本教義，卻同時保留天主教的部分傳統。這引起一些忠於路德的信徒十分不滿，稱墨蘭頓與其跟隨者為「腓力派」（墨蘭頓全名為腓力墨蘭頓），稱自己方為「正統路德宗」。

雙方一直爭執到奧格斯堡信條五十周年後，一五七七年的《協和信條》（Formula of Concord），才暫時止息，獲得多數路德派的認同。然與奧格斯堡信條相比，協和信條不僅僵化、缺乏活力，且極富經院哲學意味；而信義宗高等神學亦由此發軔。一六二二年，耶拿大學的格哈德（Johann Gerhard）發表了《神學大全》，為路德派（信義宗）典型的經院哲學派全理性神學。

路德宗的發展

「施馬加登」同盟成立時，不僅包括德國北部，亦有南部一些大城加入。以後查理五世與法國和鄂圖曼開戰，無暇幹涉路德宗的發展；慈運理等人戰死，更使德國南部轉而支持路德宗。按一五四六年的統計，似乎德國地區有十分之九屬路德宗；超過三分之二的奧地利人為其教徒。包括波希米亞、摩爾維亞、波蘭大部分皆屬更正派，亦散播往周圍諸國。

但此刻路德宗亦遭遇最艱苦的時期。查理五世於一五四四年與法國訂立和平條約，雙方同意在境內掃除更正教；隔年十月又與鄂圖曼訂立停戰協定；十二月天特會議召開，路德宗決定不派代表，使皇帝和教皇得到武力攻擊的口實。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凌晨，路德病逝於出生地，葬於威登堡教堂中的講壇右側。不久教皇發動「十字軍」，凡加入者皆獲大赦，又以貲財援助查理五世。翌年「施馬加登」同盟大敗，薩克森選侯腓德烈及黑森親王腓力皆被囚，改教運動的熊熊聖火幾成死灰。

由於教皇和查理五世之間的糾結，各自為政，互相忌憚對方勢力，以致成為水火。一五五二年，查理五世再度與鄂圖曼、法國交戰；新任薩克森公爵陣前倒戈，威脅查理五世締結和平條約，規定恢復一五四五年的宗教情勢。三年後，奧格斯堡會議召開，路德宗的改教運動獲得天主教承認，確立「誰的地區，誰的宗教」，各王公得擇一信仰，少數意見離異者可移居他處；但卻排除了慈運理、喀爾文派、和其他所謂過激主義，且不包括尼德蘭地區（今荷蘭）和德國境內的天主教會。

三十年戰爭

十六世紀的歐洲，因著宗教版圖的重整，爆發了多次的戰爭。歸其原因，主要是一開始天主教即採用訴諸武力的方式鎮壓，以鞏固其教權；這迫使改革者揭竿而抗之。在奧格斯堡和平條約後，天主教隨即將矛頭指向其他更正派，無論是當時最強大的西班牙、仍屬天主教信仰的法國、欲恢復天主教信仰的英國，皆在其轄區掀起大規模的逼迫；如西班牙統治下的荷蘭，有數以萬計的人成為「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英國的瑪麗女王也獲得「血腥瑪麗」的稱號。

這些爭戰最後幾乎都是更正教獲勝。如一五九八年，法王亨利四世為得王位，由更正派信仰改為天主教，卻頒布《南特詔書》（Edict of Nantes）容許宗教自由，並給與更正派政治權利。一五五八年伊莉莎白一世繼任英王，對宗教採取溫和政策。一五八一年，荷蘭共和國向西班牙宣布獨立，喀爾文派成為官方宗教。

雖然如此，並未結束宗教紛爭。在日耳曼地區，天主教及喀爾文派皆不滿意奧格斯堡的協定。耶穌會要求取回落入更正派手中的產業；日漸強大的喀爾文派不滿自己仍被視為違法宗教；加上世俗王侯間的政治恩怨，最後終於引發了一場看似無關緊要且無意義的大戰，即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戰爭」。

戰爭分為四個階段，從波希米亞、摩爾維亞（今捷克）延至奧地利，擴及歐洲大部分地區，牽連甚廣，摧殘極烈。就中歐地區而言，人口銳減三分之二，舉目所見田野荒蕪，工商摧毀殆盡，悽涼之景持續近一世紀。戰火結束於一六四八年籤訂的西發裡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釐定國土邊界，重申「誰的地區，誰的宗教」原則，把更正教各派包括在內，並且王侯不得改變其信仰，天主教不得幹涉各邦的宗教事務。於是更正教得以與天主教分庭抗禮，獲得日耳曼地區的支持；雙方在那地的地理界限，迄今亦無太大變遷。

北歐地區的改教運動

丹麥、挪威、瑞典於一三九七年籤約，成立聯合王國，主由丹麥管轄；路德改教時，丹麥國王也想憑自己的權威，建立歸他管轄的教會體系。所以在瑞典，他藉口護衛天主教，撲滅瑞典愛國政黨，導致一五二一年瑞典獨立成功，並於一五二三年十一月拒絕批准教廷主教的選舉，拒繳教會稅，與天主教決裂，加入更正教；一五三一年選出第一位更正派的大主教。對於挪威，丹麥王贊助改教運動，卻又處處幹涉，終於一五二三年遭流放。

被選繼任之丹麥王，被選條件為必須擁護貴族權，並禁止更正教「傳播異端」。他巧妙的挑起貴族嫉妒有勢力的大主教，並渴望自己能得到一些天主教的產業，來支持自己的改教政策。一般平民因厭惡天主教的惡例，如濫賣贖罪券等，也贊成國王的措施。一五二七年，國王下令主教職位應由國王委任，承認信義宗與天主教地位相同。一五三二年，丹麥獲準加入施馬加登同盟，正式接受信義宗的信仰。

挪威因與丹麥聯合，受其影響，接受信義宗信仰。轄管的冰島，由於兩位主教當中一位的繼子受教於路德，返鄉後於一五四○年繼任主教，立即發起改教運動，刊行冰島文的新約聖經譯本。一五五四年，冰島定信義宗為國教。

瑞典改教源於兩位曾在威登堡大學受教的學者，返國後大力倡導信義宗。一五二一年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古斯塔夫（Gustavus Vasa）曾受教於二人，當選國王后經濟困難，乃借改教運動沒收天主教財產，削弱大主教的權勢。一五二六年出版瑞典文的新約聖經譯本。翌年國會決議，國王是瑞典教會最高領袖，接受信義宗信仰。此運動迅即傳入芬蘭，於是整個北歐成為信義宗的天下。

在三十年戰爭中，最初丹麥參與更正教派。一六二九年更正派大敗，天主教頒布歸還諭，強迫全歐洲回復到天主教制度中。一六三○年瑞典王「北方雄獅」阿道夫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為免瑞典淪為天主教下一個目標，先一步為保衛更正教率軍登陸德國地區，隔年大敗天主教同盟軍，長驅直入萊茵河。又次年，與天主教名將華倫斯坦（Wallenstein）會戰於來比錫附近的盧茨（Lutzen），因濃霧與部隊主力隔離，力戰而死，但是更正教卻獲大勝。

法國此時雖信奉天主教，眼見哈布士堡王朝（Habsburg）勢力不斷膨脹，先經援瑞典，後派兵參戰，至終和瑞典同為戰勝國。瑞典國勢驟強，使波羅的海成為其內湖。更正教經此一戰，終於完全確立了其宗教版圖。

十七世紀的敬虔運動

三十年戰爭後，德國地區正式成為更正教的區域，但是教會也逐漸形成國教，脫不開政府的幹涉與安排；神職人員形同公職，造成靈性上的普遍低落。此外，路德重視個人與神的主觀經歷，逐漸被墨蘭頓條理式的信仰所取代，發展成經院哲學般的信義宗主義；名義上根據聖經，實際上卻是一種刻版、僵化的教理解釋。因此不過短短一百年，信義會就從原先注重與神相交的主觀信心中，再度落入了死沉的道理與儀式。只要謹守洗禮，領受聖禮，遵守規章，定時禮拜、聽道，就稱得上是一位好信徒。於是激起一些改革者追求更深、更有意義的基督徒生活。注重生命經歷的敬虔運動，便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普遍展開。由於追求敬虔生活，因而被稱為「敬虔派」（The Pietists）。

這班信徒並未推翻或脫離信義會，而是將路德所主張的「理想」一一實行出來。他們常在家中聚集，幾家聚在一起讀經、禱告。聚會並非一人講、眾人聽，乃是在「人人皆祭司」的原則下，共同分享。他們認為讀經不重在知識，乃重在生命與餵養；聖經必須應用於實際的生活中，以活出聖潔、道德的生活。在個人經歷方面，他們注重信徒悔改與重生的主觀經歷，並以基督為中心，被祂的恩典充滿。此外，他們也實行社會救濟，賙濟窮人和寡婦，極力推行海外布道，為當時僵化的路德會，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

敬虔運動的發軔——施本爾

德國敬虔運動的主要人物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一六三五年生於亞爾薩斯（Alsace），三十五歲成為法蘭克福路德會牧師。他曾走訪瑞士，受到拉巴第派信徒的影響。拉巴第（Labadie）原為天主教修士，由於看見當時天主教與更正教的敗壞，決心回復聖經中初期教會的樣式。他認為敬虔生活的能力，源自與神的交通；人只能透過聖靈的光照，才能明白聖經。拉巴第先在日內瓦執牧，後轉往荷蘭米第堡（Middelburg）進行改革，並曾試圖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家庭教會」，但至終沒有改革成功。

施本爾也受到亞仁特（Johann Arndt）《真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的影響。由於三十年戰爭所帶來的動亂與靈性低落，施本爾深感教會亟需改革。他強調重生的重要，鼓勵信徒對基督都有個人的經歷，並建立個人禱告、讀經等習慣。一六七五年他出版了《敬虔願望》（Pia Desideria）小冊，提出復興路德派的六項建議：（一）個人精讀聖經；（二）恢復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與實行；（三）除聖經知識，亦須有愛心行為與生活；（四）讀經不重教義辯論，乃重尋求真理；（五）需以崇高的道德標準重組大學；（六）復興福音講臺，廣傳福音。

施本爾在家中召聚信徒讀經、禱告、分享，盼望恢復使徒時代人人盡功用、彼此互相的聚會方式。儘管他自始至終都是虔敬的路德會教徒，但他的改革卻受到路德會神學家的猛烈抨擊，認為他過分重視靈修，輕忽教義。不過他的改革仍吸引許多尋求敬虔的信徒，為十七世紀德國地區的基督教注入一股清流。

德國敬虔運動的發展與興盛——富朗開

深受施本爾影響的人中，有一位名為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的青年講師；他在一六八七年經歷了主觀的悔改與重生，後在德勒斯堡與施本爾共居二月之久，完全接受敬虔主義。返回來比錫後，他在大學裡演講，深受歡迎。此舉引起路德派選侯的不安，下令禁止居民舉行「小聚會」，富朗開便轉往爾弗特執牧。

一六九一年，布蘭登堡選侯腓德烈三世（後成普魯士王腓德烈一世）於哈勒（Halle）自建一所大學，在施本爾的引薦下，富朗開前往哈勒附近的格勞查（Glauchau）小鎮牧會，並出任哈勒大學的教授。在他長達三十年的影響下，哈勒大學成了敬虔運動的中心。他創辦兒童教養院、聖經學院、拉丁學校、孤兒院、救濟中心、醫療所、及印刷聖經的出版機構，救濟窮人，並且興辦教育。到他去世時，受教學生已達二千二百位之多，另有一百三十四名孤兒受到妥善照顧。新生鐸夫（Zinzendorf）亦曾在此寄讀。這些龐大的開銷來自於富朗開的信心、禱告，及歐洲各地的捐款。

哈勒敬虔運動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是海外宣教的熱忱。一七○五年丹麥國王徵召到印度開展的傳教士中，就有兩位哈勒的學生。十八世紀期間，哈勒及其教育機關更差出了不下六十名海外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士瓦次（Schwartz），畢生於印度傳道，直到逝世。

在教會歷史上，敬虔主義具相當的貢獻。一位激烈敬虔派信徒亞爾諾德（Gottfried Arnold）於一六九九年發表《中立的教會與異端史觀》，認為信徒不能因當代潮流而判定異端，必須深入其思想。他甚至認為基督教歷史中，許多「異端」所闡明的真理，比所謂的「正統」所闡明的還要多。相較於當時普遍駁斥與主流教會不符的教會歷史而論，此觀點無疑是一大進步。

合一弟兄會與康門紐約翰合一弟兄會簡述

一四一五年，胡司約翰以異端之名被天主教燒死後，跟隨者遭遇極大的逼迫。胡司的信徒分為三派，其中有一派既不與政治妥協，也不以武力抗爭，寧願為信仰受苦。其中一位基利司基彼得（Peter of Chelcicky），寫了一本書，將教會比喻成一棟房子，歷經多年而成一個倒塌焚毀的廢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從這些斷垣殘壁的瓦礫中，找出真正的根基，逐漸加以恢復。

這班受逼迫的信徒，隱居在波希米亞肯瓦谷（Kunwald）的村莊裡。一四五七年，他們依照聖經的原則設立教會，稱為「合一的弟兄們」（United Brethren），此即摩爾維亞教會的前身。他們認為自己活著乃是為了要事奉神，應在凡事上為神而活。他們彼此相愛，互相勸勉，過著安靜與敬虔的生活；無論是生活或是事奉上，都為榮耀神而行。他們就這樣平靜的度過五十年的生活。

一五○一年，他們開始使用聖詩集。以後他們與路德和喀爾文皆有聯絡，在教訓上越趨完備。一五一七年，更正教在德國剛起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皇聯合起來攻擊，也未放過這樣的一班人，幾乎將他們滅絕，此後一直陸續有逼迫。一五四八年，皇帝下令將他們趕到波蘭，至終在奧斯曹洛（Ostrorog）安頓，廣傳福音，建立教會。

一五五六年，新任波希米亞國王準許他們回到家鄉，恢復聚會。教會大而興旺，遍及波希米亞、摩爾維亞、波蘭三地。一五七一年，一位波蘭貴族來到他們的聚會中，感動的說，「永生活神啊，我心裡充滿何等的喜樂，因為我所看見和所聽見的，的的確確讓我身處在以弗所、帖撒羅尼迦或其他使徒時代的教會中。我親耳聽見，也親眼看見自己在新約書信中所讀到的一切……。」一五七九至一五九三年間，他們將聖經譯為捷克文，這個版本成了今天捷克文聖經的藍本，也是捷克現代文學的基礎。

合一弟兄會中亦有貴族加入，為避免隨時受到逼迫，亟思將其立為波希米亞國教。一六○九年，在貴族武力要脅下，波希米亞國王籤署了宗教自由憲章，由政府成立「維護宗教委員會」，負責執行保護更正教的信仰聲明。

一六一七年，信奉天主教、受耶穌會教育、反改教的菲迪南二世（Ferdinand II）成為波希米亞王，與耶穌會和信奉天主教的大臣聯手，廢止信仰自由的保障。信仰更正教的貴族不肯接受，聲稱有權選舉自己的君王，於一六一八年將兩位天主教攝政者從一個窗臺上拋下，並召兵推翻菲迪南，另選信仰喀爾文派的帕拉丁（Palatinate）選侯腓德烈五世（Frederick V）為王，驅逐耶穌會教士。雙方衝突至此越演越烈，更不幸的是菲迪南於一六一九年當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使得原是地域性的戰爭，至終擴大到帝國全境，甚至歐洲大部分。「三十年戰爭」便這樣拉開了序幕。

一六二○年，布拉格城外的「白山之戰」，天主教聯合軍大勝，多名支持改教的貴族被斬首，國內產生暴動，許多人扶老攜幼離開波希米亞與摩爾維亞，人數多達三萬六千個家庭。整個十七世紀，合一弟兄會的信徒只能在暗中敬拜神，在當時的領導人康門紐（John Amos Comenius）激勵下，成為神所保守的「隱藏的種子」。

一六六○年康門紐曾寫著：「經歷告訴我們，有時神讓某些教會被毀壞，卻興起別的教會，或使他們在別處重新興起。神要使一個教會在原地存活、死去，或者在別處復興，我們並不知道。……照著神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神正當管教的基督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損失，要成為世人的祝福。」

一七○七年，耶斯克喬治（George Jaeschke）在他八十三歲臨終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頭，但是親愛的孩子，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一切遺留下來之人的分。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會臨及摩爾維亞本土，還是你們得離開這個巴比倫之地；無論如何，我深信這個拯救就要實現。……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你們預備，在那裡，你們能夠沒有懼怕的，照著主的聖言事奉祂。」果然，日後他的兒子與孫子，就是第一批帶著妻子兒子，踏上新生鐸夫莊園的摩爾維亞信徒。

康門紐約翰生平簡述

康門紐約翰（一五九二至一六七○年）出生於摩爾維亞的尼布尼茲（Nivnitz）。他的父親康門紐馬丁是敬虔的合一弟兄會信徒，去世於康門紐十歲那年，除康門紐外他還有兩個女兒。之後兩年內，康門紐的母親和兩個姊妹也相繼去世，他在無依無靠下投靠了住在史翠斯尼茲（Strassnitz）的伯母，在那裡接受初級學校教育。一六○八年，康門紐進入摩爾維亞弟兄會所辦的普雷勞（Prerau）拉丁學校，正式接受中等教育。兩年後進入德國納塞（Nassau）的黑爾本（Herborn）大學就讀。

一六一八年起，康門紐在富尼克（Fulneck）牧養合一弟兄會。一六二○年西班牙軍進入富尼克，大肆破壞，他逃到薛勒帖查爾士（Charles von Zerotin）的城堡避難，成為當地弟兄們的領袖。他在古堡中寫下《世界迷宮與心靈樂園》一書，性質類似《天路歷程》，以寓言方式陳述人在世上找不到平安，惟有內住的基督才是人真正的平安。

以後康門紐被迫再度逃難，帶著最後一批摩爾維亞信徒離開；途中因飢餓和瘟疫，妻兒相繼去世，但他仍激勵信徒，相信神必會為他們存留一些「隱藏的種子」。他們最後在波蘭的裡薩（Lissa）棲身，康門紐在當地學校任職，亦曾到英國、瑞典等國。一六五○年，康門紐寫下《臨危母親的見證》，說到那懷育信徒的母親——教會，已經成了喝醉兒女之血的魔鬼，眾姊妹——福音派教會應悔改，離開那褻瀆神的巴比倫。他也呼籲一切誠實呼求主名的人，在真理中彼此聯結，合而為一；回到聖經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真理根基上，逃避沒有知識的熱心，借著交通得著神的憐憫、耶穌的寶貴、及聖靈的恩賜。

一六六○年波蘭遭遇天主教逼迫，康門紐又帶著信徒逃往荷蘭，並著作《哀痛之聲》及《不可少的一件事》。一六七○年他逝世於阿姆斯特丹，死前已譽滿全歐，被公認為教育工作的偉大先驅之一。

荷蘭地區改教運動的發展改教運動簡史

十六世紀的尼德蘭（Netherlands，即荷蘭），由十七個隸屬西班牙統治的行省組成，範圍包括今日的比利時與荷蘭，共有三百五十城。由於農、工、商業興盛，遂成人文薈萃之地，人文主義之王伊拉斯謨斯即出身該地。由於印刷業興盛，聖經各種版本和相關書籍大量出版發行。所以路德派、瓦勒度派、門諾派、共同生活弟兄會、神秘主義、人文主義、和喀爾文等新教各派，都在這裡得到發展。

由於出身相同，奧古斯丁派修道士很早就接受了路德的教義，並組織宣傳機關，使得凡有德國僑商的尼德蘭諸城成為散播改教思想的中心。後來由於天主教的壓迫，喀爾文派主張用武力抵抗，便大為得勢。到了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將西班牙、荷蘭、義大利境內西班牙屬地的統治權授與其子腓力二世時，尼德蘭大多為喀爾文派，其次為重浸派，信義宗反成少數團體。

腓力二世為使尼德蘭與西班牙在政治與宗教上齊一，將實權交由以紅衣主教的樞密院管理，並且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此執行消滅異端的任務，派兵鎮壓反抗者。自一五六七年起，六年內處死了一萬八千人，令全國充滿恐懼氣氛；又沒收大批財產，課徵十分之一的營業稅，嚴重破壞經濟。凡此皆引起貴族與中產階級大為不滿，因而爆發反抗行動。

一五七二年，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率眾起義，奪得布利爾省（Brill），尼德蘭主要大城如西蘭（Zealand）、弗立斯蘭（Friesland）、烏特勒支（Utrecht）等紛紛響應。經過長期交戰，北部七省終於一五八一年成立了荷蘭邦聯（United Provinces）。一五八四年，威廉遇刺身亡，由歐頓巴內威（Jan van Oldenbarnevelt）代領其眾，宣布接受喀爾文派信仰。

荷蘭的奮戰得到英國女王伊莉莎白提供的軍援，加上長期政治恩怨，腓力二世決定以「無敵艦隊」進攻英國，再回師平定尼德蘭。艦隊剛到達加萊（Calais），從普利茅斯（Plymouth）前來突襲的英國海軍已經放縱火船突入，然後在狂風暴雨的幫助下發動猛攻，西班牙軍大敗。不過戰爭仍持續到一六○九年，荷蘭邦聯終獲自主權；但要到一六四八年三十戰爭後，西班牙才承認其獨立地位。

在革命期間，由於主張武力自衛，喀爾文派教會逐漸在荷蘭地區取得絕對地位。他們採用長老制度、海德堡教義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和一五六二年議決的比利時信條（The Belgic Confession）。一五七一年，全國總議會在荷蘭境外的艾姆頓（Emden）舉行。一五七三年，奧蘭治的威廉接受了喀爾文派信仰。

因著通商貿易的精神，以及在獨立過程中對鄰國援助之需要，荷蘭的更正派對於各種不同的信仰極為寬容，甚至允許天主教徒自由居住與謀生，讓重浸派信徒公開聚集，使得此地成為受宗教逼迫之人的避難處。神祝福此地，在十七世紀初成為海權強國，甚至一度佔領臺灣及印尼。

門諾簡史

西門門諾生於一四九二年，原是天主教神父。根據自述，他二十四歲在北荷蘭的鄉村中當天主教神父時，從未碰過聖經，對餅杯也沒有認識。當他開始研讀聖經後，便發現天主教的許多積習都不符合聖經教訓，乃在一五三○年脫離了羅馬天主教，成為自由的福音派傳道人。

以後門諾聽見重浸派遭逼迫一事，深感希奇。他殷勤查考聖經，發現聖經從未提及嬰兒洗禮。一五三六年，門諾遇見了一些重浸派信徒，看見他們敬畏神，過清潔的生活，將閔斯特的暴力事件視為畏途，厭惡世人的宗派紛爭，只單純的傳揚福音，並背負十字架，便深受感動及吸引。在他們的請求下，門諾重新受浸加入他們，肩負起牧養群羊的責任。

一五三七年起，門諾四處探望並加強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將他們再度召聚起來，建立教會，並勞苦作工，達二十五年之久。門諾自述：「我將身體和靈魂，都交在主的手中，……照著神的聖言，給人施浸，儘自己的一點點恩賜，為主作工，建造祂的聖城和聖殿，把失落的石頭搬回原來該擺放的位置。」門諾反對以暴力對抗逼迫，認為信徒應在沉重的試煉與苦難中，借著基督的恩典，彰顯神的性情；使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神學家，以及那些流人血的暴君，蒙羞退後，站立不住。

一五四三年，門諾被人誣告為不法之徒，迫使他離開荷蘭四處飄泊。幾年後，他獲得丹麥的阿福德伯爵（Count Alefeld）庇護，得以在和勒斯坦（Holstein）的弗瑞森堡（Fresenburg）居住，為重浸派信仰出版辯護文字。這些出版品使得當權者對重浸派信仰稍有認識，因而緩和了逼迫，使信徒獲得一些聚集的自由。一五五九年，門諾在弗瑞森堡平安離世。

喀爾文派與亞米紐斯派的神學之爭

十七世紀中，荷蘭獨立運動結束，神學之爭立即在更正教會中展開。主要的分歧在於神學家們在選召和救恩的真理上意見分歧。一派以喀爾文為首，主張無條件的選召和有限的救贖基督（基督只為選召者死）。另一派以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的神學教授亞米紐斯（Jacobus Arminius，一五六○至一六○九年）為首，反對喀爾文的觀點，又被稱為「抗辯派」（Remonstrants）。

亞米紐斯於一五七六年至一五八二年在萊頓大學受教，後至日內瓦深造，一五八八年回到阿姆斯特丹任牧師，後進萊頓大學教授神學。身為神學教授，亞米紐斯必須回答許多關於神的定旨與選召方面的神學問題。因此他開始質疑喀爾文神學中的無條件選召，以及人對救恩的責任。這樣的爭論先在萊頓大學校內，隨即蔓延至整個荷蘭更正教。

喀爾文派認為，人是全然墮落敗壞的，全然受罪的轄制，在得救的事上毫無用處。神在人墮落之前，已經預定好那些人蒙揀選。在人墮落之後，神就將得救的恩典僅賜給那些蒙揀選的人。亞米紐斯則是認為，人因著亞當犯罪而軟弱，但人有自由的意志揀選屬靈的事。神並沒有在人墮落以先，就預定揀選某些人。人的墮落乃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在人墮落之後，神才進行揀選。

亞米紐斯死後，艾頓波加特（Johannes）接續他的工作，繼續發展其觀點，一六一○年在官員支持下，發表宣告其信仰的《抗辯宣言》：（一）相信耶穌的救恩者可以得救；（二）基督為所有的人死；（三）聖靈幫助人行真正的善；（四）人可以抗拒神的救恩；（五）基督徒有可能失去其救恩。

兩派的爭論延伸到政治，省長支持抗辯派；其政敵支持喀爾文派，主張召開國家會議解決爭執，省長卻以各省獨自處理宗教事務為由拒絕。一六一八年發生政變，省長遭到逮捕，隔年被處決。喀爾文派隨即召開「多特會議」（The Synod of Dort，一六一八至一六一九年），是更正教有史以來最大的會議，來自荷、英、德、瑞等地的更正教均有代表出席。會議中一致通過拒絕亞米紐斯的決案，並批准《比利時信條》和《海德堡教理問答》為荷蘭改革宗共用的教義準則。至於亞米紐斯則成為循道會主義（Methodism）的先鋒。

英國的改革運動改教的先聲

早在改教前的一百年（十四世紀），出身於牛津大學的神學家威克裡夫約翰（見第三章），已對天主教提出種種批判。威克裡夫的改革運動比路德馬丁早了近一百年，但改革要點卻與路德不謀而合。他在論文中明確指出：「耶穌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信仰，」並且「只有聖經是真理」。他認為一切的權柄都是出於神，掌權者必須在運用權柄的事上，向神負責。這等觀點不僅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威，也否決了神職人員的中保地位。

威克裡夫又將聖經翻譯成英文版，以方便平民閱讀。此舉產生了重大影響，直接幫助許多人接受聖經作為信仰與行為的準則。他們接受聖經的權柄，痛斥教會墮落與拜偶像。據說當時英國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威克裡夫派信徒。

威克裡夫的改革自然引起羅馬天主教的不滿，然而因著英國貴族的保護，威氏生前並未受到審判。但在他過世後的幾個宗教會議中，教廷不僅以異端之名將他的屍骨掘出焚化，且下令燒毀其著作，並逼迫跟從他的人所組成的福音團體「羅拉德派」。不過此派並未因此在英國消失，反而深受中下階層人士的喜愛，反聖品的思想深入民心。加上當時的人文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大量湧入的路德著作，形成英國改革的幾個主要原因。

改革經過

英國對羅馬教廷早已厭煩。一二一五年英國制定大憲章（Magna Carta）時，就已保障貴族在教廷權威下的基本自由。之後在教皇遷居亞威農時期，國會更立法通過禁止向羅馬教廷申訴的法令，宣布國王才是處理國內宗教案件的最高權柄。但從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改革的真正導火線，卻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問題。

亨利八世的妻子凱薩琳（Catherine）為西班牙公主，是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西班牙王查理五世的姑母，結婚十多年未能生子。亨利藉口擔心王位無子繼承將引發英國內戰為由，要求教皇準許他休妻另娶。教皇因懼怕查理五世而遲遲不敢答覆。亨利因與宮內女官波麗安（Anne Boleyn）發生熱戀，更急欲解決休妻一事。此時劍橋大學教授克藍麥（Thomas Cranmer）向亨利建議，可就此事向各大學的神學家徵求意見。亨利一面尋求學者們的支持，一面強迫神職人員承認國王為英國教會的元首，應停止納稅給教皇，並禁止向教皇申訴。為獲得一般平民必要的支持，於一五二九年復活節準許更正派的書籍流傳，一五三二年任命熱心的更正派信徒高威爾多馬（Thomas Cromwell）為首相。

一五三三年，亨利迎娶波麗安，並立克藍麥為坎特布裡大主教，承認其婚姻。隔年，教皇革除亨利八世的教籍；英國國會則通過《最高權威法》（The Act of Supremacy），宣布國王是「英國教會世間惟一元首」，又通過《叛逆條例》（Act of High Treason），宣布任何人若稱英王為異端，或否認憲法所授與國王的頭銜，將屬叛國死罪。接著亨利宣布在英國教會祈禱冊中，刪除教皇的名字。英國遂與羅馬天主教完全分離。

一五三五年，亨利處決幾位不肯承認國王權威的知名人士，包括前劍橋大學校長，同時也是紅衣主教的斐設爾（John Fisher），以及亨利昔日的好友，《理想國》的作者莫爾爵士（Thomas More）。他又沒收各地修道院的土地和財產，部分用以建築學校或新主教區。結果多達三百七十六處的修道院被解散，六百四十五個修道院因而破產，致使修道主義在英國完全絕跡，由清教主義取代其地位。

在亨利混雜的婚姻關係上，始終支持亨利的大主教克藍麥，傾向信義宗的觀點。他接受威克裡夫思想，盼望國家負起改教之責，並以推行聖經為首要。一五三六年，在克藍麥的主導下，以奧格斯堡信條為根據，刊行《十項條文》（Ten Articles），對更正派作出最大讓步。文中以聖經，和使徒、奈西亞、亞他那修三信經作為信仰準則，僅保留洗禮、告解禮、晚餐禮作為必要聖禮。只是亨利仍堅持聖餐變質、亡者彌撒、偶像崇拜等傳統。

接著有改革派問答集《基督教人之培養》（The 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的編著，以及幾種聖經譯本問世。一五三五年，以廷德勒譯文為主幹的科威德勒（Miles Coverdale）聖經英譯本刊行，在克藍麥與高威爾的準許下，各教堂需購置一本（以廷德爾譯文為主幹）的英文版聖經，供民眾閱讀；並以英文教授主禱文與十誡，然而聖禮儀式仍以拉丁文為主。一五三九年克藍麥序言的《大聖經》（The Great Bible）刊行。亨利諭令一切會眾要購買聖經，一切教士也要勸勉人民勤讀。

儘管亨利與天主教決裂，但在信仰上仍以天主教的教義與禮儀為正統。亨利所要的，乃是一個在性質上屬於國家、嚴格歸國王管轄、改革的羅馬教會。為了對抗法國和西班牙的攻擊，亨利尋求德國地區路德派諸王侯的協助，但他們拒絕締結任何不以承認信義宗教義為根據的盟約。亨利大怒，改與法、西妥協，於一五三九年強迫議會通過《六項條文》（Six Articles Act），禁止任何人在英國境內傳授信義宗的教義，並打擊一切包括路德派在內的改革派信徒，重新持守天主教教義，處決一切對變質論持異議者。

一五四○年亨利再娶一天主教徒凱薩琳（Catherine Howard），並與查理五世訂立軍事同盟，作為他拒絕改革派的表示。一五四三年他又再婚，同時下令「所有英文舊約及新約聖經，凡根據廷德勒……譯本的，均須廢止毀滅，不得保留」，凡不遵行者即遭厲嚴處分。信徒雖可閱讀其他書籍，但只有官員、貴族等可與家人談論聖經，商人可以私下閱讀，其他人等皆不得公開或私下閱讀聖經。亨利這種天主教的反動殘暴性，贏得了「英國的尼羅」稱號。

亨利於一五四七年逝世，由第三任妻子生的兒子愛德華六世繼承王位，登基時年僅九歲，由舅父西蒙爾（Edward Seymour）攝政。聰明的克藍麥直到此時，才在教會政策上大量引導採納更正教的方式，而得以領導創建英國改教運動文學上的新裡程碑。愛德華自幼便接受改教家的訓練，加上西蒙爾對於佃農階級十分友善，也保護宗教上的自由，使得更正教的勢力漸長。

一五四七年國會推翻之前的《六項條文》，準許有限的思想和出版自由。在克藍麥的歡迎下，歐洲改教家和相關著作，紛紛進到英國，加強更正教的工作，並訓練出許多優秀的教士。一五四九年，國會實施《合一條例》（Act of Uniformity），傳令各地教會使用克藍麥編纂之《公禱書》，保留主教、長老、執事三級，儀式務求簡單，用英語禮拜，以聖經和讀經為崇拜根本。今日英國教會仍大致沿用此書。一五五三年，克藍麥又與六名神學家完成《四十二條信經》（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以後修改減至三十九條，為英國教會提供了教義規範。

一五五三年愛德華過世，由其姊瑪麗（亨利第一任妻子凱薩琳之女）繼位，推翻愛德華任內所有的宗教法令，企圖使英國重回天主教懷抱。一五五四年她率領國會閣員下跪，由天主教撤除英國異教的罪名，得以重返大公教會。又在表兄查理五世的安排下，嫁給他兒子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此事令英國人民大感不安，深恐外國勢力介入。瑪麗仍無視於各地的騷動，極力促使英國重返天主教，處決了克藍麥等近三百位更正教領袖，許多人被迫避難至蘇格蘭或歐洲大陸；她也因此獲得「血腥瑪麗」（Bloody Mary）的稱號。殉道者當時所表現的勇氣留給英國人民難以磨滅的印象，愛國主義和更正教因而在他們心中成為同義辭。

一五五八年，無子嗣的瑪麗病亡，由其妹（亨利第二任妻子波麗安之女）伊莉莎白繼承王位，改以兩面討好的溫和政策尋求人民支持。一五五九年，國會通過新版的《最高權威法》，廢棄教皇權威，以英王為教會的最高管理者（Supreme Governor）；但多位神父拒絕籤署。同時主教們拒絕承認國王權威，幾乎全遭撤換。天主教強力的反抗，將伊莉莎白推向了更正教。她重新修訂信經為《三十九條信經》，成為英國國教的信仰宣言，於一五七一年取得國會同意。一五六三年，國會通過《立誓法》（The Test Act）要求官員立誓效忠女王，又不許天主教徒加入下議院。同時福克斯約翰（John Foxe）的《殉道者》（Book of Martyrs）問世，更激起人民對天主教的反感。

當時的蘇格蘭女王瑪麗是天主教徒，為伊莉莎白的表妹，丈夫是法國國王。一五五九年，成為喀爾文派的諾克斯約翰（John Knox）由日內瓦回到蘇格蘭，發動宗教改革；法國打算派兵鎮壓。翌年伊莉莎白與喀爾文派結盟，阻止法國勢力的進入。一五六七年喀爾文派長老會得勢，瑪麗被迫退位，逃至倫敦。此後二十年，瑪麗成為法國和西班牙利用以反英國的中心人物。一五六九年，伊莉莎白的改革，引起天主教徒在北部暴亂，羅馬亦差耶穌會士秘密潛入英國，陰謀以武力推翻政權，改由她的表妹瑪麗繼任。一五八七年，瑪麗終因牽連而被處死。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無敵艦隊」遭英國海軍嚴重挫敗，英國的改教至此也大致成形，國家教會又名聖公會。

清教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隨著英國的改教，提倡教會改革，「清洗」天主教遺毒的改革派大興，即世所通稱的「清教徒」。在瑪麗女王統治期間，許多清教徒遭流放或被迫流亡海外；至伊莉莎白登位，他們紛紛帶著強烈的喀爾文派思想回國，盼望改革教會。當時伊莉莎白實行溫和政策，將天主教的儀文與改革宗神學相互攙雜，使得改革呼聲日漸提高。大部分清教徒主張留在國教內，以漸進方式改革；另有一派較為激進，要求政教分離，故又被稱為「不奉國教者」（Non-conformists）。

留在教會內力求改革的清教徒，與英國聖公會間最大的爭議，是聖禮儀式和祭司禮服的問題。一五六三年，伊莉莎白下令教士平日需穿著特定服裝，引起清教徒反對。他們認為信徒皆為祭司，不應有袍服的分別。他們也反對信徒跪領聖餐，以及洗禮中的十架手勢。儘管在教會總會議中以一票之差落敗，但是卻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一五七二年代，劍橋大學教授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進一步在清教徒會議中，提出信徒平等的論點，要求放棄主教制度，由信徒自行推選長老；這無疑的是對聖公會的主教權威發出挑戰，因此被開除教職。但是他與一些清教徒領袖組織了一些講習班及宗教會議，而開啟了英國長老會。

另一班主張政教分離的清教徒，開啟了公理主義（Congregationalism）。一五八○年，畢業於劍橋的布朗尼（Robert Browne），在挪瑞奇（Norwich）成立第一個自由教會，主張教會應由真基督徒組成，並由信徒自行治理，地方的教會或區會才是教會行政的真正單位，有權按照新約制定自己的標準。面對這班清教徒，伊莉莎白於一五七七年委任強硬派人士擔任大主教，以統一教會為由鎮壓清教徒。一五九三年，國會通過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經查出，立即驅除出境。流亡的清教徒，包括賴特及布朗尼，皆在歐洲的荷蘭建立起據點，並且迅速向各地發展。以後移到新大陸的「五月花」號旅客，多為這批受逼迫者。

伊莉莎白女王死後，表妹瑪麗的兒子蘇格蘭王詹姆士一世即位兼任英國國王。清教徒聯名上書，盼望修改聖公會禮儀條例。詹姆士允諾與清教徒開會討論，於一六○四年在漢普頓宮（Hampton）召開宗教會議。會議惟一的結論，就是翻譯一本新的聖經。共有五十四名學者參與，歷時五年於一六一一年完成，亦即後來最廣為流傳的《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

詹姆士真正的想法是「君權神授」，所以不僅無心修改聖公會條例，進而要求各教會要在主日講壇後宣布體育動態，下令強調主日不可作工，敬虔生活的清教徒越來越無法容忍，紛紛開始離開英國。一六○七年，一批清教徒在羅賓森約翰（John Robinson）以及史密斯約翰（John Smyth）的帶領下，欲前往新大陸尋找宗教自由。

他們首先到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史密斯和其跟隨者選擇留下。後來他們遇到門諾會，史密斯同意其「信而受浸」的主張，在當地成立浸信會，又打算與門諾會聯合；反對者於一六一二年回到英國，在倫敦成立浸信會；但是其立場傾向亞米紐斯，又被稱為「普通浸信會」，另有部分信徒贊成喀爾文的主張，分離出去成立喀爾文派浸信會。

羅賓森和其跟隨者則繼續轉往萊頓，建立新教會；他們在英國的同工則成立獨立教會。以後兩邊的信徒都逐漸感覺要到新大陸。於是在羅賓森的祝福送行下，「Speedwell」（一種植物名）號從荷蘭出發；不久「五月花」號從英國運載一批人前來會合，但「Speedwell」號船破進水，在普利茅斯拋錨。所有人擠上「五月花」號再度啟航，海上的大風暴幾乎迫使他們返回；但眾人同心合意堅定往前，終於在九周後踏上新大陸。由於他們大多是勤奮的喀爾文派信徒，到美洲後，以民主的方式管理教會，不僅奠定了日後美國的民主政體，也為這個日後新興而強大的國家紮下興旺繁榮的基礎。

清教徒革命——政教分離、信仰自由

查理一世繼詹姆士為王，專制與暴虐更甚，篤信「君權神授」，注重外表儀式，又是亞米紐斯派，盡力壓制英國和蘇格蘭地區一切不從國教（聖公會）者，引發蘇格蘭長老會反抗；又因與國會不合，進而爆發內戰。國會派稱為圓顱黨（Roundheads），保皇派稱為騎士黨（Cavaliers）。國會向蘇格蘭求援，答應其要求，制定《西敏斯特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等，採行長老會式的教會行政。血戰四年後，查理一世於一六四六年被俘。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為圓顱黨領導人物，無役不與，所部號稱「鐵軍」（Ironsides），戰後威望一時無二。他仍希望以國王名義上之君主，而以議會掌握實權，主張按西敏斯特會議成立國家教會，也容忍浸信派和獨立派，因為他和軍中將士多為獨立派，因此與喀爾文派發生衝突。喀爾文派借控制國會，提出裁軍，餘遣赴愛爾蘭，又積欠糧餉不發。查理一世乘機與蘇格蘭人密約，企圖脫逃。克倫威爾於半年內將反對者各個擊破，以叛國罪處死國王，又解散國會，建立「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自封「護國公」（Lord Protector）。

克氏雖稱因宗教自由起義，但他掌權後只保障教友及猶太人之信仰自由，恩澤不及天主教及聖公會。曾有「平均主義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卻回答：「他們有呼吸的自由。」有軍士將平均主義者的傳單置於軍帽上，他下令取下，並當場槍斃不應命者。他仍有階級意識，曾說，「這裡需要一個貴族，一個仕紳，一個小自耕農，一個農奴，此乃事理之當然。」他為人嚴酷少恩，部下曾有殺俘之舉，又進兵愛爾蘭，向同為新教的荷蘭宣戰，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向另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宣戰。

克氏於一六五八年去世，由其子攝政兩年。此時查理一世的長子流亡海外，宣布參與弒君者外，餘概不追究，軍中將領乃擁其返國復闢。查理二世登位，將克氏屍體挖出懸吊示眾六小時，又將首級割下，以後流入私人手中，屢當古董買賣。一九六○年方由劍橋大學蘇西學院（Sidney Sussex College）收得，葬於教堂之側，蓋因克氏一六一六至一七年為該書院學生。

查理二世雖為天主教徒，但因擁護者反對，只能將聖公會稍作修改。其弟詹姆士二世繼位，立即從事恢復天主教崇拜，引發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由他信奉更正教的女兒及其丈夫荷蘭親王威廉登位，重申英國人民舊有權利與自由的人權法案，又採行《寬容條例》（Toleration Act），允許一切非異端之更正教派的自由禮拜權。於是長老會、獨立派、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聖公會等皆正式成立組織，為以後海外宣道奠定厚實的基礎。

持守生命線的見證人

英國歷史上最受歡迎、影響最深遠的宗教作家，首推本仁約翰（John Bunyan）。他是喀爾文派浸信會信徒，因而被捕入獄十二年，期間著有《聖城》（Holy City）、《洋溢恩典》（Grace Abounding）、以及《天路歷程》（Pilgrim？？Progress），描繪屬靈的爭戰，關懷救贖的穩固。他最後為信仰殉道。另一作家彌爾頓（John Milton）雖瞎眼，卻著有《失樂園》（Paradise Lost）與《樂園復得》（Paradise Regained），解釋了人類的墮落與蒙救贖。

《殉道者》的作者福克斯約翰是貴格會的開路先鋒，當代出名的聖經教師。他對外在繁瑣儀式及富麗堂皇的教會建築極度反感，認為這些過度物質化信徒的生活，因而掩蓋了屬靈的空虛，惟有從神的話才能得到滿足，這話具體的指向神的兒子基督。信徒必須在基督裡，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摸著真實的喜樂。

福克斯獻身福音的廣傳，拒絕專業傳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聖禮，單單注重屬靈的實際，因而興起許多聚會。雖然受到當局逼迫，許多人被捕、甚至死在獄中，他們仍將神的話傳到歐洲、北美、西印度群島等地。一位貴族賓夕法尼亞爵士（Sir William Penn）加入他們；由於英王欠他父親的債，就把北美一塊地劃給他，就是今天美國的賓州。他幫助許多人移民到那裡，於一六八二年建立了費城（Philadelphia，即「弟兄相愛」之意）。當時且通過一項法令：信徒得在家中自由聚會。這為信徒挨家挨戶的聚集提供合法性以及擴展力。

除此之外，還有華滋以撒（Isaac Watts），一位敬虔屬神的人，出生時父親因對主忠誠，被捕入獄；母親亦為清教徒，十分愛主，有殉道者的靈，常帶他去探監。因天資聰穎，許多有名望者願推薦他入牛津深造，好日後成為聖公會牧師；但是他因聖靈愛的澆灌，堅決跟隨父母的腳蹤而拒絕，只願忠信清心的走主道路。他一生作詩六千首，感覺細嫩且極為動人；著名詩歌，如「我每靜念那十字架」（《詩歌》八十五首）、「我神、我愛、我的永分」（《詩歌》四四一首）等，皆膾炙人口，傳誦不絕。

第五章　近代教會歷史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教會新生鐸夫早年生平

主後一七○○年五月，新生鐸夫（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生於德國的德勒斯登（Dresden），父母皆為敬虔的基督徒。父親為一奧地利貴族，在新生鐸夫出生後六周便去世，臨終時將抱在手中的孩子奉獻給主。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新生鐸夫便由祖母格斯杜夫（Gersdorf）男爵夫人和姑媽韓莉塔（Henrietta）撫養長大。格斯杜夫與韓莉塔十分敬虔愛主，不僅經常閱讀聖經，並且將家打開接待施本爾、富朗開等敬虔派人士。在環境的薰陶之下，新生鐸夫自幼就將自己奉獻給主，渴慕作基督耶穌忠心的奴僕。四歲時便向主立下誓約，且籤名其上說，「親愛的救主，願你屬於我，我要屬於你！」

十歲時，新生鐸夫被送到當時敬虔運動的中心——哈勒的預科學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在那裡，新生鐸夫與其他幾個同學成立了「芥菜種團」（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以見證主名、彼此相愛、互相幫助為職志，並相約要將福音傳揚到地極。每一團員都有一個小徽章，上面寫著：「看哪！這人！」和「祂的鞭傷是我們的醫治」；又有一枚戒指，上用希臘文刻著：「沒有人為自己活。」

畢業後，新生鐸夫原本要繼續進入哈勒大學就讀，信仰正統路德派的伯父卻強烈反對。在伯父幹涉下，新生鐸夫轉往路德宗的大本營威登堡大學修習法律。他在那裡大量的閱讀屬靈書籍，帶領禱告聚會，並且經常徹夜的讀經與禱告。借著禱告，他帶領多人歸主，並保守自己不斷的在十字架的釘死下。

大學畢業前，新生鐸夫照例前往歐洲各地遊歷，作為其完成學位的「教育旅行」。當他在德國杜賽多夫（Dusseldorf）的美術館參觀時，被一幅描繪耶穌受難的畫「看哪！這人！」深深吸引。畫的下方有一行拉丁文小字：「為你，我舍一切；為我，你舍何情？」基督受死的愛，使他深受感動，更覺得自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他更加立志，一生為主而活。

主後一七二一年五月，新生鐸夫回到故鄉，擔任薩克森國王的御用大律師。他把家打開，讓不同階級的貴族或平民前來一同讀經、禱告、分享、唱詩。翌年四月，他回到自己的領地伯特鐸夫（Berthelsdorf），並與朵拉小姐（Erdmuth Dorothea）結婚，兩人同心放棄貴族身分，矢志忠心事奉基督。

摩爾維亞弟兄們

中世紀時，摩爾維亞和波希米亞是奧匈帝國西北兩個省分，與日耳曼的薩克森接壤。在第七、八世紀時，東正教和羅馬教先後傳入福音。由於東正教允許他們用當地語言講道，並用當地文字翻譯聖經，就有許多派別興起，彼此爭論。以後羅馬教在此逐漸佔了上風。十五世紀初，波希米亞改教領袖胡司約翰遭天主教處決（一四一五年），部分跟隨者隨即在波希米亞與鄰邦摩爾維亞一帶爆發革命，另一部分忠於福音與胡司教訓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亞東北的肯瓦谷中群居。他們在那裡過了五十年的平安生活，被稱為「合一的弟兄們」。

合一弟兄們最寶貴的一點，不是教義方面，乃是生活實際的見證。喀爾文寫道：「我祝賀你們的教會，因為主在純潔的道理之外，還賜給你們這麼多超特的恩賜，並且你們維持了這麼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訓。我們很早就知道這種組織的價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無法達到。」路德也說，「請告訴弟兄們，他們要持守神所已經賜給他們的，也不要廢棄他們的組織和教訓。」這個教訓就是「在他們生活的每件事上，在買賣、娛樂、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責任上，他們都以主在山上的教訓，作為腳前的燈。」他們的生活是為著事奉神，他們的長老和同工照管全體聖徒，大家彼此相愛、幫助、勸勉，過著敬虔寧靜的生活。

主後一五一七年路德起始改教，神聖羅馬帝國和教皇聯合攻擊，亦對合一弟兄們大加逼迫。主後一五四八年，皇帝敕令將數千人趕往波蘭，他們在那裡成立一個大而興旺的教會。主後一五五六年新皇繼位後，他們稍得平安，乃重新建立教會于波希米亞、摩爾維亞、波蘭等地。到十六世紀末，他們幾乎人手一本聖經，並且教育水準極高，以致學校名聞全歐。到了一六○九年，《波希米亞憲章》保障人民信仰自己。但是好景不常，「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隨即爆發。一六二○年十一月八日，天主教聯合軍擊潰了波希米亞軍，六年之久大肆破壞，三萬六千個家庭被迫逃離到德國北部，人口從三百萬銳減為一百萬。整整一百年，合一的弟兄們四處分散；但是許多人懷抱希望，等待漫漫長夜後的黎明來到。

主後一七二二年，在大衛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的引介及帶領之下，這班為數約有二百，當初摩爾維亞弟兄們的後裔，來到了新生鐸夫位於薩克森的莊園。他們將新生鐸夫分配給他們的新避難所取名為「主護村」（Herrnhut），在此安居生活。起初來的多為摩爾維亞弟兄們，漸漸路德派、敬虔派、喀爾文派、慈運理派、甚至士文克斐爾等派受逼迫的信徒紛紛來此覓居。因著人數日益增多，許多關於聖餐、浸禮、宗派等道理上的分歧也越演越烈。

到了主後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鐸夫召聚了全村聖徒，依據聖經真理，與他們立定公約；一面帶領信徒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離棄自己的意志、自愛和不順服；一面勸勉他們將自己奉獻給主，交與聖靈來教導。在新生鐸夫的信心與愛心下，眾人願意靈裡倒空，同心合意遵守協約。公約實行後，信徒們的禱告與交通增多，並且經常聚集禱告、唱詩。二個月後，新生鐸夫意外的在西利西亞的圖書館中，發現一分弟兄會的古老拉丁文章程，內容竟與之前所定的協約相似。回到主護村後，新生鐸夫將其譯成德文，於八月四日傳閱，眾人都希奇聖靈的印證。次日晚上，新生鐸夫與十四位聖徒徹夜守望禱告。十日的主日聚會，全體俯伏在神同在的喜樂裡，禱告、唱詩直到半夜。散會時主持人宣布，於十三日聚集守主的晚餐。那是他們有交通之後第一次要舉行的擘餅。那一天，眾人在前往伯特鐸夫教堂聚會的路上，凡是有隔閡的弟兄姊妹，都相互認罪。在聚會裡，聖靈大大的澆灌在會眾身上，將他們浸入一位靈裡。摩爾維亞教會經歷空前的大復興；人人獻上自己，願意將福音傳揚到世界各地。

約四年後，新生鐸夫應邀參加丹麥國王的加冕典禮。在那裡，他結識了一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黑奴安東尼（Anthony Ulrich），聽見那裡福音的呼聲。新生鐸夫邀請安東尼到主護村交通福音的負擔，立即有兩位弟兄答應呼召，前往聖多馬島。次年有兩位出發到格陵蘭，再次年又有十八位到聖克盧斯，過一年又有十二位以上出外。短短三十年內，他們福音的足跡遍及歐洲、美洲、亞洲、甚至非洲。

新生鐸夫的海外傳教準則為：

（一）傳教士不是高高在上，乃是卑微的生活在他們中間。

（二）直接傳揚耶穌為罪人釘在十字架上，使信入祂的人得著重生的福音。

（三）至終的目的是要全民族、全國家得救。在三十年間，從摩爾維亞所差出的海外傳教士，甚至超過當時基督教兩百年間所差出之傳教士的總和。同時復興的水流也借他們散布各地，影響整個英國。

主後一七三五年十月，任英國聖公會教士的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和弟弟衛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乘船往美國布道，同船有一批欲前往美國定居的摩爾維亞聖徒。衛斯理兄弟看見他們舉止莊重、殷勤、謙和，甘心為人作英國人不願作的卑賤工作而一無所取，便大受感動；航行途中遇見大風浪，當全船人驚慌失措而驚懼呼喊時，摩爾維亞聖徒們卻安然唱詩讚美，更深深震撼而摸著衛斯理約翰。登岸後他立即向那批聖徒的監督請益。回英國後又遇見在英國傳道的摩爾維亞聖徒，受帶領而清楚因信得救的憑據和真理。他也前往主護村受屬靈的造就，得到更豐富的恩典。日後他在日記裡說，「我心本喜歡在此度過一生，但我的主召我到祂葡萄園的其他地方作工。」以後他在英國成為神的榮耀器皿，滿有屬靈的能力，帶下十八世紀空前的大復興。而另一位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凱瑞威廉（William Carey），也是在摩爾維亞弟兄們刊物的激勵下，前往印度傳道。

新生鐸夫的晚年

為使摩爾維亞教會得到俗世政權及其他教派的承認，新生鐸夫採取了一些作法，相當為人誤解。主後一七三四年他受職為信義宗的牧師，並將教會改組為「主教制」，於一七三七年受封為主教，向英國及胡司派表示友好。但是這使他失去了薩克森和信義宗的信任，以致遭放逐十餘年。期間他到過西印度群島、英國和美國。到一七四八年返回，餘生都在教會中牧養信徒。當他於一七六○年五月九日安息主懷時，有四千多人從各地前來送葬。他的墓碑上寫著：「在這裡躺著的是一個屬神不朽之人的遺體。……他因著神的恩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們在十八世紀變成一個新的教會。……他被主指派去結果子，並使他的果子長存。」

摩爾維亞教會的特點

在一七二七年時，新生鐸夫與摩爾維亞的會眾們立定協約，包括三個重點：著重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大愛；著重聖靈充滿；著重將自己奉獻給神，活在聖靈的引導下。這成了後來摩爾維亞弟兄會復興的主要特點。他們尊重聖靈的主權，重視重生與悔改的主觀經歷，並為著福音火熱。他們也十分注重禱告和唱詩。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有四十八位弟兄姊妹奉獻自己，開始晝夜不斷的守望禱告，為全世界的傳道工作守望，以後不斷有人加入。

除了禱告之外，他們也十分注重唱詩。新生鐸夫所寫的詩歌不下二千首，皆十分敬虔、屬靈，被尊為德國地區的「聖詩之王」。日後衛斯理查理大量翻譯運用，創作出許多不朽佳作。臺灣福音書房所出版的《詩歌》，第二百三十七首「神的基督是我的義」，即新生鐸夫的作品。

此外，在宗派林立且互相敵視的十八世紀，摩爾維亞弟兄們願意放下宗派的成見，為基督作獨一的見證，實是一項大的恢復。他們的合一併不是在於外面的聯合，乃是聖靈的工作。他們的教會生活十分簡樸，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稱，無階級之分。他們棄絕一切偶像，單純的仰望、禱告、獻身福音、並等候主來。他們十分重視兒童與青少年的工作，單身的青年弟兄姊妹分別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爾維亞教會對主的渴慕，以及聖徒間的彼此相愛，被認為是啟示錄中「非拉鐵非」教會的應驗，也是十八世紀主恢復行動水流的主流。

衛斯理約翰與循道運動衛斯理約翰的生平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主後一七二八年，勞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特腓喬治（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Pietism Movement），才真正匯集成為一道洪流。

衛斯理約翰生於主後一七○三年，是家中第十五個孩子。父親衛斯理撒母耳（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以嚴謹的方式教育她十九個孩子。主後一七二○年，約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就讀。

衛斯理約翰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二十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衛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於主後一七二六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牛津，便擔任該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Methodists），以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召，前往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上遇到暴風時，約翰目睹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環境中仍能唱詩讚美。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雖然衛斯理兄弟順利抵達目的地，他們在喬治亞的傳教工作卻不如想像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則繼續留下。約翰在停留喬治亞的期間，與摩爾維亞弟兄們多有接觸。主後一七三八年，他回到倫敦，之後仍繼續與他們來往。在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守律法得救。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在會中，約翰聽見路德馬丁《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借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才是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三周以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生鐸夫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現今，著名的倫敦博物館的入口處，仍安置著衛斯理約翰日記的銅製複本。日記所示時間為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記載衛斯理敘述自己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加艾德門街聚會後的心得。日記上寫著：「我覺得自己的心異常的火熱。我感到自己因著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確據，確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約翰回到英國後，便應懷特腓喬治之邀，前往布裡斯託（Bristol）傳道。懷特腓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大學半工半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特腓的講道感力極強，但卻引起守舊派人士不滿，許多教會都向他關閉。主後一七三九年二月，懷特腓開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信徒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特腓那樣出色，但是福音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救。衛斯理兄弟和懷特腓勞苦奔波，四處傳道，足跡遍及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大復興。

除了在曠野傳道，約翰也積極蓋造教堂。主後一七三九年，衛斯理約翰在倫敦一個廢棄的鑄造廠講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聽道，這使他興起了購建教堂的想法。後來他買下一座因爆炸而廢棄的鑄造廠，將其整建為一座可以容納一千七百人的大教堂。教堂樓上有寡婦收容所、藥房、出售衛斯理著作的書房、以及收容兒童的免費學校。整建工作於主後一七四○年完成，後來成為倫敦循道會的總部（一七四○至一七七八）。主後一七七七年，衛斯理約翰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一塊地，蓋建一座新的教堂，總部也由原教堂改遷於此。新教堂位於倫敦市郊，原是聖保羅大教堂興建時，用來堆置廢棄物的廢土堆。教堂對面的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公墓，專門埋葬許多不依附英國國教的新教徒。主後一八九九年，該教堂因大火而重建，但大多依原有樣式重整。教堂前院有衛斯理約翰的紀念像，他的故居建於主後一七七九年，就位於教堂旁，仍保留著十八世紀的樣式。據說，約翰不在外旅行時，多居於此。故居中保有許多約翰的遺物，他的禱告室，以及其他許多家具設施。衛斯理約翰的墓地，即在教堂後方的小墓園中。

循道運動的興起

在事奉上，衛斯理約翰極富組織及管理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後，必須進一步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得復興的信徒，他在主後一七三九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因此自主後一七四二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主後一七四四年，衛斯理約翰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衛斯理約翰卻無意使其脫離聖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分。然而，循道運動一面發展出獨立的體系，一面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一，至終兩方只有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特腓在關於揀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抱持不同看法。懷特腓贊成喀爾文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衛斯理約翰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共同負擔；然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兩方則採行不同的路線。

主後一七四八年，懷特腓獲得富有的漢廷頓伯爵夫人（Countess Huntington）的支持，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廷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喀爾文派。主後一七七○年，衛斯理約翰在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堅決為亞米紐斯派辯護，獲得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神學家之一。主後一七七九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立出來，成立威爾斯循道會。主後一七八四年，衛斯理約翰制訂《宣言書》（Cr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議會，以在約翰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美國循道會的長老和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到了衛斯理過世以後，才因著主後一七九五年的「和平計劃」（Plan of Pacification），真正脫離英國聖公會，成為一個獨立教會。

衛斯理約翰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布道超過二十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去世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之多。現今，循道會在全球有四千多萬信徒，是英、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衛斯理約翰於主後一七九一年逝於倫敦。他所留下的，有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師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會）。

衛斯理查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華滋以撒、科蘿絲貝芬妮（Fanny Crosby）同被列為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也收錄在臺灣福音書房出版的《詩歌》中，如七十四首「聽阿，天使贊高聲」，一三五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一四四首「我們要從那裡說起」，二○九首「耶穌，你的全勝的愛」，三九一首你這「恬靜」隱密之源，七二九首「耶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司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音派公會，得到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穩固的根基。

海外宣教運動海外宣教運動的興起

英國福音派大復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帶進了十九世紀蓬勃的海外宣教運動。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初，敬虔運動的中心——哈勒大學、摩爾維亞教會、以及貴格會等團體，已陸續差遣教士前往歐、美、亞、非等地，並設立了幾個相關的宣教組織。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運動，要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才真正開始。隨著航海運動的盛行，以及英國海權上的勝利，循道運動為英國所帶來的屬靈復興，至終成了福音化萬民的偉大託付——將國度的福音，傳遍整個居人之地。

主後一七六八年開始，英政府委任庫克船長（James Cook）航行太平洋，發現了許多新的地區。他回來後，將航行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庫克船長的最後旅程》。這本書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其中一位就是後來的「近代宣教之父」凱瑞威廉。凱瑞威廉於主後一七六一年生於英國，原是一名鞋匠，靠著自習學會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後來，他受到美國大布道家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及其所編寫的《布萊納大衛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一書的影響，心中燃起海外宣教的負擔。主後一七九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宣教義務暨實務諮議》（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的專文，實際的針對海外布道的責任、歷史、現況與前景提出詳盡討論。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凱瑞和《摩爾維亞差會期刊》的鼓勵之下，成立了一個差傳團體，並於隔年舉家遷往印度。

凱瑞威廉初到印度時環境極為艱難，他的妻子無法承受這重大壓力，導致精神失常。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凱瑞卻排除萬難，將聖經譯成二十幾種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冊。凱瑞於一八三四年逝於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裡，從未回英國一次，然而他所傳回英國的報告，卻引發許多差會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運動普遍展開。

差傳團體的成立

在凱瑞威廉的激勵下，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一七九五年成立。隔年，他們差遣了二十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傳道。一八○七年，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以及一八四○年到南非傳道的李文斯頓醫生（Dr. Livingstone），均是倫敦差會所派遣。倫敦差會初成立時，是一個跨宗派的聯合差會，後來卻漸漸演變成為公理會的附屬組織。英國聖公會也於主後一七九九年成立了自己的宣傳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給倪柝聲弟兄莫大幫助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就曾受此差會派遣前來中國。循道會也於主後一八一八年組織了循道差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擴大活動範圍，也就是後來的美以美會。類似的差傳組織相繼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現，幾乎各宗派都有其獨立的差會，以專注發展某一地區的福音工作。

這些差傳組織中最大的一個國際差會，是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所創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於主後一八三二年生於英國約克郡，主後一八五三年在中國福音會（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來到中國，後獨立成為自由傳道人。當時大多數的傳教士都在沿海一帶作工，戴德生看見了內地的廣大需要，遂於主後一八六五年成立了中國內地會。戴德生的幾個傳教原則，如：不對外尋求經濟支援，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著習慣上入境隨俗；以及直接將總部設在中國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範。主後一八八五年，七位劍橋的畢業生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他們的奉獻，大大激勵了其他的英國人，以至於短短五年之內，內地會的傳教士人數就從原有的一百六十三人，增加到八百人，佔了整個福音派傳教士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主後一八九三年，內地會在紐恩登林蔭路（Newington Green）購置了一個擁有三十個房間、會議廳、和接待室的新辦事處，以訓練有心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傳教規模因此更為擴大。

聖經公會的成立

十九世紀除了各式各樣的差傳組織外，聖經公會也大量興起，與傳教工作相輔相成。約在主後一八○二年，英國及外地聖經公會在倫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勵經文本聖經廣泛通行」。此組織很快的協助俄國、荷蘭、德國、挪威、瑞典、丹麥等國成立聖經公會。主後一八一六年，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在紐約成立，派發聖經給前線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湧進的歐洲移民。舉凡宣教士所到之處，都有聖經公會立即成立，將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在中文聖經的翻譯上，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的成就極為卓著。

馬禮遜是在主後一七八二年生於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主後一八○七年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成了第一個來華的更正教傳教士。因著清政府嚴禁傳教，因此馬禮遜在中國的二十七年間，大多致力於聖經的翻譯。他不僅完成了第一本英粵字典，也將新、舊約翻譯完成並出版。

一九四六年，全球主要的聖經公會在英國聚集，成立了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加強翻譯、出版、以及發行聖經的工作。宣教事業的蓬勃發展，不僅使得福音所到之處教育普及、醫療提升，亦為歐洲的基督教帶進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青年人受激勵奉獻自己，帶進了一地一地的復興。

慕勒喬治與英國弟兄會

十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進歐洲政治版圖的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興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在英國境內，越來越多人不滿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自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中海外傳教，並且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主後一八二七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們，在愛爾蘭（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漸漸的，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雖是一名牙醫，卻對主非常有心，常常只留下一小部分的生活費，而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名為《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深深影響慕勒喬治（George Muller）的事奉。

慕勒喬治

慕勒喬治（George Muller,一八○五至一八九八年）生於普魯士鄉村，後遷居英國。慕勒青年時代活在不信及罪惡之中，但悔改之後，便獻身孤兒院工作，聞名於世。他的工作，是從布裡斯託開始的。布裡斯託是一座具有千年航運歷史的海港城市，慕勒於主後一八三六年在此創立了第一所孤兒院，房子是租來的。主後一八四九年，他又興辦了一所新的孤兒之家，這次是設在布裡斯託城郊山上自建的樓房裡。最初只有二十六名院童，兩年後，在他照顧下的孤兒已多達三百名，而工作還在大大的擴展。現在英國布裡斯託城最大的孤兒院，就是他實際由禱告所得之永久紀念。為了建築並維持孤兒院，慕勒一生中所得的捐款，超過一百二十五萬鎊。這些捐款全是由各方自動送來的，沒有一分錢是慕勒向人募捐的。慕勒在論到這項神跡時曾說，「神答應我的禱告所賜下的財物，……都在需要時來到。沒有任何人能說，我向他要過一分錢。我們沒有委員會，沒有勸募員，沒有議案，沒有生息的資本，全是借信心的禱告而得。」慕勒的信心，來自他無間時刻的恆切禱告。他總是活在禱告中，無論走路、躺下、起身時，都在禱告。他說，「神總是聽見我的禱告，祂答應我的禱告何止千萬次！我一旦確知一件事是對的之後，就永不放棄。」他完全信靠神，他認為禱告得答應，是一項屬靈的律。雖然慕勒以禱告維持孤兒院而出名，但他也是一名敬虔的聖經學者及講道人。他看重聖經超乎一切其他的書。他發現天天清晨到田野讀經散步一兩小時，專心默想每一節經文，會將他帶進禱告；他因此獲得力量，預備好從事一天的服事。他的孤兒院前後收容了一萬多名孤兒。他在訓練及教育他們之後，就送他們到世界中去從事有用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也不遺餘力的從事其他慈善工作。

弟兄會的興起

主後一八二七年，克羅寧和一班弟兄，在都柏林開始聚會，是為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著健康問題，遷居至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擊，但是人數卻不斷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寧曾說，「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費茲威裡（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我們必須將主日聚集改在奧吉爾街（Aungier）的會議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周六晚上布置會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聚集的開始，不僅有主的同在，更有主的笑臉。」

之後，這個聚集吸引了達秘。達秘生於主後一八○○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主修法律的他，很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恩的惟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能得神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路德馬丁、喀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主後一八二七年冬，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仍在國教中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見關於教會的真理。主後一八二八年，他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該文成了弟兄會第一分出版的文件。兩年後，他正式離開聖公會。

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了一股「弟兄會運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在布裡斯託，弟兄會運動得著了慕勒喬治和凱克亨利（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會信徒，牛頓是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他加入達秘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的家，便成了弟兄會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會聚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家裡般自在。他們的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儘管普利茅斯的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稱，因此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要的觀點和特色：

（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人員的批准；弟兄姊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可聚集。

（二）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裡聚集，主就在他們中間。

（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

（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

（五）他們查考聖經中的預言，特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

（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集。

（七）他們不排斥到其他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解經上的歧見，弟兄之間漸漸出現了分裂。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夫則相信，惟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分千年國，作為其獎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此幹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理行政事務。一八四六年，達秘發表《真相的來龍去脈》（A Narration of Facts）一文，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隔年二月，以達秘為首的英格蘭各地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時，由慕勒和凱克帶領的畢士大（Bethesda）弟兄會卻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畢士大的弟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絕。在達秘的堅持之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的「閉關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慕勒和格羅夫為首的「公開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會，走上各自發展之路。公開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單張的文字機構。閉關弟兄會雖然也產生少數有能力的傳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卡亭喬治（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金多（Mackintosh）等。

國度真理的恢復

弟兄會當中產生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主後一八一三年，一八三○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教牧。一八四四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兒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主後一八五四年，索立郡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

郭維德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柢。他查考末日審判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借著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日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雜誌》（Dawn）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的文章。

在弟兄會中另一名與郭維德同時期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則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致，認為只有小部分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蘭格喬治（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閉關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公開弟兄會，受彭伯、司布真、慕勒喬治等人影響甚多。蘭格喬治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話語。因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

內裡生命派內裡生命派的緣起

十七世紀時，在天主教中間，有一班屬靈的人被興起來，開始注重基督徒內裡的生命。其中一位名叫莫裡諾斯（Molinos），是一位很屬靈的人。他曾寫下了《靈程導引》（Spiritual Guide）一書，教導人如何舍己，如何與主同死，成為當時一極有影響力的著作。同時期有一位蓋恩夫人（Madame Guyon），生於主後一六四八年，卒於主後一七一七年；她對於如何與神的旨意聯合、如何舍己等，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她寫了一本傳記，名為《馨香的沒藥》，是一本生命經歷很深的書。衛斯理約翰受蓋恩夫人幫助很大，他甚至認為每一位信徒都應該讀讀蓋恩夫人的信息。與蓋恩夫人同時的，還有一位芬乃倫（Fenelon）主教。他極肯為主受苦，與蓋恩夫人二人同工，釋放了很多屬靈的道，是當時最注重內裡生命的一班人。

之後到了十九世紀，另有一班人被興起來，繼續這條內裡生命的線。主後一八七五年，一位名叫史密斯（Pearsall Smith）的瓷器商人被神得著。史密斯看見人乃是因奉獻而成聖，這種成聖與衛斯理所說的成聖不同。史密斯所看見的成聖，乃是借著信心與奉獻；衛斯理所看見的成聖，乃是人在奉獻之後所要逐步達到的。事實上，兩者都是真理。史密斯夫人（Mrs. Hannah Smith）延續史密斯的路線，寫了一本《基督徒喜樂的秘訣》（The Christian？？Secret of a Happy Life）。同時，霍普金（Evan Hopkins）與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人，也起來延續蓋恩夫人所傳舍己的道。他們在德國、英國等地召開年度大會，這些大會就是後來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的前身。大會由霍普金主講，他接受史密斯與蓋恩夫人的屬靈幫助，對當時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儘管蓋恩夫人所釋放的真理，並未在教會歷史上大放異彩，但卻對許多人有極深的屬靈影響。借著這位十七世紀的姊妹，神帶進了十九世紀恢復的流。

除了霍普金以外，特朗布爾（H. C. Trumbull）也在開西大會中，釋放得勝生命的信息。這些信息為基督徒對得勝生命的認識，以及經歷這生命所過的生活，帶進了大的恢復。之後，神興起了賓路易師母（Mrs. Jesse Penn-Lewis）。賓路易師母早期身體十分軟弱，常病臥在床，在病中讀到蓋恩夫人之著作，只是她當時很難相信這種完全的舍己、信靠、和完全的愛是可以付諸實行的。有一次，在與神的爭執中，她迫切求主帶她進入這些真理的實際。主聽了她的禱告，從那時開始，她就被神興起，傳揚十字架的真理。賓路易師母乃是一個真正背十字架的人。因著她的經歷，許多信徒受吸引開始追求十字架的真理。借著這些活的見證，神使更多的人明白，祂工作的中心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根基，沒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就不知何謂死亡，何謂罪惡。許多屬靈的人都從賓路易師母得到很大的幫助；神借著她所傳揚的信息，叫許多人得著拯救。

威爾斯大復興

主後一九○四年，在英國威爾斯（Wales）出現大復興。伯雷納奇（Blaenanerch）和勞荷（Loughor）這兩個城市，是威爾斯大復興的發源地。在這次復興中，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沒有可以傳福音的對象。除了福音之外，有許多五旬節的外表現象也在他們中間產生。這復興的領導人是羅伯斯伊凡（Evan Roberts），他是一個二十二歲的礦工，沒有什麼學問。他得救以後，常在廢礦坑中迫切禱告。他的禱告只有一個，就是：「主啊，折服教會，好叫世人得救。」周圍的人一面覺得希奇，一面深受感動。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他的禱告，不久全礦坑都受了影響，許多礦工被興起禱告。復興也從這裡蔓延到整個英格蘭南部。

開西大會

開西大會是在主後一八七五年於北英格蘭湖區的開西小鎮開始的，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夏天在此舉行大會。在此之前，史密斯便在英格蘭各處召開類似的特會，主後一八七四至七五年間，在牛津、布賴頓（Brighton）等地也有大型聚集。到了主後一八七五年，聖公會主教貝特斯比（Harford Battersby）開始在開西鎮上舉行為期一周的聚會。開西大會不同於其他傳輸聖經知識的解經聚會，它的重點在於幫助信徒屬靈生命的長進，恢復他們的屬靈情形。因此，大會並不突顯宗派神學，只強調「在基督都是一」。因著大會的主題十分明確，因此歷年信息的順序大致如此：第一天，解釋罪在信徒生命裡所產生的功效（死）；第二天，神借著十字架對付了罪與罪的權勢；第三天，人對神呼召所應有的奉獻；第四天，過一個讓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五天，基督徒應有的事奉，著重海外傳教的一面。開西大會的主要講員多半來自英國，少部分也來自其他國家。這些講員中，我們熟知的有慕安得烈、戴德生。倪柝聲也曾應邀在會中禱告。

和受恩教士

和受恩教士於主後一八六六年生於英國南部蘇福克郡的皮森浩（Peasenhall）。父親是一名車輪修理匠，家境貧寒。一八九○年，和受恩二十四歲那年，在一場更正教中國宣教大會中，身在遙遠中國的戴德生發出呼召說，「在基督教土地上，更正教的眾教會，我們現在呼籲你們，在今後五年以內，差遣一千人來到中國，響應這些呼召。我們乃是為著三億尚未聽見福音的異教徒懇求你們，眼前廣大的事工和責任遠遠過於我們所能擔當，因此我們誠摯的發出懇求。」在這呼召發出剛好五年後，一八九五年在英國聖公會宣教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及資助下，和受恩來到了中國。她寫信給差會的負責人巴林古德：「何等可悅，我們能信靠神的話——祂必遮蔽你。當我們頭一次踏上這塊土地，我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體會：神給我們的是何等的尊榮！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我真正抵達中國的時候。」

在抵達中國不久以後，和受恩和另外兩名女傳教士一同被安排前往福州附近的鄉下，她便全人投入應付周遭的需要。後來因當地環境太差，她被指派遷回福州市，在陶恕女子中學教書，為時七年。因著她極富生命，獲得學生們的喜愛，引起了女校校長的妒忌，以十項不法的罪名，向差會控告她的不是。差會下令和受恩回英國解釋。在冗長的審問中，她總是選擇靜默，從未表白。在她回英國的期間，遇到了《黎明雜誌》的編者潘湯，從他得著許多幫助。潘湯對於宗派的看見十分清楚，也對聖經中有關國度的預言很有研究。在潘湯的影響下，她開始過一種等候主來的生活。她在倫敦待了兩年，一面操練信心的功課，一面向主禱告，求主讓她再回到中國去。

一九○九年，和受恩在與索立郡教會的潘湯交通後，再次回到了中國。這次她決定不倚靠差會，單單倚靠主作她的供應。她住在福州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裡，繼續學習十字架。曾有人問她：「如何為主作工？」她回答：「就是先停下自己的工。」她像是一顆生命的種子，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表面看來沒有任何偉大的果效，但卻影響了許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倪柝聲。和教士於一九三○年離世，留下許多深刻的詩歌，如《詩歌》二百八十二首：

一　如果我的道路
　　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
　　要我歷艱辛，
　　就願你我從茲
　　交通益親摯，
　　時也刻也無間，
　　彌久彌香甜。

二　如果地樂消減，
　　求你多給天；
　　雖然心可傷痛，
　　願靈仍讚頌；
　　地的香甜聯結，
　　若因你分裂，
　　就願你我之間，
　　聯結更香甜。

三　這路雖然孤單，
　　求你作我伴，
　　用你笑容鼓舞
　　我來盡前途；
　　主，我靠你恩力，
　　盼望能無己，
　　作一潔淨器皿，
　　流出你生命。

在神主宰的保守中，教會在神的心意裡，繼續邁向另一個世紀……

後記

為了更深刻的體認，神在二千年教會歷史的演進中，所完成並正在完成的事，進而從其中尋得神在人類歷史中行動的軌跡，以作為我們教會生活的鑑戒與鼓勵，來自美加、臺灣、歐洲的同工，及攝影團隊共三十八人，於二○○三年十月六日至二十三日，以十八天的行程，從羅馬出發，經法國、瑞士、德國、捷克、荷蘭、比利時、英國等國家，對教會歷史作了一次簡短的巡禮。整個行程雖然辛苦，卻滿有主的祝福，眾人也都得著深刻的啟示。

我們根據歷史的事實，在歐洲層層的古蹟中，尋訪教會在當時代活動的行跡與特點。我們找著古聖在羅馬家庭聚會的所在，尋見使徒彼得和保羅在羅馬的腳蹤，探訪了歷世歷代為主殉道、為真理受逼迫之聖徒服刑的地方，以及許多信心的榜樣、改教先驅的遺蹟。此外，我們還拜訪了胡司約翰、路德馬丁、喀爾文、慈運理、新生鐸夫、羅伯斯伊凡、衛斯理約翰、慕勒、戴德生等人的家鄉和住處。

在走訪過七十多個歷史景點之後，我們不禁發出主在約翰二章十七節的感嘆：『我為你的家，心裡焦急，如同火燒。』在許多外觀美麗宏偉的教堂裡，我們所見所聞皆是偶像充斥，香菸嫋繞，可謂消極之至。此情此景，我們才深刻感受歷代血淚恢復的急切需要。

綜觀此行，我們的確得著了相當的啟示。首先我們看見何時政教聯合，何時教會就變質且遭迫害。當初即因猶太教與羅馬政治聯合，促使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同時，政教一聯合，教會就變成別迦摩，清心愛主的人就大遭逼迫。其次，我們看見正統教會的歷史，乃是基督徒受逼迫的歷史。教會是金燈臺，理應在地上為主作見證，因此受逼迫乃是命定；反之，當環境安逸，逼迫遠去時，許多的攙雜和墮落，隨即被帶入教會中。

第三，無論在任何環境、任何時代，神都能興起得勝者。即使是在聖經被封閉的『黑暗時代』，神都能不斷興起信心的榜樣，他們就像黑夜中明亮的星。第四，神在每個時代的工作，都是要把人轉向基督，使人專注於基督，充滿基督。無論何時，人在基督之外有所注意，人就墮落了。無論人注意的是神學、教訓或作法，都是墮落；即便注意的是真理，若因持守真理而偏離基督，也是墮落。

第五，主恢復的內涵，就是恢復從物質的範圍，轉入神聖奧秘的範圍。歷史證明，教會一注意物質領域的事，就墮落了。許多大教堂所以吸引人，都在於一些物質的東西，如馬槽的木片、十字架的木塊、主耶穌的裹屍布等；這一切都充滿傳說與迷信，和拜偶像實在沒有兩樣。真實的基督徒所應當注意的，是重生、更新、變化和模成等；所當追求的，是神聖的分賜，神聖的供備，以及與神聖三一的聯結、調和並合併。

第六，傳統與真理是完全相對，絕不兩立的。天主教寶貝他們的傳統，甚至有人說，『一件事的推動，若是經過許多世代都被接受，那就是真理。』他們高舉聖母馬利亞，實行給嬰兒受洗，將這些當成真理。更正教也不例外，如聖經明言啟示，人有三部分，靈、魂、體（帖前五23，來四12），但更正教裡許多教師，仍然堅持人只有兩部分：靈魂和身體。如今我們看見神所要恢復的，乃是要恢復神成為肉體，肉體成為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成為七倍加強的靈，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概括的說，主的恢復乃是在於三方面：第一，基督是神的中心與普及；第二，身體的一與同心合意；第三，所有肢體生機的盡功用。

作為一個生活在這個時代裡的基督徒，我們的確是有福的。先人血跡斑斑所恢復的真理與啟示，到我們手中已是去蕪存菁，集其大成，並且能以實行出來。如今我們所得著的屬靈產業，不是片面、殘缺的，乃是承繼已往、包羅一切、完整齊全、全面平衡、構上時代、終極完成的。我們正朝著一個方向，要活出神人的生活。我們不是只過一點敬虔的生活，不是只為一個宗派的興衰而活；我們乃是為要建造基督的身體，妝飾基督的新婦，催促基督的歸回，至終要與基督完全聯結、調和、並合併為這座生命的城——新耶路撒冷。

 

（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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