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彬
（作者沈彬，荔枝新聞特約評論員，資深評論人；本文系荔枝新聞客戶端、荔枝網獨家約稿，轉載請註明出處。）
那些企圖把魔掌伸向未成年人的「怪叔叔」，不要以為死不承認就可脫罪，現在「零口供」一樣可以定罪。
日前，有關部門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2017年6月，湖南岳陽的小英（當年不滿14周歲），遭到鄰居李某兩次性侵。但是，她的母親精神失常，父親常年在外打工，她一直不敢將被侵害的事情告訴家人。直到有一次李某到小英家中時，家人發現小英神情不對，經詢問，小英才將被侵犯的事說出，之後司法機關介入立案調查。
李某面對指控拒不認罪，全程「零口供」。在提交法庭的客觀證據和直接證據較少的情況之下，法官發現小英的陳述符合被害人的心理認知和記憶規律，反映的情況能夠與證據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鏈，證明小英被侵害的事實。最終，李某因犯強姦罪、猥褻兒童罪，數罪併罰，合併執行有期徒刑八年。
未成年人被性侵案，具有相當的隱蔽性。其中很多是熟人作案。特別是教師、教練、監護人、親屬等，他們利用自身的權威地位，威逼利誘受害者。而未成年人（特別是幼女）性保護意識不強，很多時候被性侵了還是以為是和大人「玩遊戲」，可能在很久之後，才意識到自己被性侵，或者是由家長發現被性侵。這就帶來了證據困局：一方面，作為定罪最重要的客觀證據、直接證據已經滅失了——性侵時的傷痕已經痊癒，精斑、口水等DNA物質已經湮滅；另一方面，遭到性侵的未成年人因為年齡較小，表達能力差，再加上案發時間久遠等原因，具體的案發時間和地點可能無法還原。
這恰恰是很多未成年人遭性侵案的尷尬現實。法律應該給被性侵未成年人撐腰，不能讓「怪叔叔」逍遙法外。但是司法是講證據的，哪怕對於「怪叔叔」也必須適用無罪推定的原則。一邊是被傷害的未成年人，一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那麼證據該怎麼認定？如何做到杜絕《素媛》的罪行，也要避免《狩獵》式的冤案？
201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 其中的「齊某猥褻、強姦案」 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證據審查提供了新標準。齊某是小學的班主任，對班裡多名不滿12歲的女生實施猥褻強姦，但是，齊某一直拒不認罪，而直接證據只有被害學生的陳述。
此案最終由最高檢抗訴到最高法，堪稱「殿堂級別審判」，也確定了未成年人性侵案證據新標準：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按照有別於成年人的標準予以判斷，審查言詞證據，要結合全案情況予以分析。根據經驗和常識，未成年人的陳述合乎情理、邏輯，對細節的描述符合其認知和表達能力，且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被告人的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雙方關係不存在誣告可能的，就應當採納未成年人的陳述。
在齊某案中，多名被害人對於細節的描述符合正常記憶認知、表達能力，如齊某實施性侵害的大致時間、地點、方式、次數等內容基本一致，「具體表達存在不盡一致之處，完全正常」，此時就可以定罪了。
同理，在審理嶽陽「小英案」時也要適用從寬的證據規則，哪怕沒有直接的DNA鑑定證據，但審視被害人陳述，注意陳述的前後一致情況，研判其陳述受到非法侵害的各種細節（性侵的具體細節，一般兒童是難以編造的，特別是第一次給警方做筆錄時），進而排除掉誣陷的可能性（比如兩家之前有沒有矛盾），再加上加害人可能有瀏覽未成年人色情網頁、檢索「強姦幼女會判幾年」之類補強證據，就足以形成證據鏈，將性侵者釘在法律的恥辱柱上。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根據性侵未成年人案的特殊性，適用從寬的證據標準，哪怕「零口供」也可以定罪，法律就要這麼為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撐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