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一】
英國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世界哈耶克思想研究權威，約翰•格雷在其名著《哈耶克論自由》中，對哈耶克的思想體系及其哲學淵源進行了體統而深入的闡述與評論。該書1984年出版時即刻轟動了整個西方思想界，因此於1986年再版。哈耶克本人更是對此書厚愛有加，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格雷「對自己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表述，不僅深刻完整地理解了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在自己停留下來的地方將其向前推進。」（參見哈耶克對《哈耶克論自由》的推薦語）
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對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進行了重構和推陳出新。哈耶克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認識論批判，被歐洲思想界認為是天才地預言了20世紀末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然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長達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失敗，賦予格雷這位政治哲學家比哈耶克更多、更豐富的歷史素材來進行哲學思考。
約翰•格雷著，《哈耶克論自由》
因此格雷1998年在《哈耶克論自由》第二次再版（出第三版）的時候，在書的末尾加入了一篇「後記」。「後記」根據9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後發生的新的歷史演進事實，對哈耶克的思想體系和哲學基礎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格雷尤其指明，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認識論」批判，根本無法保障那些放棄計劃經濟的國家能夠成功實現符合自己國情的經濟轉型，無法確保在自由化過程中他們的國家、社會、文化和道德傳統不會解體，無法告訴它們如何進行實際有效的市場化改革和如何在多種多樣的市場經濟制度之間做出明智選擇。
鄧小平似乎很早就明白這一點，因此強調在「四個堅持」原則下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摸著石頭過河，在社會主義框架下從事循序漸進的市場機制改革，從糧食與農副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激勵機制開始，而不是從國企私有化、價格市場化、金融自由化這些黑板經濟學主張的領域開始，絕不盲從西方經濟學理論。
然而中國國內的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卻認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經濟學，教導說只要按照西方黑板經濟學理論和教科書描述的美國市場經濟模式搞改革，將一切事務（包括糧食安全、國防、金融、能源、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傳媒、倫理道德）交給市場力量決定，政府退出一切領域並將一切國家資產和資源私有化，中國就會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富裕而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其實哈佛大學的薩克斯教授和俄羅斯的蓋特總理何嘗不是自認為比中國這些經濟學家更加聰明，結果通過休克療法和盲目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把俄羅斯用70多年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系、金融體系和工業科研體系徹底給毀了。
中國學者韋森曾經向國內學術界簡單介紹過格雷這篇著名的「後記」（參見韋森，「劍橋書簡之二：約翰•格雷對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全面挑戰」，《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可惜目前為止國內並沒有這篇著名評論文章的完整中文翻譯版。個別學者認為格雷在其思想導師哈耶克去世不久後，立馬對他的思想提出這樣尖刻而系統的批評，是很「缺德」的事情，體現了格雷「人品的低下」。
本人極其不認同這樣的道德審判。首先，作為一個遵循「康德道德規範」的政治哲學家，格雷根據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的沉痛歷史教訓，對在實踐中碰壁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提出批評，是完全符合哈耶克自己所極力倡導的康德批判哲學傳統的。
第二，格雷早在《哈耶克論自由》的第一版中，就已經對哈耶克思想體系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了質疑（參見《哈耶克論自由》第6章），這些質疑就連哈耶克本人也是認同的。而「後記」不過是將這些質疑，按照哈耶克所沒有機會觀察到的計劃經濟國家在實施哈耶克所推崇的放任自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後所遭遇的失敗，進一步系統化和升華了而已。
第三，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和歷史事實改變自己原先的理論，無論這個原有理論曾經多麼出名和成功，是一個學者應該持有的科學治學態度。這樣一種治學態度也非常符合哈耶克本人最尊敬的兩位同時代哲學家——波普爾和維根斯坦——的哲學精神和為人之道。波普爾認為一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可以被證偽的理論。哈耶克的理論恰好被後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的實踐所證偽，因此具有波普爾定義的「科學性」。維根斯坦在其後期哲學中敢於嚴厲批判自己的前期哲學，勇於承認錯誤，無論他的前期哲學還有多少崇拜者和追隨者，恰好體現了維根斯坦本人的康德式道德觀與治學風格。
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沒有遵循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流行經濟學理論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成功，儘管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哲學主張已經在很多方面被二十世紀末所有東歐國家的社會實踐所挑戰和證偽，哈耶克在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仍然有眾多的崇拜者。因此翻譯格雷這篇「後記」的目的，是希望給中國廣大讀者提供一個發自哈耶克思想體系內部的批判性視角與吶喊，來幫助啟發和警醒中國學者如何可以在向西方市場經濟學習的同時不至於失去自己的批判精神；尤其是當國人自己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中國經驗已經全面挑戰了西方流行理論的時候，如何可以做到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不必「言必稱希臘」，削足適履地主張讓中國市場經濟依樣畫葫蘆地成為美國式市場經濟，從而承認市場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和其必然的文化傳統與地緣政治特性。
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消解
約翰•格雷 著（文一 譯）
哈耶克的思想在後社會主義時代還有什麼價值？它是否如哈耶克所期待的那樣包含對古典自由主義的一種重建，使其足以應對二十世紀末期以來所發生的對人類政治與智慧的挑戰？或者說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價值，是否由於他未能敏銳察覺到自由市場體制對傳統社會的破壞——包括對被古典自由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的破壞——而被一筆勾銷了？哈耶克把他為自由主義的辯護建立在認識論而不是實踐論的基礎上，這是否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或是死路一條？
哈耶克將作為一名社會主義的批評家，而不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家被銘記。1984年，當這本書（即《哈耶克論自由》）的第一版出版時，中央計劃經濟似乎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仍存在。這種經濟體制或許低效、腐敗、容易帶來巨大環境災難、並只有通過對個人自由的巨大壓制才能維持，但它當時看起來似乎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它甚至擁有眾多辯護者，他們大多數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計劃經濟儘管存在各種缺陷，但它為社會的大多數人提供了一種公平而安全的保障。無論具備多少合理性——它從來不是很多——這個論點在今天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因為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已不復存在，而且在任何可以預見的將來都不會回歸。計劃經濟體制是（或企圖成為）一種封閉經濟體系；而在全球化時代，這樣一種封閉體制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因此，曾經主導二十世紀政治歷史的兩種不同經濟制度之間的對抗與競爭已經結束了。
哈耶克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紀的思想家更加了解為什麼中央計劃經濟會因為無法複製資本主義生產力而被淘汰出局。但他也完全沒能洞察到一種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會削弱自由文化社會的凝聚力。正因為忽視了自由市場在許多方面對傳統社會的顛覆，他的思想被他試圖捍衛的一種屈從於市場力量的自由概念所致命地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