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為什麼不好用

文｜鄭子寧

漢語拼音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學習語文要用，辦理證件要用，出國生活也要用。

但是，它卻給很多人帶來煩惱——老外似乎並不習慣漢語拼音的讀法，如 Xing（刑）先生老外就鮮少能讀對。Quan（全）小姐可能被弄成關小姐。北京的「復興門」最倒黴，Fuxing 的拼寫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好的聯想。

就連著名大學似乎也對漢語拼音有牴觸情緒。北京大學不叫 Beijing University 而要叫 Peking University，清華大學則是 Tsinghua University，廈門大學最厲害，直接用了個讓人不明所以的 Amoy University。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

漢語拼音為什麼長成這樣？而這些大學的拼音又都是如何來的呢？

誰在用拼音

要想解釋拼音為什麼這樣，首先得要知道拼音是做什麼用的。

各國文字有著不同的書寫系統。一旦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人群接觸，那麼出於進行商貿、文化交流乃至學習對方語言的考慮，把本國文字以另一種文字的形態轉寫就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多數主要拼音文字來說，字母之間都有相對明確的對應轉化關係，設計一套轉寫方案相對容易。古羅馬時期羅馬人和希臘人交流頻繁，就產生了一套標準化的以拉丁字母書寫希臘語詞彙的方法，兩種文字的轉化幾乎完全自動化，如希臘字母 Γ、Δ、Η、Θ、Ξ、Ψ 在拉丁文中就分別轉為 G、D、E、TH、X、PS。

▍簡化後的中世紀字體的演化，來源：維基百科

但是漢字並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在文字上和一種拼音字母建立對應關係並不現實。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人自己鮮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歷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漢語並不常見。一般只出現在由於各種原因游離於主流漢文化外時，如敦煌被吐蕃佔領時期當地漢人一度有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的，部分西北地區的回族人在內部通信時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漢語，即所謂「小兒經」。

▍唐朝民歌《遊江樂，泛龍舟》，使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

因此，早期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和使用者都主要是外國人。

至遲在漢朝，中國就開始和文字不同的異民族交往。這些異民族將漢語的發音用自己的文字記錄，形成拼音的雛形。如往來中國的粟特胡商將「店」拼為 tym，前來廣州的天方商人則把廣州拼作 khanfu（廣府）。

▍粟特古信札

但是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並不系統，只是對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漢語借詞進行轉寫，並沒有對漢語進行整體的拼音化。

漢語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軌，還是從明朝開始陸續前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的功勞。

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西方傳教士熱衷學習漢語。但漢語可能尚算容易，漢字則學習門檻極高。於是西方傳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並編纂字典以便學習的方法。

最早對漢語進行系統性的拼音化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和羅明堅。他們在 1583 年至 1588 年編寫了漢葡字典，並用上了他們設計的漢語拼音方案。該方案奠定了日後傳教士漢語拼音的基礎，但是自身卻傳播不廣，乃至很快湮沒無聞。

▍利瑪竇除了發明了拼音，還提高了農曆的精度

影響力較大的則是 1626 年由傳教士金尼閣出版的《西儒耳目資》，反映明朝後期官話的讀音。由於是傳教士為西方人學習漢語方便所創，因此《西儒耳目資》拼音較為接近法語以及拉丁語的正字法，如「然」的聲母用 j 表示，後鼻音韻尾則用 -m 表示（「雙」拼寫為 xoam）。

▍《西儒耳目資》是反映明朝中後期南方官話讀音的重要材料

金尼閣之後，傳教士紛紛設計自己的拼音。這些由傳教士設計的拼音和金尼閣一樣，主要為西方人學習方便而設。因此根據傳教士自身來源，在華所在地等因素也有著不同的拼寫。同樣一個「莊」字，英國人寫 chuang，法國人寫 tchouang，荷蘭人更是能寫出 tschoeang 來。

▍莊子作品被譯成法語，可看到圖中作者欄莊子法語名 Tchouang Tseu

不過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徵，如漢語的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用附加符號區別，即「波」/「頗」、「多」/「拖」、「戈」/「科」的聲母分別寫為 p/p』、t/t』、k/k』。在西方語言中一般用來表示濁音的 b、d 等字母因漢語官話中沒有嚴格對應的音則往往棄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話地區的傳教士也設計出種種方言拼音。特別在閩語區，傳教士設計的福州話平話字和閩南白話字流行甚廣，並被用作在當地辦學的教學工具。閩語和其他漢語相差較大，寫不出字的詞很多，用漢字書寫口語困難，不少當地民眾甚至這些拼音當作了主要的書面交流工具。直到 50 年代林巧稚大夫在進行對臺廣播時仍然使用傳教士創製的閩南白話字撰寫講稿。

▍海南話版《創世紀》，反映了早期海口/府城口音

但是這些拼音的流傳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傳於一時一地，難堪大用。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拼音方案，還要到 19 世紀末才問世。

1892 年，英國人翟理斯修訂完善了威妥瑪於 1859 年設計的拼音，形成了「威妥瑪拼音」。威妥瑪拼音和現代漢語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經相當類似。如用 ao 表示「奧」，ch』 表示「產」的聲母。與之前的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瑪拼音系統簡潔統一，表音方便準確，很快成為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漢語拼音。

▍威妥瑪撰寫的《語言自邇集》中講述了其學習漢語的經驗

雖然威妥瑪拼音是現行漢語拼音出現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瑪拼寫，北京是 Peiching，廈門是 Hsiamên，清華則應該是 Ch』inghua，並非這些學校現在常用的名稱。

那麼 Peking、Tsinghua、Amoy 的拼寫又是怎麼來的呢？

1906 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要求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以方便通信。在此之前，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已經要求各地郵政主管確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寫，但各地郵政局長則往往用已經通行的威妥瑪拼音交差。

▍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爵士，曾自稱自己更像是一個中國人。圖為刊登於《名利場》上的赫德爵士畫像，左上角的「江海關」印錯了方向

當時中國郵政系統高層由法國人控制。威妥瑪拼音英文色彩濃厚，法國人並不樂見，因此在 1906 年的會議上，最終確定了一個混合系統的拼音方案。這個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話中已經消失，但是在老官話中還存在的發音區別。如分尖團（青島 Tsingtao，重慶 Chungking），保留入聲（無錫 Wusih，廣西 Kwangsi）。對閩粵地區的地名，則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當地方言拼寫，如佛山 Fatshan、肇慶 Shiuhing、廈門 Amoy（今天的廈門話門讀 mng，但是早期廈門話更偏漳州，門讀 mui，故拼為 moy）。這套拼音方案即所謂郵政式拼音。

▍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抱怨郵政式拼音中，其家鄉常州與福建漳州拼寫均為 Changchow，無法區分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是廈門大學的英文名為什麼那麼奇特。正是因為他們都採用了郵政式拼寫。其中 Tsinghua 為老官話拼寫的「清華」，Amoy 為閩南語的「廈門」。

外語慣用名

而 Peking 則最為特殊，它並非老官話中北京的讀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語慣用名——依照郵政式拼音的規則，對有慣用名的城市，郵政式拼寫繼續沿用已有的外語慣用名。

什麼是外語慣用名？

所謂外語慣用名，即在外語中有一個和來源語不一樣的名字。這種現象並不算罕見，如英語中中國並不用 Zhongguo 而用 China，埃及並不用 Miṣr 而用 Egypt，而德國則以 Germany 稱之，不用德語自己的 Deutschland。

外語慣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為這個地點非常重要。因此在長期使用中，說外語的人並不遵從該地所說語言中對其的命名，而用其他名字。

▍英語裡面絕大部分外國地名都遵照來源語言的拼寫，但歐洲各國的首都則往往例外。臨近的法德等國距離英國近，名城多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擁有慣用名，義大利作為歐洲長期的文化中心和商貿要地，也不乏慣用名，而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和英國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語中也有慣用名

相應的，英國最有名的城市 London/倫敦在許多歐洲語言中也有自己的慣用名，像法語、西班牙語的 Londres、義大利語的 Londra。

外語慣用名是個有普遍性的現象，中國的名城在外語中往往也有著自己特別的稱呼。

公元 311 年前後，五胡亂華，中國天下大亂。有一群在華經商的粟特商人給撒馬爾罕故鄉寫信。這些用粟特語寫的信件在玉門關以西被截獲，並未到達目的地。

其中一封信由旅居金城（今蘭州）的粟特胡商發出，收件人為其老闆。大意是跟老闆匯報說中國發生大動亂……在酒泉、姑臧的人都平安……洛陽發生大饑荒。最後一個皇帝也從洛陽逃出去了。洛陽宮殿城池都燒毀了，沒有了。洛陽沒有了！鄴城沒有了！匈奴人還佔領了長安……他們昨天還是皇帝的臣民！我們不知道剩下的中國人能不能趕他們出長安和中國……四年前我們商隊到過洛陽，那裡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全餓死了……

▍紅線框內：「洛陽城不再有了！鄴城不再有了！」

信中對中國地名的處理非常有意思——洛陽在信中寫為 srγ，長安寫為 』xwmt』n，而鄴則是 』nkp』，姑臧為 kc』n，金城為 kmzyn。

可以看出，鄴、姑臧、金城的粟特名稱均為這些地名的古漢語發音的轉寫，唯獨長安和洛陽兩座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城市用了慣用名。

這封粟特信札並非孤例，西安北周史君墓墓志銘的粟特語提到長安時沿襲了 』xwmt』n 的寫法，七世紀的拜佔庭文獻將長安稱作 Χουβδάν（Khubdan），後來的波斯和阿拉伯書籍把長安稱作 Khumdan，八世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長安為 Khoumdan，該碑中洛陽為 Sarag。而盛唐僧侶利言的《梵語雜名》中則顯示當時梵語稱呼長安為「矩畝娜曩（Kumudana）」，洛陽在梵語中則為「娑羅俄（Saraga）」。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的敘利亞文

關於長安和洛陽的慣用名究竟如何得來，至今尚沒有共識，有研究認為 Khumdan來自上古漢語「鹹陽」的發音，而 Sarag 則可能和古代西方對中國的稱呼 Seres 有關。不過無論如何，長安洛陽兩地擁有這樣的外語慣用名，說明了它們在中古中國的重要地位。

近古以降，作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國有最多的外語慣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 Peking，法文的 Pékin、義大利文的 Pechino、西班牙文的 Pequín/Pekín。而另一個慣用名較多的中國城市則是廣州，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寫作 Canton，西班牙文是 Cantón，葡萄牙文則是 Cantão（均來自「廣東」），毫無疑問和廣州作為貿易大港的歷史有關。

▍廣州塔官方英文名最終確定為 Canton Tower

相比之下，上海雖然在十九世紀後迅速發展為中國第一大城市，但是由於歷史相對短淺，並沒有機會形成外語慣用名。上海大學也就無法像北京大學那樣自己起個特立獨行的外文名了。

▍上海向來即是 Shanghai

不過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擔心歷史上的短板了。

1957 年，新的漢語拼音方案出爐，拼音的目的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其目標為最終取代漢字。後因不現實，改為幫助識字，推廣普通話。因此，漢語拼音主要是為本國人服務。其拼寫法是否符合外語習慣並不重要，系統的簡約和高效成為更大的考量。新的漢語拼音用上了全部 26 個字母，至於 Fuxing、Xing、Quan 老外會怎麼讀本就不在考量範圍之內。

雖然漢語拼音主要是對內的，但它也被賦予了獲得漢語拉丁化轉寫壟斷地位的光榮使命——1978 年開始，中國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國專有名詞轉寫時均需使用漢語拼音，1982 年，漢語拼音被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為漢語拉丁轉寫的標準。在中國堅決要求下，所有漢語專名的拉丁轉寫都應該以漢語拼音為標準。諸如 Peking、Canton 這樣的慣用名漸漸為 Beijing、Guangzhou 所取代。

就此，至少在外文名稱上，千年帝都和百年魔都就此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