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葉集》初版有一長篇序言，其中，把愛默生提到過的想法加以具體化和發展，指出「別處的詩歌停留在過去——即它們的現成狀態，而美國的詩歌則在未來」。但是，惠特曼在抵制和批判英國文學傳統的控制方面大大超越了愛默生，幾乎否定了從喬叟到丁尼生的整個英國詩歌，並對當時包括愛默生在內的美國詩壇採取了完全對立的態度，這無疑是過於偏激的。實際上，惠特曼既不是一個超乎歷史傳統之外的所謂受到「天啟」的歌手，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一個「粗人」。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知識，吸收了英美文學傳統中各方面的營養；甚至到《草葉集》問世以後還在繼續向同輩詩人的作品借鑑，並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逐漸向傳統靠攏，以致許多批評家又反過來指責他中期以後便失去了原有的創新精神。顯然，惠特曼是一個適應時代、善於在批判中繼承和在借鑑中創新的詩人，只不過批判和創新在他那裡居於主要地位，早期特別突出，所取得的成就和在歷史上留下的影響也最為顯著。
《草葉集》從初版到「臨終版」，始終以《我自己之歌》作為「主幹和中心」。這首長詩內涵深廣，氣象恢弘，頗有睥睨當代、馳騁古今之勢，不愧為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長詩之一。但它問世後首先引起強烈反應的主要是以下兩點：一是詩中那個「我自己」往往被讀者看成完全是詩人的自我寫照，他粗暴傲慢，令人反感；二是詩人將性慾作為宇宙發展的基本衝動來寫，或者說借性的意象來表現肉體與靈魂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大大冒犯了傳統道德的禁忌。前一點經詩人的朋友和他自己說明，強調詩中歌頌的主要是那個大「我」即十九世紀美國普通人的代表以後，又引起了「自己」的兩重性，二者糾纏不清，令人迷惑。後一點則到第三版的《亞當的子孫》反而有所發展，人們索性稱之為「性詩」，結果在內戰期間惠特曼竟因此被內政部長免職，一八八二年《草葉集》被波士頓檢察官列為「穢褻」讀物，禁止發行。不過惠特曼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直到一八八八年仍鄭重申明：「我三十年來確定的信念和審慎的修訂已肯定那些詩行，並禁止對它們作任何的刪削。」這裡還應當指出，《蘆笛集》中那些歌頌「夥伴之愛」的短詩，也有不少批評家認為流露著「同性愛的渴望」，但惠特曼對此作過嚴正的辯解，說「夥伴之愛」是作為「男人與男人」之間親密團結的紐帶，為美國的強大鞏固和世界人民的友好關係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詩人晚年的朋友s．甘迺迪也說《蘆笛集》是「惠特曼寫友誼和民主精神的美麗詩篇」。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儘管組詩中有些篇什像《亞當的子孫》一樣，寫得略嫌淺露，很難避免人們的懷疑和爭論。
《草葉集》中正面寫詩人自己和他的「國家與時代」以及普通人的精神面貌的詩篇很多，除《我自己之歌》外，分量較重的還有《大路之歌》、《歡樂之歌》、《大斧之歌》、《各行各業之歌》，以及《開拓者!啊，開拓者!》等等。《桴鼓集》在《草葉集》裡佔有特殊地位，被譽為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史詩，詩人自己也滿意地說它「作為一個藝術品比較完整……表達了我經常想著的那個創作雄心，即在詩中表現我們所在的這個時代和國家，連同那……血淋淋的一切」。至於中後期的重要詩篇，如《向印度航行》、《紅杉樹之歌》、《哥倫布的祈禱》，雖然大都是從當時詩人的境遇(如健康狀況惡化)出發對環境、歷史、生命的思索和詠嘆，有時情調比較低沉，甚至帶有若干宗教色彩，但視野寬廣，立意高深，仍不失其天然活力和傲岸不屈的風貌。
惠特曼驕傲地宣稱：他的詩中沒有了「舊世界讚歌中高大突出的人物」，而有的是「作為整個事業及未來主要成就的最大因素的各地普通農民和機械工人」，這是符合實際的。他既是自然的詩人也是城市的詩人。當英美詩人們紛紛從城市向鄉村逃遁時，他卻在鋼鐵時代的紐約縱情高歌，既歌唱高山、大海、草原，也歌唱火車頭、電纜、脫粒機，這些都是新大陸、新時代的產物，他把它們一起擁抱。
惠特曼一般不主張以詩歌代替宣傳，直陳慷慨，但是當正義事業被無情扼殺時，當人道主義接觸到革命火花時，他也會義憤填膺，疾呼震地，如《啊，法蘭西之星》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至於他後期的散文，特別是政論文章，其鋒芒就更加犀利了。
不過，正如惠特曼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主和人道主義，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他的哲學觀點主要是在黑格爾——卡萊爾——愛默生的薰陶下形成的，甚至還可能受到過古代印度吠檀多派哲學神秘主義的影響。這些反映在《草葉集》中，不僅有那個時隱時現的「上帝」或「超靈」，還有某些詩和某些節段中那種玄奧莫測、連他自己也說「不好解釋」的東西。如《歌唱那神異的正方形》，至少在我們看來是太「神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