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卵風暴
2019年12月23日，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中國凍卵第一案」。31歲的徐棗棗因北京婦產醫院拒絕為其冷凍卵子，與該院對簿公堂。開庭前三天，法院告知徐棗棗允許20人現場旁聽。但一天後，法院表示只允許2名旁聽者進入。旁聽者之一的阿爛向筆者透露，法庭禁止紙筆記錄，「有兩三個人錄像照相，但那都是法院自己安排的人。」這場近乎隱秘的審理，最終掀起一場風暴。
凍卵，即提取卵子進行冷凍，讓卵子的新陳代謝和分子運動都處於停滯狀態。目前採用的玻璃化冷凍技術，可使復甦成功率達到90％～97％，但卵子「解凍」後，還需進行人工授精、受精卵移植等多個步驟，每一步都可能產生損耗，單個冷凍卵子從復甦到生下孩子的成功率不超過12％。因此，凍卵時通常冷凍10枚以上的卵子，以提升受孕的成功率。
庭審中，徐棗棗一方主張女性公民有選擇生育方式的權利，相關規定僅允許男性出於「生殖保險」目的冷凍精子，卻不允許單身女性冷凍卵子，顯失公平；被告北京婦產醫院則援引原衛生部十六年前的規定進行辯護——《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第十三條：「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法院當庭宣布延期審理。當徐棗棗走出法院門口，發現這裡早已等待著數位記者和關心此事的民眾。倉促之下，她在咖啡館召開了一場簡易的新聞發布會。彼時她尚未意識到，自己即將以「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當事人」的身份登上當天的微博熱搜，成為國內各大媒體的報導對象，甚至登上《紐約時報》、BBC等知名國際媒體的版面。
（徐棗棗的新聞發布會 圖片來源：阿爛）
「凍卵」一詞最初進入國人視野是在2015年，女演員徐靜蕾公開表示自己在國外冷凍了九顆卵子，稱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她在香港接受採訪時表示：「真的就是給自己存一個選擇，因為我覺得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沒有選擇。」
四年後的北京，徐棗棗說：「我想要自由選擇的權利，凍了卵，未來也不一定會選擇復甦，但如果連做這道選擇題的機會都不給，我肯定是不願意的。」
@新浪財經 在微博發起投票「你支持國內開放冷凍卵子嗎？」吸引了11萬人參與，高達92.6%的投票者表示贊成。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
正如徐棗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言，「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法庭上。我感覺我站在那裡的同時背負著許多其他單身女性的期望。」她的代理律師於麗穎也希望通過此次訴訟，帶來政策上的倡導。
政策，正是中國單身女性凍卵面臨的最大難題。
開庭一個多月前，多家媒體報導了湖北省生育力保存中心「低調試水未婚女性凍卵」。當天，湖北省衛健委即對該中心進行查處，稱其做法違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湖北省生育力保存中心的官網，被撤下後再未上線。
吉林往事
單身女性究竟能不能生孩子？早在本世紀初，吉林省就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而這份答卷，最終沒能寫完。
1994年，在吉林省計生委工作的姜國民接到一位大學女教師的電話，詢問能否在不結婚的情況下，用醫學輔助手段生孩子。此後，又相繼有幾名女性諮詢此事。姜國民發現，有此需求的幾乎都是經濟收入穩定、文化層次較高的女性。
2002年，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施行，允許各省自行制定具體的配套辦法。姜國民便在此時將單身女性的生育想法傳達給了立法者。時任吉林省法制辦行政法規處處長張滿良贊成將這種特殊的生育要求寫入條例中，「立法不是為了限制公民，而是要在不違背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儘可能多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在送交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時，有委員建議刪除此條款。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吉林大學副校長張文顯據理力爭：「生育是婦女的基本權利。馬克思曾說過，婦女承擔著兩種勞動，一種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一種是人類繁衍的勞動。至於這個權利怎麼行使，可以採取結婚的方式，也可以通過科學技術手段完成。」張文顯認為，「計劃生育是國策，但政策是會變的，如果有一天中國也出現人口負增長，政策也可以鼓勵生育。新事物的產生都會引起關注和爭論，但過些時間大家就會理解和適應。」
2002年9月，《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通過審議，47位委員中只有一票反對。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爭議隨即而來。有人質疑此條款純屬作秀、「分明是一場鬧劇」，也有人認為該條款會帶來單親家庭、撫養贍養、倫理道德等諸多問題，對此，張文顯的回應很直白——「杞人憂天」。
「一般來說，受過高等教育、經濟狀況良好的婦女才會有這種生育訴求，孩子的成長教育不成問題。還有其它如『撫養問題』『單親家庭問題』等等，那些不是因為本法規的出臺帶來的，是早已有之的社會問題，應由國家立法或另立其它法規來加以解決。把這種生育方式升華至道德倫理高度是不對的，這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而已。」張文顯回應道。
已經擔任省計生委法規處處長的姜國民非常忙碌，但他仍在當年接受了21世紀環球報導、新浪觀察等多家媒體的採訪——
「在國外，人的生育權是受到充分肯定和保護的，一般不會幹涉。我們在計劃生育的前提下提出這種單獨生育的政策，是對少數不結婚女性生育權的尊重和肯定。我想這是好事。我們在制定和決議這項政策時，是絕大多數同意通過的。越是懂社會學和人口學的專家和知識分子越是認同。」
2018年，財新網記者找到姜國民，從省衛計委副巡視員任上退休的他，已不願再談往事。
雖然當事人不願提起，但吉林往事沒有被遺忘。
2016年9月，吉林省長春市的單身女性馬戶前往長春市婦產醫院等四所具有輔助生殖資質的醫院進行諮詢，醫院均以「不結婚做不了」為由，拒絕為馬戶做人工輔助生殖手術，有醫生說如果給她做手術就涉嫌違法，也有醫生表示不知道吉林有單身女性可以生育的規定。
馬戶聯繫到吉林衛計委宣傳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得知條例剛頒布時，確有一兩位單身女性借該條例誕下了自己的孩子。工作人員表示，計生委沒有做相關宣傳，「這個東西不可能宣傳，因為國家不提倡單身主義。」
根據《北京青年報》2002年的報導，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炳禮表示，國家計生委曾明確建議吉林省將《條例》中的這一規定刪除。
但十五年後，當全國人大代表戴海蓉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時，國家衛健委在答覆中又將吉林作為地方探索的典型：「實踐中，個別地區結合實際制定了有關規定。如吉林省2002年9月27日第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之後歷次修訂，吉林省均保留了此條規定。」就是否有孩子因此降生，國家衛健委給出了與吉林省相反的答案，「據了解，該規定實施10餘年來，尚無1例單身女性申請藉助醫學手段生育。」
生育之路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許琪接受採訪時表示，國內尚沒有專門針對非婚生育群體的統計，他們是被統計「忽略」的人——以最權威的人口普查為例，只統計已婚婦女的生育，未婚則默認沒有生育。國家發改委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曾就「黑戶」開展田野調查，發現分布在全國15個省的1928個有效黑戶個體中，非婚生育佔10.1%，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無戶口人員有1300萬，據此估算國內非婚生育人口超過百萬。
根據筆者訪談，單身生育的女性可大致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 原先有伴侶，懷孕後分手；或是因故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以單身的狀態生下孩子。25歲的曾芷晴在懷孕四個月時，男友離她而去。當得知因卵巢原因，若流掉孩子以後可能再難有機會生育，她便決定將孩子生下來。葉子因與男友感情尚不穩定，直到生子都沒有領證，「我不想因為懷孕而被迫領證，而且擔心如果分手會有爭奪撫養權的問題，也不敢領證，想等感情穩定了再領。」
2. 沒有伴侶亦暫無結婚打算，出於個人意願主動希望在單身時生下孩子。已過而立之年的天天正是這樣的情況，在經歷感情挫折後，「對男人失去了信心」「不想將就，為了生孩子找男人湊合」。在大學任教的李穎表示，「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有沒有對象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是為了另一半要我的孩子。」
3. 女同性戀群體。一位「拉拉」對筆者坦言，她認為異性戀女性主動選擇非婚生子的佔少數，「她們大多嚷嚷不想結婚，但遇到合適的還是會結婚」，而「拉拉」的性取向決定了她的生育方式——既不願與男性組建家庭，又無法與同性伴侶結婚，只能以單身生育的方式誕下孩子。
對於後兩類人群，她們若想懷孕，面臨的首要問題——精子從哪兒來？
在我國，精子庫只對已婚夫婦開放，單身女性沒有獲取精子的正規渠道，只能自行尋找捐精者，再通過IUI等方式完成受精。在淘寶上即可買到IUI器具，自行在家完成受精。
（淘寶上售賣的IUI器具 圖片來源：淘寶網）
但這樣的方法存在風險。在精子庫，捐精人都預先經過嚴格的身體檢查，並要在捐精完成的半年後重返精子庫接受HIV檢測，合格後精子才能正式入庫使用。精子庫嚴格實行「雙盲」原則，捐獻者與使用者互不認識，以避免產生糾紛。私下捐精無法實現以上的環節把控。
李穎對筆者表示，她聽過更「生猛」的做法——有女性算準了自己的排卵期，然後找人發生一夜情，懷上了孩子。而她則將目光投向海外——她計劃在2020年2月去丹麥，在那裡的精子庫購買精子做IUI，「我覺得距離相隔遠，更符合優生優育。」
2019年11月，筆者與她在成都初見時，她已進入備孕狀態，隨身帶著一個黑色的保溫杯，「之前也考慮過單身要孩子的事，但不知道具體怎麼做。後來聽朋友聊天，才知道有這樣的技術和渠道，忽然意識到自己要個孩子沒有那麼難，一查資料也覺得挺靠譜，就打算去了。」採訪結束的第三天，她就去醫院做了孕前檢查，指標不錯。
李穎的心態很「佛系」，「就當去玩一趟，如果中了，那就該是我的；不中，我就直接做試管。」通常，對於排卵等功能正常的女性，醫生會建議先做3次IUI，如果未懷孕再做試管嬰兒。
她期待的二月終於到來了，但疫情也洶湧而至。她思忖許久：「如果中了，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因為懷孕前期需要頻繁去醫院做檢查，但是目前這種情況顯然不合適。」
沫沫已經陪女友去柬埔寨的一家診所做了兩次IUI，均以失敗告終。診所由一對白人夫婦開設，僱員是柬埔寨人。「我們跟診所裡一個會講中文的柬埔寨護士微信聯繫，提前在丹麥精子庫買好精子運到診所，確認精子送到後，先在國內做孕前檢查，身體沒問題、排卵期差不多到了，就飛到金邊，跟診所那邊約時間，然後做完就OK。」這家診所做一次IUI的費用為250美元，更多的錢是花在精子上。一管精子平均要4～5千人民幣，最便宜的也要2～3千，活力程度好、捐贈者信息齊全的精子能達到6千。沫沫算了一筆帳，如果一個人去柬埔寨做一趟IUI，全部開銷在一萬三左右。
（沫沫女友購買的精子，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沫沫的女友在過了三十歲後就很想要孩子。她曾每天看著大學舍友們在微信群裡曬娃，最後，她退出了群聊。雖然兩人在2018年10月就挑好了精子，但一直到2019年7月才第一次前往柬埔寨「這個很第三世界的國家」，「我也不確定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做這種事是否值得」，她也曾聽其他女性發出相似的感嘆——「為了生一個寶寶，要走這麼長、這麼遠的一段路，來到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國家。」
因為不能在國內合法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部分收入尚可的女性選擇前往國外凍卵或做做人工授精，相關的跨境生育服務也應運而生。筆者聯繫了南京市一家提供境外生育服務的醫療諮詢公司，向該公司「助孕顧問」郭小姐進行了諮詢。
該公司主營泰國生育服務。在泰國，單身女性接受輔助生殖手術並不合法。郭小姐稱他們可以PS結婚證，「證件和捐贈的醫院我們會安排好，你不用操心」，並表示此類手術「全球只有美國合法」——事實上，俄羅斯、澳大利亞、丹麥、以色列等國，均允許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殖手術。
郭小姐表示他們的精子來源不是精子庫，而是找人捐精，並發來兩張圖片，「就類似這樣的」。
（圖片來源：郭小姐）
當筆者詢問是否能像精子銀行那樣在捐精半年後進行HIV檢測，郭小姐稱「精子銀行都是盲捐，哪有半年後再檢測一說」，並表示「精子銀行的精子你都不知道對方長的什麼樣，相貌，學歷，啥都不知道，幹嘛要選個盲捐的，有的選擇豈不是更好。」
然而，精子銀行不僅可以看到捐精者的學歷、身高、血型等信息，也可以看到捐精者兒童時甚至成年後的照片，購買者對捐精者並非一無所知。
（Cryos精子銀行關於捐贈者照片的提示，左側文字為「獲取捐贈者成年後的照片」 圖片來源：Cryos官網）
郭小姐提供的報價單中凍卵費用達5萬人民幣以上，是武漢凍卵價格的兩倍有餘，IUI的費用也超過三萬。她表示購買精子至少還要花2萬5千人民幣，「醫院操作可能會多收一點錢，大概幾千塊。」
（郭小姐提供的報價單）
相比於花重金海外求子，阿爛選擇了一條更特立獨行的路——2019年1月，她在網上發布視頻《尋捐精者·阿爛》，公開徵集捐精人。當她坐在徐棗棗凍卵案的旁聽席時，已懷有近六個月的身孕。
（視頻《尋捐精者·阿爛》截圖）
視頻發布後，阿爛先後見了五位有意向的男士。但她漸漸意識到，自己還是希望能和捐精人有感情基礎，「這種關係不一定要是愛情。」
最終，她選擇了一個熟人——為她拍這支視頻的攝影師。他一直追求阿爛，最終如願以償——成為了阿爛孩子的父親，也成為了阿爛的伴侶。不過兩人仍未辦理結婚登記。
提及父母，阿爛說他們基本知道事情的全部經過，知道自己一直想要孩子。當被問及父母是否對她的做法有意見，阿爛回答：「他們警告不著我、管不了我。」但在2019年底，阿爛在老家辦了酒席，「為了完成他們的心願，我無所謂的，他們會覺得心願了了。」
「三座大山」
生下孩子後，單身女性的生育之路並未走到終點。橫亙在她們面前的，是戶口、社會撫養費、生育保險這「三座大山」。
戶口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者非婚生育說明，按照隨父隨母落戶自願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理論上，單身媽媽獨自為孩子上戶口完全可行；但實際中，部分省市在落戶時仍要求提供父親信息或是其他證明材料。在南京市，需提供法院開具的撫養權調解書方可落戶，「因為父母雙方都有撫養的權利和義務，因此這個調解書是必須的。沒有調解書肯定不好落戶，要怎麼辦我也不知道。」南京鼓樓派出所民警這樣答覆道。
社會撫養費
21個省市均明確對非婚生育徵收社會撫養費，且徵收標準相差較大。即使在同一地方，徵收口徑也未必一致。上海的單身媽媽張萌告訴筆者，2017年初她曾諮詢有關部門，「市裡面說按年平均工資一半徵收，具體以區裡為準，浦東區說暫不徵收」，她便沒有繳納社會撫養費。
天津、河南、河北、四川，均對生育三個子女及以上的情況才徵收社會撫養費，故單身生育一胎無需交納。廣東要求「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子女，責令補辦結婚登記」，未提及徵收社會撫養費。廣東的單身媽媽曾芷晴表示，自己沒有被徵收這筆費用。
吉林則在2011年修訂《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時，刪除了對非婚生育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吉林衛計委在2016年回覆信息公開申請時，明確表示「自推行計劃生育以來，我省沒有對未婚女性徵收社會撫養費的案例。」
（圖片來源：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
除徵收社會撫養費，部分省市對不符合計劃生育者還附有其他處罰。雲南規定「非婚生育子女，當事人拒不提供另一方情況的」，不僅要被處以5000元～1萬元罰款，還要給予開除處分或解除勞動合同。通過精子庫或是地下捐精渠道實現生育的女性，因為提供不出「另一方情況」，在雲南恐面臨「丟飯碗」的風險。
生育保險
生育保險，是「五險一金」中的「五險」之一，包括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
1994年，原勞動部發布《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為了維護企業女職工的合法權益，保障她們在生育期間得到必要的經濟補償和醫療保健，均衡企業間生育保險費用的負擔，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七條則規定，領取生育保險需提供計劃生育證明，意味著不符合計劃生育就領不到生育保險——31個省、市、自治區的政策文件，均要求申領人的生育符合計劃生育規定，否則不予支付生育保險。
筆者聯繫了南京市醫保局，詢問在本市單身生育的女性能否領取生育保險，工作人員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可能。這不合法。」
2012年，人社部發布《生育保險辦法（徵求意見稿）》。其中並未要求領取生育保險須符合計劃生育，只要用人單位繳納生育保險費，職工就可以享受相關待遇。時至今日，該意見稿未形成正式的「新辦法」，現行有效的仍是1994年的「老辦法」——待遇領取與計劃生育掛鈎。有單身媽媽抱怨：「交保險的時候不要求你結婚，領的時候倒要求你結婚才能領。」
2018年，廣州的單身媽媽曾芷晴成功辦理了「廣東省生育登記證明」，領取了生育保險。證明欄中，清楚寫著「屬於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個子女。」
（廣東省生育登記證明，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但在2019年12月，她陪同兩個未婚媽媽前往廣州珠江新城的一家婦幼醫院，被告知醫院不受理未婚媽媽的定點請求——這意味著生育醫療費用不能報銷，必須自掏腰包做產檢、生孩子。醫院拿出一紙文件，稱是醫保局的規定，上面寫著需提供結婚證辦理定點醫院，未婚不能辦。院方認為即使有生育登記證明也「說明不了什麼」「只能說政府允許未婚一孩這麼個情況，但政府不會為這件事埋單。」
在廣東省，生育保險中的「生育醫療費用」歸醫保局管理，「生育津貼」則由社保中心發放。曾芷晴事後分析，「在社保局申領生育津貼完全沒問題，在醫保局報銷生育醫療費用居然卡住了。我想是醫保局和社保局，處理未婚一孩時有不一樣的辦法。」
有單身生育計劃的李穎在得知生育保險基本領取無望後，直接放棄申領：「我都有錢去國外生孩子，我也不在乎報銷這點錢了。」
從法院到「兩會」
領不到生育保險的單身媽媽有很多，上海浦東的張萌無疑是最倔強的一個——她把政府部門告上法庭，打了兩年多官司。她說，「這個群體本來人就少，大家都不吭聲所以政府才不管。」
2017年冬天，當她遞交第一封起訴書時，並沒有意識到等待自己的將是三場敗訴。
2019年夏天，當她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時，兒子已經兩歲多了。張萌也有過動搖，「有時候想想算了。這個時間其實很長的，什麼時候不想幹了就拖一拖，想幹了就做點事情。」
2020年2月疫情期間，張萌等到了第四次敗訴。上海高院認為社保中心的做法符合法律規定，但也對張萌的訴求表示理解：「生育保險作為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生育女性及其婚姻家庭的生活和發展息息相關。對張萌的訴求，本院表示理解，本院也將深切關注國家及本市生育保險制度的未來面向和持續發展。但就本案而言，張萌的上述主張缺乏相應法律依據，難以支持。」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法院沒有支持張萌，但已有人大代表站在了她這一邊。
2019年11月起，張萌同「多元家庭網絡」的志願者們一起，向人大代表寫信，希望代表們關注單身生育女性的處境。目前，她們已向北京、上海、廣東、吉林等四個省的代表寄出了超過300封掛號信。
（「多元家庭網絡」志願者寄給人大代表的掛號信，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寄給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信中，張萌寫道：
「相關部門都告訴我這個孩子是『計劃外』的，『計劃外』生育是一票否決的……現在都已經是『生育登記』制度了，怎麼還用『計劃外』這個詞呢？有多少生命的來到是可以被嚴格計劃的呢？
「社會保障是保障需要的人，越弱小越特殊的群體越需要得到保障。未婚生育群體相比婚生群體更需要照顧，卻被剝奪了生育期間的基本生活資源。這其實就是間接告訴未婚先孕的女性要不結婚，要不流產，告訴那些單身的女性你們不結婚就不要生孩子了，實質上這是嚴重侵犯了女性的基本人身權利。即便單身母親已經履行了繳稅、繳社保等行為，還需要一個人去艱難地撫養孩子，卻得不到平等的社會資源。當法律體系和基本倫理、社會常識相違悖的時候，就應該主動修正……」
寄出信後的第一天，張萌就接到代表的來電，這位女代表委婉地表示自己從事教育，不太了解生育議題，不好提這個提案。
第二天，張萌接到了另一位代表的電話，這位代表對張萌的議題很有興趣，並約她面談。電話中，張萌沒聽清楚代表的姓名，一掛電話她就對著代表名單研究起來，希望能找出是哪位代表——「我沒好意思和人家說，我廣撒網了……」
廣撒網被證實是正確的選擇。此後，有代表建議張萌聯繫更多的代表——在「兩會」提出議案，需要十位代表的籤名，也有代表願意提前和團裡其他代表商議此事。
也有代表拒絕了張萌：「未婚生育是不合法的，說的難聽點就是私生子。」這令張萌很氣不過，「我們明明是公立醫院生的公生子，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寶寶。」
2020年1月17日，張萌看見了一條新聞——《未婚媽媽打三年官司引關注，周瑜代表：不能忽略時代帶來的婚戀新問題》。她知道，這位引起關注的未婚媽媽，正是自己。
（圖片來源：青年報·青春上海）
尾聲
19世紀後期，女權主義運動就提出「自願成為母親」的口號。但當時女性追求的並非是生育孩子的權利，而是避孕墮胎的自由。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瑪格麗特·桑格，放棄了自己的護士職業，投身於婦女避孕的工作，將節育視為婦女解放的手段。有人認為，婦女長期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在於她們特有的生殖能力，生養後代的壓力使她們被困在家庭領域中。而拒絕生育，則可以更好地進入公共生活。波伏娃就曾質疑「女人必須成為母親」是社會建構出來的集體想像，懷孕生育會妨礙女性的獨立與自我發展。
但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有女性主義者認為母親角色是女性認同的來源，生育可以賦權女性。Adrienne Rich在《為女人而生》一書中提出，女性應保留其生殖的特殊性，控制自身生育權利，從母職經驗中汲取對抗父權制的力量。
無論抱以何種思考，有一點都得到公認：女性對自身生育權的控制，是個人自主性的體現，也是改善女性集體處境的途徑。
選擇單身生育的女性，原因各不相同，但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單身生育是她們獨立作出的人生選擇：她們沒有選擇與男性組成家庭，但選擇讓自己成為母親。這種更加獨立自我的人生追求，也讓她們面臨著相同的問題——文化與政策的歧視。
Shellee Colen提出了「分層生育」理論，即特定分類的群體被賦權生育的同時，其他群體則被去權。Rayna Rapp 與Faye D.Ginsburg進一步提出，社會經濟因素建構了生育不平等的背景，文化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加劇了這種不平等。文化的認可、政策的支持，讓已婚群體被賦權生育；反之，非婚生育的汙名化、政策的歧視以及撫養壓力，令單身女性不敢懷孕，即使懷上了也更多選擇墮胎，這實質上剝奪了單身群體的生育權。
在中國，情況更為特殊——生育與國家計劃牢牢綁定在一起。我國對生育權概念的提出，即伴隨著對生育權的限制。1982年《憲法》將生育視為義務；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強調了婦女的生育要遵循國家規定。
2002年3月，在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立法工作座談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作了如下發言——「那些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先於法律的權利，譬如生育權，從法律上說是不能夠被剝奪的。」但他同時也強調，「只能有一條界限，你在行使個人權利時，不能侵犯國家、集體的、社會的和他人的權利。」
但個人生育如何「侵犯了國家的權利」，是道難解的題。從嚴格執行計劃生育到全面放開二孩，在變動的政策中，單身女性的生育之路始終舉步維艱。但最終走上這條路的女性，都沒有回頭。從徐棗棗到張萌，她們學習著使用體制內外的方法與制度博弈，爭取單身女性的生育權益。
2020年4月24日，徐棗棗在「多元家庭網絡」的公眾號發文，眾籌訴訟費用。在隨之成立的「棗棗凍卵支持群」裡，一位網名叫「小魚」的網友留言：「我是一個快五十的媽媽，我也很支持啊。我女兒已經讀大一，我自己並不需要凍卵。但我希望我女兒能生活在一個更平等更尊重個體的社會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