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公共教育其中一個最具創意的方法，就是「特許學校運動」（charter-school movement）。特許學校是公立學校，不同的是老師的任聘以考績決定，而不是鐵飯碗；而且，老師上課不必使用州政府規定的課程。擁有這樣的自由，特許學校必須符合嚴格的學習表現標準。這個想法是基於容許特許學校進行大幅度實驗，不過學生表現必須符合嚴格的學術標準，以便州政府能夠判斷什麼教學方法成效較大。
特許學校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成效？德州休士頓充斥暴力、毒品肆虐的「亞克瑞斯住屋區」（Acres Homes），有一所「衛斯理小學」（Wesley Elementary），是個絕佳範例。這個學校被層層鐵絲網圍住，鄰近還有許多出租房屋；幾年前，衛斯理小學三年級生，在閱讀測驗上，只有18%達到平均標準。但在塔篤斯·羅德（Thaddeus Lott）一九七五年擔任校長後，閱讀能力提升了，三年級生高達85%達到標準。為了達成這個驚人改變，羅德回歸最基本的教學法：嚴格的紀律、高度的期待、強調技巧和連續學習[「直接教學法」（Direct Instruction）]。他的方式是如此成功，甚至被邀請接手好幾個額外的問題學校。這些學校成了德州最早的特許學校，而它們的成功為全國各地特許學校仿效之典範。
額外補充方案
基督徒也可以創造補足公共學校系統不足之處的方法；這是傑瑞·麥克尼利（Jerry McNeely）採用的方法。麥克尼利是「非洲聖公宗循道派教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按牧牧師，他的看見是位於芝加哥南邊的一所公立小學——「韓丁紀念學校」（William D. Hinton School）；在那一帶，槍聲和警笛聲此起彼落是相當平常的背景噪音，走道上則是隨意亂丟的空酒罐和碎玻璃瓶。不過最近這些日子以來，韓丁小學發生了相當令人驚奇的事。一星期兩次，當放學鈴聲響起時，好些學生衝向空教室，拿出作業、開始比對筆記。當麥克尼利進入教室時，打開一個裝滿化學藥品的大箱子，學生很快地就全神貫注於正在進行的科學實驗之中。
這些孩子參加的是芝加哥最熱門的課後活動之一：「都會先鋒」（Urban Pioneers）；這是「芝加哥都會聯盟黑人教會運動」（Chicago Urban League’s Black Churches Project）推動的活動方案。麥克尼利是「都會先鋒」的指導者，他的異象是幫助市中心貧民區的孩子在科學和數學等方面獲得研究所學位。結果，成千上百個中學五年級到八年級的孩子，每星期花四個小時實際動手做實驗，探索科學和數學的世界。
幫助學生在校學習成功的最佳方案之一，是「美國兒童希望組織」（Kids Hope USA），這個組織由維吉爾·谷爾客（Virgil Gulker）所創辦；谷爾客對于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幫派活動，以及自殺（甚至在小學生中的自殺），感到憂心忡忡。他拜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時，一直聽到重複論調：我們不需要更多方案。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願意關心的成人伸出雙手擁抱孩子，對他們說「我愛你」。
所以谷爾客創辦了一個組織，請每個教會「認養」一個地方小學，然後請會眾投入進行一對一的課業輔導。每個志工都與學生在校園碰面，然後在每一次輔導課結束後，給老師一份進度報告。在學業上的目標，是讓學生獲得最基本的閱讀和計算能力；不過，在人身上的目標則是：在基督徒志工和有需要的孩子之間，維持長期、一致、信任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唯一成果優異、給予孩子真正需要的希望。「美國兒童希望組織」，至一九九九年止，已有六個州及六十個教會參與這一方案。
選擇學校
改革公立學校最大的希望「教育券系統」（voucher system）的建立，這提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較多就學習環境的選擇。
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城（Cleveland）的戴福藍德·莎士比亞（Delvoland Shakespeare），前去拜訪五歲兒子秋天將就讀的學校時，簡直被嚇壞了。學校外面十字路口上，藥頭佔據了一個轉角從事毒品交易，酒鬼站在第二個轉角酗酒，妓女在第三個轉角招攬客人，男人則聚集在第四個轉角擲骰子賭博。學校裡，學生一點也沒有規矩地撒野，教科書都磨損、封面全不見了。男廁所裡，有個人試圖向他兜售毒品。「（我的兒子）必須穿越校外這個戰場，好不容易進入校園裡，卻仍然深陷在戰場中，」戴福藍德這麼說：「我絕對不能送他去那裡念書！」這個年輕的非裔美籍父親把全家遷進一間閣樓裡，以便能夠支付孩子念私立的天主教學校。當俄亥俄州開始「教育券方案」，並允許父母在教會學校使用教育券時，戴福藍德家的兩個兒子都爭取到了教育券。少了學費的支出，這個家庭搬離了閣樓，住進了自己家中。
教育券，可能是教育平等最好的途徑，給予低收入父母平等機會可以將孩子帶離失敗的公立學校，讓他們就讀更好的私立學校。根據哈佛大學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Milwaukee）進行的學校選擇方案研究，發現少數民族的兒童在閱讀分數上提高了3到5個百分點，而他們的教學技巧則提高了5到12個百分點。反對者持續在法庭上挑戰教育券方案；但在一九九八年，以八票對一票，最高法院拒絕封殺威斯康辛州的教育券方案。
「教育券」對於公立學校也有好處，因為他們打破公立學校系統的獨佔、創造了良性競爭，強迫公立學校進行改革。然而，選擇學校方案對強大教師公會和教育遊說團體進行政治上的封殺。於是，某些富有創意的企業組織了私人教育券系統。在印第安那州的「黃金律保險公司」（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創辦了美國第一個私人教育券方案——「教育機會慈善信託」（Educational CHOICE Charitable Trust）。透過來自個人、企業和基金會的捐助，這個方案提供了低收入戶的孩子一半學費，幫助他們上教會經營的私立學校。
「教育機會慈善信託」是如此成功，以致吸引了許多人群仿效。比如說，資本家泰德·弗斯曼（Ted Forstmann），以及「沃爾瑪百貨」（Wal-Mart）繼承人約翰·瓦頓（John Walton）一起成立了「華盛頓獎學基金會」（Washington Scholarship Fund）；這是個私人贊助的獎學金方案，每年幫助一千三百位兒童脫離全美最糟的學校系統之一（華盛頓特區），並進入私立學校就讀。他們也開始建立「兒童獎學基金」（Children’s Scholarship Fund），編列高達一億美元的經費，提供獎學金給全國各城市中的兒童。
今天的學校，決定明天的社會。就是這個原因，使得教育改革——從學齡前教育到大學教育，成為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文化任務。我們不但擁有影響公共教育機構的機會，同時也擁有創造基督徒的教育中心；而這一切努力將像中古世紀修道院一樣，成為文化更新的源頭。雖然世俗主義者一度譴責聖經信仰，認為那是不理智、與理性相悖的；相當諷刺的是，基督教今天的角色，卻是最偉大的理性捍衛者。
但是，距離學校一步之遙的是街坊社區，那是另一個需要更新的戰場。正如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的，一個人的努力，能在罪惡與衰敗中帶來恢復、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