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4月11日《聯合早報》言論版刊登語文工作者汪惠迪新作《新加坡華語何以自處？》一文，感觸頗多。筆者移民新加坡近30年，親眼目睹了新中
兩國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互動過程，謹想就此談談新加坡華語的過去與未來，與汪先生商榷。不當之處，還請多多指教。
新加坡是一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華語不過是佔人口76%的華人追求文化自覺與自娛自樂的手段，目的是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這也是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所力主和推行的。為此，李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始，便令有關部門年年推出「講華語運動」。
這是因為當時（乃至現在）的新加坡華人多說方言，包括福建話、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等，繁雜錯亂，不一而足。以高瞻遠矚著稱的李先生，確信除非華人統一說華語，否則新加坡在華語世界將無甚出路。為此，新加坡政府從臺灣大量引進華語人才，充實和豐富本地語言資源。故倘若讀那時的《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會發現語句、語法多像臺灣用語，鮮少大陸用詞用語。
然而，隨著1991年新中建交，大陸移民開始湧入新加坡；90年代的新加坡投資中國熱，更讓《聯合早報》在中國多個城市設立記者站，報導中國動態；俯仰之間，大陸普通話便取代臺灣國語成為早報語碼，逐步為本地華人接納與吸收。
不消說，這就是知識的力量；確切說，是知識分子傳播語言的力量。語言源於民間，但有賴於知識分子予以優化和規範。所謂「面向草根族」的意義，僅在於通過廣播報紙對人民進行文化導向與教化，非如此便不能「增強全社會規範意識」。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人類從群居部落到一城一池，再到國家，語言是在不斷迭代中演化的。即使同族同語如英國和美國，語言的發展也不盡相同。新加坡華語之於臺灣大陸華語，即如美式英語之於英式英語，前者脫胎於後者，後者承載著前者。
問題來了：作為彈丸之地新加坡的華人，對於自身語言的繼承發展，究竟應該採用中國大陸的標準華語，還是應該如汪先生所說，自走自路，「不能唯中國、唯《現漢》馬首是瞻，應該有自己的考量」？
李光耀於70年代倡導新加坡華人學習華語時，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李先生當時是否預見到中國後來會撥亂反正、回歸正途不得而知，但至少1990年代初新中兩國建交後，他已看到未來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為此，他老驥伏櫪，身先士卒，每周學習華語不綴，可謂「起舞落日爭光輝」。
李先生之所以對華語孜孜以求，緣於讓自己跟上中國發展的步伐，而其苦口婆心地勸新加坡人學好華語，又在於他要讓自己一手打造的現代新加坡，在動蕩不定的世界經濟中立於不敗之地。想到此，便不難明白李先生力主新加坡學習中國大陸華語並與時俱進的良苦用心。原因只有一個，新加坡華語雖脫胎於「華語的故鄉中國」，但新加坡並不具備脫胎於英國之美國所具有的龐大體量和規模。
換言之，美國人可以完全不顧英國人的感受，而自創出許多在英國人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習語、俚語（儘管美國知識界始終對正宗英國英語懷有特殊敬意），因為它有其可以「特立獨行」的資本或能力。請問：新加坡有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既如此，汪先生的論點便有待商榷了。
既然新加坡是小國寡民，說華語族群僅佔550萬總人口一半強（很多華人家庭仍然不講華語，遑論訂閱《聯合早報》等華文報刊）；既然現今旅新的中國人（包括新移民）數量有幾十萬之眾；既然按照李光耀先生預測中國未來20年至3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超級強國，加之全球華語熱已近燎原之勢，我們不禁要捫心自問：新加坡是否有必要保留使用所謂「富有濃鬱地方色彩的」「烏公」「多隆」「隆幫」等，在全球99%華人看來都不知所云的新馬華人用語，並為曾經「學而時習之」而沾沾自喜、沉浸其中嗎？說如此華語的新加坡人，未來何以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乃至其全球化進程？又何以在全球的華語世界佔有一席之地？
就像當初新馬流行「網際網絡」等資訊科技名稱，而最終被流行於大中華圈的「網際網路」取而代之一樣，未來的新加坡華語切勿考慮「何以自處」，而應思考如何融入中國大陸主導的世界華語圈。只有當新加坡華語擁有眾多網絡節點時，它才能達到最大的網絡效應。
據此而言，《聯合早報》作為新加坡的權威華文媒體，足以有能力將新加坡華語融入大中華網絡，使新加坡華語與大中華接軌，而無需指望政府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或許我們根本無需為新加坡華語的未來杞人憂天。隨著老一代新加坡華人走入歷史，新一代新加坡華人融入大中華圈將指日可待。這是因為本地教育界活躍著許許多多來自大中華圈的大中小學語文教師，他們的存在將使我們融入大中華的努力延綿不斷，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