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明尼蘇達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20美元假鈔而死於警察暴力執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規模抗議，成為上世紀中葉美國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的回聲。《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推出「黑命攸關」
（此處採用豆瓣網友gonggong對BLM的翻譯，特此致謝）
專題，從不同視角切入這場聲勢浩大的黑人運動，並藉此梳理二十世紀民權運動的遺產。
兩位作者黃璞葉和反老孟（均為化名）在美國攻讀博士，黃璞葉在紐約讀書，關注歷史與空間脈絡中的解放政治。反老孟在梅森-迪克森線以南讀書，密切注視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機器全球體現，疫情期間困於紐約，在弗洛伊德死於明尼蘇達州的警察暴力執法之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抗爭運動中，對紐約的抗爭浪潮進行了近切的觀察。《澎湃新聞
·
思想市場》欄目特邀兩位以對話的方式分析美國黑人運動的機遇與困境。
很難想像在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及其牽動的政治風潮中，美國的黑人問題能硬生生地成為一個更具衝擊力的大事件。從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到美國全境已有30多個城市持續爆發抗議種族不公示威和遊行——其中25個城市進入宵禁狀態，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示威運動是以高強度對抗、騷亂和某種暴動形式開始的，它激起的討論是這種暴力在一開始對本次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先聲奪人般地立下了基調。它不僅在美國是一個舉國關注的大事件，在中國也毫不誇張地到了街談巷議的程度。由於弗洛伊德死亡過程的慘狀被完整的錄了下來，其導致黑人及一切反對種族主義的美國人的抗議是毋庸置疑的。運動中湧現了很多打破低強度且冗長無望的政治常態的瞬間。
除了路徑化地在國家福利和法律不平等方面討論黑人待遇、社會歧視、收入分配不公和兩黨政治的問題之外，伴隨著示威發生的暴力事件和打砸問題也被推上了輿論爭辯的中心。暴動本身對揭示了群眾和國家-資本複合體之間的矛盾，也有效地在城市空間中暫時性團結起了民眾。不得不說，在自由市場、公共領域和世界公民等理想範疇已在不斷湧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中日漸蒼白的狀況下，如果執著於對話、協商或調和這樣的中產式法律教條濾鏡來解釋甚至反對和批評在美國湧現的暴動和憤怒中的政治強度（intensity），那麼恐怕現狀加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法權的局限性只會讓持如此觀點的人再次失望 。 但是，如果簡單地將無組織、無方向的暴力悲情化、浪漫化，最終也會導致運動的自我矮化並喪失對中間群眾的爭取（見聊天欄）。運動快速發展（或消亡）的態勢將會迅速拋棄以上這兩種錯誤看法。換句話說，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的暴力表達已經是左中右都要面對的問題 ——且不說老牌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崇拜對這幾年歐美政治的影響，如今的當權者和另類右翼也在暴力與否的辯論中弄潮，比如，川普已經宣布這次暴動是由極端左翼和antifa（反法西斯行動）等他所稱的「恐怖組織」挑起。這又回到了20世紀革命政治中一直存在的評價社會運動的基本方法論/革命觀的問題——暴動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麼。對中文讀者來說，毛澤東在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探討恐怕是最為熟悉的文本：暴動是「糟得很」 還是「好得很」，暴動者是誰？他們能否代表大多數？在《報告》中，毛澤東寫下了後世傳誦的名句，「革命就是暴動，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以論證暴動如何在推動社會變化中具有「好得很」的正當性。在當下美國輿論對街頭抗議活動的評價已經不以傳統的兩黨和左右而是以「暴力與秩序「為中軸來劃線的前提下，我們認為「糟得很」 還是「好得很」與 「大多數與極少數」的問題已不僅是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20世紀革命脈絡的歷史判斷，而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衰退世界各地社會抗議活動湧現的當下具有一般性意義。進一步到這一次因弗洛伊德慘死在美國所引發的暴動而言，如果暴力行為之出現是政治中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終極社會表達，那麼它什麼時候是「好得很」，又在什麼時候是「糟得很」，什麼時候可以贏得大多數，什麼時候又是一種少數的政治手段？
另外，這樣的政治強度下，時下流行的「為少數發聲」政治及其背後的後結構思潮脈絡到底是繼承了二十世紀黑人抗暴運動的精神還是疏離乃至背叛了它？以這樣的問題為背景，我們將以在紐約市運動期間的一些觀察和先前學習工作中的一些經歷引出兩點關於這次風波的討論。第一點是針對美國左翼政治在當下運動中對暴動是 「糟得很還是好得很」的辯論；第二點討論當下美國黑人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到底是應該堅持基於少數人的運動——依靠少數族裔身份獲得關注、保障與認同，還是將運動建立在多數派群眾運動的脈絡中。至於這兩點之間的關聯，隨著運動形式的變化我們將能從正或反的角度看得更清楚。對於本次暴力運動，進步力量應當一方面反對以暴力為由否認運動合法性的中產階級、統治階級的抽象法律話術，另一方面也反對將無組織、無計劃、無勝算的暴力浪漫化，將其看作「唯一的出路」。這種政治問題的情緒化使得實際運動發展在騷亂——鎮壓——日常——騷亂的狀態中徘徊。而這一難題也將必然指向左翼內部關於自我組織的形式和原則的討論，並觸及左翼與在學院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平臺化的政治運動（指的是BLM 搭一個舞臺，各種人來唱戲，比喻運動像不同模塊的堆疊）之間的關係的討論。此文以兩位作者遠程交流通訊的形式完成。
運動現場的兩個截面
首先，快速說一下對運動一些現場觀察以讀者一個直觀畫面。紐約市已經於6月8日開始疫情解封，而從5月底以來，五大城區就不斷有遊行示威活動。每天白天都會有大規模示威遊行，而晚上出現與警察的暴力對抗和打砸事件。截止此通訊稿修訂時，據官方通報，紐約5大區約2000人因與示威相關事件被逮捕，40餘名警察受傷，47輛警用車輛遭到破壞（包括被點燃），曼哈頓下城和中城多家連鎖品牌店和大型百貨商場被打砸。另外，示威者在夜間街道上點燃垃圾桶。城市景觀可見之處基本都被畫上反對警察暴力的塗鴉。
紐約市示威與警方對抗最激烈的區間為5月28日至6月的第一周。也就是說，紐約的示威活動是直接以高強度的面貌出現的。五大城區中布魯克林和曼哈頓的示威受到媒體關注較多。5月29日曼哈頓聯合廣場的示威製造了第一起新聞事件：約40人在抗議中和警方發生衝突被捕。布魯克林示威的激烈程度在30號，即運動早期，就轉向暴力，Barclay Center等示威前線上，警察與示威者間已出現肢體衝突。 Prospect Park附近如Fort Greene等一些社區在29-30日期間發生燃燒傾覆空警車
事件
【1】
。5月31日流出布魯克林警車衝入人群撞擊示威者的新聞錄像。紐約市長於6月1日頒布宵禁令，但是仍然有大量示威者在宵禁之後湧上街頭。除了因為示威直接引起的對抗和打砸，孤狼式暴力事件也零星出現。比如，6月4日布魯克林發生了原因不明的白人男子捅殺警察事件。為保證疫情解封一切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紐約市警察執法在6月第一周後半期時進入特殊狀態下的無差別暴力鎮壓模式。許多地方出現針對和平抗命示威的無差別逮捕。加之在這段時間內紐約警察局（NYPD）大量使用「沸水戰術」（Kettling）
【2】
，紐約市被逮捕人數飆升。6月4日，像布朗克斯區這樣長期以來就被媒體忽視的貧窮非裔聚居區，爆出警察在當地群眾組織的和平抗命遊行中一晚上抓捕超過200人的事件。布朗克斯社區內提倡社區互助和自治的政治團體在此期間組織遊行和籌措保釋基金為被捕者提供法律援助。這些團體也不斷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播出居民和示威者用手機拍下的警察暴力執法視頻。不過在第一周過後，隨著復工開始和運動被吸納進白宮和國會山引導的主流政治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對抗性的示威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慶祝性的遊行和演講。最具代表性的是6月19日舉行的紀念美國南方黑人解放的六月節慶祝遊行活動。在當天活動中，敲鑼打鼓唱歌跳舞才是主題。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在6月17日就早早籤署了204號行政令將六月節定成紐約州全薪休假的法定節日。值得一提得失，在大規模對抗性示威和打砸平息以後，BLM組織者用中小規模的自行車隊遊走的形式在市區內用大喇叭喊口號宣傳運動理念
因為時間和能力有限，我主要觀察了曼哈頓聯合廣場區域（30日下午和晚上）和布魯克林Barclay Center 外（31日下午至傍晚）兩場運動的截面。在暴力運動高潮的前幾天大概是這樣的狀況：兩個地點白天的示威遊行集會因為都在美國常規的示威活動框架內進行所以比較平和；暴力事件在下午後半段開始發生。晚間示威活動的對抗性多半由個體化的衝突誘發。目前沒有任何大規模挑起衝突的跡象。正如一位現場民間安保志願者告訴我的：「這裡的暴力事件大多是由一兩個個體挑起，但是很不幸的是有時候個體暴力會發生鏈式反應。」這種發展周期與示威活動組織方式、與警方互動、城市街道空間和偶發事件幾個因素相關 。在白天，基本上大部分和平示威部分核心組織者為紐約的Black Lives Matter團體（簡稱BLM）。白天集會演講活動和傍晚穿梭街道遊行活動都由BLM活動者領導組織把關。演講和喊口號是最主要的示威形式。現場不乏借這次示威批評川普的人。老派左翼團體比如託派斯巴達克斯聯盟（Spartacus League）和工人世界黨（Worker World Party） 也借這個活動平臺在現場發傳單宣揚自己的理念。但是這些外圍團體在這種場合不可能有時間和機會向人群具體闡釋自己的左派理念和這場活動之間的具體關係。緊張氣氛一般開始於傍晚。 在布魯克林，其他在市內集會遊行的小團體在傍晚時分加入Barclay Center的人群，大部隊開始總遊行。警察便在此時開始在廣場周邊擺鐵桶陣增強人力並開始部署佩戴戰略應對人員（Strategic Response Unit, 也即著頭盔，長警棍，胡椒噴霧，手槍和催淚瓦斯發射器等裝備的防暴警察）。防暴警察馬上開始驅趕堵塞交通的示威者。在警察推進過程中，示威者和警察會發生一些摩擦，一方面警察試圖將人群趕往指定地點和路線中，另一方面示威者也在街道上阻攔警察推進。當問及一個在當天全程在於警察互動上都表現得很激進的小團體是否為某個組織時，我得到的答案是「代表個人」。當傍晚時分，更多越來越多的示威者與在集會地點的大部隊匯合併開拔出示威場地開始遊行之後，集會地點出現人員真空，警察迅速部署增加警力開始佔領廣場並設置路障擺陣型以管控之後會回到集會地點的遊行人群。傍晚遊街後回到聯合廣場的示威者會發現發現和白天相比他們會遭遇更多防暴警察的阻攔、對抗和挑釁。在推搡中，時不時也會有示威者在衝突即將爆發的時候擋在警察和示威者中間呼籲大家「不要打鬥」（Don’t fight）。
此時示威者人群年齡結構也有變化：非裔年輕人小團體明顯增多，而白天遊說的一些老派政治團體也結束了活動不在晚上出現。警察此時更堅定了儘早清場的決心, 在肢體上變得越來越暴力並不斷警告和挑釁示威者。在示威者的前線，警察組成一字陣和契型陣推進來驅散示威者以向外擴展他們的佔領區。在對峙激烈的時候，警方會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群。而有示威者也會向警察投擲水瓶等物件並在附近釋放煙火和點燃垃圾桶。不過當晚隨著警方鎮暴手段越來越強硬，激進的示威者個體和小團體漸漸被「吃掉」，聯合廣場也最終被清場。一些人群便開始在附近NOHO街區遊擊。主要打砸一些像阿迪達斯這樣的時裝店，並象徵性地點燃垃圾桶。不過其實第二天我就看到各大商店已經派人修好了玻璃並加裝上了木板。有趣的是，裝玻璃的工人基本都是拉美裔和黑人。當然，每次晚間的各種事件發生後第二天媒體空間上就會充滿了各種對暴力行為的評論。
左翼辯論中的「糟得很」 與「好得很」
反老孟：
通過對觀察到的5月30-31日示威的運動強度周期和示威者在城市空間中移動方向等因素進行一些分析，筆者認為暴動主義者把握到了美國這次運動中暴動在推進運動短時間強度方面的功能。這一次運動的強度和廣度在近10年來的黑人抗暴運動中是罕見的。
黃璞葉：
問題在於如何評論這一暴力運動。「糟的很」還是「好得很」的問題雖老，但並不過時。這個「好得很」和「糟得很」也會對決定群眾基礎中的「多數」和「少數」有影響。
反老孟：
這一次的示威在整體道義上是順應民憤以及美國群眾對種族平等的訴求的（最近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是支持示威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當然是「好得很」。但是，輿論中「糟得很」的評價會比較複雜一些。首先種族主義者們肯定認為示威是「糟得很」，右翼團體也會利用示威中出現的「糟得很的暴力」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過這不是這次我們關注的重點。另外一種「糟得很」來自於認為反對種族主義的陣營內部。也即，承認為非裔受害者尋求正義的必要性，但是否定示威活動中打砸和與警察對抗的激進行為。這種論調實際上橫跨左右兩黨，並且常常以保護「業主勞動成果和工作權益」
民調
【3】
的論調出現。紐約警察仁愛會（NYC Police Benlevonent Association）主席在6月9日紐約警察工會合辦的新聞發布會中就張牙舞爪地大罵示威者的各種行為不尊重警察這一職業的尊嚴。另外一個有親身體驗的例子是我在5月30日下午聯合廣場集會時看到的零星的反對性示威（counter-protest）。在這次事件以前一般狀態下, BLM和左翼進步團體活動所遭遇的反對性示威多來自於其政治光譜上的老敵人，也即，保守/另類右翼，川普支持者，All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某些自由意志主義者
【4】
（Libertarianist）。但是我在曼哈頓示威活動遇到的反對示威的川普支持者卻有一些特殊性。和以往川普支持者總是和BLM運動唱反調的情況不一樣的是，這些人並不反對為George Floyd伸冤的道德動機，因為警察對一個平民的虐殺明顯是和美國核心價值自由以及川普支持者引以為豪的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不符。但也正處於這同一種對美國「自由」的捍衛使得他們認為最近示威活動中出現的對私有財產的侵犯充滿了批評。在這裡，對抗示威者希望用「 川普會解決非裔福利問題而民主黨會做得更壞」的說法抨擊激進左翼和以拜登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這種在道德動機上的暫時共識有可能受到引發示威的視頻傳播媒介影響。看過警察施暴視頻的人無論如何都會對苦苦哀求的Floyd產生最基本的共情。另外一個例子則是美國一些傳統上攻擊BLM這類「左翼/自由派運動」的保守媒體人（例如 Rush Limbaugh）也開始公開批評警察過度執法所體現的種族問題。也就是說，儘管介入的角度不同——左翼強調長久的種族不公和警察暴力，而右翼則強調弗洛伊德事件偏離了想像中的美國價值——對弗洛伊德慘死的共情連接了一些以往分歧的左右翼團體，也製造了各種讓人分不清楚陣營的政治意識形態煙霧。這裡可以看到的是，現在對運動的評判更多是以「是否暴力」而不是傳統的兩黨之爭或者左右光譜來劃線。爭論雙方一邊是用暴力威脅秩序為由全盤否定當前暴動行為的人，這些人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描寫的六月以後的小資產階級非常類似，馬克思筆下的這些人以秩序、家庭和宗教為由否定革命的暴力，但到最後還是要組織起來用最暴力的手段來鎮壓暴動以保全自己的財產和特權；而另一邊則認為暴動是社會變革過程的一種表現和手段 ——因此，對暴動的客觀性應該正視。
黃璞葉：
能看出目前大部分的左翼都不會否認暴動的某種正當性。在美國共產黨和工人世界黨 （World Worker Party）等老派左翼組織都在為被逮捕者募捐並公開為暴動正名。而像長期和非白人社區建立聯繫的Decolonize This Place 的新左集體（很多是受到無政府社區自治思想、情境主義或去殖民思想的小集體，它們有時不稱自己為一個團體而是「一場運動」）也在積極組織新一輪針對警察逮捕暴動者的抗命遊行活動。很多左翼團體也在社交網站上發布關於如何組織與警察對抗的示威陣型和路障戰術。雖然不排除也有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會認為暴動影響左翼合法性，但是這部分人很容易在寬泛的左翼力量中被邊緣化。同樣，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自由主義中的進步派也對暴力表示理解，比如非裔脫口秀演員崔娃（Trevor）呼籲對暴力行動的客觀根源予以同情，這類聲音的核心是呼籲大家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你沒有體會過黑人的絕望，哪有資格來指責他們的暴力。這些認可黑人有發洩的權利並呼籲大家保持善良和寬容的觀點，實際效果是為暴力人群劃出了例外的豁免類別，將暴力特殊化、無害化，甚至低齡化了。面對右翼，左翼需要團結這部分人，但內部必須要批評這種特殊主義的中產式寬容。
反老孟：
目前在可以觀察到的範圍內，大多數左翼是認為這次暴動是帶有起義性質的。不過在認為暴動好得很的陣營裡面也會一分為二。部分極左暴動主義論 （多見於無政府主義者個人和團體）認為暴動既是社會變革的起點也是終點，暴力行為的湧現一定預示著即將到來的新社會，所以暴力行為的即時性（immediacy）和自然性是不容置疑的。包括打砸在內的具體暴動行為在這一脈絡中具有浪漫和美學意義——否定一切，幹就完了。
另外一種論點拒斥對暴力行為的抽象崇拜，認為暴動的湧現自身並不一定預示著變革，但是它是左翼獲取權力的一個條件。也就是說，毫無目的碎片化地打砸搶湧現除了說明民憤以外還說明之前左翼在憤怒的群眾中組織活動的缺失。這一論點並不否定暴動在示威活動中的有效性（efficacy），但是也承認其條件性：左翼不能不加區別地將任何暴動打砸和對抗美學化，而應該實地調查暴動的有機組成（什麼團體和什麼階級）以及左翼如何在擴大社會運動的目標下有紀律地組織暴動。在這一脈絡裡，暴動在推動社會變革的大目標中是「好得很」，但是在具體情況下有時候會變得「糟得很」。因此，左翼必須嚴肅分析暴動的性質：是什麼人在暴動？暴動到底是小團體對抗國家大集體還是階級鬥爭？是否觸及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關係？如果無法區分，這種「糟得很」義務化和美學化的暴動會讓左翼失去運動的時間和大多數的支持。畢竟，大多數的群眾更在意的是從事生產而非像哲學家那樣每天進行關於破壞和否定的美學與倫理的頭腦體操。
因為運動的緊迫性，許多美國左翼還沒有時間對形勢作出系統性的分析，和我交談過的人都普遍認為現在只能快速記錄事態和做一些運動截面分析。我本人也是採取的這種方法。但是可以看到漸漸已經有在紐約活動的團體開始在網站上發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了。比如說，長期在布魯克林本地從事組織工作的新左小集體「團結與鬥爭」（Unity & Struggle，此團體的傾向主要為自由意志共產主義，反對大集體先鋒黨形式 【party form】的列寧主義；該團體發起者為北美2000年以來的各種示威中名噪一時的無政府主義聯盟「愛與憤怒」的前成員）就在6月9日重新貼出了他們2015年寫的關於佛格森和巴爾的摩示威的分析文章，試圖用
舊文
重申一些左翼組織的老毛病以及呼籲左翼對暴動進行具體分析和組建社區自衛小團體。這個團體的文章中就指出了在巴爾的摩騷亂時常被浪漫化為民間羅賓漢的幫派其實是站在了警察一邊，去打擊示威者和打砸的貧窮青年。這個觀察就很好的指出了暴動在那個語境下的兩面。一方面，暴動絕對不是單純的治安問題，它裡面也有自己的階級力量組成，是被剝削者的表達。另一方面，這一構成也要求左派不要因為暴動對民間草根主體能量的擴大而無限頌揚暴動，因為這裡的民間也存在反動的一面。我對這一點的解讀是，暴動不是一場在美國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零和遊戲——不是說，民間狠一點，警察的力量就會小一點 （這種零和邏輯其實和華爾街投資-剝離的搶市場邏輯沒有太大區別）。這裡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在這種看似零和遊戲的對抗下生產出新的力量。可以預料到是，在當下運動放緩，主流輿論逐漸被警察改良和警資縮減（Defund）話題所吸引並又被納入兩黨之爭的框架內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左翼會參與進關於暴動、組織——是以有機自主小集體、示威現場戰術小團體的形式還是要先鋒隊黨的形式——以及如何爭取大多數民眾以讓運動強度持久並導向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改造的辯論當中。有待繼續觀察。
但是暴動主義對暴動無條件的美學化（暴動絕對是「好得很」而任何停留片刻思考暴動本質和戰術的人都是「糟得很」）卻無法推進和擴大運動使之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為它對暴動打砸的推崇完全地呼應了正在發生的暴動打砸中示威者的情緒，當下暴動行為在整個運動中所展示出來的局限性也將變成這種左翼暴力美學本身的局限性，這種美學對話的對象並不是群眾，而是左翼冒進主義者在右翼中的鏡像——將槍枝在保衛個人自由中的作用美學化的白人小業主等階級，更不要說其實這次運動中的很多暴動並不是由左翼組織的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所主導的。往抽象一點講，這種對獨特美學或情緒或身份認同的「奇異性」（singularity）的慶祝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對民眾運動的（學院派）後現代式介入，它並不是為了創造群眾基礎。 在具體層面上，無組織無具體政治目標的打砸會對示威的長遠強度產生消耗。這一點聽起來有點老生常談，但是在實際中確實經常出現。
暴動和示威強度的損耗
反老孟：
感官上，暴力的局限性體現在運動強度的分布上。在聯合廣場對峙如火如荼的時候，我也觀察到，幾個街區以外，似乎生意照舊 （business-as-usual），一些白人在酒吧外開始為即將到來的疫情解封做預熱趴體。街道上不乏遛狗和慢跑的人，這些人偶爾會與零星從聯合廣場方向過來的示威者相視而過。聯合廣場以南7個街區外的華盛頓公園廣場在30日晚還不是一個示威的熱點地區，在人群往聯合廣場聚集的時候，華盛頓公園廣場依舊和平時沒有太大區別：乘涼者、滑板少年、藝術家和流浪漢等等依舊在廣場內進行平時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活動。從這裡很難感受到示威的強度。這種強度與運動蔓延的態勢和運動強度周期、在城市空間中的行動方向以及人員組織相關。這種相關性回應了左翼怎麼看待暴動在何時「好得很」何時「糟得很」的問題。
這裡我具體談一下30日與31日示威活動中的一些觀察。示威運動的方向性——到底是朝向警察（向心的），還是蔓延式的——似乎決定了示威活動的長期強度。示威者夜間活動運動方向是朝向警察（向心的）而非蔓延式的。這種向心-蔓延的張力有兩層含義。第一，雖然一些人會在一些街區遊擊破壞以及象徵性地點燃垃圾桶，示威者的主力依舊還是被已經在廣場上擺好陣型的警察所吸引。如前面所說，湧向警察並和警察對峙成為了這一階段示威的重要目標以及手段。示威者的運動方向在物理意義上被警察所在的位置所牽制 。這一運動方向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運動能量逐漸被消耗在由警察指定好的示威地點附近。第二，過度強調與警察的直接對抗和遊擊式的打砸對左翼在社會矛盾完全公開化後的一段時間內贏取更廣泛的政治支持來說並不利。也就是說，現有的暴動模式對運動向外在更廣大的群眾基礎中蔓延不會有幫助。這也讓運動在暴動過後很難達到新的強度。
這一向心式的運動的局限可以從客觀和主觀運動條件兩個方面感受到。客觀條件在這裡指由敵人所創造的鬥爭環境。而主觀條件則取決於運動者的自我組織方式以及左翼對於暴動的態度。
黃璞葉：
可以先分析一下客觀條件。
反老孟：
具體到紐約的示威場景中，客觀條件的直接體現是軍警的鎮暴技術發展，而這一發展完全鑲嵌在1970年代以石油危機為代表、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衰退為主線的漫長的20世紀下半場的大背景中。
在美國，1970年代開始的去工業化一方面在短時間內激化了工人運動。但是在長時段的另一方面，美國國內資本的重組和衰退也造成了傳統工人階級無法依賴資本進行自我再生產而解體。失業者，特別是黑人無產階級，作為相對剩餘人口大量湧現。作為結果，美國城市內的警力開始在裝備和戰術上軍事化以應對短期爆發的工人運動、內城（Inner City）貧窮人口長久的治安問題，以及執行專門針對黑人社區的所謂的毒品戰爭
【5】
。自1990年代以來，民眾組織起來回應經濟衰退帶來的社會不公的示威在世界各地湧現。美國大城市也不例外，比如說，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和2011年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在這個大前提下，許多國家的鎮暴技術變得越來越先進。並且，在不斷應對民眾運動中的激進小團體發明出來的街頭暴動戰術和海外軍事行動突發情況的過程中，美國國家機器的戰術經驗也越來越豐富、靈活（參見蘭德公司2008年報告）。
近20年來世界各國軍警
鎮暴的準則由直接打擊暴動者轉向了調動各種國家機構運用綜合手段疏離暴動者的民眾基礎 。應該說，這一轉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家機器反暴動技術針對新的小激進團體網絡作出的調整。國家機器和民眾運動也在不斷的相互摩擦中各自進化。
紐約示威者於30日夜間所施加的主觀力量確實在短時間將運動強度推向了新高度，也為當代美國社會運動帶來了新的空氣。不難看出，紐約街頭示威者使用的戰術深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左翼（比如法國、希臘和義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工人團體）為對抗警察和保護個體而發明出來像「黑塊」（Black Block）等戰術的影響。另外，這次示威在形態上也帶有近期在南美等地社會運動中湧現的「鋒線」
【6】
（Frontline）行動形式的影子。 在這一點上，紐約、明尼阿波利斯、聖地牙哥、巴黎和雅典的街頭遙相呼應。 但是另一方面，在示威者與警察的物質動員能力不對稱的客觀條件下，這種燈蛾撲火式的團結對於示威者的人力是損耗性的。作為這種不對稱性的結果，向心地與警察爭奪在像聯合廣場這樣的地標對峙在一定程度上把示威者推入了和軍警的消耗性陣地戰中。但是對於只有血肉之軀而且沒有大後方並且是由若干激進小團體和個人組成的的示威者聯盟來說，向心式的地標爭奪象徵意義遠大於物質意義。其結果是讓運動很容易導向一種路徑化的伸冤政治，也即通過與警察的肢體衝突中製造英雄主義悲壯景觀來獲得承認 。雖然，這種政治確實能讓運動在社交媒體上為運動獲得支持，但並不能轉化為持久的政治能量。 這在實際上也很難將運動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獲取民眾基礎——誰會在沒有長期暴露在激進小團體的政治主張的情況下，突然選擇加入在兩天內冒出來的街頭反警察打鬥，並且繼續將運動推進到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批判上？我在像西村這樣酷兒亞文化很濃厚的街區看到酒吧餐館貼出了支持BLM的標語，並且在LGBTQ社區組織的聲援示威中看到許多人聚集著在這些酒吧門前排隊買酒。雖然大多數的商家也許在道義上是支持這場運動的，但是在紐約剛開始解封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更期待的是司法機關能夠迅速地給弗洛伊德一個公義然後把生產生活帶回正常狀態 。
更重要的是，在本已不對稱的客觀條件下，時間永遠是不會自然而然地站在示威者的一方，無產階級「好得很」的態勢很快又變成「糟得很」。統治階級可以很快調動資金讓警察更快地動員物流人力，而被砸的連鎖商店也可以在第二天修好玻璃，加裝木板和僱傭保安（這早已是商家的常規做法，疫情居家令期間很多商家歇業後的第一做法也是這用木板把店面封起來）。而示威者一方則在單純的對抗消耗中處於一個輸不起的境地當中：隨著時間推移大多數民眾對單純的破壞耐心耗盡（且不說對阿迪達斯店的洗劫當中有多少階級鬥爭的成分），最初暴動引起的運動強度也會消耗殆盡。一場運動強度的消退為國家機器的鎮暴學習又提供了新的經驗，而下一次高強度的暴動則遙遙無期。
黃璞葉：
那麼主觀條件呢？
反老孟：
對於示威者主體的成分分析有很多路徑，最直觀的方法是對示威現場的人員組織情況進行分析。更深層次的分析則要求關注20世紀黑人抗暴政治中主體形成的歷史脈絡，這一點下一部分詳談。在這裡我只是從觀察到的示威者在示威現場組織形式的角度來看當下運動主體的形成以及其在「好得很與糟得很」的爭論中的困境。在前面已經提過，紐約示威活動在對抗中看起來是一場向心的運動，但是這種其實反映的是運動內部陣營的離心。無論是我觀察到的和平示威活動還是和警察對抗的暴動活動中，整個運動組織在大部分時間是出於一個鬆散的激進團體的聯盟，或者說，是一個平臺化的運動。這個聯盟一方面以BLM（Black Lives Matter）團體等黑人主體為中心，另一方面又因為種族這一問題的排他性而形成了一個較為橫向的網絡組織。各種政治團體都出現在示威現場。而在活動中，白人參與者被（自）稱為是黑人的「白人盟友」（White ally）。白人盟友會強調BLM在運動中的主體地位，但他們又各自懷有政治理念和道德動機。這種盟友之間的差異性以及白人在黑人抗暴中「不好說話」的狀態使得運動內部的組織關係變得很微妙。
簡單來說，這個聯盟像是一個「陌生人的統一體」（a unity of strangers），亦或，借用一個時髦的詞，這種主體在形態上接近奈格裡和哈特所謂的「諸眾」（Multitude）。它在短時間可以在成員中達成最寬泛的共識，同時也保留了最大程度上的內部差異 。這種差異表現得最極端的案例是，白人示威者要通過自己的身體，而不是對黑人抗暴政治的忠誠來表達對黑人的支持：在一些示威中，白人會衝到最前線擋住警察因為白人被逮捕的成本會低於黑人。缺乏統一調度的鬆散組織一方面聯合了各種團體，但是也給個人化和小團體化的激進行為提供了空間。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以激進的個體前來尋求短時間內最高的政治強度。在30日晚的聯合廣場對峙現場中也不乏把示威當成派對的好事分子小團體。在這些人帶著啤酒來到現場在人群外圍起鬨挑釁的同時，黑人示威者正在前線用身體和警察對抗 。所以，夜間示威的暴力和對抗，也許並不像認為暴動可以讓社會變遷速成的冒進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預言新天地的先知，而是鬆散的聯盟的反映。這裡筆者並不是懷疑這種聯盟在短期內製造高強度的政治行動並且帶來在法治上推進黑人平權的能量。這對於任何支持平權的人來說都是「好得很」。但是從如何把運動帶入新的強度的視角來看，這種鬆散聯盟所造成的短時間內的高強度到底在更深入地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物質關係上，以及讓這一理念獲得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支持上能走多遠，還有待考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運動強度有時也取決於某個城市的運動文化和傳統，以及具體的城市空間內的政治力量地形學。比如像西雅圖這種新興城市。西雅圖的人口、市區面積和金融規模比紐約小，並且在西海岸像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混搭的「共享化」理念（Communization）等思潮深入社區政治小團體。在那裡，平臺化的街頭戰術似乎就很有效並且持久。西雅圖的一些示威者已經於6月10號左右在市區的Capital Hill附近紮根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區」（初為Capital Hill Atonomous Zone，後改為Capital Hill Organized Protest）。如果能比對此次運動中不同城市之間的戰術和左翼網絡已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會很有意義。 但是，西雅圖這種城市的某種不可複製的特殊性是否真的能代表城市空間中向心駐紮的運動模板，還值得觀察。並且，這樣的駐紮即便保證了其長期存在，但到底能改變什麼還不能保證。美國左翼的一個尷尬之處在於，其基地實際上還是在擁有城市無產階級和大學生的大城市裡（南方的一些中型城市因為以前的菸草工業、黑人民權鬥爭等歷史原因也有左翼基地，但已被長期忽略）。如果談及蔓延和擴大群眾基礎，未來左翼可能將會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注意力從城市街頭戰術和社區組織轉向美國兩個海岸之間由農場、保育林、去工業化城鎮和礦山組成的廣大腹地中去。雖然說弗洛伊德事件已經讓一些小城鎮的白人走上街頭舉起橫幅表達對警察的抗議，不得不說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來，寬泛意義上的左翼在腹地當中的組織沒有跟上右翼的步伐：當左翼在城市裡面以書店咖啡廳為中心進行社區活動實踐時，右翼已經在腹地建立起了很多帶有濃厚新民間（Neo-vlkisch）美學色彩的白人至上自治社區和民兵防衛組織，並用它們作為根據地漸漸對城市裡另類右翼產生影響
【7】
。夏洛茨維爾事件就反映了這一趨勢。現在看起來似乎這些右翼平臺在美國更大的政治地理框架下比城市裡的左翼平臺更協調和隱秘。從這一具體情況出發，我們可以把討論發散到美國黑人抗暴運動多數與少數的思考中去。
自五月底以來黑人抗暴運動中，社會矛盾的不可調和已經到了一定要用暴力表達出來的時候。但暴力帶來的短期政治強度已經開始呈現出退減的態勢。更不用說此次暴動本身就不完全是由左翼政治力量主導的。暴動主義對暴動單純的美學化已經跟不上變化，甚至帶有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色彩。這裡擺在美國左翼面前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應對暴動之後的情況：騷亂之後，如何通過自我組織以一個有紀律的強勢面貌進入新的社會矛盾當中，並且擴大影響成為贏取大多數無產階級並代表其利益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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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說，強調差異性的諸眾即是出路？作為觀察者，我會繼續關注美國左翼在騷亂之後的討論。也許美國左翼會選擇用黨的形式來達成這個目標，也許會採用工團或者社區組織等形式，這一切現在還在辯論當中。但是從一個實際的角度出發來看，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政治行為都會面臨在社會中的大多數和極少數中劃分敵我。
【1】 據報導30日凌晨也出現一個向載有警察的警車投擲燃燒瓶的案例（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c-crime/ny-molotov-cocktail-tossers-floyd-protests-20200531-vnvnnul2l5gq5hsusn5bhv4ud4-story.html）。
【2】沸水戰術是2000年以後世界多地警察在鎮壓大型示威活動時常用的戰術。簡單來說就是包圍聚集起來的示威者並斷絕示威者水等物資來源最終消耗拖垮示威活動。據報導，紐約警察利用宵禁令在布朗克斯等地對和平示威者使用此戰術。警方在下午合法和平示威的時候就將人群包圍，然後待宵禁時間（20:00）一開始警方便宣布集會非法然後強力無差別逮捕示威和旁觀人員。
【3】在這種說法中，警察也是為別人工作的人（do their works）。工作權益和工人權益不是一個概念，但是在實際情況中經常被混用。作者在此特別說明。
【4】自由意志主義者和BLM運動的關係比較複雜微妙。因為兩者都沒有直接反對資本主義的主張，所以兩者對待政府干預的態度上上有重合之處。比如，兩者都有約束警察權力或者反對毒品戰爭的訴求。
【5】在工業大資本領域以外，公共事業領域也在製造黑人剩餘人口。始於上世紀30年代的新政福利政策在70年代開始被逐漸取消。在新政福利政策所創造的就業安全保障網絡中，大量公共事業機構僱傭黑人。此僱傭網絡的削弱加上公共開支緊縮使得大量黑人失去穩定工作。
【6】不過據我觀察，紐約的示威雖然出現了在暴力行動與和平示威之間靈活轉化的鋒線戰術，但是總體來說，示威活動總方向還是受制於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的「紮根空間」的運動構想，也即，通過對地標的佔有來宣示民間的力量和其對城市空間的主權。這種向心式的陣地佔領在近期一些左翼對鋒線戰術的討論中受到了批評。這些批評指出鋒線戰術的發明本來就是為了克服佔領華爾街模式在警察沸水消耗戰面前的局限性。因此，這次紐約運動中的「鋒線」並不完整。
【7】2017出版的《 Hinterland: America's New Landscape of Class and Conflict》一書對此有很詳細的闡述。這種城市之外的白人至上主義根據地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白人原生主義的美學甚至神學體系。許多團體進行奧丁和森林崇拜，呼籲白人回到未被大城市世界主義和社會化大生產所汙染的白人戰士部族共同體文化中去。比如說，在2016年時筆者在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就聽到了這樣的說法：在弗州西部山區活躍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 Wolves of Vinland正用一種非常神話學的方式號召白人在偏遠的土地上耕作以建立自己的國家和武裝騎士團，以讓白人擺脫已經被邪惡的龍（指多元主義）和黑人所佔領的里奇蒙城堡之統治。從階級上來說，這種小農式的有機自治共同體也常常和生態法西斯主義重疊，都鼓勵白人守住自己的「血與土」。並且，這種美學往往和原始無政府主義者的農耕互助夢互相呼應。
【8】這裡要特別澄清一下我認為的左翼對爭取大多數的看法。在美國，不排除支持議會民主的左翼的大量存在，比如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伯尼桑德斯支持者，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不失為某種方法。但我認為更激進的左翼並不會認為爭取大多數就等同於去參加選舉。大多數左翼對於美國選舉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並不能反映民意這一看法是有共識的，所以有時會和選舉保持距離。有一個關於美國的選舉的事實其實是可以支持他們的觀點的：美國選舉的投票率，特別是在年輕人中，在近年都不是很高。不過，具體到什麼才是贏得大多數的問題上，左翼內部會有很多觀點。比如受社區主義影響的左翼可能就會對贏取社會全體的大多數不是很感興趣。自治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認為要用工作以外的社會組織比如家庭來完成對大多數的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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